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中國人眼里，“進化論”早就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了。只不過，這并不是這個世界的“常識”。遲至80年前（1938年）的1月13日，英國國教會（Church of England）才宣布接受進化論，此時距離《物種起源》的出版已過去了近80年。而查爾斯·達爾文與“上帝”的較量，更是迄今未有窮期……

石破天驚的《物種起源》

世上萬物從何而來？這在中世紀歐洲，根本不成其為問題。理由很簡單，《圣經》里就記載了上帝在六天之內創世紀的故事，“神就造出大魚、和水中所滋生各樣有生命的動物、各從其類．又造出各樣飛鳥、各從其類”，“神造出野獸、各從其類．牲畜、各從其類．地上一切昆蟲、各從其類”，最后“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直到18世紀，上帝創世論仍在人們心中居于無可替代的主導地位。“創世的觀念聲稱這個世界只是在最近（公元前 4004年）才產生的，且是穩定的、不變的，而且是內在的協調的……諾亞洪水解釋了化石的存在，所有的一切看起來都能很容易適應字面意義的圣經解釋”。當時所有的生物學文獻里，都貫串著贊美造物主的思想。英國的大學里甚至還設了一門專門的課目，叫“自然神學”。著名的牛津大學動物館，收集了當時所能搜集到的全世界動物，卻只被用作證明上帝的智慧——“突然之間能夠繁殖數以百萬計的動物，當然是一個奇跡。這毋庸置疑證明了造物主萬能智慧的力量。”

正是博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向著這種舊觀念發起了致命一擊。這位謙遜儒雅的英國紳士于1831年開始了影響他一生的“小獵犬號”環球科學考察。在這次科學旅行中，年輕的達爾文收集了大量珍貴的博物學資料，并將航行所見所想忠實地記錄在《航海日記》中，思想也由此受到極大震撼和啟迪，尤其是在南美洲的加拉帕戈斯群島，達爾文看到了島上獨特的動植物分布：每個島嶼有自己的烏龜和雀鳥，以致當地人一眼就可辨出這些海龜的來源，并且雀鳥的鳥嘴呈現漸次變化。“在這些有利的環境下，變異的個體有可能被保存下來，在不利的環境下，變異的個體則可能被摧毀。其結果就是新物種的出現。我終于找到了一種可以解釋的理論。”經過數十年思考之后，1859年11月24日，《論借助自然選擇（即在生存斗爭中保存優良族）的方法的物種起源》終于在英國出版，簡稱《物種起源》。

這是石破天驚的一本書，這本書的作者用平靜的、不偏不倚的語調對自然界作了忠實的敘述，并提出許許多多的證據、觀察、評語和思考。一位多病的老人（“達爾文家的隱士”）竟然撼動了《圣經》的基礎。他在《物種起源》里說出了自然界的真相：自然界里，并沒有象教堂里所說的那種和平與協調，自然界一直在進行著大搏斗；大自然的多種多樣和盡美盡善，并不是上天所賜予，并不是奇跡，而是自然選擇和性狀分歧的結果。讀者可以執拗，也可以生氣，就是毫無一點辦法找出論證來衛護上帝創造的理論。因為一切本來為《圣經》傳說辯護的論證，都成了反對這神話的證據了。可以說，達爾文的進化論用“起源論”代替“神創論”，用“物種可變論”代替“物種不變論”，實現了科學擺脫神學的意識形態革命。

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物種起源》當日就全部售罄。恩格斯在這本書出版后幾天，就讀了這本書。在1859年12月12日，他就寫信給馬克思，“總之，我現在正在讀著的達爾文的書，確是非常了不起的。”而卡爾·馬克思在他的天才著作《資本論》第一卷里，也引用了達爾文書里的文句，并且稱贊《物種起源》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

敵人與擁躉

與此同時，《物種起源》卻也在英國乃至歐洲的思想界引來一片撻伐之聲。這當然也是不難理解的，畢竟如果上帝不曾進行創世，那么祂還存在嗎？教堂如何繼續向信眾布道？如果圣經開篇的《創世紀》是不準確的，那么繼后的圣經敘述就無法訴諸真理。圣經就建立在一個虛偽的基礎之上。換言說，如果拒絕了創世紀中的創造敘事，不啻失去了信仰圣經的基礎。于是，維護物種不變學說的人們，都激動起來了。還在1859年11月，一家雜志就迅速發表了一篇批評《物種起源》的文章，口氣惡毒而帶嘲笑。文章的作者號召宗教界和學術界，為了拯救靈魂，起來反對物種起源的新學說。

宗教界自不待言，威爾伯福斯主教就在《評論季刊》中攻擊達爾文——“‘企圖減少上帝在創造方面的榮譽’，因而是有罪的；‘自然選擇原理與《圣經》大相徑庭’；它使‘揭示出來的創造與其造物主的關系矛盾’；它‘與上帝榮耀的完美性不一致’；它‘是一種可恥的自然觀’；而且，‘對上帝作品的這些奇怪的存在形式有一個更簡單的解釋’：這個解釋就是‘亞當的墮落’。”

當時，甚至某些博物學家也抵觸進化論。“恐龍”的命名者，大名鼎鼎的理查德·歐文爵士在他二十多年的同事和好友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時，竟表示堅決反對。他還寫匿名文章直接攻擊達爾文，并親自指使威爾伯福斯主教和達爾文的主要辯護者赫胥黎（J.Huxley）展開論戰——后者看完《物種起源》后，馬上給達爾文寫信說：“我準備接受火刑，如果是必須的話，也要支持你的理論”。另一個達爾文的老朋友，地質學家塞治威克也在《觀察者》雜志上用兇狠而諷刺的口氣憤恨地責備《物種起源》的作是“理智的腐化”，妄想在讀者面前表現自己是個有獨創性的天才！

諷刺的是，正是這種爭論使進化論的思想變得家喻戶曉，逐漸深入人心。所謂真理越辯越明，“進化論”的擁躉一年多過一年。1867年，達爾文已經在給友人的信里說，甚至比英國任何人都更強烈反對他的“倫敦昆蟲學會”的會員們，現在除了兩個老人以外，也都“在某種程度上同意”他的觀點。到了1871 年達爾文出版另一本“進化論”的重要著作《人類起源及性選擇》，明確提出“人和動物之間的差別只是程度上的，不是種類上的；人類古猿有著親緣關系”時，社會大眾基本接受了進化的理論，唯有少數宗教保守派還在固執地堅持《圣經·創世紀》的敘述。

至于不存在“上帝創世”桎梏思維的中國，由于嚴復的《天演論》的巨大影響，“物競天擇”一詞更是從近代開始就變得家喻戶曉。按照嚴復的說法，“物競、天擇二義，發于英人達爾文。達著《物種由來》一書，以考論世間動植種類所以繁殊之故。”所謂“物競”，就是生存競爭；所謂“天擇”，就是自然淘汰。其結果總是，“弱者常為強肉，愚者常為智役”。由于嚴復認為這種自然規律也同樣支配著人類社會（“動植如此，民人亦然”），因此在中國廣為流傳的，實際上不是生物學的“進化論”，而是經過嚴復選擇與加工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滑稽的“猴子審判”

在查爾斯·達爾文于1882年4月去世時，他的歷史地位已經不可動搖。他作為一位偉大科學家安葬在了著名的倫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中堂東北角，長眠于牛頓墓的幾步之遙的地方。與達爾文不同，后者甚至在去世前的一個星期還在一再重新計算《圣經》中末日宣判到來的時間（結論是2060年）。

實際上，“進化論”與“上帝”的較量卻沒有因達爾文的去世而告一段落。幾十年后，威廉·詹寧斯·布賴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美國掀起了反進化論的風潮。此公曾三次成為美國總統候選人，因其反對“強盜-大亨”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立場素有“偉大的平民”之稱。在他看來，進化論詆毀了《圣經》；社會達爾文主義更是一股鼓吹仇恨、沖突并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邪惡力量。因此，從1920年代起，他開始鼓吹禁止在美國公立學校講授進化論。其名言是“不管生物學教授喜歡還是不喜歡，納稅人有權決定公立學校教什么”。

經過他的不懈努力，美國南方的一些州相繼通過了反進化論的立法（俄克拉荷馬，1923；田納西，1925；密西西比，1926；阿肯色，1928；德克薩斯，1929）。譬如田納西州就規定公立學校教師不許“講授這一有違圣經所教導人乃神所造之記述的理論，以及人類乃起源于低等動物的教導”，否則即違法。

這立即導致了一場滑稽的官司。田納西州某公立學校教師約翰·斯科普斯涉嫌講授進化論被告上法庭。進化論的支持者、芝加哥名律師達羅（Clarence Darrow）擔任被告辯護律師，威廉·布賴恩則親自出任原告律師，譴責進化論教導孩子們人類只是35000種哺乳動物中的一種，并且哀嘆人類“不是來自美國的猴子，而是來自舊世界的猴子”。這場官司因此而得名“猴子審判”，并吸引了無數吃瓜群眾的眼球而成為第一個在電臺里向全美國轉播的庭審案例。在審判中，當布賴恩用圣經字字是真理來反駁進化論時，達羅則追問圣經中所記載的事，如約書亞使太陽不動、鯨魚吞下約拿又將他安然拋到海岸等故事是否全都是真實的，布賴恩竟都作了肯定的答復，立即在全國引為笑料。但法庭最后卻仍然判定斯科普斯有罪。

這對于進化論在美國的地位確實是一個打擊。從1926年到50年代末，美國教科書中有關進化論的內容不斷地被削減。以至于諾貝爾獎得主赫爾曼·穆勒在1958年年底抱怨，“100年沒有進化論已經夠了”！只是由于1957 年蘇聯成功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造成的冷戰壓力，才迫使美國開始反思其公立學校科學教育是否過時，并把進化論納入教科書中。1963年后，全美一半以上的高中開始在公立學校講授進化論。田納西州也終于推翻禁止講授進化論的法令。此后，1968年美國最高法院推翻阿肯色州禁止講授進化論的法令，聲稱此類法令違反美國憲法；1981年加州法院再度駁回有關“講授進化論損害信仰自由”的指控……

只不過，直到2009年，在進化論發表150周年之際，蓋洛普民意調查依舊顯示在美國有60%的人拒絕或質疑進化論。曾因情景喜劇《成長的煩惱》（1985-1992年）中的“邁克·西弗”一角紅極一時的柯克·卡梅隆就是其中之一。2007年，已皈依福音派基督教會的卡梅倫在一次談話中聲稱，若是鳥類與鱷魚果真具有共同祖先的話，那么地球上應該生存過一種“鱷魚鴨（crocoduck）”的怪物才對，他還一本正經地舉起一張PS的鱷魚頭鴨身的“鱷魚鴨”圖片以證明自己的觀點……以此觀之，達爾文與“上帝”的較量，尚未有窮期……

參考文獻：

（蘇）維拉·阿爾松斯卡婭著 孫肇堃譯：《大科學家 查·達爾文》，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2年

張驥：《達爾文進化論對宗教思想的影響 1859-1909》，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

張增一：《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反進化論立法運動》，《民主與科學》，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