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13日晚，由法律人類學云端讀書會主辦的“環境·法律·人類學”線上對談如期進行。在法律人類學云端讀書會的組織下，籌備了近大半年的對談通過線上的方式，呈現出 “環境·法律·人類學”話題的更多可能性。此次對談由西藏大學政法學院講師赤乃翁姆主持，與談人包括東北林業大學副教授荊珍、武漢大學/劍橋大學聯合培養博士生琪若娜、云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研究員王靜宜和青海省三江源生態環境保護協會志愿者秦藝源，西南科技大學法學院教授淡樂蓉做評議和總結。6位女性學者從國際視野談到了在地保護，從邊界意識談到了性別參與，真可謂精彩紛呈。

此次對談海報照片由秦藝源老師提供。

赤乃翁姆：疫情肆虐的今天，反思“環境與人”的關系，能夠使我們重新審視周遭發生的一切。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法律人類學為傳統法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作為一種研究路徑，注重過程和細節的法律人類學，為我們更好地理解“人與環境”的關系提供了新的視角。藏語里的環境是“外在世界和內在有情”，此表述將人類和環境視為構成大千世界的主要因素，這種整體的世界觀，實則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生態系統”。那究竟“人類和環境”是如何相關的呢？ 或者說如果將環境、法律和人類學這三個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話題放在一起會產生什么樣的火花呢？

荊珍：我給大家匯報的題目是《氣候變化與公共衛生的國際法治合作》。

1972年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達成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是國際環境法發展的第一步，當時人們就已經認識到健康的環境的重要性，并創建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50年后的今天，環境、氣候變化和公共衛生、人類健康等問題更加重要且緊密聯系。那么，環境問題為什么是個國際化的問題？有何獨特之處？法人類學關于環境保護問題是如何展開研究的？以及為什么法人類學與國際環境法學研究有交叉點？下面我們就帶著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20世紀中葉以來，嚴重的環境問題已從國內走向國際，比如大氣污染、水污染、氣候變化、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樣性等環境問題已由區域性問題發展成為全球性問題，環境危機顯現出了超越國家和全球化的性質。全球性生態環境問題的出現和不斷惡化，是由無數國家和地區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和污染累積而成的。20世紀50、60年代，環境污染發展為社會公害，導致成千上萬人生病甚至死亡，給人類帶來了深重的災難。20世紀70年代以來，從國內到國際，人類對環境問題的認識有了一個質的飛躍，環境意識日益增強，環境保護熱潮在全球范圍內蓬勃興起，這對世界環境保護事業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以后，全球每年發生大量污染事件，公害事件的范圍和規模不斷擴大，災難不斷。

全球性的環境問題僅用國內法難以全面、有效地應對，需要運用國際環境法以及法人類學來共同應對。國際環境法作為一個新興的法律部門始于20世紀70年代，其將國際法的一般原則適用于國際環境問題，如禁止權利濫用原則、使用自己的財產不應損及他人的財產等。當今時代，全球性的環境問題必須由國際環境法來進行規制才能予以解決，同時，法人類學研究對環境保護問題也情有獨鐘，因為環境問題是最適宜采用田野調查方法的社會問題，而且也可以采用法人類學研究中的法律多元等方法。同時，法人類學研究也關注跨國性的問題，比如人權問題、權利保護問題，甚至原住民的環境權利保護等問題，而且環境權也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人權，這是一個經久不衰的理論問題。國際環境法學與法人類學研究都非常關注環境保護問題。

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個人或一個國家都并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環境防線，環境保護絕不是一個人、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能夠做到的，它需要全世界、全球范圍的總動員，是人類共同的事業。面對人類共同的危機，為了人類共同的利益，人類必須采取共同的行動。因此，通過國際法治合作制定改善環境、保護環境的法律，就全人類而言，國際環境法學與法人類學研究不僅都具有跨國性的特點，而且都具有顯著的公益性，其交叉研究尤其值得我們重視。梅麗教授的《人類學，法律與跨國進程》一文中明確指出，民族國家越來越多地卷入國際經濟協議和國際法規之中，其中有不少內容對地方產生了影響。國際法律秩序的擴張對地方法律秩序的影響是多種多樣的，最廣為人知的事件是1984年印度博帕爾毒氣泄漏。一家由美國公司控股的工廠發生了毒氣泄漏，害死了住在附近棚戶區內的幾十萬名居民。該事件引發了巨大的法律爭論：究竟哪個國家的法院應該審理此案，又應該根據何種法律進行裁決。該事件的結果是美國的一部分侵權法移植到了侵權法體系尚不完善的印度。

當今世界，氣候變化問題是最為嚴峻的全球性問題之一，在疫情肆虐的今天，公共衛生、人類健康等問題也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這兩個看似孤立的問題之間存在著緊密的互動關系，各自問題的治理方式和路徑也發生互動，進而影響治理成效的實現。基于氣候變化對公共衛生的影響，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為主的治理框架影響著世界衛生組織及其成員，其范圍包括有關國際組織和文書的作用和任務。下面首先討論國際間的氣候變化健康法，特別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巴黎氣候協定》和相關的機構決定，以及這些文書對在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面將衛生問題列為氣候政策的優先事項。其次討論世衛組織政策在執行衛生要求方面的作用，特別是與《巴黎氣候協定》有關的問題。最后，結合適應性治理理論提出國際和國內層面改善現狀的方案，即建立實質性的、制度性的國際氣候變化法的程序合作機制，以促進和保護國家的公共衛生安全。

首先，氣候變化對國家公共衛生具有深遠的影響。氣候變化對人類健康的影響可歸納為六類公共健康問題：與熱有關的健康問題、呼吸系統疾病、傳染病、水傳染疾病、食物不安全和精神健康問題。世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深受影響，脆弱性和風險來自非氣候因素和多方面的不平等，這些不平等往往是由發展進程不平衡造成的。總之，氣候變化日益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健康挑戰。

因為氣候變化只是眾多促成健康威脅的因素之一，但氣候變化往往加劇現有的條件，毫無疑問，氣候變化對那些發展中國家的影響最為嚴重。IPCC報告指出了氣候變化對人類健康的影響。直接影響包括與氣溫有關的影響、洪水及風暴、干旱，以及臭氧層損耗導致的紫外線輻射增加等。間接影響包括生態系統介導的影響，如媒介傳播和其他傳染病、食物和水傳染病以及空氣質量等；人類機構介導的影響，如營養、職業健康、精神健康和暴力沖突等。除了氣候變化的直接和間接影響之外，還要努力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對公眾的重大影響。總之，氣候變化對人類健康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

其次，國際氣候變化法中的健康問題日益顯現。（1）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為首的國際氣候變化法可以大大促進和保護環境，從而保護人類的健康。最重要的是，UNFCCC界定了氣候變化的物理環境或生物群的變化對生態系統、社會經濟系統，或對人類健康和福利的不利影響，然后呼吁各締約方考慮到他們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具體的國家以及區域發展的優先次序、目標和情況等。（2）UNFCCC締約方會議治理衛生的決定和決議。第一次處理衛生問題的締約方會議是1996年在日內瓦舉行的締約方會議，宣布了氣候變化對人類健康的“不利影響”。2000年海牙締約方會議在一項決定和兩項決議中直接提到，強調適應和健康監測與疾病和疾病控制有關的健康狀況。 2011年的德班會議上，締約方會議通過了一項關于衛生問題的決議，在決定中廣泛提及健康。2014年的利馬會議上，健康是少數幾個在技術上被提及的問題之一。2015-2020年期間，聯合國環境保護署具體說明了將采取的一系列行動。2016年，馬拉喀什工作小組出臺了《健康、環境和氣候變化宣言》，締約方會議對公共衛生的處理是在國際氣候變化法中逐步發展與健康有關的規范。（3）2015年的《巴黎氣候協定》為國際氣候變化法做出了重大貢獻，其將衛生問題納入國際氣候變化法中，協定也強調了健康在操作過程中的重要性。通過一系列合作框架和機制實現氣候減緩、適應和融資，每個框架和機制都確立了不同的法律締約方的權利和義務，并明確規定了各方面的需要。

第三，世界衛生組織政策在執行衛生要求方面的作用，特別是與《巴黎氣候協定》有關的問題。世界衛生組織是國際社會最突出的全球公共衛生組織。《聯合國憲章》賦予世界衛生組織減緩全球變暖的任務，在聯合國系統內保護健康，聯合國授權世界衛生組織通過促進衛生合作，在全球公共衛生領域發揮領導作用。世界衛生組織是一個關鍵行為者，對防治全球性的艾滋病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世界衛生組織已經通過了一系列環境與健康決議，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長期以來一直在發展中國家推動環境保護，世界衛生組織在氣候變化方面發揮著重要的領導作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和世界氣象組織也積極參與氣候變化和公共衛生問題。

最后談談結合適應性治理理論提出國際和國內層面改善現狀的方案，即建立實質性的、制度性的國際氣候變化法的程序合作機制，以促進和保護國家的公共衛生安全。  

國際氣候變化法要求各國根據UNFCCC的規定履行義務，環境監察及審核手冊須包括在國際和國內層面上，各方需要在制定措施進行沿海地區管理、水資源管理、資源和農業管理，以及解決荒漠化、干旱和洪水等問題，締約方還必須考慮所有措施對公共衛生的影響或為緩解或適應氣候變化而開展項目。

我們再來看看公共衛生在國際氣候變化法中面臨的挑戰：第一，盡管國際氣候變化法已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其實質性、程序性和體制性框架尚未完全包含公共衛生。第二，全球衛生行動者需要更新的途徑，比如采取法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等方法以便更好地開展工作。第三，執行全球公共衛生和氣候變化法的國內框架為確保有效的整合，我們需要進行重大改革。因此我想試著提出應用適應性治理的理論來實現這些改革，適應性治理可以更好地為健康和氣候變化法提供信息和政策。具體建議如下：1、環境正義是加強適應性治理的關鍵支柱，建議設立《氣候公約》衛生和環境技術機構。2、加強與氣候變化相關的健康需要一個環境倫理框架，建議建立世衛組織健康與氣候咨詢委員會。3、氣候變化現在無疑構成了一個集體行動問題,一個不能由單一實體解決的問題。在國際氣候治理方面進行新的改革，全面推進各國國內健康與氣候法治改革。

赤乃翁姆：荊珍的發言從國際法視野談到一個重要的問題，即環境問題為什么會成為國際化問題，而成為國際問題的環境又如何通過國際合作得以實現。環境問題的國際視野為本次對談提供了一個大的框架，同時荊珍建議通過人類學的研究思路來補充傳統國際環境法的研究，也很好地呼應了此次對談的主旨。第二位與談人是武漢大學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專業的博士研究生琪若娜，琪若娜剛剛結束了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系的聯合培養。她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草原圍欄變遷過程中牧民的法律空間意識”。

琪若娜：首先，我想從今天的沙龍主題“環境·法律·人類學”的順序切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研究興趣。我在內蒙古出生長大，對草原環境的退化有著切身的體會。記得2008年內蒙古干旱情況比較嚴重，我當時還在上初中，利用暑假住在牧區一周，拿著相機，邊拍照邊跟人聊天。因為當時還是個小孩，也沒有什么訪談技巧，大多數情況下是不會自己參與到對話中的，都是旁聽到別人的談話內容，轉換成自己的知識。不是以一個專業的視角去看，更多是一種傳達者的身份。這樣回想起來，我最開始是以切身體驗到的環境問題作為我的興趣點的。到了本科，在法學院接受了系統的法律思維的訓練。當時本科畢業論文寫的是草原生態補償，這次花費了更久的時間，結合調查問卷與半開放式訪談。我當時的體會是，當按著調查問卷的順序提問，大多數對話是沒辦法進行下去的，尤其是和較為年長的牧民，更多的內容還是以訪談的方式獲得到的，調查問卷的數據只用作了一些數據的對比。在這個階段其實沒有意識到我當時對人類學方法其實已經有一個傾向性。后來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實習，在實習過程中也涉及到很多傳統知識這一類的內容，這也是我去選擇申請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的聯合培養的機會的推動力。

我今天分享的主題主要是圍繞著圍欄。草原圍欄是對草原保護、利用及管理的基本方式之一，是對草原所有權或使用權的空間范圍的確定。圍欄演變其實可以分為兩種分析。一方面是圍欄依托的制度本身的變遷，像內蒙古經歷過合作制的階段，到了后來的確立家庭承包經營制度。但我發現更有趣的一點是圍欄本身作用的一個變遷。我國的草原圍欄是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發展起來的，在這之前，圍欄的用途大多在于將牲畜圍在里面，傍晚牛羊吃完草回來之后，防止他們走得太遠，晚上被狼吃掉或者迷路。這一階段的圍欄是“將牲畜圈在里面”。而現有的大規模的草原圍欄建設則是始于本世紀初的“退牧還草工程”。這一時期的圍欄是與“禁牧”密切結合，防止別人的牲畜進入到自己的草場中，屬于“把牲畜攔在外面”。在這個演進過程中，可以看到牧民們對于圍欄的認識也在變化。

我通過分析在內蒙古自治區B旗A村收集的不同地圖與案例，探討不同邊界的可見性與功能性是如何取決于牧民和各種國家機構之間的權力關系并為之提供依據的。牧民的空間實踐和空間感知是理解該村社會結構變革的關鍵。

村民N（82歲）所繪制的地圖（經授權使用）

村民W（68歲）所繪制的地圖（經授權使用）

村民U（32歲）繪制的地圖（經授權使用）

村民B（25歲）繪制的地圖（經授權使用）

村民N與村民W屬于A村的長者，經歷了草原治理的不同階段。在這張地圖上，可以注意到他們繪制的地理范圍很廣，且在私人和公共空間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村民N與村民W均經歷過游牧，這個意義上的公共空間就是整片草原，它是開放的、流動的。在此意義上的空間不是獨立的，且不屬于某個人，是隨時變化且依賴于互動的空間。

而村民U與村民B繪制的地圖具有明顯的線性與塊狀的特征。以道路以及圍欄作為地圖中的主要的判讀信息。青年所繪制的地圖通常將村子以一條條道路作為鏈接，逐漸具有私人土地與空間的意識。

不同的空間意識的碰撞會產生糾紛。但田野中讓我覺得很神奇的一點是，法院關于草場邊界訴訟案件數量并不多，但我卻在田野中目睹、參與了很多次涉及邊界的糾紛。我認為原因在以下兩點：糾紛數量看似下降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有大量的人口在逐漸地放棄放牧這一個生產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我觀察到的糾紛大多數是沒有走訴訟這個程序的，這些糾紛的沖突點是一致的，大多是關于能不能夠獲得特定的自然資源。之前的約定俗成的方法能夠很好地協調這個問題，但這一個特定的問題，在法院的視角下，基于已有的GIS地圖，是有明確的裁判依據的，其中一方的牧民是沒有任何勝算的，我收集到的訴訟案件中也有沒有運用到公序良俗原則的例子。這足夠讓一些牧民在權衡的過程中，基于無法利用一些特定的自然資源的現狀，選擇放棄放牧這一個生活方式。所以在這個過程中，也要考慮到潛在的文化層面上的缺失問題。

我把這種理解定義為“法律空間意識”，它指的是空間和法律如何在個人層面上產生聯系。即個人對法律的日常理解的意識以及法律如何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正如這些案例所表明的，社區成員不僅僅是在單向的意義上體驗法律，而且還參與到法律中去。因此，法律空間意識提供了一個分析牧民在草原承包經營制度推行中博弈策略選擇的框架。盡管B旗A村的牧民事實上確實建立并維持著各種非正式的邊界（村莊之間、家庭之間），但草原承包經營制度所帶來的圍欄建設為牧民們的空間的敘述帶來了實際的影響。相對于西方意義上的僵硬和不變的分界線，在傳統游牧中邊界被視為波動的，圈定的往往是相對寬闊的區域，這些區域通常是可協商的、非永久性的，并取決于不斷變化的社會關系和地理環境。即使設置了圍欄，排他性也無法得到體現，因為草場是典型公地，其間包括很多附帶的共享性資源，如果初始的分配將其完全私有化，可能引致草場資源分配的不公平。

最后，我想討論一下存在緩沖空間的可能性。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由于牧場被分割給各家各戶，這種財產安排大大偏離了傳統的土地管理公有制。在私有制推行之前，草場之間的邊界并不明確，雖然在共用的草場也經常產生糾紛，但共用的草場同時也起著緩沖區的作用。對于一部分牧民來說，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個“未實現的承諾”。法律提供了一套資源管理的規范規則，但它沒有達到理性所能達到的目的，即公共物品的合意管理。筆者認為“合法”與“合理”之間的割裂便是A村草場邊界糾紛數量較大但訴訟案件并不多的原因。那么應當如何彌合這種割裂？“緩沖”可以代表一種社會過渡的空間與形式，可以很好地形容傳統牧業和現代產權概念的共存狀態，以強調個人、社區和國家之間的邊界互動、碰撞和協商。在此情況下，可嘗試轉而用另一種微觀的視角去考察草原承包經營制度中的制度設計。不謀求根本性的理念變革，而是保留一定的緩沖空間，以緩和消解既有制度中已存矛盾。

赤乃翁姆：琪若娜從“草場圍欄”的視角講述了內蒙古牧人的“法律空間意識”。通過“制圖分析”的研究方法，分析了牧民繪制草場地圖背后，牧民如何看待草場以及確權對牧民來說意味著什么的問題。在分享過程中，琪若娜還從自身的經歷反思了研究者的身份，她稱自己為傳達者，這一反思背后其實也是人類學或者法律人類學對自身研究的一種反思。第三位與談人是云南師范大學王靜宜副研究員，她以“西南鄉村生態的少數民族女性參與”為題，分享西南獨龍族女性參與生態保護的在地經驗。

王靜宜：生態，是指生命體在一定環境下生存和發展的狀態。鄉村社會的生態，一般可以分為自然環境生態、經濟生態、政治生態、文化生態和社會生態。我的研究，僅選取自然環境生態進行考察，討論的是少數民族村民對自然環境的適應、塑造過程中產生的觀念與實踐。

社會性別既是學術研究的論題之一，又是考察社會的一個獨特視角。隨著經濟、政治、文化與生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不斷重構，社會性別、生態與社會發展的問題日益引起關注。一方面，知識界從性別的角度去探討人與自然關系的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產生了重要影響，另一方面，女性、環境與發展范式（Women，th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Paradigm，WED）也被積極納入到一些政府部門、NGO和慈善機構的發展議程中。近年來，學者們注意到由于社會分工和既存的性別偏見，環境變化特別是極端天氣、自然災害對不同性別的影響也是不同的；很多跨文化的實證研究也表明男女兩性與環境的關系并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受到不同的自然地理、歷史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我國豐富的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中包含了大量與環境互動、和諧共生的知識與實踐，通過社會性別的視角去考察與理解，能夠對我國鄉村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更多的參考與借鑒。

由于不同性別的社會分工，長期以來“男主外、女主內”的既定觀念，產生了女性作為環境互動主體的“缺席”偏見。對西南地區眾多少數民族傳統環境文化進行考察，會發現女性一直“在場”。這種“在場”，是少數民族女性作為主體參與到鄉村環境的互動中的。隨著鄉村社會的發展與轉型，少數民族女性與鄉村環境的互動展現出了動態性。因此，要探討少數民族女性在鄉村自然環境中的參與，就要在環境正義的語境下，考察女性與環境互動中的權利與義務，及其動態變化。

獨龍江鄉地處我國西南邊陲，位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東鄰貢山的丙中洛鎮、茨開鎮，北鄰西藏察隅縣察瓦龍鄉，西南鄰緬甸聯邦共和國克欽邦。獨龍江鄉是獨龍族唯一的集中聚居地，人口一直在4000—5000之間波動，也是云南的“直過民族”之一。

獨龍江村落

獨龍江鄉地形地貌特殊，屬我國西南地區橫斷山脈的高山峽谷地帶，北面與青藏高原相接，西南面對孟加拉灣，暖濕氣流可以到達，東西兩側屹立的是高黎貢山和擔當力卡山，獨龍江縱穿兩山之間，山高谷深，形成了獨特的兩山夾一江的自然地理環境，也是理解獨龍族生存和發展的環境出發點。獨龍江發源于西藏察隅縣，由北向南流淌，最后匯入恩梅開江。整個地區海拔高差懸殊，境內最高峰位于迪政當村，海拔4969米；最低點位于麻必洛河西岸鎮藏交界線上，海拔1170米，海拔落差約有3000多米。地勢陡峭，幾乎沒有<2°的平坦之地，有76.13%的居民和耕作都是在陡坡和急陡坡（>25°）的地方（楊恒喜等，2010）。“兩山夾一江”使獨龍江鄉形成了典型的立體氣候和小區域氣候，所謂“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正是獨龍江鄉氣候的寫照。獨龍江鄉從北往南，可以劃分出高寒帶到亞熱帶8個氣候帶。降水量為全國之最，屬東南亞三個多雨中心之一。獨龍江流域森林覆蓋率高達93%，動植物保存完好，素有“世界物種基因庫”美譽。高大的高黎貢山阻隔了獨龍族人與外界的聯系，每年10月至次年5月，大雪封閉貢山埡口，使得獨龍族人一年當中有半年時間跟外界沒有聯系。即便是貢獨公路（貢山通往獨龍江的公路）不斷的修建完善，獨龍江鄉還是會因為自然地理原因，與外界隔斷。

自然環境的艱險對應了獨龍族社會文化的閉塞。關于獨龍族的文獻記載最早見于清代的《清職貢圖》當中的記載：“俅人，居瀾滄江大雪山（怒山）外，系鶴慶、麗江西域外野夷。其居處結草為廬，或以樹皮覆之。男子披發，著麻布短衣褲，跣足。婦耳綴銅環，衣亦麻布。種黍稷，劚黃連為生。性柔懦，不通內地語言，無貢賦。更有居山巖中者，衣木葉，茹毛飲血，宛然太古之民。”沒有文字，結繩記事，20世紀60年代以前，婦女普遍有紋面習俗。由于特殊的生境，使得獨龍族的傳統文化保持得較為完整，是理解傳統文化與生態的理想之地。

獨龍族長期居住的“兩山夾一江”環境，使獨龍族人在與自然環境的長期實踐中，形成了一套保護自然，與環境相互依存，不斷互動的知識和實踐。這套知識與實踐是通過不斷適應、不斷塑造，不斷調整生產生活方式而逐漸形成的。這種長期的實踐與互動，都離不開女性的參與。一方面，獨龍族女性與男性一樣，在生產與生活中運用自己的經驗和體悟，結合積累的知識，創造出與環境互動的優秀傳統文化；另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下，獨龍族女性在堅守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積極吸收、借鑒，與其他文化相交融，使本民族傳統環境文化在現代化的場域中獲得新的生命力。所以說，無論是獨龍族與環境互動的傳統，還是從傳統邁向現代化的進程，獨龍族女性都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

我們在認識與理解獨龍族與環境互動的觀念和實踐的過程中，不能忽視女性的獨特作用。社會文化人類學的理論認為，在傳統鄉村社會中，女性所處的地位及其相對保守性，使其擁有的文化更接近于文化的真實性，而且擔負生育職能使女性天生富有的博愛、溫柔的人格，比男性更容易親近自然。所以說，獨龍族女性與環境互動的傳統文化之間有著直接而密切的聯系，其擁有的知識和傳承的文化構成了社會生產生活知識的基礎，而相對保守的地位又使這些知識保存的比較完整。

作為山林居民，野生動植物一直是獨龍族人生產生活的主要來源。生態保護工程的實施，對獨龍族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無論是天然林保護工程，還是退耕還林，都使獨龍族人失去絕大部分生產生活的來源，使得他們從環境利益的獲得者逐漸轉變為補償者。在這樣一個過程中，考察獨龍族女性環境互動的動態性，可以對社會性別與環境正義有更多思考。

進入山林

脫貧攻堅戰役打響后，獨龍江鄉從建檔立卡中選派了483名生態護林員，他們的任務是守護隸屬高黎貢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17萬公頃森林。上游的迪政當行政村共有98位護林員，其中女護林員有21位。今年7月，筆者在獨龍江鄉調研時，跟隨第一個成為女護林員的玉花一同去巡山，通過整個巡山的過程，看到了獨龍族女性環境互動的具體表達。

一方面是獨龍族女性的環境權利。一路上，玉花一邊指給我看各種植物：水冬瓜樹、野百合、重樓、黃連等等，一邊告訴我這些植物的用途、藥效。從與玉花的談話中，能夠看出獨龍族女性環境權利的行使，與男性有所不同。例如“男性會把水冬瓜樹用作木料，而女性更喜歡用作薪柴”。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的發展，使獨龍族人的環境義務承擔體現得越來越明顯。從前可以獲取的野生動植物，現在都變成了保護對象，減少了收入的同時，甚至還構成了威脅。玉花家就在山邊，豬圈雞圈的旁邊都圍著護欄，因為她家每年都會被熊吃掉一頭豬。

在玉花家

事實上，一同巡山的女護林員不止是玉花一人，筆者想與其他女護林員進行談話時，發現其他幾位并不善言言談，當然了，這與語言不通有關。其中一位女護林員，也努力的想與筆者進行交談，進行了嘗試后，交談還是止于簡單的個人情況介紹，無法有更深入的內容。

盡管在環境互動中，獨龍族女性一直“在場”，但由于既存的性別偏見、社會發展的動態影響等因素，產生了獨龍族女性環境話語的“缺席”。為了使女性能在少數民族環境治理、生態文明建設中發揮出獨特作用，在社會性別平等與環境正義的雙重語境下，確保少數民族女性的“出席”，顯得更加重要。展望未來，少數民族女性的賦權，能夠更好的使少數民族女性參與到環境治理中。例如，賦予少數民族女性更多的環境話語權；培育少數民族女性環境保護組織等，都能讓少數民族女性和鄉村的未來，有了更多可能。

赤乃翁姆：王靜宜的分享從社會性別的角度，談到了少數民族女性參與生態保護的地方經驗，從這些經驗中分析了女性如何“在場”、為何“缺席”以及未來如何“賦權”的建議。第四位與談人是三江源協會的志愿者秦藝源，她分析的主題是“三江源地區以社區為主體的自然保護模式的實踐與觀察”。

秦藝源：在2020年6月至2022年6月期間，我有兩年的時間投入到青海省三江源生態環境保護協會（簡稱“三江源協會”），有機會對三江源協會開展的“以社區為主體的自然保護”模式的環保行動進行參與式觀察。有效的環境保護需要從環境科學、生態學的角度關注到環境的系統性和復雜性。以代表著藏區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六長壽圖”為例，六長壽圖分別是指水長壽、巖石長壽（土地）、樹長壽（植物）、鹿長壽（動物）、黑頸鶴長壽（鳥類）、人長壽，生態系統里的各個元素是相互影響的，要想解決凸顯出的某個單一環境問題，就需要系統地考慮這個問題的成因。同時，有極強主觀能動性的人會對環境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有效的環境保護也需要從社會性、人文性的角度來規范和改變人的觀念與行為。

三江源協會的“以社區為主體的自然保護模式”綜合地考慮了人與自然的之間復雜的、社會性的關系。這里所說的社區是指有外部有地理邊界、內部有豐富自然資源和社會關系的區域，我們可以大致地以行政村來理解。

第一個保護行動是“水源保護”，基于人對自然資源的依賴。三江源被譽為“中華水塔”，水源非常重要，社區中的人會基于對水的資源依賴對其進行保護，其表現為在傳統上，他們沿襲祖祖輩輩的“敬畏水源”的習慣，比如在離水源20米處不能取水、水源處不能踩踏、污染等，以及也有認知上的對于藏族傳統文化中相信水中居住的水神“勒”采取祭祀的方式表達敬畏之情。同時，現在當地人也能夠采用科學的監測方式，關注水量、水速等來記錄水源的變化。

第二個保護行動是“零廢棄推廣”，起因于人對人類破壞環境造成的問題的修復。目前藏區的生活垃圾問題非常嚴峻，三江源協會采取“零廢棄社區”的推動方案，通過提倡零廢棄的理念（不生產、不使用、不制作、不丟棄一次性垃圾），給選擇成為零廢棄的家庭替換家中使用的塑料制品儲物罐等，變成不銹鋼、陶瓷、布袋等制品。同時，也會通過引入“零廢棄循環基金”的方式，在參與零廢棄的家庭中進行資金借款的流轉來幫助到零廢棄家庭，而產生的利息約定用于社區環境保護，形成共同維護和管理的規則。

第三個保護行動是“環保人培育”，通過宣傳教育，著力于鞏固、提升人的良好生態觀念。先通過尋找有環保觀念的人，與之溝通了解需求，通過邀請專家老師開展一系列環境監測、應對氣候變化、政策解讀等方面的培訓，使得這些環保先鋒了解并具備應對當地環境問題的能力。這樣，他們就同時有了雙重身份：一方面，他們將會成為當地社區的帶頭人，積極開展和組織大家投入到環境保護行動中去，另一方面，他們也將成為整個三江源地區環保人網絡中的成員，依托協會的平臺繼續成長和互相支持學習。可以說，所有在地保護行動，無論是水源保護、還是零廢棄社區都離不開這些環保先鋒的積極、無償地參與，甚至是自己從家里貼補付出。歸根到底，是這些環保人在觀察和思考自己生長環境的變化，以及他們有對更好的生活環境的期待。

藏語里的“三干凈”：即山干凈、水干凈、心干凈

第四個環保行動是“可持續的生態鄉村建設”，落腳點在社區的綜合性發展，將人與環境結合起來的整個可持續的生態社區的推動。社區是動態變化的，畜養的牛羊、家庭勞動力、交通工具等都在隨著大環境發生變化，可持續的鄉村發展需要多管齊下。因此，激發社區的內生動力，從生產生活生態各個方面給予想要留在這片土地生活的人一種可持續的方案，才是長久之計。比如，在生產上，除了已有的畜牧業，還給在地人進行手工藝技能的培訓，成立微店進行銷售，擴展收入來源；在生活上，關注大家的身體健康，尤其是女性，給大家進行健康宣講，并且支持社區做蔬菜大棚，吃有機蔬菜；在教育上，通過社區公共空間的圖書館建設，提供各種培訓活動來提供教育機會的平等；在生態上，自愿成立公益保護小區、記錄環境日記等，持續地做在地的守護者。

在以社區為主體的自然保護模式下，社區中的成員形成的共同規則體現了他們的主體性，對社區共同體的建設也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以三江源協會陪伴的一個社區——那索尼村為例，來說明以社區為單位的自發性保護中習慣法性質的社區規則的在地實踐過程。

根尼白宮

誓言圖

2016年，為了解決在那索尼村附近覺拉神山在轉山期間產生的大量垃圾，那索尼村的幾位積極的環保人帶頭成立了一個環保小組開展自愿撿垃圾活動。后來他們想通過社區共同體的方式讓更多的人參與，就舉全村138戶之力，建設了根尼白宮，作為一個公共的活動中心。里面有一幅大家的誓言圖，上面寫：“為了草原，為了故土，為了無垠廣袤的心性，也為了幸福，為了外在的宇宙和三千世界的所有生靈，我們將對環保事業做出努力，并以此作為宣誓。”2018年開始，他們逐步將這種抽象的愿景落地，成立“公益保護小區”。由地理位置相近的幾戶人家組成保護小組，并且共同約定小組成員的工作，比如：監測記錄數據、不亂扔垃圾、巡護來杜絕盜獵現象等。后來，他們形成了社區的自然資源共管模式，前述的公益保護小組作為執行團隊，小組中的代表和村內的領導和一些有影響力的人形成自然資源共同管理委員會，通過會議討論和決定重大事宜，而社區的環保組織作為協助。至今，他們已經在環境日記記錄、動物保護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績。2020年開始，那索尼村推動“零廢棄社區”的建立，更具有集體目標感，而且引入了“循環基金”這種經濟工具，形成了更成文化的章程，約定權利義務主體、基金管理小組的成員及職責、資金出借的范圍、擔保、未及時還款的解決措施、利息的用途等。同時，他們還發展木雕制作、建零廢棄民宿等方式來拓寬收入來源，使得社區更加可持續地發展。這種有習慣法性質的社區規則的共建，在當地發揮了比宏大的政策法律更具實踐性、更容易看到環境保護的效果。我認為，環境保護法是更需要講究“法律效果”的法律，環境的改善有其客觀標準，也有更加緊迫的需求。希望未來能在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建立中給予以社區為主體的自然保護模式更多的肯定。

赤乃翁姆：四位主旨分享人分別從國際視野、邊界意識、社會性別以及在地參與的角度談到了環境這個議題的多元性，同時也從各自的經歷中展示了法律人類學作為一種研究路徑所提供的可能性。此次對談，我們邀請到了著名的法人類學家、西南科技大學法學教授淡樂蓉老師做點評。

淡樂蓉：第一，今年入夏以來，我國的高溫天氣已經持續了40多天，美國、加拿大乃至歐洲都在超級熱浪的沖擊之下，引發了可怕的森林野火、導致了數百人和沿海生物的大量死亡，如果不采取適當的減排措施，未來超級熱浪會變成常態，嚴重威脅人類健康與生態平衡。從經濟學的原理上來講的話，氣候變化可以說是一個作為公地悲劇的議題，它與分配的差距、與消費的差距，甚至與購買污染權的制度是緊密相關的。而全球性公共衛生方面的國際法治合作研究，在國內還是非常不夠的。氣候變化與人類的不可持續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消費方式，以及與全球范圍內的分配差異，有密切的這種關系，比如《京都議定書》，一些超級大國不履行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和氣候變化的國際義務和責任，致使得國際公約不能產生抑制和控制氣候變化的效應和作用，但是在氣候變化與全球性的公共衛生的國際合作機制方面，已有的氣候變化公約還包括國際人權保護機制、禁止生物武器公約，還有一些機構在進行工作，如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全球基金、世界貿易組織等等，在面對有關瘧疾、艾滋病等疾病的防治，都在努力建構氣候變化和全球公共衛生的國際合作機制。

全球性的國際公共衛生國際合作存在一些爭議，主要是因為關涉到一個國家安全、個人安全和民族安全，近些年關于非傳統安全的研究也對此論域有所研究。全球性公共衛生治理的國際機制的研究關涉到全球衛生治理的特點，主要表現在機制的靈活性和多層次性；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和非常強的專業性，而且，全球公共衛生治理的必要性，是要奔著安全化的目標和原則。一個成功的安全化，它包括的是三個要素，第一是識別存在性的威脅；第二是采取緊急行動；第三是通過破壞和擺脫自由規制來影響到各單元之間的關系，所以全球公共衛生問題的安全化的依賴于主體間性的建構，以及國際規范的確立。

全球公共衛生治理的國際機制，首先它是全球公共衛生產品的重要的提供者；它能夠有效的降低國際交易的成本，從而促進全球公共衛生問題方面的國際合作；它同時為全球治理提供了共同的價值規范。目前，全球性公共衛生國際合作機制主體主要包括了一些個多邊正式的國際機制，如全球公司伙伴關系、慈善基金、非政府組織、以國家為主的制度等等，所以荊珍的選題，非常有現實和理論的研究意義。但本文尚需進一步突出問題意識，凝練主題，總結出學術話題，關于法人類學方法在氣候變化和公共衛生國家法治合作方面的運用，首先今天的分享中并未體現出法人類學方法的運用，應該是一個規范分析方法的運用，規范分析方法主要關注法的合法性、法的運行效果、法的實體內容，全方位考察法的構成要素，也就是說制度事實構成規范分析的對象。

在這里，我想推薦一本書，它是美國的凱爾·哈伯寫的《羅馬的命運——氣候、疾病和帝國的終結》。這本書主要論述的是氣候變化和傳染病在羅馬帝國崩潰當中起到的作用，敘述了自然戰勝人類野心的故事，對我們思考相關問題很有啟發意義。

第二，草原的網圍欄的建設，與我們國家在農村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度是密切相關的，作為一種制度，它的演進和變化中牧民的邊界和空間意識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網圍欄設立之初和它設立之后，國家法和民間法之間的觀念和規則存在著較大的沖突。牧民生活的面向和生活生產理性以及規則，前后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實際上，關涉到了劃界定牧和國家建構之間的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學術議題。蘇力老師的文章《這里沒有不動產》我在博士論文中進行過批判性反思，我的博士論文的答辯團主席就是蘇力老師，他采取了克力福德吉爾茲的方式：不予回應，這是個人主義研究方法的體現。

琪若娜關于草原圍欄演進過程中牧民的邊界和空間意識的這篇文章，實際上是想要談法律的地理空間，法律關于產權明晰之后的邊界確定，權利義務規則，可以通過比較分析牧民發生了怎樣的改變，這里面，也反映出了國家法與民間法之間的一種緊張和互動的關系，本文所舉的案例，略顯陳舊，但可以選取更典型性的案例來分析問題，力圖展現文章主旨和實現論文論述目的。草原圍欄建設目標不是單一的，絕大部分草原已經被圍欄分割破碎；圍欄在分割自然生態系統的同時，也使牧民社區自組織系統破碎化；建設草原圍欄的目標日漸模糊，與當前和今后的生態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目標已經無法匹配；可以進行一些改革：1、對草原圍欄進行分類，重新界定圍欄的目的和功能；2、拆除保護核心區和脆弱區的圍欄，建立野生動物廊道；3、牧民的操場圍欄拆除要尊重牧民自主意愿；4、志愿聯戶放牧和操場流轉成為很好的政策選擇；對圍欄開展生態修復的草場，要實施科學細化管理。所以琪老師提到的存在緩沖空間的可能性的思考是很值得進行的規范性分析課題。

第三，有國外學者，認為公眾參與是公眾的一種權利，參與是權利的再分配。通過這種再分配，那些被排除在現有的政治和經濟政策形成過程之外的無權民眾，能夠被認真的囊括進來。

公眾參與比較普遍的領域和事項主要集中在農村的基層治理和城市的社區治理、環境保護、與個體的利益直接相關的城市規劃和城市建設、基層公共預算，以及其他公共事業的管理的領域。重要的環節是在環境保護立法、環境保護執法、環境決策和環境公益訴訟。

盡管我國環境保護法第五章專門規定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但是，當下我們公民參與的領域和參與的活動，都與個體的經濟利益直接相關，參與的行為表現為自下而上的利益訴求和利益表達，其參與的水平、參與的層次、參與的能力，以及與民主形式的公眾參與是相距甚遠的。尤其是女性，在傳統中國的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這樣的性別成規和性別秩序還隱形存在著，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和鄉村生態，這些舊觀念發揮著根深蒂固的文化慣性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來話，女性參與鄉村生態的現狀，并不盡如人意，我們可以認為這是一個觀念和制度的共謀下的現狀。

王靜宜這篇西南地區生鄉村生態的少數民族的女性參與的文章，中心論點是要論及鄉村生態的女性參與。鄉村生態的女性參與，應包括鄉村政治生態、鄉村經濟生態、鄉村文化生態、鄉村社會和鄉村生態文明建設的范疇，根據本文的論域來看的話，它主要是談的是鄉村生態文明建設，鄉村生態環境保護和女性在參與生態環境的執法過程當中和日常生態感知、生態實踐行為以及生態認識和一些生態利益的訴求。

在法學理論的范疇內，應將它歸結為環境政治學下的生態公民權，它與環境政治相關的，尤其是對傳統的政治主要是公共政治的觀念要予以修正。弗里丹認為個人的也是政治的，所以，在環境正義、公民權，以及生態公民權的權利方面，應立足于公民，而不是服從于一系列的指令，或者是回應的功利主義的行為模式下的財政刺激，所以，女性參與環境生態保護的行為是她的生態公民權的一個表現。目前改變不可持續的發展觀念，強調女性發展，應分析女性參與發展的不同階段，包括這種生態參與、政治參與和經濟參與。女性參與有三個發展：一個是WID（Women in Development的縮寫，即“婦女參與發展”）階段，一個是WAD（Women and Development的縮寫，即“婦女與發展”）階段，一個是GAD（Gender and Development的縮寫，即“社會性別與發展”），目前關于女性參與發展更多強調回歸日常生活、情景化和地方性知識的原則；

少數民族女性在鄉村生態當中的參與，它還有一些個特殊性，它包括了本土的議題，包括了民族的認同，那么針對基層的鄉村普通女性的群體研究和分析，應從她們日常的生活經驗和實踐出發，在研究時主要通過在訪談、調查和寫作，應該關注她們的生存的狀態和利益的需求，理解她們生存的社會環境的意義，以及她們的話語和行動的意義。同時也通過這樣的研究，對于環境法的立法、執法和實施過程進行生態女性主義的批判思維，通過對環境正義和環境民主的狀態予以調查和研究，由此推動我國的環境立法、環境執法和、環境法的實施的效果發生更好的效應。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認識，就是一切社會的改革，如果沒有女婦女的這個酵素，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個人認為，王靜宜的這篇文章在選題上很有意義，但是，做田野調查，是比較的細碎和艱難的，我們祝愿她順利完成課題，也獲得個人在學術上和精神上的歷練和成長。

我推薦一本書：《環境與公民權：整合正義，責任與公民參與》。它是由英國的馬克·史密斯，皮亞·龐薩帕來合著的，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當中，它闡發的不是傳統意義上更多強調權利和授權，而是更多強調義務和職責的生態公民權的概念，并且強調環境可持續性與社會正義之間密不可分的這種特點，認為：“如果沒有社會正義，環境正義就是生態烏托邦的，而如果沒有環境正義，那么社會正義就是空洞的和自欺欺人的。”

第四，秦藝源的分享，展示和表現了她在三江源地區社區保護地的觀察和認識，有極為有意義的圖片，主要是對三江源協會工作，工作的內容的民族志描述，運用了法人類學的方法：一個是以參與性的觀察為特征的田野調查；二是關注處理糾紛的典型的案例分析；三是不同的語言、地域習俗等文化的個體間的比較研究；四是用于觀察和指導具體的法學研究領域當中和實踐性的課題，那么她運用到的是一種純觀察的方法，它一般情況下會大量運用田野民族志，會用到個案的研究，會進行一些過程的研究，那么田野的這個民族志，它的這個后現代的危機，主要是對傳統的田野民族志，進行了一些文化批評，同時，對于民族志的一些觀點和論斷做一些整體上的質疑，更多的去強調個人、自我以及情感方面的描述。另外，也對可以這個田園詩歌般的共時狀態提出批評，零廢棄社區目前也面臨一些困難。

另外人類學方法，在后期還有關于在糾紛處理的一些個典型案例方面，有分析用兩種方法，一個是曼徹斯特學派的擴展案例法，它以規則為中心來對個案的背景、個案的案后發展，做一些延展性的和擴展性的分析；那么第二種就是穆爾的診斷方法，主要是以過程為中心，對事件再來做診斷。

總之，今天的“法律、環境和人類學”的云端學術沙龍四位老師分享的文章，突破了單純法學的學術藩籬，在人類學、生態學、法學、環境保護法學、女性學等學科的交叉地帶作研究，交叉學科可以達致新知識、新方法等的運用，對于研究者來講還需要進一步的學習和打磨方法和技術，由此才可以在自己的的研究當中，找到自己的問題意識、學術論題和研究重點，從而產生一些個理論和方法的創新和知識之增量，從而為法人類學理論和方法開辟更廣闊的展示人類多元生活的樣態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赤乃翁姆：此次對談四位主旨分享人和點評嘉賓從不同的視角回應了“環境·法律·人類學”這樣一個話題的多元性，同時也展示女性作為研究者對環境和生態議題的獨特關注方式。在對談籌劃過程當中，學友戲謔地說到“沒有男性老師私聊說對環境·法律·人類學這個話題感興趣”時，其實作為一個研究者，我下意識考慮的是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難道說男老師們對環境議題不感興趣嗎？還是說他們對法律人類學不感興趣？其實都不是，當環境、法律和人類學作為一種學科或研究方法單獨出現的時候，大家可能都很感興趣，但是把“環境·法律·人類學”放在一起之后，這樣一個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的話題，可能就不太能夠成為主流話題。就像法律人類學這個學科一樣，概念提出來的那一刻，就注定其成為邊緣學科、邊緣話題的命運。鑒于此次“環境·法律·人類學”對談是由5位女士展開的，我想在其關鍵詞前面加上女性一詞，一方面是對對談人表示感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女性參與到學術的建構當中。最后，衷心地期望此次“女性·環境·法律·人類學”對談只是個開始，希望更多的學友能夠加入到邊緣學科的對話當中，能夠從各自的研究和經驗中一起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更多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