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一位中國學者眼中的中東變局（2011-2017）》（世界知識出版社，2017年8月），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所長劉中民教授的新著。本書結集的80余篇時政評論凝聚了一位中國學者對中東問題不間斷獨立思考的成果，可以作為一條線索勾起中東問題研究者對中東變局的回憶和反思。本文為該書的序言。

2011年初，當肇始于突尼斯的所謂“茉莉花革命”導致本阿里政權瓦解之際，筆者正在迪拜機場轉機，此前剛剛作為中國代表團的一員完成赴蘇丹觀察南蘇丹獨立的全民公投。回國后不久，中東變局（西方稱“阿拉伯之春”）繼續在阿拉伯國家蔓延，并迅速導致埃及穆巴拉克政權瓦解，利比亞、也門、敘利亞迅速陷入嚴重動蕩。利比亞卡扎菲政權不久后便在內外夾擊下迅速崩潰，也門實現權力和平過渡后依舊動蕩不安，而敘利亞至今仍處在看不到盡頭的內戰之中。轉眼之間，中東變局已持續六載。六年多來，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構成了中東地區形勢的典型特征，并突出表現為轉型阿拉伯國家內部動蕩、中東地區格局失衡、“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肆虐等方面。

國家轉型步履艱難

從國家轉型的角度看，經過幾年的發展，轉型阿拉伯國家主要體現為由亂向治的國家、持續動蕩的國家，以及面臨轉型壓力的國家。

由亂向治的國家主要以埃及和突尼斯為代表，其總體情況是其形勢雖有所好轉，但前景仍難容樂觀；對于也門、利比亞而言，目前尚處于教俗對抗、部落割據、教派沖突、外部干預、極端恐怖勢力猖獗等多種危機之中，國家政治重建嚴重受阻，經濟與社會重建尚未提上議事日程。此外，對于在中東變局中躲過一劫的部分阿拉伯國家如沙特、阿爾及利亞、蘇丹等，都不同程度面臨低增長、高失業、政體脆弱等問題，尤其是繼承問題日趨凸顯。

地區格局重建困難重重

從中東地區格局層面看，中東亂局的根源在于中東劇變、美國中東戰略調整、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異軍突起等因素導致地區格局重建困難重重，始終難以形成相對穩定的力量平衡結構。

首先，以沙特與伊朗為核心的兩大陣營的地緣政治和民族、教派對抗日趨固化。過去幾年來，沙特與伊朗圍繞巴林、敘利亞、伊拉克和也門展開了持續的代理人競爭，雙方的對抗已經日趨公開化、陣營化，并且呈現出齟齬不斷但又不會走向戰爭的“新常態”。其基本態勢是解除制裁后的伊朗崛起的勢頭日趨明顯，而沙特雖然大國地位仍在，但因伊朗崛起、低油價沖擊、外交困境、沙美盟友關系倒退而陷入了嚴重戰略焦慮。

其次，傳統地區大國權勢異位，其力量重組遠未到位。土耳其基于爭奪地區主導權、國內庫爾德問題等多重目標四面出擊，導致最終陷入被動，目前已從“阿拉伯之春”初期的風光無限陷入多重困境。從埃及、沙特、伊朗、土耳其、以色列五大地區支點國家的力量對比態勢看，除上述伊朗、沙特、土耳其三強爭奪的態勢外，埃及因國內動蕩和經濟不振地位大降，但塞西政府正在謀求重振埃及地區大國地位，其內外政策漸趨理性，其成為地區大國的基礎仍在；以色列在中東變局中靜觀其變、低調從容，在巴以問題上的政策更加頑固保守，但其安全環境大幅改善，加之經濟和科技實力雄厚，使其成為中東地區大國中的另類穩定國家，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中東變局的最大贏家。

最后，從大國關系的層面看，中東亂局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國和俄羅斯中東戰略的調整以及二者之間的復雜博弈。總體收縮和可控型領導構成了當前美國中東戰略的基本特征，而俄羅斯則在美相對退縮的同時不斷加大對中東事務的介入，同時以中東作為突破烏克蘭危機后戰略困境的主攻方向，進而使地區熱點問題和地區力量的分化組合更趨復雜化。

總之，任何域內外大國都不具備單獨掌控中東的能力，導致中東地區格局與秩序重建更加艱難。目前的中東形勢不同于冷戰時期美蘇對峙和冷戰后美國的一家獨大，美國主導中東事務的能力與意愿繼續下降，俄羅斯雖加大介入中東事務，但仍是基于特定利益和目的的有限介入，飽受難民和恐怖主義之害的歐洲更無力全面介入中東事務。

“伊斯蘭國”意識形態威脅嚴重

在中東變局中，阿拉伯國家動蕩與地區格局嚴重失衡，為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異軍突起創造了條件。當前，具有實體化、準國家化特點的“伊斯蘭國”已取代“基地”組織成為國際恐怖主義的核心，成為大規模恐怖襲擊的主要發起者，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意識形態的傳播者，以及世界各地恐怖極端組織的效忠對象。

“伊斯蘭國”的現實威脅主要包括：首先，“伊斯蘭國”攻城略地、“治國理政”不僅使東地中海地區民族國家體系面臨瓦解的危險，其示范效應及其分支組織的擴散還對中東乃至整個伊斯蘭世界的民族國家體系構成潛在威脅。

其次，在國際反恐聯盟打壓下，“伊斯蘭國”采取內線陣地戰與外線襲擾戰并重的策略，導致巴黎恐怖襲擊后全球恐怖主義進入新的活躍期。

最后，“伊斯蘭國”恐怖力量與難民問題相交織且不斷外溢，不僅構成全球治理的難題，而且在國家、地區及全球層面沖擊不同文明的關系和族群關系，西方尤其是歐洲國家已深受其害。

“伊斯蘭國”的意識形態威脅則更為嚴重。首先，“伊斯蘭國”特別強調將建立所謂“哈里發國家”付諸實踐。建立所謂“哈里發國家”是“伊斯蘭國”堅持不懈地追求，其頑固性和毫不妥性遠超過“基地”組織。

其次，頑固堅持反對什葉派極端思想。“伊斯蘭國”堅持什葉派為異教徒，主張對什葉派根據“定判”（判定某人為異教徒）原則進行殺戮。在當前中東教派沖突加劇的背景下，這種極端主義思想極具蠱惑性。

最后，“伊斯蘭國”強調打擊“遠敵”（西方）和“近敵”（世俗的阿拉伯政權及其支持者）并重，同時強調對任何反對者進行“進攻性圣戰”。宗教極端主義意識形態構成了“伊斯蘭國”的核心影響力，弱化和根除宗教極端主義已構成了全球性難題。

對中東變局的回憶和反思

中東變局發生六年來，中東地區尤其是阿拉伯國家的動蕩給世人留下了以下三點頗具教益的啟示。

首先，由中東國家自主選擇發展道路是轉型國家走向長治久安的必由之路，軍事干涉、民主輸出、顏色革命等外部強加的方式均無助于中東國家的發展與穩定。其次，中東國家內部妥善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國際社會合力支持解決發展問題尤其是轉型國家和戰亂國家的經濟重建，是中東地區實現穩定和繁榮的重要前提。最后，通過對話、協商、合作實現中東熱點問題的政治解決是中東地區形勢由亂而治的必然選擇，這是伊核問題得以全面解決的根基所在，也是敘利亞問題等其他地區熱點問題的努力方向。

以上的判斷是筆者對中東變局六年來中東形勢的基本認知。近六年來，作為一位從事中東研究二十余年的學者，出于研究興趣和工作的需要，一直在跟蹤瞬息萬變的中東局勢，并用80余篇時政評論記錄了自己對中東變局的不成熟思考。盡管這些評論或源于自己的主動思考，或出于研究課題的被動驅使，或出于回應媒體朋友的約稿，但當今天翻出發黃的報紙和雜志進行梳理時，卻也發現自己的評論與思考基本上圍繞著阿拉伯國家轉型、中東地區格局重組、恐怖主義反彈和中國中東外交四大領域展開，前三個議題屬于對形勢的研判和分析，最后一個議題屬于中國學者無法回避的國家關懷。按照這一線索，筆者把80余篇評論編輯成書，其內容包括四部分：（1）中東國家轉型之難；（2）中東地區危機之深；（3）恐怖主義反彈之猛；（4）轉型中的中國中東外交。

對于學者來說，撰寫太多時政評論有被視為不務正業的風險，筆者也曾聽到過來自學界前輩的善意批評，并積極采納，力圖處理好時政評論與規范學術研究的關系。在此過程中，我基本堅持了三個原則。第一，堅持作有深度的評論，力求使相關評論有一定的理論性和歷史縱深，超越就事論事的簡單評論。第二，立足于自身研究基礎，不對自身無發言權的問題妄加評論。幾年來，當面對媒體要求評論自己并無研究基礎的問題時，我都一一婉拒，盡量避免出洋相、出笑話。第三，注意時政評論與學術研究的相互促進和相互轉換，相關評論多是近幾年所承擔研究課題的副產品，多把相關學術研究成果轉換為對特定新聞事件和熱點問題的評論，或者把某些評論進行凝練升華融入自己的學術研究。

當然，正如某些前輩的忠告所言，撰寫太多評論總歸會對學術研究產生一定的沖擊。相對而言，筆者在2011—2013年撰寫的評論較多，在2014年以后有意識地減少了撰寫時政評論的數量，因此2014年以來的評論多為結合年度形勢總結和重大問題的評論。

時政評論面臨的另一考驗是其結論能否經得住時間的考驗。在今天把過去的評論拿出來翻看時，聊以自慰的是，筆者的多數評論與后來形勢的演進以及當下的形勢還能夠有時間和邏輯上的延續性，起碼沒有太離譜的評論。

例如，筆者從中東變局之初就不同意將“阿拉伯之春”界定為“民主革命”，對其前景相對悲觀；強調阿拉伯國家轉型的共性與差異，不看好伊斯蘭力量的發展前景；強調要重視敘利亞危機的外部因素，預測敘利亞危機或將陷入長期僵持狀態；較早強調恐怖主義反彈等觀點，基本上與后來中東變局演進的現實相吻合。

當然，必須敢于承認自身在某些問題上的認知偏差，這是學者應有的誠實態度。例如，筆者對敘利亞巴沙爾政權能否存續、伊朗核談判協議能否達成的前景就較為悲觀，盡管沒有提出過于直接的結論，但關于巴沙爾政權前景堪憂、伊朗核協議短期難以達成的判斷還是不可避免地滲透在無法抹去的字里行間。

另外，不管結論正確與否，在幾年來的評論中，筆者一直在盡力培養和塑造自身的主體性，例如，在中東教派問題的認識上，在許多人強調中東教派沖突的情況下，筆者一直強調“勿用教派沖突簡單概括中東問題”。又如，筆者在中東變局之初就在評論中較早提出中國應加強對中小國家的研究，深化區域國別研究，這一主張已經在后來和當下中國日益繁榮中的區域國別研究中得到了體現。再如，在中國介入中東事務的問題上，筆者一直強調要準確評估中東形勢，正確評估自身的能力、利益，準確界定身份和理念，堅持戰略信心和戰略耐心相結合，既要堅持既有外交原則又要積極有所作為等觀點，都體現了自身在某些爭議問題上的主體性認知。

當前，由于工作更加繁忙尤其是為行政事務和科研課題所累，加之隨年齡增長精力日漸衰退，已經很難再有精力和熱情撰寫更多的評論，遂產生了把過去六年關于中東變局的評論結集成冊的沖動。我深知由于這些評論多是在特定事件的情景下倉促完成，一定有許多不周全甚至是謬誤之處，但這20多萬字的評論的確凝聚了一位中國學者對中東問題不間斷的獨立思考，它們也許可以作為一條線索勾起中東問題研究者對中東變局的回憶和反思。

最后，在這里謹對發表本人評論的《光明日報》、《環球時報》、《東方早報》（即澎湃新聞前身——編者注）、《北京日報》、《文匯報》、《解放日報》、《中國社會科學報》、《新京報》、《南方都市報》等報刊和《世界知識》、《社會觀察》等時政刊物表示由衷的感謝！

中東研究雖為社會科學研究偏僻一隅，但伴隨崛起之中國與中東聯系日趨緊密，尤其是“阿拉伯之春”以來中東變革與轉型之巨，當有無數艱深議題需要我輩研究破解。

是為序！

 （本文標題及文內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