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以前，我開始為孩子們寫下我在怡保成長的故事。我知道這也是為了自己而寫，因為過程中我努力回想父母當年的樣子。我和父母同住一城的歲月，除開1948年間的九個月，只有孩提時代到十九歲為止。我覺得應該告訴孩子們，離家前我的世界有多不一樣，好讓他們了解對身為孩子的他們而言，有什么變了，以及對身為父母的我們而言，又有什么變了。內人娉婷（Margaret）知道我的故事，也贊成我趁著力所能及把故事講出來。

之所以決定出版這個故事，是因為有一次我在新加坡碰到一群文史工作者，他們讓我更加意識到過往歷史里的個人層面。我大半輩子都在研究歷史，覺得過往十分迷人。我想要為自己，也為那些和我同樣渴求知識的人們剖析世間萬物的道理，然而我感興趣的道理總是如此宏大，甚至令人生畏。即使讀到王侯將相和市井小民的人生，我看待他們時也保持批判的距離，希望從中學得更大的教訓。隨著時光流逝，我終于了解自己對過去的理解多么片面：我的研究理路主要依循歐洲歷史學，也有儒家修身背景賦予的一些要素。

這些從事文史工作的朋友提醒了我，我們夸夸談論歷史的重要性時，其實無感于親身經歷某段歷史時期的人們是什么感受、有什么想法。我們往往訴諸文獻，試圖以此捕捉苦與樂的時刻，盡管這有助我們想象他人過往的片段，但我們太缺乏人們實際經歷的故事。關注地方文史遺產是第一步，鼓勵大家分享人生或許可以是下一步。我開始覺得，也許家族外的人也會對我為孩子寫下的故事感興趣。因此我著手完成故事，寫到1949年離開怡保赴新加坡，就讀新成立的馬來亞大學為止。在那之后，我的父母移居吉隆坡，再也沒有回怡保。為了讓這個故事適合更廣大的讀者群，我竭盡所能地修改并補充故事的各個篇章。

很多朋友跟我說，真希望當年父母還健在時多和父母聊聊，我記得自己在青少年時期想法正好相反。那時候我覺得母親太常講起中國，卻太少講到我真正想知道的事。不過我記得當時好希望父親可以說說他自己的事，尤其是他在長江流域成長的中國童年。父母兩人都熱愛他們的中國，而且就我記憶所及，他們一直夢想能回到家鄉。

在我心中，中國的不平衡讓人不可思議。母親眼中的中國，是她害怕會消失的傳統中國，她希望自己的獨生子對此能多少有所了解。母親將之視為職責，要讓我盡可能多認識中國，因為我是生長于異鄉的孩子。

母親丁儼、父親王宓文和我。攝于1930年代中期，我們剛搬到怡保不久。

我覺得應該把故事說出來，讓我的孩子能讀到這一切的來龍去脈。我一邊寫，一邊后悔沒有趁父母在世時多和他們聊聊。母親最后確實寫下了她的人生故事，我也為孩子們翻譯了一部分，作為本書的內容。真希望那時能要母親多和我說說這些事。但我最覺得可惜的還是沒能多聽父親講一講個人的事情，說說他的夢想，還有他的成長過程是什么樣子。有時真希望父親在我面前展現的是他真實的自我，而不要活得那么謹守他心中儒家父親的典范。如果他愿意談身處動蕩時代，自己如何從孩子變成大人，我一定聽得津津有味。或許是這份失落感驅使我說出這個故事。

母親在1993年9月撒手人寰。臨終之際，她把1980年完成的手稿《略述我五十年之回憶》留給我，那是她用非常工整的小楷為我寫下的回憶錄。她說她有好多人生故事想讓我知道，但我們從未久坐長談，因此無法好好把故事告訴我。我滿懷悲傷捧讀回憶錄，因為從未聽母親當面講述而錯過了她人生里的好多環節。運用回憶錄的段落，我將母親人生的關鍵時刻轉述給內人和孩子知悉。為孩子寫下我的故事時，我進而翻譯其中的相關篇章，讓他們能讀到祖母記憶中的故事。這樣對孩子來說更為真實，因為他們有機會親身閱讀祖母的文字，能夠更清楚知道對我而言她是怎么樣的母親。決定將成長故事付梓時，我認為也應該將母親的故事放進來，附在我寫的故事之后。

我記不清母親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告訴我她的故事，但我想應該早在我五歲上學以前就開始了。母親說故事是為了讓我對中國的家人有所了解，讓我為返回中國做好準備。她想確保我看見她認識的全貌，好知道該抱有什么期待。假如我有妹妹，也許母親就不會跟我說這么多了。但因為我是獨生子，她又離家迢迢，沒有其他人聽她說故事，所以她必須確保我不會忘記她告訴我的種種。我們是第一代核心家庭，父母兩人則成長于大家庭，和許多近親同住一個屋檐下，同堂的至少有三代。其他親戚都住在附近，所以通常也不需要多說親戚的事。有好多故事母親都再三重復，確保我領會。對她而言，這是一種文化傳承實踐，因為我從來不覺得她說故事是為了讓我覺得有趣。母親的一言一行在在散發濃厚的責任感，我不久便了解到她在教育我認識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是父親的兒子，來自深深扎根于傳統中國的家族。她希望讓我知道自己在王氏家族的定位，也希望為生在遙遠異鄉的兒子盡好自己身為中國母親的本分。

母親從自身的故事開始說起。母親名叫丁儼，家人叫她丁佩蘭。她出生在江蘇省東臺縣城，東臺是濱海城鎮，地處長江以北約五十英里，離父親的故鄉泰州不遠。東臺地勢低平，接近沿海分布的鹽田，那是丁家十九世紀享有的財富泉源。丁家來自鎮江，鎮江是長江三角洲的大城市，位于長江和大運河交匯處。丁家祖先里不乏曾任鹽運使司衙署官員者，其中一些人去職之后仍然和鹽業保持密切關系。十九世紀中葉，太平軍逼近鎮江時，母親的這支丁家人離開鎮江，前往東臺。

丁家由成功的文人領導，他們期待家里的年輕子弟專心研讀典籍，以圖仕進，不過也有和鹽業關系密切的丁家人。清廷在1904年之后廢除科舉考試，丁家子弟仍因循舊規，繼續讀書；一部分是家族傳統使然，一部分也是因為他們不知道除此之外還能做什么。不過還是有比較務實的丁家人，他們轉向商業投資，而這幾支直到民國初年都還十分富裕。

母親的大哥恪守傳統。她告訴我她大哥要在瞬息萬變的中國謀生時，有多么手足無措。這喚起了她個性中務實的一面，讓她對中國青年男子應該讀什么書感到非常矛盾。考慮到大哥的狀況，她的觀點是如果孩子對讀書缺乏天分和興趣，那么應該建議他學些實用的技能，而不該一味逼他讀書。母親還有個跟她一樣務實的妹妹。她很喜歡妹妹，也認同妹妹的職涯選擇： 在地方政府當小職員。

丁家三個孩子出生時，家產仍然富裕完好，每到吃飯時間，全家超過百口集合在有數重庭院的大宅里。說到宅里用鑼聲召喚家人集合用餐，母親甚至語帶敬畏。男人在正廳的餐桌上吃飯，母親則和她的母親、妹妹在內廳同其他女眷一起吃。然而好景不長，母親這代是沾得這種家族庇蔭的最后一代。吸食鴉片漸漸荼毒家里的男丁，甚至也禍及一些女眷。清朝覆滅后動亂不已，加上軍閥各據山頭，讓地方駐扎的軍人得以在地盤內任意向商人和鄉紳地主“征稅”。

軍閥苛捐加上鴉片煙害將東臺丁家推上末路，不過母親記得鎮江的本家多挨了一段日子。母親述說的丁家故事摻雜憾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如何嚴詞批評某些宗族長輩。她一再重申鴉片的危害、種種鋪張浪費、財務管理不當、大家族規模過分膨脹，而最重要的，是丁家男人無力適應這一隅中國瞬息萬變的局勢。

丁家傳統上依循儒家教導，也囿于此一窠臼，大家期待兒孫用功讀書，求取功名。她的父親在研讀經典方面的表現稱不上優秀，因此被鼓勵去幫忙家族經營鹽業。1905年母親出生時，家境依然富裕，但不久之后，丁家從前和官僚的關系隨著清朝垮臺而斷裂。其后，她的父親和叔伯、堂兄弟竭力維持生意運轉，以維系大家庭。這是場沒有勝算的戰斗。他們需要新的商業能力，但家里出不了真正具有企業才干的人才；面對袁世凱總統治下不穩定的民國政權和后繼掌權的軍閥，他們也欠缺與之周旋的必要關系。丁家上下只知道固守儒家價值觀，讓他們的子孫準備好展開某種書中自有的事業。他們或許預期帝國傳統有所改良，但仍在能夠適應的范圍，似乎從不懷疑儒家的中心思想依舊會是政府的指導原則。

滿清統治結束以后，確實有件好事發生在母親身上。縱然王朝已傾覆，又盡管民國政權支持一概終止婦女纏足的激進呼吁，但家里仍舊安排讓母親裹小腳。聽到自己必須遵循習俗時，母親向外祖母哭泣哀求。母女兩人皆泫然落淚，但外祖母不改心意，纏足照舊進行。疼愛母親的仆人不忍見到母親哭泣，也向外祖母求情，她指出附近一些人家已經終止這項陋習。外祖母最終讓步了。我覺得母親的腳很小，但她說不準如果腳從來沒被纏過，是不是可以長得更大。

母親在成長過程中，看見家族隨生意沒落而四分五裂。她看見大哥整日埋首于儒家經典之中，唯一的樂趣消遣是書法和下棋。她和妹妹在家里學會讀書寫字，母親對古今文章深有涵養，閱讀涉獵廣泛，甚至讀了一些她不該讀的傳統小說，像《紅樓夢》。家里期待她長大后幫她的母親在持家上分憂解勞，因此她研讀女德的典籍，也學習一應家務和各種實用技藝，皆是打理大家庭所必需。她最引以為傲的成就是勤練而來的好書法，她寫得一手漂亮的標準小楷，這是丁家每個女子都應該會的技藝。母親常常告訴我她練字有多努力，她和書法受到盛贊的堂姐一起練習，后來終于把字練到可與堂姐媲美。不過，母親承認她永遠沒辦法像堂姐一樣精通繪畫，堂姐不只是地方上的佳人，也被視為鎮上最有才氣的女畫家。1980年，我在上海再次見到這位堂姨，堂姨已經年近八十，依然美麗動人，她給我一柄親筆作畫落款的畫扇，要我帶給母親，堪稱珍寶。

我終于在2010年4月造訪東臺，卻遍尋不著母親口中的大宅和庭園。當地人告訴我大宅過去坐落何處，之后又怎么出售改建。他們為我指出那塊土地上后來蓋起的房屋，現在住著幾十戶人家。我遇見住在附近的某家人，他們還記得丁公館（丁家大宅）的故事。其中一個人帶我去看幾百碼外的小溪上的一座橋，仍然叫丁公橋，標示丁家土地的邊界。盡管不知道他們說的有幾分正確，但我所見的印證了母親的故事，還是讓我很高興。

這些故事大部分是在我成長過程中，在戰爭于1941年延燒到怡保之前聽說的。最初的故事聽來趣味盎然，我們在怡保沒有近親，這些故事把我們小小的三口之家放進大網絡中，連結為數眾多的姨姑嬸嬸、叔伯舅舅，還有或親或疏的堂表兄弟姐妹。深一層的背景里還有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其他祖輩親人。母親一絲不茍地教導我，要我認識所有分得清的親戚，每個親戚都有一兩則趣聞賦予他們鮮活形象，親戚個個都被精準定位，安置在以母親父親為中心以及最終以我為中心的網絡中。因此我的心靈世界住滿血親，母親那邊除了她的大哥和妹妹之外都暗淡不清，但多虧母親，父親那邊則鮮明清晰，溯及王家四代。

母親說起夫家的故事，總是比說起娘家的故事要更溫柔。這是因為她真的尊敬王家，還是因為她覺得自己身負儒家職責，必須教導我尊敬王家，對此我始終無法確定。或許兩種理由都有一點，因為王家從來不是富貴人家，但他們堅守儒家文人傳統，不碰生意也不沾鴉片——至少這是母親透過精心挑選的故事所留給我的正面形象。

本文摘自《王賡武回憶錄》，王賡武、林娉婷著，林文沛、夏沛然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2年8月版上卷《家園何處是》的《敘說緣起》一節，澎湃新聞經上海譯文出版社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