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山地是許多少數民族的居住地，壯、苗、侗、瑤可算是其中的“大族”，在五十五個少數民族中人口排名位列第1、5、10、12位。因此在黔、湘、粵、桂等地區，隨處可見某一個或若干個民族的自治縣、自治州乃至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北部，與湖南交界之地有龍勝各族自治縣，它是全國僅有的兩個各族自治縣之一，擁有苗、瑤、侗、壯、漢五個民族。這里緣何成為眾多民族的聚居地？在這片區域內，五個民族在文化傳統與日常生活中又有怎樣的聯系？帶著這些問題，我從2018年春節開始了桂東北的田野工作。作為建筑歷史與文化遺產的研究者，我的關注點自然是這些民族的家屋和聚落，想探知它們在空間營造與使用中的異同。但正如陪我田野的“外行”閨蜜所說，這些歪歪斜斜的木樓看上去都差不多嘛。除了那些只有“內行”才能看出門道的建筑細節之外，如何才能展現不同民族的萬種風情？在這個關于龍勝的系列文章中，我希望用學術研究的“邊角料”——那些真正吸引更多人的民俗與故事，來呈現更為生動多彩的龍勝。

龍勝每個民族都過七月半，大部分是在七月十四那天。聽老人講，過去七月半跟過年一樣隆重。后來慢慢淡了，只是家庭慶祝為主，在香火前面祭拜一下家先、到村寨的土地神龕供奉一下土地而已。嫁出去的妹子會在這一天回娘家，親戚們相互走動。龍脊壯族原本在十四那天有歌圩會期，各個村寨相互邀請彩調隊來做客唱調子。這幾年沒有年輕人愿意學調子，七月半也不再搞這種熱鬧的活動了。

有一些姓氏的節日在七月半，比如侗族的陳姓，在這一天打拼火（聚餐），比小家庭的聚會稍微熱鬧一些。泗水鄉王姓紅瑤也在七月半過節，不過不是十四，而是在十二這一天。像潘姓紅瑤慶祝六月六一樣，王姓會在七月十二包粽粑，請親朋好友來家里吃飯。王茂發師公講，要把兩個粽粑綁在一起，叫狗蛇粑，這是因為令公王把鬼（狗和蛇）圍在芭蕉林底，就用芭蕉包成兩個粽粑。在我看來，紅瑤的粽粑有點像北方人的餃子，是個節日就用粽粑來慶祝（視頻一）。

雖然粽粑還是那個粽粑，不過節日卻是在不斷流變的。金坑潘姓的七月半原本是在十四這一天，用粽粑祭祀家先，然后自己再吃。不過，金坑人說，七月半是賽龍船的節日，這種賽事只能在大江大河舉行，比如興安、靈川等地。山溝溝里的金坑河水太窄，沒辦法搞龍船，因此七月半就要提前到七月十二包粽粑，帶上粽粑去外面看龍舟過節。他們還說，七月十二不是他們潘姓的節日，但是他們要陪泗水那邊過節，因此金坑潘姓的七月半就從十四移到了十二。這種說辭背后展現出來的，更多是共同慶祝節日所表達的地域結盟與社群認同變遷——金坑紅瑤從跟同一河谷下游的壯族一起過節（七月十四），轉變為與山麓另一邊的泗水紅瑤一起過節（七月十二）。與金坑為祖先祭祀粽粑不同，泗水王姓是在香火前供肉、米飯和豆腐，粽粑只是招待親友的食物。

苗族跳香祭祀

除了家里聚餐之外，我還參加過一次不一樣的七月半——偉江鄉苗族跳香儀式，不過它已然不是傳統的祭祀活動，而是由政府主導的鄉村文化活動。

偉江鄉位于龍勝縣東北、大南山腳下，翻過南山就是湖南。我們前面已經多次提到，這里是歷史上人口向南遷徙的主要孔道之一。偉江鄉人口來源頗為多樣，在民族識別中被認定為苗、漢、瑤等民族，其中苗族最多，占總人口的90%左右。跳香是秋收時節以姓氏為單位組織的祭祀活動，一般在農歷九月或十月，三五年乃至十幾年才舉辦一次，祈求五谷平安。布弄、大灣、甫上、蓬洞、大灣、里木、新寨、老寨、平臘等村寨的一些苗、漢民族都有跳香或類似的祭祀儀式，只是名稱可能有所不同，比如布弄蔣姓苗人的祭祀叫慶寶山，而頂林沖周姓漢人則叫和娘娘。

跳香這類祭祀由家族組織，每個家族有一個祖傳的香壇，供奉五谷神或地母神，壇上也有梅山神、飛山神以及祖先神等其他神祇。香壇由族內家庭輪流供奉，稱為香主或壇主。家族決定在某一年祭祀，各家各戶湊糧食、殺豬、打豆腐，請其他姓氏來吃飯、看鬧熱。祭祀儀式先在村廟里祭拜，向五谷神或地母神獻祭，之后則請跳香師（一般由師公、道公充當）在壇主家堂屋的香壇前跳香。桂林理工大學的吳忠軍老師是龍勝苗族人，他對跳香儀式有較為細致的敘述。儀式大致以“上香—立壇—發兵—跳香—大團圓”為基本程序【注】， 是西南民族典型的還愿儀式。跳香一般連續舉行數晚，前幾夜跳小殿，最后一兩夜跳大殿（或稱正殿）。小殿需要5位跳香師，大殿需要7位。再加上每晚至少20桌的客人，以及更多來看熱鬧的村民，可以想見其喧鬧程度。因此，當地人說，跳香一定要選一戶木梁結實的人家，這樣房屋才能承受得住這般“折騰”。

偉江鄉跳香節

不過，今日所見的跳香儀式顯然已經具有其他的意義了。偉江鄉在七月十四由鄉政府組織跳香節活動，據鄉干部蔣錦坤介紹，跳香節是偉江鄉根據民間習俗挖掘整理出來的。到2017年第三屆時，恰逢建鄉三十周年，于是將七月半定為法定節日，改為每年舉行一次。

2019年，我現場觀摩了偉江鄉的跳香節活動，全稱為“偉江鄉第五屆跳香節——暨第三屆農民運動會”。活動在鄉政府大院和學校運動場舉行，上午是開幕式文藝演出，下午是農民運動會，晚上是廣場舞比賽。傳統的跳香舞是文藝演出的一部分，由政府邀請當地道公“表演”，其中“領銜”的是布弄的蔣海勇師傅，他出生于1935年，身體硬朗，至今仍為附近村寨的鄉人做各種儀式。

跳香節的開幕式是上午十點半開始。早上八點，負責跳香節的工作人員已經跟蔣海勇道公一起來到寨子中心的祭堂，上香祭拜，祈求活動順利（圖一）。鄉政府大院早已搭好了演出舞臺，臺前是嘉賓坐席，再往后是八個行政村村民代表的位置（圖二），他們在演出前陸續到達。每個村的隊伍有五六十人組成，穿著體系民族特色、樣式各不相同的表演服裝。鄉民們也早早涌入政府大院，等待演出開始。這一天附近村寨的鄉民都會來鄉上湊熱鬧，因此偉江鄉主街兩邊像趕場那般，擺了很多攤位，還有政府宣傳點（圖三、圖四）。

圖一 偉江鄉政府所在地布弄村的祭堂（趙曉梅攝，2019年）

圖二 偉江鄉跳香節開幕式現場（趙曉梅攝，2019年）

圖三 偉江鄉跳香節活動當天上午街上的攤位（趙曉梅攝，2019年）

圖四 偉江鄉跳香節活動政府宣傳點（趙曉梅攝，2019年）

跳香節開幕式包括鄉鎮領導講話（圖五）、鄉里（各村村民為主）和縣里文藝隊伍民族歌舞表演（圖六、圖七）以及為優秀鄉民（種茶大戶、高考考生）頒獎（圖八）等環節，也邀請了一兩位廣西知名的專業演員登臺表演。作為跳香節命名來源的跳香舞，是開幕式的壓軸節目。舞蹈開始前，先在舞臺正中設好香壇——一張方桌上供奉著五谷神位，以香爐、香紙、米、蛋、瓜果等物供奉（圖九）。蔣海勇師傅身著道袍、道冠登場，之后是八位更為年輕的道公，他們穿著各式道袍，頭戴道帽或苗族頭巾，在方桌上領取鈴杵、拂塵，圍繞方桌邊跳邊唱（圖十、視頻二）。蔣師傅立于中心，跟隨唱詞來祈福祭祀，比如展新衣、搖稻穗、向土地灑谷米等。主持人以旁白講解苗族跳香的起源與意義。祭祀之后，蔣海勇師傅也手執師刀、加入跳香隊列，帶領弟子們跳得更加起勁。這時，一個更大的香爐被抬上舞臺，置于方桌之上，身穿民族服飾的男女孩童和女性舞蹈演員上臺，每人手執一炷香，插入香爐之中，之后就在舞臺上跳起苗族舞步。伴隨著配樂的停頓和變化，更多演員加入臺上的舞蹈。此時臺下的嘉賓也被演員邀請，加入圓圈舞之中。在這一熱鬧的景象中，開幕式宣告結束。當大家紛紛離場之時，蔣海勇師公在舞臺旁邊燒香紙，來完成整個儀式。

圖五 時任偉江鄉鄉長舒作焱在跳香節開幕式上講話（趙曉梅攝，2019年）

圖六 偉江鄉跳香節開幕式上民族歌舞演出之一（趙曉梅攝，2019年）

圖七 偉江鄉跳香節開幕式上民族歌舞演出之二（趙曉梅攝，2019年）

圖八 偉江鄉跳香節開幕式上表彰優秀農戶（趙曉梅攝，2019年）

圖九 偉江鄉跳香節開幕式上五谷神神位和供品（趙曉梅攝，2019年）

圖十 偉江鄉道公圍繞五谷神神位跳香（趙曉梅攝，2019年）

開幕式結束后，參加演出的鄉民一起到村委會吃飯。大家就像在家里親朋好友聚餐一樣有說有笑，相互勸酒，還唱起了山歌（視頻三）。中午休息過后，下午的運動會在操場上舉行，行政村之間比賽跳繩、拔河等集體項目（圖十一）。晚上的廣場舞比賽又回到了上午鄉政府大院，八個行政村的參賽隊伍依次登場，或摩登（圖十二），或古典（圖十三），呈現各村群眾文化活動建設成果。

圖十一 偉江鄉農民運動會（趙曉梅攝，2019年）

圖十二 偉江鄉廣場舞比賽之一（趙曉梅攝，2019年）

圖十三 偉江鄉廣場舞比賽之二（趙曉梅攝，2019年）

從跳香節的活動組織來看，上午的開幕式以民族文化展演為主，向前來觀摩的縣領導、嘉賓展示苗鄉民族風采。所以我們看到無論是從演員服裝，還是演出內容，都是貼著明顯的民族標簽，即便在日常生活中，這些服裝、舞蹈都很難看到。對于參加開幕式的嘉賓或節目編排者來說，開幕式展現的是被“想象”出來的“原生態”民族文化。但實際上，展演和原生態可能無法兼容。

開幕式中，被認為最具苗族文化特色的跳香，即便它的儀式時間、頻率和長度都發生變化，但仍是文藝演出的重頭戲。然而，最終呈現出來的跳香舞傳承狀況不免讓人擔憂，在老道公帶領弟子跳舞之前，僅有一位他的弟子表現出眾，其他道公的舞步顯得生疏。直至蔣師傅親自加入跳香隊列，狀況才有所好轉。在后續對偉江鄉道公的了解中，我發現相比于其他鄉鎮，偉江鄉的道公、師公傳統是延續較好的，尤其是在驅邪祈福的小儀式方面，仍在“執業”的師傅數量眾多且年紀普遍在三四十歲。盡管如此，這些年輕道公似乎對跳香這種日常接觸不到的儀式十分陌生，可能跳香儀式曾經中斷過數十年，近年被重新挖掘之后也仍只是每年十分鐘的演出，而不是過去一連數日的祭祀儀式，師傅們沒有足夠的練習和實踐時間，最終在舞臺上展現出來的跳香舞差強人意。最后參與表演的小演員們似乎也不是很清楚跳香的含義，在為五谷神供香的環節，只有很少幾名在上香時向神位叩拜。

相對于開幕式的對外展演（盡管在場的當地鄉民也人數眾多，但他們并不是主要被關注的受眾），下午和晚上的活動更呈現出對內的鄉鎮群眾活動意味，不再為“外人”表演，反而具有了原生態的特質。這種特質是目前鄉村發展和基層管理的真實反映，但顯然對外人來說沒有什么吸引力。在兩者之間，還有一種較為折中形式的新民俗，偉江鄉春節舞龍活動就是如此。

舞龍新民俗

偉江當地原本沒有龍燈習俗，只有在農歷二三和六七月份為驅蟲而做的舞草龍儀式。屆時村民在草龍上插香，從五谷廟出發，到田間地頭走一遍，最后在村子下游的河邊化掉草龍。與跳香類似，草龍不是每年都舞的，只是在鬧蟲災的年份才舞。聽當地人講，前幾年在七月半的跳香節上也有舞草龍的表演，但在我參加的那一屆沒有看到。村民對舞草龍是否延續并不關心，大概現代農業發展使得蟲害不再是什么大問題了。他們熱心于講述的，是新千年之后才出現的舞龍舞獅活動。

在正月那一篇中，我們看到龍勝紅瑤、侗族等民族的確在春節有村民自發的舞龍燈活動，而偉江的情形大不相同。龍勝7個鄉鎮的主體民族相對明確，縣里經常組織鄉鎮民族文化交流、競技，偉江鄉的舞龍活動就是這樣開始的。2013年大端午，縣里準備組織各鄉鎮的舞龍比賽，偉江鄉接到“任務”后，專門聘請老師來教鄉民舞龍。為此，每個村都有了一兩條龍燈，舞龍燈就成為偉江春節的新習俗了。最開始，各村各自舞龍。以橫跨偉江河的布弄為例，村里有兩條龍燈，男、女各一條，每條龍需10-11個人一起舞動。龍燈從河西岸政府新建的文化樓戲臺出發，經風雨橋過河，先到位于村子北部的鄉政府、村部拜年，再向南折返，沿著主街到各商鋪拜年，每個商鋪都會為龍燈隊準備紅包掛在門上，這樣一路舞龍燈、取紅包，最后到學校操場結束（圖十四）。

圖十四 偉江鄉布弄村春節舞龍路線示意圖（底圖：天地圖）

相比于龍勝其他鄉鎮，偉江鄉政府對所屬鄉村的組織力度很大，這與鄉領導的辦事風格不無關系。一般鄉鎮黨、政兩位一把手均是從縣里調撥，在我調研的那幾年，偉江鄉的書記是平等那邊的侗族干部龍憲智，鄉長則恰好是本鄉的舒作焱。兩位都是能力很強的鄉鎮干部，后來都被提拔到縣里工作。在他們的策劃之下，在跳香節之外，偉江又開始統一組織鄉里的春節舞龍活動。每年正月初八晚上，八個行政村的龍獅隊伍匯聚一堂，慶賀新春。舞龍舞獅的地點在八個村子之間輪流，2019年春節，我參加了在里木村舉辦的舞龍活動。

正月初八當晚，大家早早吃過晚飯，跟隨本村的龍燈隊前往里木。舞龍舞獅的主場地在小學操場，不過車子還沒開到村口就開不動了，路上擠滿了舞動龍燈、手執花燈的表演者以及看熱鬧的村民（圖十五、視頻四、視頻五）。盡管燈光昏暗，我們還是可以看到這些表演者在厚厚的棉衣之下穿著民族特色鮮明的表演服裝。村里各處都在燃放鞭炮，街道兩邊的人家不斷從屋里拿橘子、煙給龍燈隊。跟著龍燈隊慢慢挪進操場之后，大家紛紛為自己挑選最佳觀看站位。操場一旁的教學樓高三四層，面向操場的外廊自然是優選位置（圖十六），鄉里特別派人把守教學樓入口，以免上樓觀看的人數過多，發生危險。村里干部照顧我們，開門放我們上樓觀看。

圖十五 里木街上等待入場的表演者（趙曉梅攝，2019年）

圖十六 里木學校操場的龍燈隊伍和教學樓上的觀眾（趙曉梅攝，2019年）

八個村的12只獅子、18條龍陸續進到場地之中，在操場上排列整齊（圖十七、圖十八）。龍獅隊之前的“舞臺”上，正中擺放一張供桌，桌上有一個大豬頭和香燭紙火若干。龍獅演出開始前，鄉鎮干部先在桌前上香祭拜。晚上八點，演出正式開始。最先仍是鄉鎮領導講話，之后給各村的龍獅隊發紅包，并把紅帶子系在龍角上。在正式表演之前，由各村的龍燈師上臺念誦自編的謝燈詩，主要是慶賀新春的吉祥話，龍燈師說一句，大家應一句，場面逐漸熱鬧起來。謝燈之后開始表演，各村隊伍向操場兩側散開，留出中間的場地，由每支隊伍依次表演。每個龍燈隊都別出心裁，以龍身凹出各種造型。盡管當晚天氣寒冷，觀眾們仍是看得興致勃勃。在各村集中演出結束之后，龍獅隊到各個寨子祥龍醒獅，也就是游寨慶賀，到凌晨才結束。

圖十七 陸續到來的各村龍獅隊伍（趙曉梅攝，2019年）

圖十八 里木操場排列整齊的龍獅隊伍（趙曉梅攝，2019年）

圖十九 龍獅賀新春文化演出舞臺、供桌（趙曉梅攝，2019年）

圖二十 龍燈師念誦謝燈詩（趙曉梅攝，2019年）

圖二十一 龍燈隊表演（趙曉梅攝，2019年）

不知各位讀者“看”過這場龍獅演出之后作何感想？若與泗水紅瑤的舞龍游寨、互訪相比，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偉江鄉龍獅表演的顯著不同，仿佛在操場上舉辦的舞龍運動會，各個村子組織有序，依次展演。它與跳香節下半程的農民運動會、廣場舞比賽一樣，都是在鄉政府組織下的群眾文化娛樂活動，只是演出競技的形式看上去更加“傳統”。這個“傳統”是從龍勝其他鄉鎮民族那里“借”來的，可這絲毫不影響當地人對參與、觀看龍獅表演的興致。我們在這個全新的龍獅演出中也看到，它也“嫁接”了本地傳統——像官方舉辦的跳香節一樣，主辦人在活動開始前都要供神祭拜。

在偉江鄉七月半跳香節和春節龍獅演出之中，我們看到了多種形式、跨越時間、民族和管理層級的“文化借鑒”。跳香節是鄉鎮干部對原有本地習俗的“再利用”，將姓氏家族組織的跳香祭祀轉變為鄉鎮官方表演，在向上級、對外展示之外，加入了更多當代文化娛樂形式。舞龍燈的起因是上層管理機構派下的政治任務，因而向其他鄉鎮、民族學來的新民俗。這一官方活動先是被村民用作自娛自樂的春節慶賀習俗，如我們在布弄寨上游街舞龍所見；其后又被鄉里統一組織，成為整個鄉里的“群眾”活動。但無論怎樣，這些鄉政府主導的官方活動仍保留著“民間”特色，村民也樂享其成，積極參與到各種“玩樂”之中。

偉江的旅游開發尚待時日，除去跳香節開幕式，這些新民俗與大寨曬衣節性質不同，是以村人為主體來創作并自我展演的。這些新民俗活動也凸顯了當地基層政府在鄉村日常管理中的顯著影響力，以及對本地或他處民俗的吸納和借鑒，生動展現出當代民族鄉村的上下互動。

注釋：

吳忠軍：《苗族的“跳香”與族源》，《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