第八屆

魯迅文學獎

隨著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揭曉獲獎名單，文學界與讀者再度熱議這些獲獎作家與作品，本屆獲獎作品風格多樣，彰顯了時代精神與人民情懷，體現了文學界“以文弘業、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鑄魂”的文藝精神氣象。本報對這些作家、評論家、翻譯家的作品多年來持續關注報道，今天特此推送該專輯，分享獲獎者的創作觀與作品評論。

作家陳倉以《月光不是光》獲得本屆散文雜文獎，本書收錄的作品以作者自己的故鄉陜西塔兒坪為主要背景，描述了改革開放至今城鄉變遷給身在其中的主人公們帶來的各種情結，反映了農村的巨大變化給遠離故鄉、重返故鄉的人們帶來的心靈的震動。在2019年的本報訪談中，他表示“偉大的文學作品，其實不是寫出來的，不是想出來的，而是活出來的。只有活出來的作品，才會有血有肉，才會有真切的痛感和快感，才會體現時代精神”。

訪

談

陳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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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懸浮到扎根，偉大的文學作品是活出來的

從“致我們回不去的故鄉”到“獻給接受我們的上海”，從“進城系列”到“扎根系列”，作家陳倉以步履不停的姿態完成了一個農民的“進城”遷移過程：從陜西丹鳳縣到此城上海。

這種轉變反映到文學作品上，則顯得更為沉淀與深厚。他奮力書寫大移民時代人們如何懸浮又如何安家，從而尋求靈魂的安妥。2003年底來到上海，初到之時的各種不適，只能寄托于文字來抒發隔閡帶來的心靈震撼，但十幾年過去，他已定居上海，所謂“此心安處是吾鄉”。在他看來，中國現代化深入到今天，鄉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已經處于一種高度依賴和相互尊重的狀態。那么，既然回不去了，就“以他鄉為故鄉”。“不管你是什么人，你肯定生活在土地上，不僅吃的東西來自土地，用的東西也來自土地，哪怕一只鳥一束光，都在向下向下向下，最終都要回到土地中，所以在這個世界上，總有一塊土地屬于你，總有人在為你種地。”陳倉尋求土地的供養，所以他尊重愛護土地，他希望用作品來告訴人們：當遷移變得不可避免之時，仍要善良而寬容地生活，嘗試以傳統道德文明的回歸，造一個靈魂與肉體彼此融合的新故鄉。

陳倉“進城系列”｜作家出版社

記者：從農村走進城市，在遷移中產生心理落差，而這種遷移，在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中，是一個普遍現象，人們在新的停留地，尋找故鄉的影子。

陳倉：我們有兩個故鄉。在這個大移民時代，不僅僅農村人在搬家，城市人也在搬家，從鄉村搬到了縣城，從縣城搬到了省城，從省城搬到了國外，即使是同一個城市，也在不同的巷子里搬來搬去，所以大多數人都有兩個故鄉，一個舊的回不去的故鄉，一個新的剛剛扎下根的故鄉。馬爾克斯說，沒有一個親人埋在這里，這里就不能稱為你的故鄉。我一旦埋在兩個地方，兩個故鄉就形成了，它們像一對雙胞胎，穿著打扮是一樣的，血脈遺傳是一樣的，意味是一樣的，分量也是一樣的，都有我們愛著的人，都有花飛花謝草飛草長，都有一座供我們朝圣的寺廟。

記者：作家袁敏評價你小說中的“我”時認為：“我”身上有許多矛盾的東西，她欣賞這種矛盾，她覺得這種矛盾是一個身體從農民變成城里人以后，靈魂還在遙遠的鄉間徘徊，內心分裂的表現。這種內心撕裂產生的矛盾大概是你寫作的靈感之一。和剛來上海的時候相比，現在你的心境有什么變化嗎？

陳倉：我覺得這種矛盾是大移民時代的特點，在進城人員身上普遍存在，它是一種沖突，也是一種掙扎，更是一種撕心裂肺的痛苦。為什么呢？因為我們進城了，有些鄉土文明需要守護，有些城市文明需要接納，這是相互入侵最后又要彼此和解的過程。靈魂不是一個虛幻的物質，它是附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種感受。我剛來上海的時候，發現什么都不如意，處處都有隔閡，下個雪吧都不痛快，所以總是充滿了抵觸情緒，寫了很多城市人對農村人所謂的“歧視”。現在不一樣了，日久生情了，看到一棵樹一根草，像遇到前世的戀人一樣，心都會砰砰直跳，眼里飽含著深情。我最新寫了一篇小說叫《上海反光》，反映了上海對我們這些打工者釋放出來的善意之光。

記者：你的寫作從書寫“回不去”的主題到提出“扎根”是回去的一種有效途徑，《反季生長》是“回去”第一篇，之后你又陸續寫了多篇文章，那么，其中涉及的重要問題就是“如何再重造一個故鄉”。你現在對這個問題有答案了嗎？

陳倉：我覺得很多美好都是感受出來的，很多苦難都是回憶出來的。我剛剛來上海的時候，非常想家，想那些親人，想我們家會捉老鼠的貓，想我出生的大宅院，想屋頂的炊煙和門前的那條小河，還有夏天的蟬鳴和春天的杜鵑花。但最近幾年，回去一看，什么都變了，和記憶中不一樣了。我們家的大門已經鎖了好幾年了，村子里沒有一個親人了，這就是我說的回不去了。回不去怎么辦？那你就得把根好好地扎下去，在他鄉建立一個新故鄉。新故鄉的標準是什么？你必須有一棵樹，有一條購買柴米油鹽的街道，身邊有幾個親人和朋友，榮耀有人分享，委屈有人分擔，最后還要把自己一點點埋在這里，把靈魂附在這里的一草一木身上，從而獲得重生。如果靈魂沒有在這里安定下來，那這里就不是我們的故鄉。

記者：作為一名作家也是一名記者，兩種不同身份都握有記錄時代的一只筆，除了文學書寫之外，也承擔了文藝傳播的職責。

陳倉：我在新聞行業干了二十多年，深度參與過報紙的市場化改造，當時我們提出了一個理念，就是新聞要有用、要充滿人文關懷，大概意思是有價值的新聞，能幫助和引導老百姓走向美好生活。

寫小說也是，我都秉持著同樣的理念，傳播善的思想，希望給人一束光。我喜歡給人以溫暖和力量的作品，處處傳遞著善意的作品，讓人讀了之后，會從中找到方向，增加生活的勇氣，注入熱情和動力。我在多個場合打過一個比喻，就像有人來問路，你只是告訴他，天有多么黑，路有多么長，而不給人家一盞燈，不告訴人家到底有多遠，朝著哪個方向走，目的地的景色有多好，這是不對的。

記者：文學在你的生活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陳倉：文學是我的宗教，我借助著文學這種方式，參憚，打坐，希望修行自己，也希望化解別人，讓自己處于一種“無我”的狀態之中。我一直告訴自己，能當一個作家是幸運的，因為作家有兩條命，一條是由血肉組成的，另一條由文字組成的。我把自己每一篇作品都視為自己的命，甚至比自己的命還重要，為什么這樣呢？因為肉體是會消失的，最后消失成了一把灰塵，而文字的命相對會比較長壽，它會附著我的靈魂一直存在下去。

記者：前不久，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在《逐夢70年：與人民一道前進——新中國文藝的初心和使命》中提到，扎根人民，永葆文藝生機和活力：“人民，既是社會主義文藝的‘劇中人’，也是“社會主義文藝的‘劇作者’”。

陳倉：鐵凝主席的話道出了文學創作的本質，那就是寫什么和怎么寫的問題。能稱之為經典的作品，故事一定是書寫人民的，而且是人民書寫的。許多朋友都問我，有沒有什么寫作方面的技巧，我覺得偉大的文學作品，其實不是寫出來的，不是想出來的，而是活出來的。只有活出來的作品，才會有血有肉，才會有真切的痛感和快感，才會體現時代精神。高爾基曾經就說過，我們的感覺都是用皮肉熬出來的。當一個優秀作家，和我們農民種地一樣，不能坐在家里，想玉米怎么揚花受粉，想麥子有什么營養價值，你必須把家里的地挖好，準確地把握好節氣，把種子撒下去，然后去施肥，去澆水，去鋤草，去捉蟲子，最后你才會有豐收。我種過土豆，特別喜歡吃土豆，每次收獲的時候，把土翻開，哇，那圓滾滾的不就是自己嗎？當你在現實中遇到自己的時候，應該是很興奮的，這恐怕就是藝術的感染力。

原標題：《【魯獎關注】陳倉：從懸浮到扎根，偉大的文學作品是活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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