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倫敦的室外泳池全年游泳，風雨無阻，至今已有近 10 年。

在游泳池結交朋友是一個奇妙的過程，與絕大多的現代社會經驗相左。你遇到的人至多穿一件泳衣或一條泳褲，身上沒有一絲可讓人識別身份地位的標簽。無論這個人是成功的 CEO 還是落魄的藝術家，唯一定義他或她的標準就是他們的泳姿（“這是那個自由泳很標準的人，那是那個經常用浮板打腿的人”）。所有人幾乎肉身相對，但卻很坦然地面對彼此，上了岸后還能大大方方、在濕漉漉的狀態下聊會兒天，男男女女一起在室外龍頭下（穿著泳衣）沖個澡，一切沒有任何不妥的味道。

幾乎每個人都戴著泳鏡與泳帽，偶爾摘下時臉上會帶著深深的卡印。有好幾次，我都沒有認出穿著衣服的老泳客。當他們脫下衣服開始游動時，我才知道“啊，原來是他”。

在泳池里，所有人的社交“起跑線”是相同的。

約翰就是我在泳池里認識的一位常客。他只游自由泳，頭在水下潛得很低，背脊拱起在水面，兩條胳膊劃水后幾乎直直地打向水面。在五十米的池子里約翰經常頭也不抬地游上好幾個來回，然后靠著池邊半蹲在水里休息，透過濺滿水粒的泳鏡看看天。

英國人很少和陌生人說話。我和約翰認識是因為大家都是泳池的常客，經常會在泳池一頭休息時遇見。遇見次數多了，我們倆都好像拿到了不止微笑、而是準許開口說話的“通關卡”。“今天天氣真好。”我記得這是我和他說的第一句話。他很友好地回答道：“是啊，而且泳池不擠。”

我不知道約翰幾歲，大約 50 出頭吧。他沒有頭發，所以不戴泳帽，每次都穿一條藍色三角泳褲，然后猛力地游。

他一直沒有搞懂我的名字，每次都喊我“xiaoling”，我也不知道如何糾正他。

和約翰認識大約一年、經歷了室外的四季之后，我們也大約知道了對方最基本的游泳愛好：我們都喜歡在冬天或雨天游泳。我告訴他我是個記者，他說他是個攝影師。要是泳池人多，我們在池邊休息的時間也會更多，這時候我們會多聊幾句，內容大多集中在天氣。這樣的聊天時常會以這樣的形式突然中斷：“哦，有一個空檔，我先游了。”

約翰和他的太太住在東倫敦貝瑟瑙綠地的一處政府廉租房里。有一次，他和我分享了生活中的煩惱。那是一個冬日的傍晚，天下著淅淅瀝瀝的小雨，泳池人不多。我見約翰皺著眉，在池子一邊歇著。

“你還好嗎？”我問道。

“還不錯，還不錯。就是昨天沒睡好。”

英國人一般輕易不和陌生人抱怨，即使是分享煩心事，也需要以“正能量”開場。在我的詢問下，約翰解釋道：“我們樓上的鄰居有一個學習障礙的女兒，她好像總是跺腳，有時持續整晚，昨晚我和我太太都沒睡好。”他加上一句：“我們和她媽媽說，如果她愿意在房間鋪上地毯，我們可以承擔費用，但她似乎不太愿意。”

“那是挺麻煩的，我希望你能早日解決問題。”我等到了一個空隙，便邊說邊做了一個準備游出去的動作。

又有一天，我站在約翰旁邊在室外沖澡，他問我在哪里可以讀到我寫的文章。“Carbon Brief。”我報了我公司的名字，然后告訴他網站上所有和中國有關的內容都是我負責的。

然后我反問道：“你呢？哪里能看到你的照片？”

“John……cue.com”約翰說了一個我沒聽清的網域名。

“John，Peter，然后a-s-k-e-w。”他邊打肥皂邊拼到。

泳客的對話時常都這樣，短小精煉但需要十足的耐心。

回家后，我查了他的網站。約翰最近出了上下兩冊俄羅斯影像集，專門收錄他在 1996 至 2017 年間跟蹤拍攝的一個俄羅斯普通家庭的紀實照片。

再一次見到約翰時，我問他：“成為一名藝術家的秘訣是什么？”

“其實我也不是一名成功的藝術家。說實話，要不是我 25 年前申請到了廉租房，我不可能做我現在所做的事。”

倫敦就是有這么神奇的力量，在許多不經意之間，你能遇到極具才華的人，他們一般都很謙遜、低調。

弗雷德是蘇格蘭人，身高超六英尺，頭發花白，去年剛過了 60 歲生日。

弗雷德從小在格拉斯哥的斯普林伯恩長大，那是一個典型的勞動人民社區，有很多政府廉租房。社區中心有一個大公園，所有人都操著一口大多數英語母語人士都很難聽懂的格拉斯哥話。無論在地理上、文化上或精神上，弗雷德的家鄉離倫敦的白金漢宮都遠不止十萬八千里。

在離家多年后，口音依然是弗雷德的標簽：那些被壓扁了的 Y、拖長的 O與平舌的 R 跟著他在倫敦闖蕩了三十多年，它們以與生俱來的韌性在充滿圓潤舒緩的南部口音的首都倔強地存在著。對相熟的朋友，弗雷德偶爾會開玩笑似地嘗試用標準英式英語說道：“我現在講得是女皇英語。”

弗雷德的妻子瑞瑪來自立陶宛，他們育有一對兒女，一家人住在一條船上。褚紅色的船有一間大睡房、一間小睡房、一間廁所和一間帶有廚房和燒柴火爐的會客廳。船是弗雷德花了大約十萬英鎊訂做的，比一般的運河船屋寬大很多，經常引來側目。

在倫敦的船屋客有兩種，一種有固定泊點，另一種沒有固定泊點，需要每兩周將自己的船移動指定的距離。當年，弗雷德說服瑞瑪從政府廉租房搬到船上時沒有固定泊點，在倫敦的運河上東移西走。

弗雷德的小女兒艾拉就是在這種漂泊的生活中出生的。產科護士給艾拉做定期體檢時，需要提前給弗雷德打電話詢問：“你們又到哪里了？”運河沒有門牌號，弗雷德還必須和護士約好，到主干道上去等他們。“他們（護士們）對我和瑞瑪很有意見，覺得我們一定是瘋了，還稱艾拉為‘水上吉普賽人’的女兒。”弗雷德多年之后回憶道。

瑞瑪生艾拉時已經 49 歲，醫生都說沒見過這么大年紀還能自然受孕的媽媽。“醫生讓瑞瑪剖腹產，但瑞瑪堅持要順產。”弗雷德說，“瑞瑪信佛、練習冥想，生艾拉時她就一直在冥想，后來很順利就生了。”弗雷德經常說，瑞瑪來自前共產主義國家，是鐵打的人。

他們的女兒艾拉今年 8 歲，名字源于位在蘇格蘭西南的同名小島。“但我們的大兒子是在‘陸地上’生的，當時我們還沒有搬家。”弗雷德和瑞瑪的兒子高登今年 18 歲。

弗雷德的船現在已經有了固定泊點，在沃爾瑟姆斯托濕地旁的李河上。泊點原本需要收月租，但幾年前弗雷德和泊點的運營者——附近的港口進行了口頭協議，他義務成為這一排泊點的“常年保安”，以此免月租。

弗雷德是桿老煙槍，每次見到他，他似乎總在吞云吐霧。他有超越同齡人的滄桑感，也許是因為住在船上的關系，也有可能和他的工作有關。他是西倫敦一家康復中心的護工，專門護理重創病人或正在戒毒的前癮君子。他和朋友幾乎不談工作細節，他經常說，“有些畫面還是不要知道為好”。

父親的辛苦生活似乎絲毫沒有影響到艾拉。金發圓臉的她很愛笑，笑起來兩個眼睛會彎成兩道橋。她很喜歡紫色和任何亮晶晶的飾品。她沒有蘇格蘭口音，但也會慚愧地說自己不會說立陶宛語。很難把這樣一張稚嫩的臉和滿臉皺紋的弗雷德聯系起來，但細看之下，父女在眉目之間充滿了相像。

61 歲的父親和 8 歲女兒之間的關系很奇妙。弗雷德對艾拉很寶貝，會讓她在大庭廣眾爬到自己身上、捏著自己的臉，咧嘴笑著；也會幫她梳好辮子，然后帶她去附近的羅賓遜小花園參加好朋友的粉色主題生日派對。

艾拉經常很驕傲地和大家介紹：“這是我的爸爸。”

弗雷德對女兒也有要求。他嚴格限制女兒的上網時間（基本沒有），不允許女兒長時間打平板電腦游戲，也很少給女兒自己的手機。“這些東西不好，會上癮。”他解釋。

上周，弗雷德出了個“意外”。在上班途中，走在路上的他突然感覺半邊胸口巨疼，職業知識告訴他這可能是心肌梗塞的預兆。他馬上撥打 999 并告知接線員自己的位置：救護車把他送去了就近的醫院，醫生給他裝了一個心臟支架，但他沒有住院，當天就被放回家了。

“意外”之后不到一周，弗雷德就回到李河邊的酒吧和酒友相聚，但那天他有意識地只喝了一品脫，同時也下定決心戒煙。

他用濃重的格拉斯哥口音說道：“年紀到了，可是艾拉還很小，所以我必須注意了。”

咖喱粉、辣椒粉、黑胡椒粒和加勒比烤雞腌料一鎊一包，充滿了南亞風情的方便面一鎊三包，各類美極瓶裝調味品兩鎊一瓶……

這里是瑞德里路露天市場的調味品攤，攤主是一個壯實的中東男人。他攤位的位置每天略微不同，但大多數時候位于市場入口附近的左手邊。攤主的名字我不知道，但我管他叫“spice man”（意為調味品男，也是英國知名組合 Spice Girls 的雙關昵稱）。每次我去市場采購，總能聽到 spice man 不停地向路人吆喝著“一鎊，一鎊”。

有時我會從他那里買黑胡椒粒或咖哩粉，spice man 總會很有禮貌地招待我。時間久了，他開始沖我喊“朋友”。又過了幾個月，他開始對我喊“中國朋友”。在人聲嘈雜的市場里，他的大嗓門很管叫。

瑞德里路市場是東倫敦道斯頓地區的一個馬路市場，從 1880 年開場以來，已有近 150 年的歷史。這里什么都有賣：蔬菜、鮮肉、海鮮、調味品、鍋碗瓢盆、廉價的卷筒紙和消毒液、以及二手 T 恤。當然，最晃眼的還是令來自加勒比海地區的婦女趨之若鶩的傳統大花布，塊塊鮮艷至極。道斯頓地區有大量的加勒比海移民，他們或他們的祖輩在二戰后的二三十年間搭乘英國的“帝國疾風號”戰輪從牙買加、特立尼達和多巴哥以及其他位于加勒比海的英國殖民地移民至大不列顛，以幫助英國政府解決戰后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倫敦另一個加勒比海移民集中地是西倫敦的諾丁山。）

道斯頓距離英國的老金融城只有兩英里，站在上街沿能看到那里林立的高樓，但對于瑞德里路市場的商販和顧客來說，那里是另外一個星球。

除了門口的水果攤和靠中間的雞蛋攤外，瑞德里路市場里的大多數商販都是伊拉克移民，包括 spice man。他們和老鄉用波斯語交易，和本地人講英語，偶爾還會說幾句西班牙語，初次見到我的跑腿（幫工）則會統一地說出那句似乎已走向全世界的“knee how”（你好）。

受疫情影響，瑞德里路露天市場停業了很久。后疫情初期的很長時間，由于各種文化對于口罩持不同態度，我也沒有貿然前往。再一次見到 spice man 已經相隔了近三年時間，這時倫敦的生活已基本恢復到了疫情前的狀態。spice man 的攤位被往內挪了一點，我都沒有注意到他，但他卻看到了我，從攤位后面一下子跳了起來：“朋友，好久不見。”

寒暄了幾句之后，spice man 告訴我他在過去兩年內的遭遇：他的女兒在一年半前被不幸診斷出了腦癌，現在還在治療當中。

“這里的醫護人員對她都很好，很是照顧。”他把我拉到一邊說道，“所以我希望回報社會。”他告訴我在市場重開初期，他就決定免費派發口罩，以幫助社區控制疫情。“如果有人買不起口罩，只要和我說，我就會免費給他們一個。如果他們有錢買口罩，我收他們一鎊 50 個，我不賺錢。”

Spice man 說本地的報紙、甚至是區長都因為這件事情來拜訪過他，而現在他正在競選“我愛哈克尼”的本地好市民稱號。

“你能投我一票嗎？”他不好意思地問道。

“當然可以啊！”我回答道，但回頭一想，我還不知道 spice man 的名字。

“請問你的名字叫什么?”我稍帶慚愧地問道。

“赫敏，赫敏·哈馬。”

多年之后，我終于知道了這位好心攤主的本名。

迪諾是肯寧荷路“倫敦酒館”的忠實酒客。

1978 年，14 歲的他在這里灌下了人生第一個品脫。從那時開始，這個其貌不揚的拐角酒吧便成了他的第二個家。幾乎每個下午，五大三粗的迪諾都會定時來這里簽到，然后待到晚上。他面前的酒杯從來不會空著。有時候，一品脫眼看就快見底，新鮮打出、泡沫十足的另一品脫早已在一旁“就位”。在這里喝酒，打好“時間差”是入門的第一課。

迪諾從小生長在哈克尼，全家都是典型的在社會底層謀生的小老百姓。

他經常對我說：“我生在，真的是生在霍克思頓（東倫敦一個著名的市場，以前是普通的食品市場，如今則以時尚和潮流著稱）。”他說他的外公外婆以前在霍克思頓有一個攤位，“賣水果和雞蛋，賣了很多很多年”。

“以前市場里的桌子，腳都是單獨的棍子。我小時候調皮，有一次經過我外公外婆的攤位，去踢了那些棍子，結果一桌子雞鴨蛋全部打翻了。”一日，迪諾眉飛色舞地描述著。“那天我被暴打了一頓，從此之后我外公就再也沒有給過我圣誕節禮物。”但他又馬上“云開霧散”，歡喜地回憶道：“不過我外婆喜歡我啊，總是把我的禮物安排地妥妥貼貼，我是她最喜歡的小輩。”他的臉上瞬間浮起微笑。

58 歲的迪諾不識字，這在如今的英國很少見，原因我不便多問。他一輩子做的都是只夠勉強糊口的體力差事，比如臨時建筑工。幾年前，迪諾在工地出了一次事故，牙齒幾乎掉了個精光。相熟的酒客說，事故之后迪諾只剩下一顆門牙，喜歡大笑的他一張口就只有一丁點小白還頑強地存在嘴里。再后來，他的那顆“獨生牙”也掉了，從那時起，他就開始排隊苦盼英國全國健康系統給他一口免費的義齒。

大家時常會打趣地招呼迪諾：“迪諾，你的牙呢？”

他則不會介意，露著牙肉、笑盈盈地回答：“我還在等呢。”

疫情之前，迪諾偶爾會給酒吧的老板湯米非正式的“打雜”，幫他收拾收拾空酒杯、操持操持燒烤、擋住想進酒吧買醉的不雅酒客。湯米也會這里給他五鎊，那里塞他十鎊，還會給他買酒喝。然而，這份美差后來被另一位叫鄧肯的常客給“奪”去了。后者愿意每天早上給湯米打掃酒吧外加清潔輸酒管。可想而知，在那之后，迪諾幾乎不和鄧肯說話。然而，這不妨礙迪諾繼續大咧著嘴和其他人熱鬧。

迪諾是一部東倫敦的活字典：他似乎認識所有人，知道所有小道消息。談笑之間，他還經常會自然地說出一些如今早已消失的地名，比如一度叱詫風云的哈克尼維克跑狗場（倫敦奧運會媒體中心的原址）。

迪諾說童年時期的他身手矯健，參加了一個叫 Imps 的本地少年摩托車雜技團。

“Imps？什么 Imps？”連熟客都被他說暈了。

不會拼寫的迪諾急得直搖手：“Imps，就是那個雜技團。我八歲的時候進去的。我們穿皮衣，下面的人騎摩托車，其他人一排排往上搭。我們在全國到處巡演，定期在‘哈克尼狗’（他對哈克尼維克跑狗場的稱呼）排練。我們還練鉆火圈呢。”

猛喝了一口后，迪諾的手搖得更激烈了：“我小時候可擅運動了。我足球也踢得很好，我還去球隊試訓過，切爾西、萊頓東方、女王公園巡游者。”

“要是當年試訓全成功了，你會去哪個隊？”旁人問道。

“切爾西吧。”

迪諾的回答引來一片“噓”聲。某人的叫喊道，“別忘了，這里是東倫敦！”

“耶！”這個人引起了全酒吧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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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我在倫敦遇見的世界公民 |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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