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淡煙盡活，疏密雨俱香。

鶴避何嫌緩？鳩呼未覺忙。

峰鬟添隱約，水面總文章。

玉氣浮時暖，珠痕滴處涼。

白描煩畫手，紅瘦助吟腸。

深護薔薇架，斜侵薜荔墻。

此中涵帝澤，豈僅賦山莊。

據說此詩曾得到曾國藩激賞，此試自然也成了俞樾最刻骨銘心之科場一役，他憑此成了“殿元”，遂命名自家書齋為“春在堂”。而此句在今天看來正成為一個巨大的隱喻，提示我們如何來看現代中國的歷史。

現代中國的歷史以“變”著稱，但如何“察變”卻是個到今日仍頗費人思量的問題。在既有的歷史敘述中我們多看到的是變化后了的模樣（當然是否真是這等模樣也依然可以存疑），而不太清楚變化的過程，更模糊的是變化之前的模樣。馬克思曾說：“人類創造著自己的歷史， 但是他們并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 他們自己不能選擇創造的條件， 而是只能在直接面對的、已成事實的、從過去傳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而我們恰恰對這些“直接面對的、已成事實的、從過去傳承下來”的條件重視不夠，以致常常只看到了落花飄零于泥塵的“近代中國屈辱史”，而看不到“春天”究竟是在還是不在。

更重要的是，隨著中國既有“春天”在與不在變得無關緊要（同時事實上依然還在），國人特別是讀書人的心目中徑自發展出了各自想象的“春天”與自以為的“春天”，并為了他們的想象和自以為而努力、奮斗，直到互博與廝殺。

于是，落花、新枝、仍在發展的卻不被人重視的既有“春天”和想象與自以為的未來“春天”就這樣在現代中國交織孱雜在了一起，這種因交織孱雜而互滲聯動的狀態既引發了現代中國歷史的困境，也開拓了現代中國歷史的新路。

從困境這一面來說，“落花飄零”即現代中國的“黑暗沉淪”確乎是每個中國人所經歷的生存狀態，但對于此種基本生存狀態的回應方式，各人卻有所不同，遂有中體西用、全盤西化、革命、改良、接續、調和等多種方案和主義。1935年陶希圣曾把中國之思想界分為三大陣營：“封建社會的回想的陣營，資本主義的模仿的壁壘和社會主義懸想的陣線”。陶氏的說法與前些年流行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的三分法有一些相似，但所見更深，且其立場不在任何一方，因此也就不能引起各家“教主”的注意。在這些陣營、壁壘和陣線之中有堅持中國既有“春天”仍在且相當重要的，亦有篤信“落花飄零”之后必定會有另一個不同“春天”的，所以看上去針鋒相對，彼此對立，但其實它們大多都共享著同一個預設即張灝所說的“前瞻意識”。這種“前瞻意識”讓人對現實有強烈的沉淪感和疏離感，同時對縹緲的未來有無與倫比的熱切盼望。我將其稱為“一種近于無可救藥的未來樂觀主義”。

而之所以為“共享”，是因為不僅我們常稱之為“激進”的那些主義有這種“前瞻意識”。那些曾幾何時遭無數人激賞追捧的改良主義等也一樣有這樣的意識。這從廖平、康有為、梁啟超的著述中可以看得特別明白，其“革命”的目標之遠、范圍之廣和著力之深常令人感嘆和咂舌，讓人不禁要問，真的有改良派嗎？究竟誰是革命派？

現代中國的三重連續性困境困窘由此產生：第一，“新社會總是從舊社會脫胎而出的”，因此現代中國在如何“變”，總有事實上仍在的“春天”，同時又有讀書人想象中的和自以為的未來“春天”，這常使時人產生一個基本的困惑即如果自己“既不贊成復古，又不愿意完全把西洋的整個搬過來”該怎么辦？

第二，正因為有此困惑，從中體西用開始，到調和新舊與接續中西，再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之說，它們雖有各自立說的理據，但體現的都是一種以“新舊雜存”的方式來通向光明未來的嘗試。張東蓀對這種“新舊雜存”的思路做過有力的挑戰，其挑戰的意義并不僅止于指出所謂“新舊雜存”很多時候不過是新舊“共存”，更重要的是點明了無論是“雜存”還是“共存”大概都是長期性的，“新的增加一分，舊的便汰去一分”。這種對“時間”力量的期待會讓“前瞻意識”強烈的國人急迫而躁切。他們一方面覺得這樣的期待是一種惰性，是“人類本能上一種惡德，是人類文明進化上一種障礙”，另一方面則無奈地發現現實就是“新的不可以一天長大，舊的不可以立刻消滅”，走向光明未來的路漫漫又長遠。

第三，光明未來的遙遠而不可得，讓現代轉型中的部分讀書人一邊經歷著“落花飄零”的苦痛現實，一邊愈發覺得我們無法依靠“時間”的力量來再獲春天。郭沫若就警醒眾人說“不要以為春天去了，永遠會要再來”！因此他們從盼望新的春天轉換成了要主動創造新的春天，要一換而過的是種子，是土壤，甚至是氣候。在這樣的氛圍里，人們對那些正在養花以收獲春天之人的努力，常抱以有意忽視或無意忽略的態度，進而常常期盼調換一批更善于養花，乃至能呼風喚雨，創造春天之人。但歷史常常是不如意的，調換了未必更好（但也不一定更壞）。可是這樣一來，現代中國的歷史敘述卻演化成為一個循環路徑：在北洋追慕晚清，在國民黨統治下懷念北洋，時至今日則有晚清風度、北洋精神和民國范兒等林林總總的“舊日重現”，其實質都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借助談歷史而對現實形成一種批判。但這些批判常常忽視了一個基本邏輯：若對舊日的懷念成為了循環和常態，那么早知今日，又何必當初？

從新路這一面來說，盡管近代中國有如此多的“困境”，但一個主權完整，疆域范圍基本保持，人口、民族依然眾多，文化有“一線之續”且有進一步復蘇跡象的中國仍在那里，這對一個經歷過“民族帝國主義”時代的古老國家來說實在是一個奇跡。

從這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奇跡里顯示出我們一定有新路可走。這條路不是簡單的“脫亞入歐”或者是成為被東西洋列強標準所規定的“民族國家”，因為歷史和現實已經說明“脫亞入歐”或是成為“民族國家”的短暫成功與長期虛妄，而且在追尋這虛妄的過程中，對自身和對它國都有無窮的流弊。中國的新路某種意義上正蘊藏在她的困境之中，即楊國強教授說的“中國人不能不背負著舊有的歷史以因應新來的震蕩”。

這句話洞穿了百多年的中國近代歷史！“不能不”表明“舊有”與“新來”的共存很多時候不是能夠人為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從世界上一切可能的事物中精心搜集起的一堆‘好的方面’，稍一碰撞就會化為灰燼”！這種共存是我們脫不開的“既存狀態”，其有弊亦有利，有危亦有機。對歷史長河來說，百年不過一瞬！仍在的“春天”一方面或許是造成我們無窮困惑的部分原因，另一方面卻也是我們獲得生機的源泉。中國“舊有的歷史”在今日決不只是我們要卸之而后快的包袱。相反的，它能為我們已經貧乏至極的政治、社會想象提供鮮活的養分。康有為、錢穆、章太炎、陳嘉異、聞一多、陳寅恪等近代思想大家的論述尤能說明這一點。他們的價值既在今朝，更在未來。

1907年魯迅曾說：“往者為本體自發之偏枯，今則獲以交通傳來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國之沉淪遂以益速矣。”放在清末的歷史環境看，此說無疑比那些東京、上海之“仁人志士”跳踉輕發的高蹈言論深刻得多。但110年過去，中國似并未“沉淪”到底。在此前提下，我國本體自發究竟為何？中西交通傳來的是否僅是“新疫”？特別是二者究竟如何“交伐”，“交伐”產出何物等都仍是一個個“進行中的問題”，值得治史者用心去追尋與討論。這里我們不妨再讀一讀1919年時周作人寫下的一段話：“為鄰國人民的利益計，為本國人民的利益計，我都希望——而且相信日本的信任能夠向和平正當的路走去。第三個師傅當能引導人類建造‘第三國土’——地上的天國，——實現人間的生活。”

這個尋找“和平正當”的路的過程是一場長程競賽，且經常不以成敗來論英雄！

（本文摘自《花落春仍在：近代中國的困窘和新路》自序，瞿駿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12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