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陳詩歡 GQ報道

北京時間2022年7月21日晚，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更新瀕危物種紅色名錄，顯示中國特有物種白鱘(Psephurus gladius)已經滅絕，長江鱘(Acipenser dabryanus)野外滅絕，中華鱘（Acipenser sinensis）極度瀕危。

白鱘被稱為“中國淡水魚之王”，是中國最大的淡水魚類，迄今已存在一億五千萬年，是中生代白堊紀殘存下來的極少數古代魚類之一。曾經，白鱘只是長江里的普通魚類，四川民間素有“千斤臘子萬斤象”的說法，其中“千斤臘子”指的是中華鱘，“萬斤象”指的就是白鱘。然而，它們的數量從上世紀80年代起急劇下降，2003年初，宜賓長江段，一條白鱘被漁民誤捕，經救護后成功放流。這也成了白鱘和人類的最后一次會面。

危起偉全程參與了這次救護。他是IUCN鱘魚專家組成員、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長江所研究員，一生都從事長江瀕危珍稀魚類，特別是中華鱘、白鱘、長江鱘等物種的研究與保護工作。從上世紀80年代監測資源數量，到90年代開展保種育苗、人工增殖放流，再到2000年后推動長江十年禁漁和產卵地修復，長江水文的不斷變化和水里不斷減少的魚類一直牽動著這位守護者的心。

我們的采訪邀約發出后，盡管才剛從外地出差回來，并且之前已經接受過各路媒體的采訪，危起偉仍然很快答應：“只要對長江和鱘魚保護有利的都可以。”不僅如此，他還主動邀請我們去他工作的地方邊走邊聊。

我們到了湖北荊州太湖郊區的中華鱘養殖基地，這里承擔了中華鱘的保種繁育和增殖放流任務。每年基地都會繁殖孵化一批幼苗，然后放歸長江，期待可以恢復野外種群。我們還去了葛洲壩下的中華鱘自然保護區，危起偉及其團隊每年會在這里監測中華鱘的自然產卵活動。

湖北的夏天非常炎熱，領著我參觀基地之前，危起偉從背包里掏出一頂寫著“中華鱘保護聯盟”的帽子戴上了。在一個車間里看了150個養殖池和池里養的中華鱘、長江鱘后，我們沿著基地里的土路，來到一座名叫“長江樓”的4層建筑面前。這是危起偉這兩年的心血——一個直徑66米的養殖環道，是目前全國最大的中華鱘養殖池，而且能夠模擬長江的自然環境。

在宜昌中華鱘自然保護區，危起偉領著我爬上了旁邊長江大橋的扶梯。向下俯瞰，平靜的江水下，是中華鱘的產卵地，不遠處就是葛洲壩。偶爾，這里會有一兩條大船轟鳴經過。迎著江風，危起偉在一張A4紙上熟練地畫出了堤壩、船閘、泄洪道、中華鱘的上下產卵場等等，向我講述此處產卵地的形成和他的修復構想。

在他的身上，有獨屬于學者嚴謹和嚴肅的一面。臨行前，他把一篇23頁的論文和一本他和團隊編纂的書籍發了過來，叮囑我好好閱讀，建構起對這個議題的認知。在采訪過程中，我也聽到他跟其他媒體通話，囑咐他們修正一些數據和用詞，以達到科學報道的準確性。

但作為一個瀕危水生動物保護者，危起偉無法只做一個埋頭在書齋里做科研的學者，他還要不斷在長江和“江湖”上游走：監測中華鱘需要大量解剖食卵魚，他就到碼頭領回一群農民工幫他一起解剖；投資建立中華鱘養殖基地需要資金，他就跑去廣東和企業家合作，請人出錢投資；為了推動“長江十年禁漁”，他向政府游說倡議、甚至冒著一片反對聲音去調研……

出生在長江畔，從小在江里游泳，“天上是星星，地上是披了露水的蓑衣。”工作在長江上，“我的船跑得飛快，就像魚那樣自由自在地在江中游動。”危起偉的一生和長江血脈相融，今年，他退休了，但還在為長江里的魚兒們奔走。

以下是危起偉的講述。

我和白鱘的

最后兩次相遇

我最后見到白鱘是在2003年前后。

那時候距離我上一次見到白鱘已經過去整整10年。1993年我在宜昌遇見一條白鱘，當時救回來后放到土池里養，沒幾天就死了。2002年12月和2003年1月，我們接連在南京下關的長江口和宜賓的長江上游段各發現了1條白鱘，當時特別激動。

2002年12月那次，我們開了一輛吊著活魚運輸箱的東風車，一路從荊州開到南京。12號晚到了南京后，我們發現這條白鱘遍體鱗傷，鰭條是卷曲的，一看就是被船打的外傷，而且它的肚子很大，整條魚翻了過來，說明它鰾里充了氣。

前來參與救助的還有海洋館的鯊魚專家，商量怎么給白鱘肚子排氣，按照以往救助鯊魚的經驗，需要拿一根塑料管子捅進魚肚子里。但這可是珍貴的白鱘啊，我們哪敢。后來我們就拿獸醫用的針頭和注射器插進去，再把注射器拔出來，氣一下子排掉，魚肚子下去了，魚“唞”地一下就翻正過來了。

那時候在昆山有一個合作的中華鱘養殖基地，我們就把魚裝到水箱里，開了一個多小時的車運到基地。這條白鱘我們后來量了有3.3米長，117公斤重，運到基地后，我們把它放到一個直徑16米，深2米的圓池里，它就游起來了。

我們每天就看著它在池子里打轉，傷口也在一天天愈合，真的特別高興。但到了12月下旬，昆山氣溫下降得厲害，池子都凍冰了。我們召開了緊急會議，討論要加蓋彩鋼板保溫，池子里面的水也要用鍋爐加溫。但可能是敲敲打打的聲音和新建材料的油漆味讓白鱘很躁動，再加上鍋爐加溫的循環管道和池壁之間有一個不太嚴實的縫，白鱘在游動的過程中，長長的鼻子不小心插到縫里了，插進去后又拼命地一退，魚一下子就翻了。

養殖場的幼魚

那是晚上10點多鐘，白鱘翻了以后怎么也搶救不過來，最后還是死了。當時我們團隊里所有人都哭了。我們十幾個人之前又開車又熬夜的，拼了命地把魚救活，養了它29天，看著它一天天變好，之前是多么高興啊，沒想到會變成這樣。

這條白鱘其實承載著很多人的希望。歷史上沒有任何人養活過這種魚。解放前南京大學有一位教授，因為沒有救活過這種魚而遺憾終身。他去世前有個心愿，如果哪一位后人把魚抓到了養活了，一定要告訴他。

我們最開始救活了這條白鱘時，這位老教授的后代，人已經移居到美國了，輾轉聯系到我們，把當時的報道拿到老教授墳頭上燒了。沒想到最終還是遺憾。

第二年1月24日，我們在四川宜賓遇到那條“最后的白鱘”時，因為附近沒有合適的養殖場地，我們吸取了之前的教訓，沒有將這條白鱘帶回去人工馴養，而是做了最保險的決定，標記這條白鱘后把它放流回長江，然后追蹤它找到它們的產卵場，希望找到更多的白鱘同伴，再通過人工繁殖實現物種的延續。這個想法在當時是行得通的，只是再一次不幸的是，我們追丟了白鱘的信號。

我們趕到宜賓時，白鱘已經放在一個船體網箱里了。它是一條3.35米長、150.9公斤重的雌性白鱘，體內有數十萬顆魚卵。我們團隊有人擅長外科手術，給白鱘縫合傷口，我就用杓子往魚腮里澆水狀的鎮靜劑。一切處理好后，我們在白鱘身上栓了超聲波跟蹤發射器。

我當時追著白鱘的信號，發現它先是往下游了一段，然后加速逆流向上游。中間有一段，我收到的信號非常強，結果一看，這家伙就在船的旁邊跑起來了。這魚它跑起來了，真是壯觀啊！民間有人老是說白鱘會現身，你們看過大白鯊的電影嗎？它那時候就像大白鯊一樣，半個身子在水面上走，“咻——”地在跑，跟著船在玩兒。

白鱘是一種很有靈性的動物。它們雖然在進化史上屬于低等的動物，但它們從1.5億年前的恐龍時代一路走來都沒有滅絕，還發展出一些適應環境的高等功能。比如它們的吻（注：突出于面部的嘴鼻部位）很靈敏，布滿了神經組織細胞，比我們人類的二維碼識別還精確，能通過聞氣味，在長江無數支流中，準確無誤地找到它們族群的洄游產卵地和繁殖場。這條白鱘好像知道有人跟蹤似的，就在那里跟我們跑著玩兒。

白鱘幼魚標本

1月29日晚上快10點時，這條白鱘加速游進長江九龍灘激流段，我們的追蹤船觸礁了。船上三個人，我、開船師傅還有央視的一個攝像師都差點沒命。船的螺旋槳也壞了，沒辦法繼續追蹤。上岸之后，我到處打電話，想要找人送一臺新的機器過來。但臨近春節，商家歇業，我花了一整天才修好了跟蹤快艇。

我們組的人員輪番上陣，地面是車輛供給隊，水上是跟蹤快艇，在宜賓的長江上過了整個春節。我們從屏山的新市鎮開始，通過宜賓縣、宜賓、瀘州和合江來回幾趟，然后一路往下到重慶過三峽大壩和葛洲壩，直到長江口，又來回了好幾趟，都沒有接收到魚的信號。白鱘就這樣跟丟了。

那之后10年間，我們還在長江上組織了8次大規模的探測和試捕，都無功而返。原本我還抱著白鱘會回來的希望，哪知道這竟成了我和白鱘的最后一次相遇。

保住了種

就保住了一絲希望

過去的事情很悲傷，回憶起來其實很傷心。我總是會跟別人講，白鱘的滅絕是一個教訓。

鱘類在上世紀70年代，還是長江中的經濟魚類，雖然總體而言還是非常稀少，但每年總能捕到幾十噸。1981年葛洲壩截流以后，壩下江段白鱘數量急劇下降，從建壩初期的每年可發現10～32尾成體，到1988-1993年每年只發現3～10尾，1994年僅發現1尾。最終我們推斷出這個物種其實可能在1993年就功能性滅絕（注：自然種群無法進行繁殖活動），并且在2005-2010年就完全滅絕了。

如果1993年之前，我們就開展主動捕撈、研究習性，并且準備好設施精心養活它們，進行人工繁殖，可能今天白鱘的命運就會不一樣。但直到2003年之前，我們都是在打“無準備之仗”，都是遇到誤捕的白鱘再倉促去救，等終于意識到該做什么的時候，白鱘卻再也沒有出現。

我總覺得，2002、2003年最后接連出現2條白鱘，像是這個物種的回光返照、拼死一搏，讓我們意識到長江中這些魚類的生存狀況已經到了何種危急的程度。

當時沒有重點救助白鱘還有一個原因。在上世紀70年代的救魚論證中，中華鱘因為個體大、數量多（70年代中華鱘年捕撈量為百噸級，長江鱘和白鱘年捕撈量僅有幾十噸）、更有保護操作性被選為唯一的救魚對象。現在回看，當時沒有考慮白鱘為救魚對象是非常遺憾的，當然這是后話了。不過，那時對中華鱘的一系列保護工作和研究課題，都陸續開展起來。

1984年，我大學畢業分配到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長江水產研究所，一年后開始接手中華鱘的野外調查。

接手時，我只有院里提供的2萬元經費。拿著這2萬元，我租了一艘“破木船”，每年有2個月吃、住都在船上，收購漁民捕撈的銅魚、黃顙魚等食卵魚類，看它們的肚子里是否有中華鱘魚卵，再結合這些魚類生活的江段，大致推斷中華鱘的產卵場。

鱘魚受精卵孵化器

中華鱘是江海洄游魚類。它們的受精卵在長江上游的產卵場孵化后，魚苗隨江水漂流，在中下游生長發育，到長江口棲息數月，之后游到大海里生活。等到它們快要性成熟時，再從大海游回長江，到出生地產卵繁殖。葛洲壩截流后，中華鱘的這條洄游路線被切斷，原來的產卵場全部無法利用了，它們只能找新的地方產卵。所以對于研究人員來說，找到中華鱘的新產卵地是非常重要的。

我一個人每天要解剖幾百斤魚，都是力氣活，實在做不過來，我就想了一個辦法。那時候宜昌碼頭上有很多來自四川的碼頭搬運工人，我們都叫他們“川川”。我領回來十幾個“川川”幫我解剖魚，解剖完的副產品我讓“川川”們拿去賣，賣的錢正好彌補科研經費，至于“川川”們，我就每天給他們一些魚當報酬。

那時候我真是“一個人帶著一條船還有一幫川川在戰斗。”

干了七八年，還借助了超聲波跟蹤設備，最終在1993年我找到了中華鱘的新產卵地，就在湖北宜昌江段，也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個中華鱘的穩定產卵場。1996年湖北省在這里成立了一個中華鱘自然保護區。

太湖基地里的中華鱘和長江鱘

一年年監測下來，我明顯感覺到，中華鱘的數量越來越少了，我心里要把這個魚的“種”保存下來的想法也越來越強烈。對我們科研人員而言，保住了種就保住了一絲希望。只要魚種還在，我們就可以做人工繁殖，野外放流，就有可能重新形成野外種群。前蘇聯就是通過每年在伏爾加河等流域放流百萬至千萬尾人工繁殖的鱘魚，恢復了它們的自然種群。

我們摸索著，一點一點解決中華鱘人工繁殖過程中的技術問題，還要解決資金問題。那個年代研究所都挺窮的，我們曾經成功人工繁殖了另一種瀕危魚類鰣魚，就是因為經費問題，沒能再繼續做下去，最后這種魚也基本上絕跡了，非常可惜。

我當時就跑到廣東中山、三水這些地方，廣東人好吃會吃，過去一條中華鱘可以做鱘龍宴108道菜。我就跟這些企業家們說，可以一起建中華鱘養殖基地。人工育苗技術突破后，我們能把幾十萬苗都養大，那是不是可以把其中一小部分進行市場化利用？這樣商家愿意投資進來，有了錢，我們就可以做中華鱘的其他保護工作了（不過，后來國家禁止了中華鱘商業利用，這種保護模式沒有能夠實現，當然這也是后話了）。

養殖場中的中華鱘

就這樣，1999年，我“忽悠”了一位廣東企業家還有一位湖北荊州的本地老板，籌了500萬，這在90年代是一筆不少的數目，在荊州的太湖郊區水源最好的地方找了一塊100畝的地，花了40天的時間把中華鱘養殖基地建了起來。1999年的最后一天，在跨入新世紀之前，我們成功放流了十萬尾中華鱘，這也是到去年為止最大規模的中華鱘人工增殖放流。

這么多年下來，我們基地現在保有92條野生中華鱘，還有800多尾子一代（注：野生中華鱘經人工繁殖后得到的后代）。如果按一條魚平均能產1萬條魚苗來算，折算后整個基地一年能產80-100萬魚苗，還是承擔起了比較重要的保種工作的。只是中華鱘的增殖放流效果也受鱘苗的質量以及長江的水環境影響，加上過去全國的增殖放流沒有統一的規范，我們之前三十年的放流效果其實并不好，游回來的中華鱘也是一年比一年少，最近幾年只剩十幾尾能成功游回（每年至少要有100尾才有自然繁殖的可能）。我們只剩接下來10年左右的時間，如果能連同其他中華鱘養殖單位，做到往后每年增殖放流至少100-300萬的鱘苗，就像前蘇聯的百萬級放流那樣，我們才比較有可能恢復中華鱘的自然種群。

“船走船道，魚走魚道”

我今年62歲，剛剛退休，但我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這次IUCN紅色目錄調級，大家都關注到白鱘滅絕，但可能比較少人知道，長江鱘的瀕危程度從“極危”被提級成“野外滅絕”，而目前處于“極危”狀態的中華鱘事實上也已經連續5年沒有發現自然產卵了，中華鱘的自然種群也岌岌可危。

長江這些年的水文變化很大。水溫升高使得中華鱘性腺發育延遲，自然繁殖窗口進一步被壓縮。水體含沙量減少、河床沖刷，加上各種工程、挖沙采石，造成棲息地破壞，魚能吃的食物變少。長江來往船舶會帶來震動和噪音，中華鱘浮出水面時也更容易被船舶誤傷。

2007年開始，我的博士導師、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曹文宣院士就開始倡議，長江應該施行“十年休漁”，當時這個倡議一提出，很多人反對。我那時候就沿著長江而下，從四川宜賓到長江口來回兩次，去做漁民調研。我們發現，大部分漁民其實已經沒有在捕魚，因為已經無魚可捕了，漁民無法再以此為生。這從一個側面證明，長江是真的沒魚了。

這些魚當中，有些可能已經滅絕，有些可能再過10年就滅絕了。所以下一步我們應該來一個長江魚類的總體檢視，核實哪些魚已經滅絕了，還沒滅絕的魚，應當分門別類建立資源庫，比如說某條支流里哪幾個物種要重點關注的，就要趕快把種收集起來進行繁殖補救。我要出一本這樣的書，還要向政府建議去落實這件事。

危起偉及團隊所著出版物

很多生物是在不知不覺中就沒有了，魚類不會說話不會喊，只能靠像我們這樣的人替它說話才行。

2020年起，長江開始實行十年禁漁，的確能減少對魚類的直接捕撈傷害，但對于這些魚類而言，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生態環境的恢復。比如現在中華鱘的產卵地，生態環境相比之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既有堤壩又有大橋還有大船，魚的自然繁殖量就變得很低。

我一直保持著一種生態經濟學的觀點。我認為人跟魚之間，往大了說，經濟跟生態之間，發展應該是一種動態平衡。現代經濟中，魚和人無可避免地要利用同一個空間，理想化的情況下，我們希望一些魚適應后，可以做到不怕人，人也可以在這個空間里做自己的事。但另一方面，魚不怕人，人也不要傷害魚，人要讓魚走，讓魚能夠有地方藏匿，有東西吃，讓魚能去繁殖。這時候，人從工程或經濟運行上可能就要做一些避讓。

其實我們發現，人只要把像水文、河床、地形等等這些條件營造好了，魚自然就會來繁殖。這時候偶爾一兩條船經過也沒什么，魚一繁殖起來它就一心一意繁殖，其他什么都不理的。當然船太多肯定還是不行。所以我覺得理想的情況就是人要給魚留魚道，然后船也有自己的航道。長江上應該創造這樣的理念。

從大學畢業加入長江所開始，我做長江瀕危動物研究與保護已經38年了，養中華鱘也有30多年了，這批魚我們是一條一條地把它們養下來的，一直看著它們長大，就像自己的小孩一樣。

長江樓里的畫墻，標記著危起偉調查的足跡

但我始終覺得，對于魚類而言，最好的歸宿還是讓它們回到長江里，在自然的水里、在天然河道提供的營養里，它們才能游得更好，長得更健康。

我出生在江西鄱陽，生長在九江，那里河湖很多，我從小就在河里撲騰。鄉下的草地也很豐美，我小時候放牛，把牛當成馬來騎，跑得比馬還快，別人看到我就“怕”，說趕快躲開。工作后在江上開船，我也開得飛快。我有時候覺得人跟魚的這種感覺是相通的，船走船道，魚走魚道，大家都能自由地暢游在長江上。

采訪、撰文：陳詩歡

原標題：《長江最后一條白鱘，我們追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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