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書法？抱著實用的目的，可以說這不是個問題。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從歷史經(jīng)驗看，這個問題從來都不會妨礙直接的書法實踐，從理論價值看，它從未幫助解決過書法方面任何困惑。所以至少對于學字的人來說，這是一個沒有價值的問題。雖然書法歷史的主流意識基本沒有關注過什么是書法，但歷史見證了筆和漢字在書法范圍內(nèi)的永恒，自始用筆寫字，迄今用筆寫字。所以上節(jié)文字我們得出了書法就是筆寫漢字這樣一個結論。

這樣就可以省卻一大堆的麻煩。

第一，我們把書法還是叫作書法，而不是“毛筆書法”。在三千年的書法史中，毛筆首先表達了自己，同時吸納了刀刻等工藝手段的積極效果。甚至可以說簡單的一支筆汲取了漢字生產(chǎn)過程和手段幾乎所有的優(yōu)點，以至于任何一種“新”的過程和手段都要以筆的痕跡為目標。當毛筆遇到鋼筆的時候，也是鋼筆借鑒了毛筆，而毛筆又一次堅持了自己。所以，書法還是書法，不必稱其為毛筆書法。這不是不承認鋼筆書寫的藝術性，而是鋼筆書寫只是一種方式，它沒有動搖原有的格局以建立全新的體系。比如，原有的布局、結構以及筆畫審美依舊適用，甚至鋼筆以堅硬的金身竟也學會了毛筆的一波三折。所以，可以產(chǎn)生一個新的鋼筆書法，但無須將意義明確的書法改稱毛筆書法。就好像自從有了機器人，人還叫作人，而不改稱“活人”“生命人”等。毛筆的美是所有書寫工具共同膜拜的，毋庸強調。

第二，我們把書法還是叫作書法，而不是“漢字書法”。這并不是藐視其他民族和國家的文字書寫，而是幾千年的習慣，很難改，也沒道理改。書法一直在漢字范圍內(nèi)自我發(fā)展，不存在對其他文字不敬的問題，不能因為其他文字模仿或借鑒了書法而讓書法改名易姓。當然，真正的書法不會介意其他文字的模仿借鑒，這是徒弟的事，不是師父的事。前些年某國家有人說漢字是他們的祖先創(chuàng)造的，不少人義憤填膺。我以為不必理會，文化不畏懼搶奪，甚至，即使野蠻地搶奪也可能出于一種認同，何況，多么榮耀的祖先都已經(jīng)成為過去，重要的是現(xiàn)在誰做得更好。這些年什么新鮮的說法都可能拋出來，我們更當謹記“處變不驚”的古訓，那么，如果有一天有人說筷子是他祖宗發(fā)明的，我們照常吃飯。

第三，我們把書法還是叫作書法，而不是“中國書法”。這也不是不尊重國外人書寫的藝術性，而是我們最熟悉的還是本國的技藝。至于別國的文字寫得好壞，這些字跡的性質還是讓外國人說了算。而我們說“中國書法”的時候不免有強調的意思，一旦強調了“中國書法”，等于認可它只是書法的一部分，即使是絕大部分，或者暗示另有某些外國的書法，其結果不是把外文字跡也認作書法，就是否認它，無論如何都是干涉外文的書寫，反不如聽之任之。我們的書法不說中國也是中國，外國人學了書法，因為他書寫著漢字，還是書法，甚至是中國書法。日本人學習了書法取名書道，我們既無比自豪，也由衷地祝賀他們。前些年，我的家人住醫(yī)院了，我拿著一只里紅外黑的漆碗去一家飯館給家人買飯，店家相當在行地說那是日本碗，夸我時尚。我從未踏出過國門，不太了解這個東方的鄰居，但是對于本國戰(zhàn)國秦漢時期的漆器卻略知一二。所以，我還是拿著自己的飯碗，既沒有與國際接軌后的時髦感，也沒有錯拿別人東西的忐忑不安。就像我們拿出自己的錢包來，別人說和他的錢包一模一樣，我們一點也不必緊張。書法從不拒絕流播海外，但書法就是中國的，這是常識，毋庸強調。美國人把他們的許多機構只稱為國家某某，不說美國國家，日本也極少把相撲叫作日本相撲，這不是他們不熱愛自己的國家，反而是一種自信。

書法還敢不敢只是書法？要不要構筑層層的概念堡壘以自衛(wèi)？我看不需要。書法這個大家庭里的客人太多了，我們分辨不清來者何人，是朝圣者、掘墓人，還是偶爾光臨的看客，那么，我們索性不去分辨，而是拿出一點家天下的豪邁，拿出三千年一貫的沉著，不管你是誰，只知道我是我。

這些年來，我們或多或少受到了類似問題的困擾，迄今未見圓滿答案。這不是回答者不夠智慧，而是提問者智慧過頭了。別說這個問題基本，更別說簡單。它不影響書法造詣的淺深就談不上基本與否，而問題如果簡單到一定程度，就會比世界難題還難以說清楚。因為它不需要答案，當然也就沒有答案。三千年的書法史沒有努力地推敲什么是書法就直接輝煌了三千年，正是由于什么是書法這個問題是一個世界難題級的，只看一眼就明白，但說一個字都多余的問題。學書法者不必知道答案，不學書法者不關心答案。

什么是書法不是一個歷史問題，我們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為此費神。我們有時甚至會面臨與此相仿，但更“深刻”的詰問。記得上學的時候，幾位同學聆聽老師教誨，一人突然憂心忡忡地向老人家發(fā)問：我們搞了這么多年，究竟什么是書法的本質？此問一出，我當時即暗暗叫苦，果然老人家大發(fā)雷霆：你說什么是書法的本質？是石頭還是西瓜？我只了解一點現(xiàn)象，沒想過那么高深……也許當時在場的幾個人多已經(jīng)淡忘了此事，想必后來誰也沒有繼續(xù)思考過那天的問題，包括發(fā)問者。十幾年過去了，當年的學生今天總還是有了一點兒成績，也包括當年提出問題的那一位，但是究竟誰弄懂了什么是書法的本質？

看來，老一代人是不會像我等這般庸人自擾，從那天起，我意識到書法史也從未在這個問題上徘徊過一步。 

為什么要學習書法

古代讀書人不可能不學習書法，所以，他們只討論書法是大事還是小事，從而決定要學到什么程度，或者怎樣學習的問題，而不談學不學的問題。

書法是大事還是小事？在書法與寫字難以割舍的時代，對國家和社會生活，書法肯定小不了。人們爭議大事小事的前提其實也就是對個人言。

漢代有一位班超，他就是《漢書》的作者班固的弟弟。班固被召到洛陽做校書郎，班超和母親也跟著到了洛陽。因為貧窮，靠抄書賣錢過活，這時他感嘆說，大丈夫應當像傅介子、張騫那樣在邊塞立功，爭取封侯，豈能長期寫字呢？他的這段話在書法史上很有名氣，成為不重視寫字的人引以自慰的“經(jīng)典”。

班超崇拜的那兩人，張騫的名氣很大，自不必細說。那位傅介子的確也是個人物，他本身是一位軍官，在西域的樓蘭國和兩位壯士一起刺殺了樓蘭王安歸，因此封為義陽侯。班超覺得做人就得是這樣子，但他遠沒有傅介子那般幸運。他在鄯善殺了匈奴出使鄯善的使者，破壞了對方的同盟，又在于闐殺了于闐王的巫師，逼降了于闐。可算是立功了，但他被皇上降旨留在西域繼續(xù)工作。在西域三十一年，建功無數(shù)，最后無論如何要調回來，幸虧他的妹妹班昭上書替他說話，才回到洛陽，封了個射聲校尉，只一個月便病死了。班超說大男人不能老寫字，我們沒法聽他的。他和傅介子干的事不是常人能勝任的，我們羨慕他們但學不了。況且寫字不見得就妨礙建立功業(yè)。西晉草書家索靖、唐代書法家裴行儉就是打仗寫字兩不誤的人。投筆從戎似乎是班超輩的理想，但未必人人適合。

褚遂良就是反其道而行取得功名的。他原來在割據(jù)隴右的薛舉麾下，做一個通事舍人，沒有什么作為，李世民親率唐軍滅了薛舉，褚遂良也就降了唐。他的父親褚亮是當時的大書法家歐陽詢的朋友，歐陽詢很器重擅長書法的褚遂良。后來褚遂良又得到魏徵的舉薦，才一步一步在政治上取得成功。李世民臨終，褚遂良和長孫無忌一起成為顧命大臣，這是古代作為人臣的最高榮耀。唐玄奘西天取經(jīng)回來，在長安的慈恩寺譯經(jīng)講法，李世民親自撰《大唐三藏圣教序》，李治撰《圣教記》，皇上和太子的文章都由褚遂良書丹刊石，這樣的事情實在讓褚遂良深感體面。所以褚遂良的書法才能為他的政治成就助了一臂之力，如果沒有書法的因素，他在政治上可能要平淡得多。揚雄說“詩賦小道，壯夫不為”，漢代大書法家蔡邕在他的上封事第五事也說“書畫辭賦，才之小者”，而他們恰恰都是因這些小事得名。過河拆橋、口是心非古已有之，豈知小有小用，大有大用，如不龜手藥，“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小道如書法，有時候也可以消融政治的森嚴與壓抑，緩和矛盾，平息事端。在嚴肅的政治場合，由于書法而消罪泯仇、緩和關系的風雅之事很常見。

東漢的靈帝很喜歡書法，當時有一批善隸書的人，其中師宜官寫得最好，梁鵠就是學師宜官的。他是曹操最看重的書法家，曹操認為他的字超過了師宜官。梁鵠很有心計，曾經(jīng)給嗜酒的師宜官買酒，等師宜官酒醉時竊取他的字，后來梁鵠因為字寫得好做了吏部尚書。這個時候，曹操想謀個洛陽縣令，此事正好在梁鵠職掌范圍，但是曹操沒能如愿，梁鵠讓他做了北部尉。當然，關于這件事的詳情，裴松之《三國志注》的說法前后并不一致，似乎是因為別人推薦曹操做北部尉，梁鵠批準了。他只是公事公辦，并沒有故意壓制曹操的意思，但也沒有格外超擢。所以，漢末梁鵠投奔劉表，而偏偏是曹操攻破了劉表的荊州，到處找梁鵠。梁鵠以為曹操要算舊賬，嚇得趕緊前去自首，誰知曹操不但不生氣，反而封他官，讓他到處題字，還把他的字掛在帳中。梁鵠成為曹操最善待的一位書法家。

大約四百年后，劉洎在隋朝末年帶著五十座城池的厚禮降了唐。貞觀十七年他加封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劉洎為人比較隨便，敢說話。一次在玄武門，三品以上官員舉行宴會，其間擅長飛白書的李世民作了飛白字賜群臣。大家都從皇上手中爭搶，劉洎一著急，忘乎所以，登上御床拉著皇上的手得到了御筆。許多人說劉洎登御床罪當死，要求法辦他，李世民笑著說：“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不但沒有治罪，后來還加官侍中。撇開皇帝的身份不說，李世民是一個杰出的書法家，他的楷書沒見過，想必差不了，行書則勝過當時以書法聞名的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所以前人說，在書法方面這些書法家就得北面稱臣。

曹操善草書，李世民行草兼擅，尤其喜歡王羲之，身體力行，心追手摹。帝王將相的書法修養(yǎng)使他們在處理政治問題的時候偶爾也能十分超脫，充滿詩意。在這種情況下，書法的感染力超越了森嚴的皇權和狹隘的恩怨，感人至深。

當然，書法不是政治的專用潤滑劑，書法自有其社會功用。《周易·系辭》說：“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說文解字敘》等文獻繼承了這種觀念，充分贊揚書契的社會功能。這種觀念源遠流長，至唐人張瓘說：“闡典墳之大猷，成國家之盛業(yè)者，莫近乎書。”是很有代表性的意見。可以說，具有社會性的事情就沒有小事情，擔當著一定社會功能的寫字自然也是大事情。所以古代人只要有條件有機會就不可能不學習書法，他們學習書法不考慮理由，不是沒理由，而是理由太充足了，沒得商量，也就不商量直接學了。

宋元明清以來，科舉考試需要寫整齊美觀的折子，寫字在保留原有社會意義的同時開始強調對個人的價值。即使少數(shù)不參加科考的文化人，寫字也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借此寄托情懷，揮灑風流，書法成為文人的雅興。不過，抱著陶冶情操、寄托情懷的目的而學習書法的人在古代一直不是主流，而且有時候會被認為是不務正業(yè)。所以，漢末趙壹的《非草書》就指責當時那些狂熱習草書的人，說他們“俯而捫虱，不暇見天”。明朝的萬歷皇帝少年登基，宰輔張居正一面訓導他習字，不久又告誡他當以天下為懷，不能沉迷于此。所以，在古代社會，一方面是國家制定政策激勵讀書寫字，甚至偶爾也以書取士，帝王名臣雅好書法助長習字之風；另一方面又將書法限制在一定范圍。徹底地打壓或者一味地獎勵都可能毀壞了書法，反而是雙向作用將書法推向一個又一個的高峰。雙向作用所以產(chǎn)生，它的背后是書法悠久的傳統(tǒng)和不可替代的社會價值。比如，晉朝禁止立碑，晉武帝頒布過一道詔書說：“碑表私美，興長虛偽，莫大于此，一禁斷之。”看來，真正禁止的只是虛夸的風氣，所以，晉代碑刻雖然較少見，但刊石立碑的事情還是時時見于記載。鎮(zhèn)南大將軍、太傅羊祜薨后，襄陽百姓在他平生游憩之所的峴山“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羊祜臨終舉薦杜預，杜預也為西晉立下殊勛，為自己立了兩塊碑，一在峴山之上，一在萬山之下。東晉，長沙公陶侃薨后，他曾經(jīng)的屬下在他常年駐守的武昌城西邊立碑畫像，以示紀念。所以，碑禁只是禁止碑的泛濫。

今天，書法所承擔的政治、社會功用已經(jīng)基本卸去，社會的正常發(fā)展當然不能離開漢字，但幾乎用不著傳統(tǒng)的書寫。所以，在更早一些，當電子技術迅猛而來的時候，嗅覺敏銳的人們在擔憂，為漢字的前途擔憂。書法界當然也曾誠惶誠恐，要是有一天真沒有了漢字，書法將何去何從？這不是聳人聽聞，有一段時間，書法走向何方的確是個問題。但是，書法和漢字都沒有人們當初想象得那樣背運，人們驚魂未定便看到書法熱悄然興起，漸漸至于冠蓋相望，最終成為當代顯赫的藝術門類。稱其顯赫，是因為書法在當代牽動了一個涉及眾多階層的人群范圍。三教九流無不關涉，官員、富豪、名流、教授、專業(yè)人士，甚至誕生了一批職業(yè)書法家。

成功人士在功成名就之后迷戀書法，是社會資源對書法的反哺，這使得書法影響社會的廣度無所不包，滲透社會的深度不可限量。在這一點上，幾乎沒有哪一個藝術門類能夠和書法攀比。仕途顯赫的高官和各界名流為何對書法還要戀戀不舍？就是要錦上添花。出現(xiàn)這樣的熱點，前些年是想象不到的。當書法漸漸遠離日常的社會生活的時候，人們先是厭棄，接著是悵然若失，很快便驀然回首，發(fā)現(xiàn)我們與書法早已難舍難分。不是某一個人，而是整個社會不滿足已有的現(xiàn)代化成就，需要在酒足飯飽以后更能心曠神怡。中國人喜歡書法不足為奇。所以，也不必把忙碌的官員或社會名流對書法的熱衷看作附庸風雅，他們一樣需要陶冶情操，這總比吃喝玩樂強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