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8年1月20日，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已就任滿一年。一年來，美國的國內政治、經濟與社會出現了哪些值得關注的變化？美國的外交政策經歷了怎樣的重要調整？“特朗普現象”又對美國及其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構成了何種沖擊？復旦大學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協同創新中心在特朗普執政滿一年之際，發布了《解讀“特朗普元年”》研究報告，對特朗普執政首年的美國進行了全方位、多角度、有深度的總結、分析和研判。澎湃新聞“外交學人”獲授權選刊其中部分文章，以饗讀者。

特朗普上臺之初，對普京贊賞有加并表示要改善美俄關系。而俄羅斯高層對特朗普當選也表示祝賀，對俄美關系“解凍”寄予了厚望。但一年來的實踐表明，美俄關系不僅沒有實現“重啟”，反而幾乎進入“死機”的狀態，兩國在諸多領域“互懟”、“死掐”，雙邊關系螺旋型下滑。美俄關系的這種狀態受到國內、國際多重因素影響，既反映了兩國實力對比和相互認知的巨大落差，也折射出雙邊關系結構的深刻變化。

美俄關系跌入冷戰后的“冰點”

一年來，美俄兩國在諸多領域針鋒相對、激烈較量，兩國關系跌入了冷戰結束以來的“冰點”。

首先，美國對俄制裁更加嚴苛。自烏克蘭危機以來，美國對俄施加了多輪制裁。2017年7月25日和27日，美國眾、參兩院分別以壓倒性多數通過對俄羅斯新制裁議案。8月2日，特朗普被迫簽署這一法案。該法案的嚴厲性體現在五個方面。

一是列出了十類可受制裁的對象，比此前的“精準”制裁寬泛許多，俄羅斯能源行業、軍工企業、幾家銀行以及被美指控干預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機構都被列為制裁目標。

二是制裁的理由更加寬泛，除烏克蘭問題之外，還擴展到“腐敗”、“侵犯人權”、“逃避制裁”、“向敘利亞提供武器”、“俄羅斯在歐亞地區的行為”等，幾乎涵蓋了美國對俄內政、外交不滿的所有方面。

三是宣示永不承認俄羅斯任何以武力改變領土的行為，其中包括阿布哈茲、南奧塞梯、克里米亞、烏克蘭東部和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區，這也為徹底取消制裁劃定了難以逾越的“紅線”。

四是法案規定，總統在做出包括解除對俄制裁或歸還被查封外交財產等涉及美對俄外交政策“重大改變”時，均需向國會提交報告，國會有權否決總統的決定。國會對總統外交權的這種限制，在美國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無疑極大地壓縮了特朗普政府調整對俄關系的空間。特朗普指責該法案“損害了行政部門在外交事務上的權威，降低了總統為美國爭取利益時的靈活性”。

五是制裁被強行納入美國的公法體系，這意味著即使雙邊關系真的出現大的轉機，修改這部反俄法案也遠比修正行政命令困難許多。1974年通過的“杰克遜-瓦尼克修正案”直到2012年才被廢止就是最好的例證（該法案是1974年美國國會通過的《貿易改革法案》所附法案。其內容是禁止給蘇聯、東歐等限制移民出境的國家以貿易方面的優惠——編者注）。可以預見，2017年的這部制裁法案將成為橫亙在美俄兩國之間的一道重大障礙，將對美俄關系的改善形成制度性制約。

其次，雙方“外交驅逐戰”輪番升級。作為對2016年奧巴馬政府驅逐35名俄羅斯外交官“遲到的報復”，俄羅斯2017年7月28日要求美駐俄使領館削減工作人員至455名，與俄在美使領館人數相當，并從8月1日起停止美國使館對莫斯科兩處房產的使用權。繼而美方要求俄方關閉駐舊金山領事館及在華盛頓和紐約的兩處外交機構，并極大壓縮甚至一度暫停辦理俄羅斯公民赴美簽證。更令人吃驚的是，俄羅斯駐舊金山和華盛頓的外交機構還遭到美方搜查,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嚴厲指責這一行為違反國際法，將導致俄美關系進一步惡化。

第三，兩國“媒體制裁戰”愈演愈烈。雙方加緊運用本國的“外國代理人法”，相互將對方媒體確定為“外國代理人”，并極大壓縮其在本國活動空間。2017年11月13日，美國根據1938年制訂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將俄羅斯國家資金資助的“今日俄羅斯”電視臺定為外國代理人并取消其進入美國國會采訪的資格。而俄羅斯司法部于12月5日將“美國之音”電臺等9家美國媒體確定為“外國代理人”，并采取相應限制措施。美俄大打“媒體制裁戰”反映出雙方在意識形態和宣傳領域的較量進一步升級，在雙方“信息戰”的對壘中，媒體既充當了急先鋒，也最終成了受害者。

第四，雙方在中東的地緣爭奪戰進入新的階段。自2015年9月30日出兵敘利亞以來，俄羅斯以強勢的軍事行動遂行其在中東的多重目標，既打擊了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恐怖主義勢力，也挽救了搖搖欲墜的巴沙爾政權。在此過程中，俄羅斯不僅保住了在地中海東岸的重要地緣戰略支點，還在一定程度上與伊朗、土耳其、敘利亞甚至伊拉克形成了某種“志愿者同盟”，提升了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影響。但與此同時，伴隨著伊朗近年來在中東的異軍突起，美國、以色列和沙特的戰略合作也在進一步提升。未來，在中東是否會形成對壘分明的兩個陣營，美俄在中東的地緣政治博弈如何演變，還需要拭目以待。去年底今年初，伊朗國內爆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伊朗和俄羅斯相繼指責示威是“伊朗的敵人”策劃的“顏色革命”。這表明，圍繞中東地緣政治的多方博弈正在拉開新的一幕。

美俄結構性矛盾的擴展

回顧特朗普執政一年的美俄關系變化，可以看到美俄兩國的結構性矛盾正在從地緣政治矛盾、戰略平衡問題向國內政治領域擴展。

俄羅斯被指控對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的干預以及在美國國內引起的強烈反彈，使美俄矛盾加速從外源性向內生性轉變，這進一步增強了兩國關系的復雜性。“通俄門”在美國國內持續發酵，先是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弗林因“通俄門”辭職，后有美國國會的四個委員會、司法部任命的特別檢察官對特朗普團隊涉嫌“通俄”一事展開全面調查。可以說，俄羅斯已經成為美國國內高度敏感的國內政治議題，“反俄”已經成為某種“政治正確”。而在俄羅斯，反美也成了塑造“外部敵人”以為嚴峻的社會經濟形勢尋求借口、凝聚國內政治共識甚至打壓政治反對派，進而為普京2018年順利開啟第四個總統任期的重要工具。

美俄關系的進一步惡化不是偶然的。首先在于美俄兩國實力對比的進一步擴大和戰略關系的失衡。盡管當前討論“美國衰落論”已經成為一種時尚，但僅就美俄兩國而言，它們的差異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拉大。無論是在經濟還是在安全領域，俄羅斯與美國的差距進一步明顯。一個最明顯的例證，就是美國的軍費開支已經超過7000億美元，而俄羅斯的軍費開支還不到美國的十分之一。

其次是相互認知的落差。一方面，美國既認為俄羅斯已失去了全球性大國的影響、淪落為二流國家，同時又因烏克蘭危機而認定俄羅斯是戰后歐洲秩序的“顛覆者”。而俄羅斯一方面仍自視為“全球性大國”，并試圖仍能像蘇聯一樣與美國“平起平坐地解決全球性問題”。另一方面又認為美國實力已經大大下降，俄羅斯可以在“后蘇聯空間”有所作為；三是游戲規則的重塑。由于實力對比的變化，美俄兩國昔日以全球戰略穩定對話為核心的議事日程已經空心化，而經濟聯系的虛弱又令雙方很難展開雙贏式的合作，因此試圖干預對方的國內政治成為兩國迫不得已的游戲規則選項，而這使雙方的結構性矛盾從全球安全、地緣政治延伸到了國內政治，使雙方的相互認知進一步惡化。

美俄關系的螺旋型下降使很多專家驚呼“新冷戰”的到來。但筆者認為，冷戰是一個特定的概念和形態，它意味著兩個超級大國全方位的競爭、兩種意識形態的全面對立、兩大軍事集團的全面對抗和兩個平行市場的互不往來。而目前的美俄關系完全沒有了上述特征，從國家實力而言，俄羅斯與昔日的蘇聯已不可同日而語；從意識形態而說，俄羅斯已經基本上接納了西方的意識形態，盡管近年來俄羅斯國內政治保守主義盛行，但也不存在向西方“輸出革命”的問題；從軍事層面而言，盡管俄羅斯建立了以其為核心的集體條約安全組織，而美國領導的北約和亞洲同盟體系也依然存在，但雙方不可能爆發全面的軍事對峙；就經濟層面來說，俄羅斯在世界經濟體系中仍處于相對邊緣的位置，而且以“經互會”為核心的平行市場已不復存在，俄羅斯不可能重建一種封閉的經濟體系。

如果說美俄關系不可能重復冷戰，那么雙方的關系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性質？

美國喬治城大學安吉拉·斯登特教授曾著書認為，“有限伙伴”是21世紀美俄關系的新常態。但烏克蘭危機以來的事態發展表明，美俄非但沒有成為伙伴，反而成了對手，雙方在地緣政治、戰略安全以及國內政治領域開展了激烈的較量。但同時要看到，這種較量無論從烈度、廣度還是從影響而言都是有限的，它更多帶有的是區域而非全球、個別而非整體的性質，考慮到本世紀中葉之前的世界和美俄兩國的發展大勢，“有限對手”正成為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美俄關系的“新常態”。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俄羅斯中亞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原標題為《特朗普執政以來的美俄關系：螺旋型下滑》，現標題及文內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