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爾田書札》，梁穎等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版，332頁，58.00元

張爾田

作為一位忠清的遺民學者，學術興趣廣泛的張爾田（1874-1945）著作很多，涉足領域很廣。以浙東史學傳人自居的張氏自謂他已得章學誠真傳又能超越章氏，“能用章氏而不為章氏所用”（239頁）。故他以章學誠捍衛者自居之余，與章氏同樣鄙視乾嘉考據學風：“譬如拙著《史微》，首引實齋之言，欲詆鄙書即不能不詆實齋，詆實齋正所以詆張爾田耳。文章則薄容甫，考據則笑高郵。”（195頁）

張爾田睥睨乾嘉學者之余，自然喜歡臧否同時代人物，即便是許多遺民同道，亦敢加以白眼，“雖今之遺老，仆亦未之敢許也”（21頁）。故此，自負才高的張爾田在民國學界頗自感孤寂，“長安冠蓋，求一可語者而不可得”（198頁），“既不見諒于新，且不見諒于舊”，為此好友孫德謙（益庵）曾提醒他“少說話”（169頁）。但喜歡較真的張爾田不能“三緘其口”，仍然不斷公開發表評論，以衛道者和師者自居，吸引了一批后學如吳宓、龍榆生、夏承燾、陳柱、繆鉞、錢仲聯、王鍾翰、張芝聯等追隨問學。

上海人民出版社新近推出的這本《張爾田書札》，收錄張氏信函總計四百余通，內中缺失固所難免，但大致反映了張爾田入民國后的交游情形，以及他把書信作為論學和交流思想的載體，藉以表現其本人的政治關懷與文化立場的情況。總起來看，這些信札涉及面很廣，史料價值彌足珍貴（《后世誰與定吾文》已有所敘述），其中讓筆者非常感興趣的一個問題，是信札中顯示出的張爾田對胡適的看法及其變化情況。

據張爾田自謂，新文化運動在北大蓬勃開展時，他就在致王國維信中痛罵北大胡適等人倡導新文學、發起白話文運動諸舉，并將新文化之泛濫歸罪于校長蔡元培：“新文學發始于北京大學，聞已實行，凡講義皆用白話，其教授之書為《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聞之使人噴飯。蔡元培這廝，吾早料其無好把戲，今果然矣！”（200頁）

再由張爾田致王國維的一封信可知，當張氏讀到胡適新出版的《墨家哲學》（1918年8月10日北京大學學術演講會印行）一書后大不以為然，于是就對之進行了尖銳的批評，認為該書“根本謬點”在于牽強附會、自相矛盾：

近大學有胡適者，著一書曰《墨子哲學》，其論經上、經下六篇為《墨辯》，非《墨經》，尚精，惟好以西人名學皮坿為說……邇來風氣，講中學者多喜附會西籍，久之必使中學漸失其獨立精神，為禍于學術蓋不小也。其書又謂墨子為宗教家，極為穂卿（夏曾佑）、浩吾（葉瀚）所賞。然彼卻不承認孔子儒道為宗教。仆嘗用因明法立一量駁之曰：墨學非宗教也，宗周秦人無稱墨翟為教主，故因喻如孔子，兄觀此啞然否？（197頁）

之后，張爾田還接受時為教育部官員的夏曾佑囑托，代為審定胡適該書。他遂撰寫了“洋洋數百言，痛駁其誤”，此駁議稍后由夏曾佑交給胡適，“當面出鄙書大斥之”，此事經由張爾田面告“初交”的林紓后，讓林紓非常激動，“急出席握余手曰”：“‘雖與君初交，今日之事，不可不一握手！’”（165頁）林紓此后向陳獨秀、胡適等人公開發難不知道是否與受到張爾田此處的鼓勵和刺激有關。

不僅如此，張爾田非常不滿于北大倡導新文化的教師帶給學生的影響：“嗟乎，自大學為陳獨秀、胡適輩一班人盤踞，專創妖言，蹈溺后進，有識者殆無不切齒，亦可見怨毒之于人深也。”（165頁）他認為自1919年11月底劉師培去世后，北大風氣更壞，“北校自申叔殂謝，斯文道喪，新體競妍，至有加選學以‘妖孽’之目者”。饒是如此，1920年4月，張爾田還是赴北大任教，代替亡友劉師培職位，并打算以北魏大將宇文泰自居，接替劉師培（他稱之為“賀拔岳”）抗衡北大新潮：“賀拔岳雖死，宇文泰尚在，卿何為也？”（54頁）

進入北大之后，張爾田經常來往的主要是一眾舊派師生，包括黃節、吳梅等人在內。但這時北大內部新舊兩派對立情況激烈，“北校派別極嚴，新舊至不相聞問。弟所授系舊學方面，故所往來者亦舊學為多”。（179頁）

在北大這樣新舊兩派存在激烈對立情況下，新文化運動中和“五四”后中國思想界“暴得大名”的胡適遂成為張爾田的主要針對目標，他屢屢批評胡適的學術研究取徑和科學方法倡導。胡適（包括梁啟超）推崇戴震的考證和哲學，把戴震視為程朱理學的修正者和批評者。這樣在胡適等人的努力下，戴震被塑造為具有科學精神的反理學考證大師，這遂引發了王國維、張爾田等人的不滿，無怪乎張爾田批評胡適、梁啟超之時自然連帶對戴震思想進行清算。他認為胡適對戴震思想的闡發與定位存在很多問題，“因近日講科學方法者崇尚東原，而實不知東原”（264頁），在與好友王國維、后輩吳宓等人多次交流戴震思想之時，張爾田屢屢批評胡適，并由此順延對民初考據學者和胡適倡導的科學方法進行批評、否定（詳后），認為戴震為其始作俑者，讓此后考據學流弊百出，“東原實不能辭其咎”（235頁）。在尊崇古代經典的張爾田看來，“國學真精神、真面貌”，“我輩中國人”，“自當發揮之以貢餉于世界，而斷不可以遠西思想先入之說進。有先入之見，則吾之國學非吾之國學矣”。至于戴震、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等乾嘉漢學家所用的“考核經史之術”，“其有合乎科學方法與否，吾所不敢知。即謂其合乎科學方法，以吾國學之殊方，有短短非僅恃乎科學方法所能解決者”。考據之學雖“自是一家”，但也并非萬能，“學之為道，固有不待驗之證據而不能不認其為成立者”（126頁）。考據只是工具，要服務于義理才有意義，要意識到其長處和缺陷，“考據之所貴，在能定古書之音訓及其名物度數之沿革，而詁其正義，探賾索隱，固匪所長，而又必以名學公例審諦之，去其所謂便詞巧說者，乃盡善耳”。接下來，張爾田暗中批評胡適（包括梁啟超）只取戴震等人方法中“可與遠西相緣飾者，則相與詫之曰科學方法”，“嗚呼！為此言者，不特不知休寧、高郵之術，抑亦不知科學也乎？”對于當時胡適成名作《中國哲學史大綱》及受到該著影響而出現的諸多通史類著述，張爾田認為這些皆是用“遠西”思想闡釋中國學術的結果，其價值有限：“若今所行哲學史、文學史等等，摹仿外人，空論居多，以嚴格論之，實皆不成為史。”（267頁）

若結合王國維對戴震《水經注》校本抄襲同時代學者趙一清的研究判斷來看，張爾田、王國維之所以如此關注戴震，其背后意圖也非常明顯，即借此來反擊新學界領袖胡適《清代漢學家的科學方法》（該文1919-1922年刊于《北京大學月刊》，后收入《胡適文存》時改題為《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戴東原的哲學》與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等清學史著述中對戴震“國學之正統”的表揚和對其“科學”與啟蒙思想先驅的定位。實際上，原本張爾田、王國維不但不反戴，反而非常推崇戴震，一度視戴震為清代學者治學榜樣。

但時移勢易，對于1920年代的張爾田來說，批評戴震和考據學，還表現了他對當時北京學界群趨于考證風氣和國故整理運動的不滿，“舊都文化之區，學者大半偏于考古，支離破碎，藉充報材”（306頁）。這種不滿在他1926年致葉長青的兩封信中表露尤多（322-325頁），“考據學是骨董學，不得謂之國學”，“名為整理，亂乃滋甚”。

在致陳衍信中（《學衡》第58期，1926年10月），張爾田還曾針對胡適倡導的整理國故運動及其借科學之名而考據的傾向批評道（名及胡適暗對王國維）：

近十年，有皖人某氏者，提倡科學方法，語必東原、高郵，尊其名曰國故學，學子靡然向風，而考其成績，乃反遠之。若夫殷墟契龜、敦煌殘楮，其所以為吾經典佐證者，蓋亦有限。然此乃成學者取資，今悉屏落一切，驅天下學童惟是之從。至有正經疏注終身未讀其全，而中西稗販高談皇古者，侮圣滅經，行且見披髪于伊川矣。（15頁）

在張爾田這里看來，新發現的甲骨文、敦煌卷子學術價值有限，不能由此否認傳統的大經大典，都去追求這類關于新材料的學問，更不能不讀古書而談考古。但可惜的是，即便是為學“自有本末”的孫詒讓和王國維，也受到時代考據學風影響隨波逐流，“乃亦為時風眾勢扳之而去”，“則雖謂考據之學無益于茲世，未為過也”。同樣，對于胡適、顧頡剛等人倡導的借考據而疑古的做法，張爾田在致顧頡剛信中也借批評張煊文章之際直言不諱加以批評，認為這樣的考據和懷疑證據不足，“考而不據，不足為據”，充滿論戰氣息，危害甚大，“近人論學之書，充滿機關槍、綠氣炮，不特欲罵盡古人，抑且欲殺盡今人。學問譬則公司，我輩治學者則工人也。工人終日吵架不作工，則其公司未有不倒閉者。博學之肆，一變而為聚訟之場，或亦國家將亡之一征兆歟？”（43頁）張爾田認為疑古局面出現是“考據之學日精”、學者以個人好惡為先對古書傳說“多持懷疑態度”的結果，是所謂科學方法和吹毛求疵的副產品，“祗以形其學識之淺薄，不知斷限耳” （267頁），“嘗見今之治學者，惡之，雖古史有因之口說，必議其偽；好之，遂近世無稽之讕言，亦認為真。此乃全屬意氣用事”（272-273頁）。在張爾田看來，正確對待古史的態度是祛除先入為主的偏見，為古人留有余地，從而可以避免懷疑古史所導致的惡劣影響：

故我輩居今日而論古史，斷不可居一二孤證，輕易舊文，與其改之而失，無寧留之而失，則是非尚可以考索；改之而失，則罅隙全泯矣。又況殘編零簡，及一時之所推察，縱使事實皆真，則亦但得其片斷而非其全。與此而過甚其詞焉，武斷專輒，豈不貽誤無窮耶？（60頁）

不過，同為北大同事的張爾田對胡適也不是一味貶斥，他對當時業已成為學界領袖的胡適同樣有正面的觀感。1922年1月胡適《章實齋先生年譜》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以章學誠史學傳人自居的張爾田之前恰好在《亞洲學術雜志》第2期（辛酉年十一月）發表了為劉承幹刊印章學誠遺書而作的《章氏遺書序》，他讀到胡適此著后自然會異常感興趣，馬上致信王國維加以贊揚，并對胡適引用好友孫德謙一事非常看重，特意請人在上海的王國維代為轉告孫氏：

頃見胡適《章實齋年譜》稿，考證頗詳備，議論亦尚平實，雖用普通文，而白話習氣終未盡脫，然已是此君第一好書矣。中有引益庵語，不知從何得之，望轉告益庵。（204頁）

他好奇胡適何以能夠在書中引述孫德謙語——胡適這里引用的是孫德謙致孫毓修一封信中關于章學誠之父修《天門志》的判斷——當是來自時在商務印書館任職的孫德謙好友孫毓修的中介。據胡適日記記載，1921年8月11日，到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考察的胡適在此遇到商務職員孫毓修，正熱心于舊學研究的孫告訴他居住在上海的嘉業堂主人劉承幹（翰怡）正在新刻一部《章實齋全書》，胡適知道了后很高興，“此大可喜”。1921年9月2日，胡適從孫毓修那里再次得知劉承幹正在計劃刻印“章實齋的全書”，并請孫德謙“作《實齋年譜》”，了解此訊息后，胡適遂主動托孫毓修向孫德謙表示自己也在寫作章學誠年譜，“但未成書”，“如孫君欲看，我可以寄給他一看。我要問他借觀全書目錄，并許把我所有的內藤藏本目錄給他們”。孫毓修此后當照胡適之托將胡適所撰章學誠年譜初稿郵寄給孫德謙，而孫德謙也復信孫毓修，對胡適此年譜進行了回應。孫毓修也當將信之內容轉達胡適。故而，胡適《章實齋先生年譜》援引孫德謙著作之事，其成因即在此。再由胡適后續的9月13日日記記載可知，胡適對業已交給孫德謙的初稿很不滿意：“我允許了孫星如把此稿寄給孫德謙君，供他作《章氏年譜》的參考。但我檢看此稿，覺得此稿須我自己把他續成了，方才可以表示我的用意與方法。因此，我決計費幾天工夫把他補完。雖不能完備，至少可以補內藤的缺陷。”孫德謙的判斷能被胡適征引，當系胡適虛心采納的結果。

其后，張爾田還應同胡適至少有過兩次面對面交談，只可惜這兩次見面時間胡適均無日記保留，我們只能根據相關的記載推知。第一次當是1922年12月27日（舊歷十一月十日），據當日劉承幹日記記載，時在北京參加溥儀大婚慶典的劉承幹接受蔡元培的宴請（雙方第一次見面），陪客中有馬裕藻、沈氏三兄弟、陳百年、蔣夢麟等北大教員，還有胡適和張爾田，以及后到的黃炎培（此日黃炎培日記缺記），“良久散席”。第二次當為稍后的1923年1月11日（壬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張爾田當面勸說胡適去閱讀錢大昕和全祖望的著作，這在他次日致王國維的信中有所透露：

昨與胡適之談，彼忽盛稱兄及孫星如（即孫毓修，引者注）之文，孫文弟未見。此公近日宗旨忽變，弟勸其看錢竹汀、全謝山兩家文，彼亦頗能領納也。（217-218頁）

從這段話中不難看出因為張爾田內心一直排斥新派和胡適，對胡適學術思想的了解還停留在此前胡適提倡白話文、研究墨學的認知層次，不了解胡適正在用所謂科學方法從事考證學研究及其如此做法背后存在濃厚的理論追求和哲學關懷，還曾被時人誤會為績溪三胡之后，“講新學而不昧漢學家風”（吳虞1919年8月20日日記）。張爾田這種對胡適的不了解正好說明兩人雖同在北大任教，由于立場問題，相互之間交流不多，非常隔膜，這也預示兩人關系難以發生根本改觀。

果然張胡兩人關系的緩和只是暫時，此后張爾田對胡適的評價又趨負面。這可能同一向較真的張爾田后來從胡適朋友吳經熊那里聽到胡適對其極為看重的《史微》評價有關：“昔胡適之評吾書謂之‘雜亂’，仆謂之曰：‘我之書雜則有之，亂則未也。’”張爾田這里感慨：“嗚呼！彼胡適者，安足知吾學之統系哉？”（23頁）非常自負自己《史微》成就的張爾田對胡適的這種敵視還頗有感情用事的表現。據陳垣之孫陳智超所編《陳垣來往書信集》中收錄有張爾田致陳垣的一封書信（三聯書店2010年版，436頁），其中附注敘述道：

垣老一九四七年跋張爾田遺札曰：“人各有所好，不能強同。憶民國廿三年拙著《元典章校補釋例》刻成，適之先生為之序。一日，于某宴會中，孟劬先生語予曰：‘君出新書極佳，何為冠以某序？吾一見即撕之矣。’余愕然曰：‘書甫刻成，似未送君，何由得此？’孟劬曰：‘此吾所自購者。’余曰：‘君購之，君撕之，乃君之自由，他人何能干預’，孟劬默然。”

于陳垣這里的敘述，不難管窺張爾田的率性程度及其對胡適的怨愆之深。抑有進者，在張爾田的很多著述中，皆有許多針對胡適的批評，限于篇幅與本文主題，這里就不再一一縷述。

張爾田對胡適的看法如此，那么反過來胡適對同為北大同事的張爾田如何看呢？或許胡適日記中的一則評論可以讓我們管中窺豹。1921年8月12日，胡適讀到張爾田好友孫德謙的《諸子通考》一書后，詳細記載了自己的讀后感，并對孫著有很高的評價，認為“孫君當時能主張諸子之學之當重視，其識力自可欽佩”，“此書確有許多獨立的見解”，雖然有“不少”“小疵”，“似仍未脫儒家的窠臼”，“此書究竟可算是近年一部有見地的書，條理略遜江瑔的《讀子卮言》，而見解遠勝于張爾田的《史微》”。從此記載可知，胡適曾經閱讀過張爾田的《史微》，但對之評價不高，這可能是因為《史微》系張爾田藉以表達經世關懷和尊崇孔教的義理著作——如其對自己學術取向的自謂：“仆學雖尚考證，然喜雜名理。”（254頁）熟悉西洋理論和主張科學方法的胡適這時雖然努力在溝通漢宋，推崇講求義理重于考證的章學誠，但他反對簡單將學術經世致用，而是講求學術的無用之用與治學的系統性，又反對儒家獨尊，自然會嫌棄個人偏好表現過于突出的張著“雜亂”，不如孫著這樣推崇諸子的著作具有“條理”性和學術性，所以才如此貶張揚孫。但事實上，孫德謙和張爾田一樣，“其講學大旨”均是“不事考據”而“注重義理”，如非常敬佩兩人學問且一度依賴兩人支持《學衡》國學稿件的吳宓（1923年9月3日日記）所記載：兩人治學路徑“不問今古文及漢宋門戶之爭”，“欲源本經史，合覽古今，而求其一貫之精神哲理，以得吾中國文明之真際”。故此，在重視義理或即哲學即義理高于考證方面，胡適同張爾田、孫德謙其實并無二致——如胡適之所以推崇和研究戴震（反理學的哲學思想）、章學誠（史學）、崔述（疑古）三位清代學者，看重的是三人的義理關懷及其思想或哲學在當時的獨特性——不同于或能夠超越、批評考證學主流的那些表現，只是兩方所推崇和展示的義理及其展示方式不同而已：胡適推崇的義理要合于系統或西方的哲學理念，張爾田堅持的義理則是要經世致用、要合乎儒家之道，而胡適之所以抑張揚孫，大概是因為孫著內容補充了胡適的諸子學認知，而個性更為鮮明的張著卻未能增益胡適的章學誠認識之故。

只是面對被認為是舊派的張爾田的提醒，胡適日記中也無由提及曾與張爾田見面交流之事，或表明業已名滿天下的胡適對張爾田的勸告根本不在意，也不太在乎張爾田如何評價他。前引張爾田向王國維提及的“頗能領納”其意見，也許只是胡適的一種禮貌性敷衍而已，更可能是錢大昕（竹汀）、全祖望（謝山）兩人的著作他已經讀過，因為之前他在公開推薦的書目《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中已經有全祖望的《鮚埼亭集》（借樹山房本），而在1920年11月6日致其族叔胡近仁的信中，胡適也曾推薦他去閱讀“錢大昕諸人之書”。

有意思的是，為胡適贊揚的孫德謙此書，在張爾田看來卻是“體例未純”（30頁）。張爾田還認為孫德謙，“于史例是其所長，而考證掌故之學實疏”（224頁）。盡管如此，張爾田對于孫德謙和自己的諸子學研究，仍非常自負，認為他們兩人因讀章學誠進而熟讀《漢書·藝文志》，由此入手研究諸子學，從而開創了此后諸子學研究的新局面，其成就足以媲美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的研究，“是時研治諸子，以為諸子之學，絕千余年。國朝儒者，非無治者，然大抵皆校勘家，非子學也。兩人本篤信實齋，習于流略，遂于《漢·藝文志》發悟創通。自唐以后言諸子而能本于《漢志》者，實自吾兩人始。自詡其功，不在戴東原發明《孟子》字義之下”（31頁）。由此可知，哪怕是對戴震的考證學表現不滿，張爾田實際同胡適一樣，亦認同戴震治學的義理成就，是在從義理而非考證的標準來看待戴震乃至章學誠的。

復據吳虞（1921年6月24日日記）記載，初到北大任教的他頗受胡適、錢玄同等新派歡迎，胡適、錢玄同都曾對其面授機宜，并放言品評北大同事。其中錢玄同甚至坦率告訴吳虞北大教員中黃節（晦聞）、張爾田、吳梅等人“皆舊派”，在學校中實際處于邊緣位置。而面對新派的壓力，張爾田也自謂他們這些“舊派”教員“古調獨彈，當堅固團體，以求自保地位”（吳虞1921年8月14日日記）。

饒是如此，張爾田也曾間接幫助過胡適，只是雙方對此均無意識。事情起因于1921年5月7日，胡適偶爾從友人那里知道楊鐘羲《雪橋詩話》中有關于曹雪芹的事跡記載。此后胡適就開始留心尋找楊著。湊巧的是，該年年初，非常不滿于張爾田忠清立場的錢玄同（劉承幹友人錢念劬的同父異母弟）曾和單不庵（錢念劬妻弟）請回上海探親的北大同事張爾田幫忙向劉承幹索要楊鐘羲《雪橋詩話》一書（72頁），張爾田即致信劉承幹敘說此事。劉承幹也痛快答應了張爾田的要求，送給即將返回北大任教的張爾田多種自己所刻書。張爾田到北大后也應把劉承幹所贈《雪橋詩話》給了錢、單兩人。5月14日，馬裕藻（幼漁）請新來北大任教的吳虞吃飯，中有陪客胡適、錢玄同、單不庵（丕）、朱希祖、蔣夢麟、吳君毅等人。據胡適該日日記記載，席上他們應該談及《雪橋詩話》一書，單不庵當即表示他有此書可以借給胡適來看。16日，單不庵親自將該書送到胡適家里（20日又送來《雪橋詩話續集》）。之后胡適開始閱讀使用該書，并在17日的日記里詳細列舉了該書的出版信息，并評價了其價值。該書之有用處在于為胡適提供了曹雪芹的家族信息，為此胡適在20日寫給顧頡剛的信中曾向之介紹該書價值，并道其從該書中所獲：“單不庵先生送來《雪橋詩話續集》，卷六內頁二三有一條使我狂喜……”此后胡適曾在日記中頻頻舉引該書，可見此書對胡適的《紅樓夢》研究頗有幫助。

以上關于張爾田和胡適互動情況及圍繞兩人周邊關聯者所作的描述，雖然依據材料有限，不夠系統全面，但仍能見《張爾田書札》的史料價值重大，當可為我們更深入了解民國新舊學界的學術偏好、互相交往及其復雜關系提供一些線索或參考。若是我們能進一步結合張爾田、胡適的其他著述及相關學者的資料（如劉承幹、錢玄同、沈曾植、孫德謙、張美翊、王國維、羅振玉、梁啟超、鄭孝胥、顧頡剛、陳垣、夏承燾、吳虞、吳宓、鄧之誠、楊樹達、夏鼐、內藤湖南、青木正兒等），相信會非常有助于我們更好、更深刻地認識民國學術界的新舊矛盾情況及當時人際關系網絡的復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