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宗國先生

2022年8月7日16時54分，我的導師吳宗國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9歲。收到這個不幸的消息時，我正在從安康老家去西安的列車上，當時列車即將到站，旅客們紛紛收拾行裝準備下車，忙亂之中也沒工夫看微信，出站時查驗了一系列驗證碼、核酸，終于打上車，在去賓館的路上，才在微信里看到后濱師兄發來的這個噩耗，一時五內俱焚，難以接受，我們敬愛的老師竟然就這樣離開了。10號上午，當我來到吳先生家里，見到獨自一人坐在沙發上的師母，不禁悲從中來，握著師母的手嚎啕大哭。雖然去之前我還提醒自己，不能讓自己的悲傷使師母本已不太穩定的情緒再生波動，但悲痛真的無法忍住。11日上午，在八寶山靈堂淚別恩師之際，望著鮮花掩映中他那依舊慈祥的面容，一幕幕往事慢慢浮現在眼前，刻骨銘心。

一、碩士階段

我原本應該在1993年秋季進北大讀研，不過最終直到1994年9月份才正式進入吳先生門下，在入學之前先保留學籍，回老家教了一年中學。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雖然順利通過了北大歷史系碩士招生考試的筆試，但因在戶縣教學實習期間飲食不當，不慎染上甲肝，剛好錯過赴京參加面試的時間。于是吳先生就商請他的師兄牛致功先生與陜西師大歷史系的趙文潤老師一起，替他對我進行了面試，這種方式現在幾乎不可想象。后來，吳先生又建議我干脆晚一年入學，一方面養好身體，另一方面可以開始讀一些專業書。于是，我就在他的指導下，開始閱讀《資治通鑒》，后來才知道這是北大培養隋唐史研究生的必由之路。

在這一年里，吳先生給我寫過幾次信，他那疏淡雅致的筆跡，頗有點兒弘一法師手書《藥師經》的味道。這些珍貴的信件，我一直珍藏至今。其中一封信里，吳先生告訴我讀《資治通鑒》的方法，無需正襟危坐，而要像讀小說一樣，讀出其中的滋味。就這樣，在入學之前，我就把《通鑒》隋唐五代部分通讀一過，雖然還是有好多不明白的地方，但畢竟初步建立了對這一時代的感覺，這可能才是吳先生讓我讀《通鑒》的初衷。

我和大我整整十歲的孟憲實是吳先生門下的同年碩士，因為他在之前曾在北大歷史系進修過一年，所以跟吳先生很熟。入學第一個星期，我惴惴不安地跟著他去承澤園拜見了吳先生，好在雖然是頭一次見面，但一點兒沒有陌生感，而先生慈眉善目的佛爺形象幾乎完全符合我之前的想象。第一學期，我們都選了吳先生的隋唐史及榮新江老師的敦煌學概論課，同班的還有榮老師的兩位碩士姚崇新、劉詩平，我們四個人住在同一個宿舍。相對來說，我當時可能是專業基礎最差的。因為出身于武大的劉詩平與來自吐魯番博物館的姚崇新都已對出土文書相當熟悉，老孟更已是成熟的學者，發表過多篇文章，他以一己之力，直接拉高了系里老師們對我們那屆碩士生的整體印象。殊不知，我除了通讀過一遍《通鑒》隋唐五代部分之外，也只是為考研而讀過幾遍陳寅恪先生的“兩稿”，其他方面所知甚少，敦煌吐魯番文書更是從未接觸過，基本上算是一張白紙。

于是，在孟老師不經意的誤導下，吳先生似乎真覺得我們這撥學生基礎不錯，干脆改變了隋唐史課程的授課方式，直接開讀《唐六典》，每人一卷。而榮老師的文書課則根據每人選擇的《唐六典》內容，給我們分配相應的文書來練手，兩位老師的訓練可謂珠聯璧合、相得益彰。因為吳先生讓我讀中書省那卷，榮老師就把英藏敦煌文獻S.11287分給我來研究，因為這件文書的性質正是《唐六典》卷九“中書令”條所載七種“王言之制”之一的“論事敕書”，剛好可以把兩門課的內容聯系起來。當然，用一篇文章提交兩門課的作業，實在是一魚兩吃的偷懶做法，不值得提倡。后來這篇習作完成之后，經過兩位老師的仔細修改，發表在榮老師主編的《唐研究》創刊號上，對于一個文書零基礎的學生來講，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鼓勵。

《唐六典》的讀書課，除了我們幾個剛入學的碩士之外，參加者還有當時本科四年級的葉煒，他當時因為成績優異，早已預定要讀吳先生的碩士。另外就是畢業多年的大師兄劉后濱，當時他已經是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的教師，也時常回來參加討論。后來他那本引起巨大反響的《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中的一些火花，最初就是從我們的討論中迸發的，以至于吳先生經常說：“這門課其實后濱的收獲最大。”的確，同樣是讀書，底子不一樣，收獲自然不同。但我們也從中獲益匪淺，至少受到了嚴格的制度史訓練，也學會了讀書和討論。

1997年雷聞碩士論文答辯后合影

二、博士階段

1997年我碩士畢業前，同時參加了博士生入學考試和國家機關公務員考試，也都順利通過了。只是由于考博成績下來比較晚，所以就只好先去跟國家文化部簽了協議，原打算如果博士也考上了，就按合同規定交錢毀約，然后繼續讀書，但最終沒能如愿。于是，吳先生又去跟系里商量，讓我先去工作，系里再給我保留兩年學籍。現在回頭來看，碩士、博士都采取了保留學籍的方式，這在北大歷史系的歷史上可能也是絕無僅有的吧？當我兩年之后回學校讀博時，吳先生實際上已經辦理了退休手續，但他還是堅持繼續指導我的博士論文，讓人感動不已，算起來，我應該是吳先生指導的最后一位中國學生。

讀博無疑是一趟真正的身心苦旅，要順利畢業，恐怕誰都會脫層皮。記得當時選題就很糾結，吳先生的弟子大都研究唐代的政治制度，我可能是唯一的例外。碩士階段因為什么都不懂，我就按吳先生的布局，畢業論文寫的是隋與唐前期的六部體制。不過，我本人始終對宗教史更有興趣，于是在讀博伊始，我就有意閱讀了大量禮制與宗教方面的文獻，對于和岳鎮海瀆相關的石刻材料更是下了一番功夫。后來開題時，我提交了題為《隋唐國家祭祀與民間社會關系研究——以岳鎮海瀆為中心》的開題報告，當時吳先生和參加開題的老師們都覺得選題很新穎，能做出來的話，會很有意思，所以都鼓勵有加。但是，事情顯然沒那么簡單。

2002年春節過后，我提交了其中一章的初稿給吳先生，自己還頗為滿意。然而，三天之后的一大早，吳先生突然打電話來，第一句話就是：“雷聞啊，危險啊！”這六個字如同晴天霹靂，我當時就蒙了，吳先生進而對我那章初稿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評，最后總結說：“這個星期你就先別往下寫了，好好想想，到底應該怎么搭這個框架吧！”

于是，接下來的一個星期，我如同生活在地獄里，整天茶飯不思，沒事就坐在未名湖邊思考（其實大多數時候只是在發呆）。好友姚崇新生怕我想不開，一頭扎下去，那幾天總是請我吃飯，可面對著美食根本無法下咽。因為理不出頭緒，我甚至私下跟榮新江老師商量，是不是真的需要回頭去做六部研究？但榮老師還是鼓勵我堅持初心，說一定會想出解決辦法的。在未名湖邊坐到第六天的時候，我似乎突然開了竅，馬上跟吳先生打電話說：“我干脆不要副標題了，把岳鎮海瀆只作為一章來寫。”電話那頭，就聽吳先生說：“嗯，有進步，繼續想。”三天之后，我又打電話給吳先生：“我連一章也不要了，岳鎮海瀆的內容，我準備作為材料，打散進入各個章節。”就聽吳先生呵呵一笑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寫吧。”經過這次殘酷的折磨，接下來的寫作就順利很多，只需要把之前收集的豐富材料，塞進重新搭建的框架里，一切都水到渠成。

多年之后，有次曾跟吳先生閑聊這段往事，他顯得特別得意，笑瞇瞇地跟我說，“當頭棒喝”正是他教學手段之一，不過好像就對我適用，因為我當時滿腦子都是岳鎮海瀆而不及其他，其實，唐代國家祭祀的內容還有很多，而他也知道相關材料我都曾梳理過一遍，因此，他只需要一棒子把我打醒就行了，他相信我接下來能處理好。按照我的理解，像后濱師兄和孟老師這樣的聰明學生，可能根本不需要吳先生打棒子吧。不過，我只需要一棒子就能醒悟，無需先生兩棒子、三棒子地反復敲打，已經算是不錯的了——大多數時候，我不會跟自己較勁，這也算是跟吳先生學到的處事風格吧。

其實，我一直很感激吳先生對我博士論文選題的寬容，畢竟師兄弟們做的都是制度史方面的論文，只有我執意研究禮制與宗教。在二十多年前，這種選題不僅在吳先生門下獨一無二，甚至在以制度史與政治史研究為主流的北大歷史系，也多少有些異類。當然，如今的情形已大不相同，博士論文選題的多樣性讓人眼花繚亂，這當然是時代與學術潮流變遷的結果，再回頭，不禁感慨系之。

當然，制度史畢竟是吳門弟子的看家本領，即便是我那本以博士論文為基礎出版的《郊廟之外——隋唐國家祭祀與宗教》也有著一層制度史的底色，更不用說我對唐代官文書與政務運行始終有著濃厚的興趣。至于讀博期間發表的習作《唐代的“三史”與三史科》，出發點也是想在吳先生最負盛名的科舉制研究領域，拿出一篇對吳先生的致敬之作，哪怕只是一篇微不足道的小小札記。

2002年雷聞博士論文答辯后合影

三、工作之后

吳先生總是跟我們說，每一種經歷都是寶貴的人生財富。我碩士1997年畢業后，進入文化部港澳臺司工作，博士2002年畢業，又回到文化部外聯局工作一年。由于我的碩士論文是關于隋唐六部體制的，吳先生認為如果親歷今天部委的日常工作，應該可以深化對唐代六部行政運作的認識，所以他特別支持我去文化部工作一段時間。后來我曾跟他匯報了在部里的工作經歷和感受，覺得今天的很多事情跟千年之前的唐代并無太多不同，比如部委內部的分層決策機制，比如部委里的各個處室與唐代六部諸司一樣作為日常政務處理主體的“判官”性質，比如具體辦事人員與唐代的“吏”在公文運作中的發揮空間等等，都有許多相似之處。聽了我的介紹，吳先生欣慰地說：“看來你去文化部工作是對的，這段經歷對于理解唐代的日常行政大有好處。”其實，在文化部工作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有看不完的演出和看不完的展覽，這些也都是工作需要。因為師母出身于美術世家，她母親之前畢業于杭州藝專，是潘天壽先生的學生，而師母自己也精于工筆花鳥，因此，我時常找來各種美術展覽的邀請函或門票給他們，不管路再遠，吳先生都一定會陪著師母去參觀，給我們樹立了家庭和睦的典范。

2003年夏，在黃正建先生的幫助下，我從文化部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吳先生對此表示支持，雖說他并不要求門下弟子必須走學術研究的道路，但我能回歸唐史研究，他還是很高興的。吳先生常說，學術也要走出書齋，為人民群眾服務，這方面他也曾身體力行，而歷史所的一些學術普及工作就曾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從2011年開始，所里與中央電視臺電影頻道合作錄制100集《中國通史》電視片，隋唐部分的12集腳本由我執筆。這12集專題要寫什么？吳先生就給我了許多建議。在后來的拍攝過程中，需要找一些權威專家出鏡，他也積極配合，多次不厭其煩地參與錄制，有時候一兩分鐘的鏡頭，可能會花費他一個下午的時間，讓我很是過意不去，畢竟，那時他已年近八十了。可以說，吳先生為這部電視片的成功拍攝做出了很大貢獻，這不僅是對我工作的支持，也源于他自身對學術普及工作的熱情。

2018年12月22日，吳宗國先生與雷聞合影

2020年夏天，為了解決小孩上學問題，我萌生了調動工作的想法，當時請吳先生、榮老師及郝春文老師幫忙寫推薦信。八十多歲的吳先生表示理解，他很快就寫好發給我，還貼上了自己的電子簽名。2021年5月，我正式入職北師大歷史學院，吳先生也很高興。然而最令人遺憾的是，疫情以來，我一直沒能抽出時間去看望他。當然一個潛在的原因，是吳先生家族有長壽基因，據說家里的百歲老人就有好幾位，加上他樂觀淡泊的性格，所以我們總覺得他的身體很好，以后有的是機會去。然而，誰也不會想到他會走得如此匆忙，給弟子留下了永遠的愧疚。

今天已是吳先生離開我們的第十天了，但我總感覺自己還侍立于他的身旁，先生窩在沙發里，瞇著眼睛，繼續點評著我的論文。這個場景，永不磨滅，在我的心里，他一直還在。

吳宗國先生與祝總斌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