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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昂 

編輯：林子堯

本文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溫水煮青蛙”，范欣這樣形容自己任教的二本院校的氛圍：穩定的高校事業編制、不高不低的工資、不具備競爭力的科研平臺、不多不少的教學和行政任務，這也是如今國內大多數知名高校博士生畢業后的去向——泡在一池不冷不熱的水中，在學術理想和現實的碰撞中掙扎。

 “本科是不是985、211？不是，那4萬塊錢沒有了。”“唰——”，面試官在表格上劃掉了一項。這是6年前張歡參加的6場高校面試中普通的一場，那時她剛剛博士畢業于北京一所985高校的文科專業。

“有沒有留學背景？有沒有核心期刊？有幾篇？是A類嗎？影響因子是多少？”在類似一連串的盤問后，張歡才知道面試官劃掉的是人才啟動經費。其實她并不在乎到底能拿到多少錢，但她感覺這些高校“有一種很大的氣場，好像他們并不需要我，但我還要死乞白賴地過去。”

最終，在2016年暑假，張歡與長三角地區一所普通高校正式簽約入職，那是一家在面試時對她態度還算友好的學校，她也沒有收到其它offer。

相比之下，徐菲求職之路平坦順暢得多。在上初高中時，徐菲就產生了做大學老師的模糊想法，因為編制穩定、有寒暑假、不用坐班，這也是父母幫她規劃好的人生方向。

2020年11月份，徐菲在北京大學讀博士四年級，她在師兄邀請下參加了福建省的引進生招聘會，全程包吃包住包機票，有現金補貼，碰到的工作人員也十分熱情。

5個月后，徐菲成為班級里第一個與高校簽約的博士，福建省的一所二本院校承諾了她140萬的安家費，入職職稱是副教授，前2年的年薪是30萬。

受困于買方市場的博士生，與時間賽跑

2018年，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改委聯合印發了《關于高等學校加快“雙一流”建設的指導意見》，《意見》特別提出，要適度擴大博士研究生規模，加快發展博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大力培養高精尖急缺人才。

徐菲在2018年高校田徑運動會

根據國家教育部門的統計，博士招生規模從2000年的2.51萬人增加到2020年11.6萬人，當年畢業博士生人數達6.6萬人。他們的去向大多是做高校教師或進入研究所工作。

盡管博士生數量越來越多，高校對青年教師的需求在近十年逐漸趨于飽和狀態。2020年從廣東省一所985高校畢業的范欣發現，“早三年畢業的師兄師姐能去985，早兩年畢業的能去211，早一年畢業的能去一本。那我們這年只能去二本了，再后面可能二本都夠嗆，省會都留不到了。”

據我國高等教育資訊網站“青塔網”統計，截止2021年，我國至少有49所高校開始實行“非升即走”的考核制度，主要集中在雙一流與經濟發達地區的高校。學校與新教師簽訂短期合同，通常兩到三年的使用期結束后，通過考核者獲得終身教職，反之離職。

徐菲曾打聽過五所雙一流高校的薪資和待遇，沒有安家費，沒有編制，職稱是講師，有的還需要先做兩三年的博士后再進行考核，一個月的工資是6500到12000不等，其中就有學校向她提出過offer。

她沒有多猶豫就拒絕了，“人不能既要又要還要，如果我只是想要一個薪水比較高的地方，那我就不能糾結這個平臺好不好。”

徐菲覺得她在北大的博士生同學“集努力、天賦于一身，真的可以熱愛學術到狂熱的地步，24小時不睡覺，看論文、寫論文一天一宿。”她覺得自己做不到。

而同樣從北京985高校博士畢業的張歡就沒有那么多選擇。她曾經參加過長三角地區一所一本學校的面試，對方明確規定要三年以上的留學經歷，直接將簡歷還給了她。因此，她也根本沒有去985高校面試，“如果說985讓我去，我還要什么安家費，我肯定說愿意，給我這個機會就好，因為985的平臺好嘛。”

北大校內擊劍比賽，徐菲獲得混合組冠軍

“這就像一個買賣的市場，博士有行情好的時候，也有行情不好的時候。”李鵬認為這是博士求職的現狀。他博士畢業于西南地區一所211高校的理工專業，在華中地區的一所二本院校任職。

高考本科報考成績按分數線劃分為三個批次，二本院校是本科報考第二批次大學，僅次于提前批和本科一批。他認為雙一流高校的市場已經供大于求，而二本院校對青年博士仍有一定需求，因為博士占教師的比例是直接考察一個高校師資水平的硬性指標。因此，它需要用福利待遇和薪資條件引進博士提高師資比，以申請碩士點、博士點或更多政府的財政資助和補貼。

不同省有不一樣的人才引進政策，以福建省為例，在2017年，為貫徹落實福建省委《關于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的實施意見》，福建省多所普通高校制定了優厚的經濟和生活待遇政策。當地一所新建的二本院校為教授提供科研啟動資金30萬元、副教授20萬元，提供住房補貼，教授不低于50萬元、副教授不低于35萬元。省政策還可與高校的優惠政策疊加，如直接聘任為教授、副教授，提供高年薪、安家費、科研啟動經費等。

2022年紹興市召開的招才引智“人才專列”活動宣布，在高層次人才方面，紹興對引進的A—E類人才，給予9-100萬元安家補貼、35-500萬元房票補貼，為期10年每年1.5-10萬元租房補貼，高校畢業生可先“零門檻”落戶后就業。

幾年前的青年博士還有選擇高校的余地，在今天，膨脹的博士數量快速壓縮了本就有限的就業空間，高校幾乎完全主導了買方市場并制定規則，博士所能做的就是抓緊時間畢業，跳進不斷被填滿的蘿卜坑。

在2020年春天，還剩下幾個月，李萱就要從華東一所985高校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學位畢業，她早就從師兄師姐和同學的口中得知博士在高校謀職的競爭激烈，所以早早地開始四處找招聘信息，擔心晚一步的話“一個蘿卜一個坑，可能就沒有了”。

突然爆發的新冠疫情壓縮了李萱本就不多的選擇空間，她只能通過網絡投簡歷，投了至少十多份，還直接打電話給高校，但是最后要么沒有收到回復，要么就是連電話都打不通。

其中，在家鄉西南地區的一所211學校是李萱最想進的高校，但是它提出了做師資博士后的要求，博士后也是她大多數同學畢業后的去向。

“博士后”并不是一個學位，而是與高校簽約后，進入工作站或流動站負責科研的職稱。師資博士后需要同時承擔科研和一部分教學任務，為留校做青年教師做準備。在合約期滿后完成學校科研和教學指標的師資博士后才有機會得到教職。李萱了解到家鄉一所211高校師資博士后的年薪大約是20萬。

李萱認為這正體現了現在高校教師的飽和狀態，“它并不缺青年博士，它希望你能在最好的年華，把學術成果做得多一點，申請項目，發表文章，再通過進一步的淘汰機制，去選擇其中最小的一部分人。”她抓住了最有把握的機會，回到家鄉西南地區的一所二本院校做青年教師。

在入職三四個月后，李萱接到同學電話得知一些高校在招本專業的博士，其中就有她以前心儀的學校，但是她已經沒有嘗試的機會了，在正式簽約前，她看到條款上寫著的違約金超過了20萬。

成為青教，二本高校體系的底層“工蜂”

工作后，李萱90%的時間都花在教學和行政任務上，科研只是“副業”。更多的時間，她被要求“無微不至地、保姆式地管理學生”。

做學生的班主任、學業和就業導師，認領教材、排課、監考、值班……這都是與李萱一樣剛進來的青年教師的任務。

她感覺自己處在高校體系的最底層，在她頭上有數不清的領導，院長、副院長、教研主任、人事處、財務處……其中每一層都可以給她安排任務。有時下班后回到家，將近凌晨，她還在統計數據。

入職兩三個月后，李萱終于在一次領導分配行政工作時，表達了自己還沒有適應工作，也不是很想做的意愿，與領導發生了爭論。最后，李萱還是必須完成被指派的工作，此后還需要完成更多的任務以“彌補”她的錯誤。

廉思在《工蜂：大學青年教師生存實錄》一書中，將青年教師這一類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喻為“位于蜂群中最底層的工蜂”，他們承擔著族群大部分的工作量，但回報與待遇微薄。

如今，入職近兩年，李萱已經基本適應了這些行政任務，也做了近兩年的班主任，如果學生喝酒、夜不歸宿、宿舍矛盾、打架，都歸李萱管。她要追著學生問他們的考研和就業打算，晚上要在學生宿舍值夜班，她感覺自己好像高中的班主任。

已經在華北地區一所二本院校任職14年的潘慧發現，現在必須全員參加的行政會議或活動也越來越多。她聽一位在211高校的朋友說一個學期只開了一次會，她覺得不可思議，“我們這個是不可能的，一個月至少有一兩次。”

張歡沒有做過班主任，占據她大部分時間的是行政雜活，比如收發表格、參加活動、寫活動報道、指導學生排版、修改教學大綱……每一個行政雜活看似都有一個正當的理由，但是她不明白的是為什么要填這么多表格，“你永遠是看不懂要填什么，稀里糊涂地填上去后，還要指導別人去填。”

在讀書期間，張歡的閱讀量是一年100多本，讀完后還會摘錄，而工作后，這個數量驟降到了20多本很薄的書。她一時適應不了無法掌控自己時間，無法沉下心看書學習的工作日常，加上當時沒有租到房子，她沒有時間備課，上課就開始講段子，學生們都被逗得大笑，但她心里知道自己并沒有教給他們知識，一下課她就趕緊溜走。

生完孩子后，張歡的時間變得更緊張，“有時候年輕人就絕望在這，你有想干的事情，你有自己的理想，但是你甚至連去實現它的時間都沒有。”

上多少節課、上什么課、什么時候上課，都不是青年教師能自由選擇的。

張歡一周的課時量是12節課，一節課45分鐘。這個課時量是老師義務完成的，她覺得教學壓力并不大，但是她看到有老師一周上30節課，如果一個系的老師人手不夠，或小班化上課，老師就只能多上幾節課，一個內容重復講八九遍。

2021年底入職的梁琪發現，下學期只剩下兩門課供她選擇，幸運的是，其中一門是她本專業的課。下個學期的課已經幾乎全被其他老師領走了，這門課被剩下是因為需要坐一個小時的校車去另一個校區上課。與她同時進校的教師只能上最后留下的一門與本專業無關的課程。

梁琪博士畢業于華東一所985高校，當時她在周邊城市面試了三個單位，最終只有浙江省一所二本院校給了offer，安家費30萬，科研啟動經費5萬，一個月工資不到6000元。

30萬的安家費她先拿到了18萬，剩下的12萬需要她在三年內完成指定的教學和科研任務再發。教學任務是一周8到9節課，科研要求是3年發2篇C刊，和一個省部級課題。

而5年前，張歡入職后才發現當初承諾的安家費是有附加條件的，那時候已經是暑假，高校招聘基本都已經結束了，而她認為這個小合同上提出的科研要求在三年內很難完成。

如果沒有完成科研要求，雖然有編制不會被辭退，但會承擔更多行政工作。由于工作多、工資低，張歡的很多同事已經辭職了，有的辦培訓機構，有的做公務員，還有的經商。就算留在學校的老師也都有自己的副業，比如英語系老師做同聲傳譯，她自己有時候也會給雜志或出版社供稿。

徐菲參加央視節目《熱血邊關》

徐菲已經拿到了第一年入職應給的8萬塊錢，等兩年考核期過后再拿50萬。

她所在的高校在2010年建立，由大專院校合并后升為二本院校，她覺得入職后比自己之前想象得還要輕松，教學秘書會提前跟老師商量教學安排。她一周要上9節課，因為愛睡懶覺，她的課都排在十點以后。

徐菲說自己是話嘮，喜歡講課，早在高中畢業的暑假時就在補課機構兼職，也有當助教、輔導考研英語政治、公務員面試的講課經歷。她現在上的課是兩門思政課，她努力把課講得有趣，和學生互動。如果有一周因為調休不用上課，她會覺得“憋得慌”。

在學術孤島獨自沉浮

王力在2016年從華北地區一所985高校畢業后，就進入了當地的一所二本院校。在他看來，“學校招老師進來都是為了科研，不是為了教學。首先考慮的是這個老師的科研能力，和以后能夠給這個學校帶來什么”。

在工作前，王力就已經跟師兄了解過科研平臺，做過一些心理準備，但入職后他還是感到了落差，“這邊的平臺跟以前上學的平臺差得有點大，沒想到能差這么大。我以前可能以為是一個量的差距，實際上是質的差距。”學校科研的場地、設備、資金都有限制，而且不像在博士期間有導師的指導，現在他只能靠自己，從零開始。

入職前三年，王力都在與企業合作做產品，這被稱為“橫向項目”，不同于以科研為主的“縱向項目”。如今是入校第六年，他把做橫向的幾年看作是“走彎路”，因為他覺得自己作為青年教師，遲早要回到學校這套體制評職稱。

講師必須滿2年才能申請評副教授，必須要有省部級以上的項目、科研經費和幾篇高水平論文，滿足了這些條件才有資格在全校內評選，但是因為名額有限，符合指標的老師也很多，往往是資歷老的教師評上。因此，他覺得自己前幾年應該多申請課題、多發論文，“年輕的時候盡可能把該拿的一些東西拿到比較好”。

在2010年到2020年，據《普通高校青年教師發展現狀研究》一文統計，全國普通高校教師職稱結構中，青年教師高級職稱在教師隊伍中所占比例較低，其中副教授的比例一直保持在14%-15%的水平，正教授的比例一直保持在1.1%-1.6%的水平。

張歡時不時地會感受到講師和副教授的差距，“比如你參加會議，副教授和講師的待遇是不一樣的。你幫人家寫一個書評，副教授和講師的錢也是不一樣的”。 她有一位50多歲的同事仍是講師，他的工作量非但沒有減少，反而變得更多，她覺得那也是自己一直做一個講師的命運。

張歡感覺自己在以科研為考核標準的體系中一直在墊底。

每年年終時，張歡和其他教師都會拿到一張表格，上面清晰地列出了她今年發表的論文，對應不同級別的期刊換算成分數，教師們的分數會進行排名，最后選出“優秀教師”進行表彰。每到這時，張歡就會感到差距，“有些老師的科研業績可能是你的幾百倍”

從小到大，張歡的排名都在班級前10%，但是進入高校后，她覺得自己永遠都被甩在后面，每年都報不上國家、教育部、省部級的基金項目時，她會問自己，“我原來這么差勁嗎？我是不是不適合干這個？”

梁琪今年第一次“寫本子”，即寫申報基金項目的申請書，是青年教師每年的常規，她申請了教育部和浙江省的人文社科基金。

“本子”的內容主要是研究題目、創新意義、理論價值、實踐價值等。最初，梁琪覺得它就像開題報告，不會很難。但開始寫后，她發現學院里的老師會花兩三年的時間寫國家課題的本子。

“你知道現在卷到什么程度，他們會摳字。比如這部分要求你在500字內論證理論價值，你必須要寫到500字整，不能寫499，也不能寫501。如果你要分三點講，這三點最好字數相等，用詞長短也要做到整齊劃一。”

范欣讀博期間去港中大交流

3月初是國家基金最后的提交時期，范欣在學校截止日期的前兩天都在糾結要不要交，學校里沒有硬性的科研指標，只是偶爾組織動員會。評副教授的要求是必須發一篇Q1期刊，范欣認為難度太大，她甚至都不想去努力夠一夠。

范欣從廣東省一所985高校的文科專業博士畢業后，進入了廣州的一所二本院校。在答辯前，她因為壓力太大，斷斷續續地發燒將近2個月。當時她在做博后和工作之間猶豫，考慮到就業越來越緊張，導師勸她先去高校工作。

入職后，范欣經常會質疑當初的選擇，同學們大多數去做了博后，有的去了211高校或研究所，她覺得同學們的去向都比她要好。她開始設想假如自己當初堅持做博后，發一篇好文章，或許在就業時會有更多選擇。

她覺得自己學校的氛圍就像“溫水煮青蛙”，她眼睜睜地看著以前的同學被考核要求逼得一直在提升自己、做科研，而自己除了進校第一年靠博士期間的成果申請到了課題，拿了些年終獎之外，在學術上并沒有進展。

范欣的學校今年已經取消了科研現金獎勵，這讓她覺得做與不做科研沒有什么區別。

對李萱來說，除了只有寒暑假或節假日有空做科研以外，學校的項目名額十分有限，她申請的國社科的本子連著兩年都被學院內部淘汰了。今年學院24個本子只送到省里3個，而整個學校只有12項。而省內的一所211高校在去年申中的就有40多項，送出去的本子起碼是幾倍的數量。

而理工科教師申報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是不限項的，也就是不會提前篩選，但是獲批率幾乎逐年下降，從2011年23.52%降到2020年15.88%。

今年3月份，王力已經提交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本子，這是決定他能否順利評上副教授職稱的關鍵。

在職的6年里，有企業邀請他跳槽，有雙一流高校向他伸出過橄欖枝，他也考慮了好幾次辭職。考慮到編制的穩定，他沒有付諸實踐。“編制更重要的是給你更多的選擇空間，即便在當下你沒有起飛或者沒有發展得特別好，你有充足的時間調轉方向。我起碼能保證自己餓不死，能養家糊口”。

雙一流高校從來都不符合他的擇業意向，他覺得：“你一個應屆博士什么都沒有，去985就是給一個大平臺大團隊的人去打工。優秀的學校有優秀的人才和品牌，它的格局是比較確定的，你很難延續自己的方向，也很難發揮自己的優勢”。

宋娟讀博期間打的混凝土照片

宋娟在華東地區一所985高校讀博期間，發表了7篇SCI論文，其中5篇都是中科院一區，可以說是博士少有達到的成果，她最后進入了浙江省一所二本院校，預計能拿到共150萬的安家費，享受子女教育綠卡和公積金無上限的政策。

她在擇校時考慮的是福利待遇和科研平臺。她覺得平臺的限制無法避免，盡管在申請基金時沒有硬性的要求，但是專家評審時很難做到“盲審”，因為本子里必須有可行性分析，就包括了學校的硬件設施和科研團隊。二本院校與雙一流高校相比就有劣勢。

宋娟在學校有熟識的師兄，她可以直接加入團隊，和其他老師一起合作寫論文、做項目。這對她來說很重要，因為她聽說過有的老師只能自己一個人干，“單打獨斗是不行的，團隊合作成果積累地比較快”。

在讀書期間，她就發現雙一流高校科研團隊講究“嫡系”，“導師親自培養出來的博士畢業后直接留校，或者去國外交流兩年，積累下成果，回來后再引進團隊，那你就是嫡系的。”如果新來的博士與導師不熟悉，就需要花時間調整研究方向重新磨合，一開始只能做一些最基礎的雜活。現在她所在的團隊里有十幾個碩士生，師兄分給了她兩個。

李鵬做科研就是“一個人一個團隊”，在讀博期間，他在導師負責的團隊里，大概有5個博士、10個碩士，老師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寫本子，按照大概的方向，具體的數據分析、前言、結論等由學生做。“但在二本院校，你沒有碩士、博士，你自己去做，不僅要考慮這些問題，還要把它變現”。李鵬估計自己一天總工作時間是10個小時，每天晚上8點到12點是獨屬于自己，做科研的時間。

他發現從2018年開始，投國內核心期刊的難度直線上升，他有一篇文章已經改了2年還沒有被接收。有時候掛著自己二本學校名號的文章會被直接退回，理由是“不符合該期刊要求”。

他認為這是國內學術界的現狀，“學術界就像一個生態系統，你是什么樣的生態位，匹配到的資源是不一樣的”。

當李萱告訴博士導師她要去西南地區的二本院校任教時，導師總是感嘆“太遠了”。等李萱入職后才明白導師口中的“遠”并不指地理距離，而是學術圈子和平臺。漢語言文學的學術圈子主要集中在一線城市，而她所在的城市處在邊緣位置。

從華東沿海城市畢業回到家鄉的李萱常常覺得自己孤立于本地的學術圈之外。以前讀書時，學校會舉辦各種學術會議，在導師的課題組里，大家都在同心協力地做一件事，身邊也有能夠理解自己處境的同學。現在她只能去參加外地的學術會議，才能找到可以交流的同仁。

“經常會覺得自己沒有什么價值感，這是最大的一個危機。不太確定自己做的事情有沒有意義，價值感特別弱。”李萱有時會懷念讀博的時候，當時她滿腦子只想著寫好自己的論文，這樣的生活簡單、純粹，不像現在有各種的外界壓力和現實矛盾。

“該想的遠方還是要想”

李萱試圖在自己朝夕相處的學生身上找尋青年教師工作的價值，“我們在很平凡的崗位上，唯一的意義就是你去關心學生，把所學的東西，好的資源帶給學生，讓他們上到和其它學校一樣好的課程，把你的注意力全部轉移到學生上面，讓他們這些年輕的個體能夠好起來。這是我找到的現在唯一一個可以解救我價值感稀薄的途徑。”

但是李萱發現，二本院校對于學生實踐技能的培養和中文系課程在文學和精神層面的價值引領作用是相斥的，“你必須要讓他們能夠馬上找到一個吃飯的技能，你就不能整天跟他們談一些很遙遠很遙遠的東西。我不太確定自己講的這些東西對他們到底是好是壞”。

她所在的二本學校的前身是一所專科學校，她的學生中有一部分是貧困生，李萱在與他們的溝通交流中發現，他們受到原生家庭的影響，不自信，不愛說話。但她覺得這些學生都是很單純很好的孩子。李萱想要走近他們，理解這些“沉默的大多數”，“利用自己非常微薄的力量去幫助這樣的學生群體，讓他們能夠在未來社會上有自己的價值，這是我覺得這份工作可以帶給我的一個很強大的動力”。

李萱對文學的興趣從初中就開始了，她喜歡讀穆旦的詩，看《中國新詩選》，還嘗試模仿這些詩人的風格寫作，也寫小說散文。如今，她在自己的學生中也能看到寫作天賦，“他們有自己很獨特的一種生命體驗，也敢去寫”。李萱認為自己該做的是陪伴、鼓勵他們，幫助他們克服自我懷疑。其實，她與學生是互相陪伴，“我們處在困境當中的青椒有了一種更好的價值歸宿”。

張歡將重心轉移到了學生和自己寫的小說上，盡管很大可能不會公開發表，但這是她調節情緒的一種方式。在入職6年后，她覺得自己終于可以臉皮厚一些，推掉一些雜活。而且，去年學校新招了博士，承擔了一部分行政任務，她覺得現在生活輕松了一些，但幾乎已經放棄了科研。

王力一直在調整自己的科研方向，并通過自己的人脈資源與其它學校合作。他已經申請到了實驗室，盡管需要用科研指標抵扣，具體來說是一年兩篇SCI二區以上的論文，或25萬科研經費，但他覺得自己只要努力就能夠得到。他現在和帶教的研究生一起做項目、寫論文，每天只要有時間就在做科研。

李鵬在云南釣魚的照片

談到科研，李鵬有點不好意思地說自己最近都沒有在做，他這學期也不需要承擔教學和科研任務，因為學校派他到縣里掛職，主要是處理一些行政和管理任務。盡管身不由己，他也覺得工科博士不是只有科研一條路可以走，“我也見過很多博士直接走人才計劃，到行政單位里了”。

李萱工作近兩年了，她覺得自己想通了文學和務實之間的矛盾，“你去看這些所謂的詩和遠方，其實它并不是只有那些沒有生存壓力的人才可以有的權利。你對世界的思考方式更成熟了以后，你可以去學習技能，把它轉變成一種生存的方式。還是應該好好地把中文系搞得像個中文系，不要不敢去談仰望星空”。

“不要太著急、太焦慮，該讀的書還是要讀，該想的遠方還是要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