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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BB側記｜城市冬泳：一頭扎進這城里

Ewbar

2018-01-19 12:52

來源：澎湃新聞

2017深港城市建筑雙城雙年展（深圳）已經過去一個多月，這個屬于南方的展覽既攪動著一場關乎理想的志向，又始終克制在沒有答案的發問里。實際上，眾多城市及城市化問題，皆總以討論開始，討論結束。行動者更多的是在現實面前，破路而行的人民。本屆雙年展置身于一個擁有1700年歷史的古城內，同時也是一個典型的因城市化演進而來的城中村。交雜的身份與混亂的秩序下，這個臨時的龐然經驗突然闖入城內的日常生活里。以此側記，收集這人與城所變化的表情。

城墻已經老了，城還要繼續下去。

新城與舊市

南方的冬天，一點都不冷。

就像這個城市永遠的口號，永遠熱火朝天，永遠奮發向上。

南門公園成了遛狗帶娃的地方，旁邊就是法國建筑先鋒建筑師Yona Friedman的作品。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一群男青年出現在草坪中，抱著吉他唱的好像是鄭智化的《水手》，又好像不是，但總與青春、夢想相關聯。附近是94歲的法國先鋒建筑師尤納·弗里德曼（Yona Friedman）的作品“街道美術館”，沒有標簽，沒有說明。鐵質重疊的大圓圈反倒吸引了一些小朋友穿梭其中。

這種讓人產生混淆感的變化充斥在整個南頭古城內，2017深港城市建筑雙城雙年展（深圳）開幕后，那些截然不同的日常，出現在同一時空里，新的體驗正在等待被習慣。

就在半年前，還是春天的時候，我們在古城內取景。租客、廠妹、舞獅隊，與所有城中村一樣，人物的背后是這個時代大多數的故事，他們從不孤獨，他們屬于某個集體，并相互憐憫。低廉、親切、所需所想可以立刻動身，這是這里的好處。但比它們更快的，可能是這個城市更新的速度。

整個城變成了兩個部分：正在改造的，與未改造的。

在2009年第三屆深雙上，策展人歐寧的展覽敘事中，用“造城熱”概括了在深圳肇始的新經濟運動，房地產和服務業崛地而起。這種建造模式，也一路從自上而下的宏大的敘事規劃，慢慢演變成加速的更新迭代。這個城市明明不是才剛建造完成嗎，為何要如此著急尋找下一次高潮的領地。

一切都要夠快。

穿過甕城與城門，進入南頭古城

本次深雙的建筑改造以“起承轉合聚敞隱”為敘事邏輯，比起垂直行進的購物城（shopping mall）地標，這里更像舒展開來的油布，可以一路通行。從城門開始，進入重現的“甕城”，以武陵人的姿態穿過城門，進入川流之島般的城中村，密集的樓房里隱藏了幾棟改造后的建筑，修補、重建、再造、更新，以及合情合理的儀式感。

有新的土壤運進來了，它們成為了異形的風，吸引著好奇的目光。建筑由一種不涉及文字的實際行為（去做！），發展成一種知識框架和智力行為（去想！）。房子的本身承載了更多回聲，包括思考與爭論，質疑與探詢。圍合的城池早已四通八達，人流洶涌。豐盈的街市生活撞破了空間，也自成結界。城中村里萬物萬用的秘籍就此顯影，橫亙的衣叉、聯排的遮陽傘、路中央的麻將桌、裹上塑料條驅趕蒼蠅的電扇、溢滿水的貝類……城中村內的街道就像城市的私生子，這是一個既有界也無邊的地方，從零到零，被日常之物所占領，它又屬于此間的人民。

“報德廣場”原為水磨石的籃球場被圍合成劇場的形式，兩棟嵌入的建筑從頂部朝向廣場逐級跌落，形成觀眾席，采用具有廣東特色的定制陶磚。廣場的美學源于中世紀的意大利，空間統一的熱情被灌注了諸多藝術的徽章。而作為社區的廣場，是生命力的漩渦地帶，也是街道的磁鐵，吸引著過客駐足、交談、參與及想象。

兩棟建筑內部一個作為書店，一個作為展廳而存在。冬日陽光普照的下午，不少人坐在二樓的展廳內，面朝著廣場，曬著太陽，拋出的視野帶來了新的風景，但落地玻璃終究少了一種親密，在倒影之中，看見的更多，是自己。

趕工改造中的大家樂舞臺

另一個與時代相連的建筑改造，是位于展場的西北端的“大家樂舞臺”，作為上世紀80年代普遍的建筑類型，在珠三角地區城市化進程中的承擔著自娛自樂的展演空間，以滿足在附近工廠內工人的生活與娛樂需求，是深圳早期打工文化的見證。即便萬歷工業區內的廠房在展覽前仍有流水線在運行，上千人的宿舍就在舞臺附近，對于手機盛行的年代里，社交并不差一面之緣，興奮與熱切，都可在無形的網絡中穿行。大家樂舞臺，反而成為老年棋牌圍觀的地方。

改造后以升降的反光銀色織物為幕布系統，轉換封閉與開敞的空間。在展覽開幕前一晚，劇場內的同心圓才剛剛漆好，幾個工人在調試帷幕的升降問題。深圳速度的效率依然適用于此，曠時礦日，變化就在分分秒秒之間。唯有那來不及散去的油漆味在展場縈繞多天，留下了“新鮮”的氣味。

東門的市場，與往常一樣，臨近中午和傍晚，依舊是柴米油鹽的交換地方。丈夫在打游戲、兒子在寫作業、閑聊瞎逛，趕在節目開始前回家，好吃的包子依然賣一塊錢一個。

倘若市井仍然能夠依存，這座新城才召喚出野火與生風。

圍觀與微觀

左顧右盼，成為了很多第一次來的人的慣性動作。照相機代替了瞳孔，拍下只等同于看過，不算是看到了。

本屆深雙的策展板塊分為了三部分：世界南方、都市村莊、藝術造城。除了五棟主展館外，介入式的展覽方式直接以游擊術占據城中村的不同角落，沖出了美術館或博物館的空間之后，接近、觸摸、話語、若無其事與時好時壞的天氣，持續而不確定的圍觀宛如頻閃的曝光，形成了每個人獨有的個體經驗。

在張永和的信息亭旁，展期趕工的工人搭起了爐灶；尤納·弗里德曼的“街道美術館”，成為了兒童追逐躲藏的最佳場所；劉家琨的西村貝森大院模型的房間，經常能聽到“不要碰小人”的驚呼……這些同框的“意外”，恰似一種偶然的反介入。展覽的公共性，某種程度就是小災小難的綜合體，增添那些不合時宜的人物與事件，回到原始又混沌的狀態里，才是讓藝術發生有了一宗土壤。

林一林行為藝術的現場，作品名為《xxxxxxxx》

開幕式當天，備受“圍觀”的是林一林的行為藝術，人與物被放置在街道上。魚、奶茶、焉萎的蔬菜、熱干面、撲克牌、塑料衣架……狗一直在附近徘徊，解讀這場“盛宴”的寓言有太多固定或刻意的觀點。所有人都打開了取景器，比起不明白這件事的意義，他們更不明白自己為什么會舉起了相機。

日光之下，并無新事。街頭上涌出了獵奇的圍觀，閑逛的老人問出了終極的問題，“小伙子，你開心嗎？”小伙子回答，“今天太陽很好呀。”

街頭巷尾有著最自由的動作

如果“圍觀”是一種公共性的行為，而“微觀”則藏在肢體里。伸腰、跨步、手起刀落，每一種動作都有它自身的習慣與表達。開幕式的另一個藝術“作品”，是由來自意大利的藝術家馬里內拉·森納托瑞的敘事舞蹈學校。作品的初衷，在于與南頭古城的居民一起用肢體講故事。從城門開始，“飛檐走壁”的現代舞，上陽臺處的合唱團（來自隔壁的南頭城小學），三個小朋友上了十堂樂器課組建的小樂隊，武館里的拳擊手。每一種動作承擔了他們的背景故事，在這一天里，生活召喚出了應有的掌聲。空間蠱惑出臨時的創造力，一個日常畫面可以變成藝術事件，一種藝術行為其實也不過是一種生活現場。

簡·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一書中指出，城市中有些看似亂糟糟的地方，其實背后都有一種隱藏的秩序，在維持著社區和城市的活力。“電視機組”、“拖鞋組”、“糖水組”、“理發店組”、“窗戶組”，這些物件的觸覺變成了一種蠕蟲的視角，審查著重審南頭古城亂糟糟的日常。作為一系列的工作坊成果，“Mapping南頭古城-超級亂糟糟”呈現出了他們多個月以來守候式的調查報告，有些觀點十分有趣，比如以拖鞋劃分私人與公共空間的的邊界守則在城中村內完全被打破，電視機的作為活動分布表的功能而在村中各種角落出現，理發店內的鄉音是心理學中的親密。

這些從古城觀察而來的“蛛絲馬跡”，在展場之內得到放大的檢閱。人與人、人與物之間抽象的關系被具象的物件、符號、身體所呈現，他們從私人經驗中來，又從公共的展示中尋找新的理解。簇擁而成的拖鞋裝置在燈光下，形成了高低起伏宛如天際線的倒影，最小的光源有最大的懸念。

微觀作為一種痕跡并不會轉身被人忘記，相反會猶如線索一般鑲嵌在這些空間的經緯深處。展覽是一種寄存目光的行為，以生活的痕跡作為標本，路上有撿不盡的意義。

場所與居所

住在城市里的人，幾乎不可能經歷得過一個“家宅”的建造過程。他們只會感受藏在一紙合同里的驚濤駭浪。城中村無論是城是村，最大的特征仍然是像貼于魚腹內的人，他們的人生軌跡在狹小的單人房內縱橫交錯，在城市搏動的心臟中央此起彼伏。來客在本質上都是陌生的，短暫、變換、易逝、交錯，每一個人其實都是現代隱士，都在快速地更替著身份，也快速地更替著焦慮。

南頭古城的建筑肌理作為構成記憶法則的證據，保留著十字街區的傳統街道法則，也有極具時代記憶的工廠印記，見縫插針的自建樓組成了暗涌四起的面相。過去、現在與未來，時間、空間及秩序成為了這個地方發酵的場所精神，多疑且變幻，豐富且混雜。

在本屆雙年展的介入方式中，在建筑空間維度上的店鋪改造及升級，以街道生活為情境的藝術參與，都試圖回應“城市即展場，展覽即實踐”的口號本身。怎么去理解這個場所里帶來的平行體驗，解決問題還是提出問題，秩序與混亂是現代性的根源。

“離開家并不意味著可以發現新鮮的東西，體驗另一個時間或空間。生疏的事物往往邂逅于毗鄰的街區，而熟悉的東西則出現在世界的盡頭。”在詹姆士·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的《文化的困境》，每時每刻我們都在經歷世界的位移。

對于以流動性著稱的城中村而言，每一個房間都既舊又新，新世紀的游牧人民，正在從一個城中村輾轉到另一個城中村里。以這些居所為展覽，規劃新的場所與情境，城中村嚼碎了干枯的事實法則，總以最大的彈性滿足著上萬人的憧憬。

“制造幸福”的問題

在這個狹小的民宅內，開啟了一次西式長桌“家宴”

位于春景街的“制造幸福” 由來自奧地利的林茨藝術學院空間的設計策略工作室，選取了南頭古城內的一所廢舊民宅。他們帶著一系列的問題在開展前進入古城，翻新修整民宅的同時，“模擬”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習慣，購置了柴米鹽油。布展的過程里，因為小灶需要擺在屋外頭，偶然之間形成了截取人流的“路障”，大部分人在路過時都會探頭掃視一番，企圖窺視個中秘密。他們在觀察城中村的日常特質，附近的村民鄰居也在孜孜不倦地討論他們的行徑，“不是用來住的房子”，到底可以來用來干嘛？人與人之間的呼應，本來就可以靠問題而已行進。

開幕的當晚他們采買了本地的食材，在宅子內擺起長桌，邀請路過的居民參與這場西式“家宴”。居民大方地喝了一口湯，也掏出了口袋的檳榔邀請他們嘗試。居所的情緒來自于居住者的想象，解決與發問，場所里栽植了不同的價值漂流。

在此之后，作為臨時展廳的這個空間內仍然掛滿了熟悉的城中村器物，同時有工作室留下的標識解說及速寫記錄，門口的相框內羅列了一系列的問題。場景已經消失，臨時的“居所”已被拆解，這一系列被制造出來的“發生”穿過了生活的邊際，成為了展覽的本身。

工人有時會在樓頂歇息，旁邊則是林明弘和犬吠工作室為農民工構思的作品“樣板屋”

高密度的街道能帶來親密感，模糊的居所界線反而將信任溢出，每次在傍晚時分，不知從哪家飄來的住家飯菜就會彌漫在展場中，居所屬于記憶與身體，真正的居所可能是一種如實的虛構。

建筑師屬于最早加入城市空間的新規劃、重組與轉化的一群人。裝飾性的改造的讓“門面”受惠。比起庖丁解牛般的技法，更期待的是擁有永續的城市保鮮技術，將生機勃勃的城中村去除陰影，亮化起來。“功能”縮水的時候，往往要靠“形象“來補償。在“世界|南方”的板塊里，展出了亞非拉地區非正規的城市經驗，所有規劃都永遠落后于貧民窟的自發生長，越精準，越失控。

加入“煥新計劃”的商鋪擁有了新的裝束

說到底，從標簽到氛圍，從居所到場所，縫合出一個城市命脈的，是人與城之間無法停止的博弈。

參加與遺忘

觀眾掏出手機，掃描二維碼，手機會收到一張電子門票，進入展場。這道虛擬的關卡不難，有時候有小貓小狗會偷跑進來，他們反而不需要領一張門票。

主展館的空間曾經是個工廠，24小時流水運轉，早晚兩班工人維系著上面不斷復制的成衣制品。展覽只開放三個月，每天8小時的觀看時間，周一閉館，最后這里仍然會清空。墻面保留了眾多痕跡，新的展前和標識，也有過去收信的地址與語句。墻上的風景吸收了敘事證據，每個空間都有平行的故事。

展覽進入前，廠房仍在流水運轉

墻上保留了最多的故事

展覽策劃（Curatorial）的概念從一開始便是與所謂的“浪漫參與”無關的，因為它是由外或由上而下的決策；與此說策展人的工作是決定要展什么，不如說他們是要決定不展什么。

藝術介入街道，一切都是嶄新且鮮艷的景觀

裝置、影像、模型、文獻，龐大的視覺組合成新式的景觀。太新，太大，太愉快了，這些局部的色彩帶來了旋風式的興奮，大家簇擁著體驗觀賞所帶來的新奇，并一一用鏡頭留下防止遺忘的記錄。在南門公園前的“街道美術館”，由匈牙利籍的法國建筑師尤納·弗里德曼與居民共同完成，工作坊有效地給予了“參與”這一工具，有人帶著記憶之物，有人帶著不明所以的好奇，當中只有少數人知道尤納·弗里德曼的輝煌履歷，這個慈祥的老爺爺坐在輪椅上，眼神很是堅定。

“圖紙無法做決定，你只有站在現場進行決策。”

即便已經94歲，尤納·弗里德曼還是堅持站在草坪上指揮著環環相扣的建筑元素，這是屬于他經典的空間鏈結構（space-chain）。在這個結構之上的“空中城市”也應運而生，定義建筑的原材料是“虛空”，是“虛空之外包覆著表面使我們得以感知虛空，體量服從于不斷變化的需求。”

與其說是建筑觀點，尤納的創作更像是一次又一次西西弗的偏執前行。他的大部分構想都無法從紙張中剝離，無論是從上世紀到現代，依然走在未來的前面。烏托邦式的奇想，質疑、抵抗、逃亡、移動、上天下地的天空與街頭，一直在印證“無秩序才是秩序”的抗爭。

這一次尤納在深雙落地作品，被稱為“街道美術館”。設置在南門公園的草坪上，在空間鏈結構的基礎上，利用從居民手中收集的物件，作為美術館內的“展品”。共制而成的這個“建筑”最后在草坪的一角，成了小朋友穿行的小型迷宮。空間如果是自由的，參與將不必分類。

在劉慶元的壁畫后面，一墻之隔是南頭城小學，下課時走廊會圍滿了觀望的學生，而在壁畫前拍照的人也會將這群表情擠進相框。放學時，從北門進入展場的他們只是為了更便捷的回家，放大的驚奇在日復一日的圍觀里也逐漸演化成普通的習慣。不過仍然會在他們結伴而行的討論里，聽到“這個我看過，你進去過嗎？”這樣的話題。

工作日的展場，大部分時間都是空蕩蕩的，最多的觀眾反而是場內的工作人員：安保、清潔工、志愿者。他們有時會駐足在作品前，反復地觀看著，試圖找尋那些可以理解的語言。這些不自然的參與者，由直覺引領著他們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