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內斯·維米爾（Johannes Vermeer，1632-1675）是17世紀最重要的畫家之一，但這位荷蘭畫家的大部分生活和實踐依舊成謎。澎湃新聞獲悉，2022年10月8日至2023年1月8日，“維米爾的秘密”將在美國華盛頓國家美術館展出，展覽將揭示維米爾及其創作過程的新發現，并展示策展人、研究者們是如何調查館藏四幅維米爾畫作和兩幅20世紀贗品的幕后故事，以了解“維米爾何以成為維米爾”。

但展覽最大的懸念是，館藏《持笛女孩》會否被證實是維米爾的作品？

維米爾，《戴紅帽的女孩》，約1666-1667年

迄今為止，全世界大約有35幅維米爾存世作品，華盛頓國家美術館藏有《持天平的女子》、《寫信少女》、《戴紅帽的女孩》，但另一件《持笛女孩》（約1665-1675年）是否真的出自維米爾之手爭論已久，研究團隊將在展覽開幕前公布研究結果。

在過去半個多世紀技術研究的基礎上，美術館研究人員利用幾乎可以穿透油畫層的先進影像技術，結合對作品表面的微觀觀察，對維米爾的創作過程、材料和構圖變化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維米爾，《持天平的女子》，約1664年

2021年，該團隊分享了初步發現，化學成像顯示了在《持天平的女子》（約1664年）表面下的層次，揭示了其底層快速、自發、帶有質感的筆觸——這與作品表面所見的精確構圖、細膩筆觸完全不同。這一發現引發了人們對維米爾是一個極其緩慢的完美主義者這一普遍假設的質疑。

《持天平的女子》X射線圖像下的底色(右)的筆觸與表面(左)的褶皺無關，這表明維米爾修改了褶皺。

隨著研究的繼續，研究人員發現《戴紅帽的女孩》最初是一個男子肖像，維米爾后來將其重新想象成一個女孩。這是令人驚訝的發現，因為這位佛蘭德藝術家鮮有真正的肖像作品，他更喜歡描繪運動或沉思中的女性。

而對館藏《持笛女孩》的歸屬問題，更謎團重重：

1906年，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館長亞伯拉罕·布里迪烏斯（Abraham Bredius）前往布魯塞爾，查看Jonkheer Jan de Grez家族藏畫時，發現一面高高的墻上掛著一幅小畫，他猜測這可能是代爾夫特維米爾的作品。

布里迪烏斯取下這件作品，驚呼“非常漂亮”，并詢問可否于1907年夏天在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展出。布里迪厄斯的發現受到了極大的關注，1911年，Jonkheer Jan de Grez去世后，后人賣掉了這幅畫，很快就被阿姆斯特丹收藏家奧古斯特·詹森（August Janssen）收入囊中。1918年，收藏家去世后，這幅畫被阿姆斯特丹藝術交易商獲得，幾經轉手來到紐約，并于1942年由約瑟夫·懷德納（Joseph Widener）捐贈給華盛頓國家美術館。

歸于維米爾，《持笛女孩》，約1665-1675年

盡管這幅畫在20世紀最初十年被發現后受到追捧，1950 年，頗具影響力的維米爾學者 Pieter Swillens對《持笛女孩》的歸屬提出質疑，后繼不少專家接受了他的觀點。一方面是因為其木質畫框和尺幅，另一方面是因為主題。《戴紅帽的女孩》和《持笛女孩》經常被捆綁研究，它們甚至可能在1696年的阿姆斯特丹拍賣會上被視為伴生品。但尺幅、構圖、繪畫水準的細微差別使華盛頓國家美術館策展人兼維米爾專家阿瑟·惠洛克（Arthur Wheelock）在1990年，將其在收藏目錄的作者欄中注明“歸于維米爾”。

但后來的研究證明，惠洛克的觀點過于絕對，在2018年退休后，他自己也改變了立場：“鑒于圍繞這幅作品的復雜問題，我得出的結論是，從維米爾的作品中刪除《持笛女孩》過于極端。” 

許多因素都指向《持笛女孩》源于17世紀，這幅作品與維米爾其他畫作密切相關。從技術上講，利用“樹木年代學”對畫框檢測可以確定，它的砍伐日期為17世紀50年代早期；從女孩左袖上黃色高光處提取的顏料樣本表明，其使用了17世紀維米爾繪畫特有的顏料（天然群青、藍銅礦和鉛錫黃）；從風格上看，這個女孩穿的罩衫與維米爾在1650年代后期至1660年代中期其他作品中的服裝相當（如《持天平的女人》和波士頓所藏的《音樂會》），同時代的其他藝術家也描繪過穿類似服裝的女性。

畫中不尋常之處是女孩所戴帽子。盡管類似的寬檐帽經常出現在描繪荷蘭女工的繪畫中，但在這一時期的其他繪畫中卻不存在完全相同的帽子。這頂具有東方特色的帽子，可能與17世紀后期流行的東方服飾風尚有關。中國帽子通常由竹編織而成，畫中的帽子添加了黑白灰色的覆蓋織物。有些觀點認為，這頂奇怪的帽子強化了作品起源于17世紀的論點。對于后期藝術家而言，若想仿制維米爾的作品，將這樣一頂帽子畫入其中是極不可能的。

《持笛女孩》和《戴紅帽的女孩》的觀念如此接近，以至于后世研究者假設它們可能在1660年代中后期同時創作。兩幅繪畫中的年輕女子都帶著期待的表情看著觀眾，眼神警覺、嘴巴微啟，戴著異國情調的帽子、坐在帶獅子裝飾的椅子上、身后都有一張掛毯。兩張作品中均有來自左側的光線照射到女孩的左臉頰、鼻子和下巴，這是維米爾畫作中一個不尋常的特征。

維米爾，《戴紅帽的女孩》（局部），約1666-1667年

兩幅作品利用色彩營造光學效果的方式也具有維米爾的特點。兩者面部都有一層薄薄的綠色覆蓋在肉色之上，維米爾在其后來的作品中更廣泛地發展了這種技術。在《持笛女孩》中，嘴部飾有綠松石色高光，其方式與維米爾用于紅帽女孩嘴部的粉紅色高光相媲美。 兩個女孩所穿的藍綠色罩衫，也同樣被無數黃色光斑點綴。

雖然兩件作品在風格和技術上有諸多相似之處，但質量上確實存在顯著差異。《戴紅帽的女孩》當她轉身并將手臂擱在椅背上時，巧妙地融合了運動和穩定的暗示。《持笛女孩》似乎不太成功，畫中女孩正面的姿勢相對扁平。她的帽子、左肩和右手都被尷尬地割裂在畫布之外，她拿著的笛子在光影渲染上也不太準確。

歸于維米爾，《持笛女孩》（局部），約1665-1675年

《持笛女孩》的顏色處理也不如《戴紅帽的女孩》那么有把握，尤其是色調之間的融合，缺乏維米爾所具有的凝聚力。女孩臉上的肉色也調和得不夠精致，眼睛與臉頰、鼻子與嘴巴之間的光影過渡也顯得突兀。另外，在1660年代中期，維米爾通常只會用高光突出指甲的一部分，而在這幅畫中，女孩那只不成比例的手的拇指指甲則被均勻涂抹亮色。最后，她脖間均勻纖細的項鏈沒有維米爾樂于渲染的色調變化。

歸于維米爾，《持笛女孩》（局部），約1665-1675年

比較《持笛女孩》和《戴紅帽的女孩》椅子上的獅子裝飾，也能比較出前者筆觸比較粗獷，而《戴紅帽的女孩》則通過筆觸的重量和粗細的微妙變化來模擬的質感。雖然由不透明高光疊加出的細散筆觸看起來相同，但《持笛女孩》創造出的體積感和形式感并不成功。

《持笛女孩》椅子上的獅子裝飾

《戴紅帽的女孩》椅子上的獅子裝飾

再看，兩位女孩的罩衫，雖然都帶著漫射的黃色高光，但在《戴紅帽的女孩》中，高光是根據某種光學邏輯進行分組。例如，為了強調女孩肩部的藍色，維米爾先用淺藍色筆觸突出這一區域，再疊加一系列黃色筆觸，突出褶皺。《持笛女孩》的一幅采用類似技術，但缺乏執行力。

盡管在繪畫水準上有差距，但研究者并不建議從維米爾的作品中剔除《持笛女孩》，因為其繪畫技巧與《戴紅帽的女孩》和其他維米爾作品相似。例如，女孩藍色外衣上黃色亮點的柔和造型，類似于1660 年代中期《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中的黃色頭巾的邊緣處理。此外，到1660年代末，維米爾開始在他的造型中創造更多突然的過渡，這些過渡與畫中面部的處理方式不無關系。

不過，因為作品表面的狀況不佳，讓這件作品的歸屬遲遲無法確認。更重要的是，X射線圖和紅外反射圖表明，畫面在17世紀被重新加工過，這次加工改變了肩部衣領的褶皺，縮小了左袖口、改變了右臂的輪廓。其他的改變包括修改帽子的尺寸、在外罩前增加了皮毛裝飾。女孩放在笛子上的手指也是后加的，這可能是笛子的位置向左移動造成的。

《持笛女孩》的X射線圖

《持笛女孩》的紅外反射圖

可見，修改這幅畫時，最初的構圖也一并被調整。通過降低左肩、調整袖口的位置，略微改變了女孩的姿勢，使其左臂不至如此傾斜。雖然這幅畫的返工原因尚不清楚，也有可能是原就沒有完成。但X射線圖顯示，作品原始層發生了損壞，女孩左肩的白色領口下存在明顯的缺失。左眼下方、鼻子和嘴巴之間、袖口和右手上也有損壞，但損壞的原因尚不清楚。

也有可能，這些改動不是維米爾本人進行的，有觀點認為修改是揚·科倫比爾（Jan Coelenbier）所為，他于在維米爾去世后不久，從其妻子卡特琳娜·博爾內斯 (Catharina Bolnes) 購買了作品。但為了出售時獲得更高的價格，科倫比爾可能修改了作品。無論這種假設是否成立，修改《持笛女孩》的畫家肯定知道這是維米爾1660年代末和1670年代初的作品，所以在調整時融合了維米爾在這一時期的風格特征。

這幅小畫的歸屬問題尚未塵埃落定，但目前已知的是，《持笛女孩》的總體特征、繪畫技巧都與維米爾的作品密切相關，但其創作質量似乎沒有達到所期望的水平。這幅畫最初在1660年代中期完成，后被大量修改。

目前，這幅作品“歸于維米爾”，但在10月“維米爾的秘密”開幕之時，將公布最新研究成果。

維米爾，《寫信女子》，約1665

美國國家美術館館長凱溫·費爾德曼（Kaywin Feldman）希望觀眾在觀看“維米爾的秘密”展覽時扮演藝術偵探的角色，與藝術史學家、研究人員一起研究這些作品，了解作品是如何誕生的。“維米爾作品是我們收藏中的至寶，尖端的研究讓我們對這位荷蘭大師和他的創作過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匿名畫家仿維米爾，《微笑的女孩》，約1925

匿名畫家仿維米爾，《花邊女工》，約1925

“維米爾的秘密”展覽結束后，華盛頓國家美術館藏維米爾作品將赴荷蘭，參加2023年2月10日至6月4日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舉行的維米爾大展。

注：本文編譯自華盛頓國家美術館網站和《Artnews》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