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大學翻譯系教授兼翻譯研究中心主任王宏志主編的《翻譯史研究》，2016年一輯收廣州大學外國語學院葉靄云的《廣東通事“老湯姆”及其寬和通學館考》一文，記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開海禁后唐人如何與番人溝通種切。

未入正題，先說“老湯姆”之名何所得。原來“老湯姆”之外，還有“小湯姆”和“阿蘭仔”……兩個“湯姆”其實姓譚（Tan）和董（Tung），老番搞不清楚，一律稱之為英美最常見的“湯姆”——年紀大的加“老”，年幼的稱“小”。據葉君考據，文中的“老湯姆”，真名葉懋，他經營的“翻譯社”，便叫“葉懋通事館”。

是年清廷頒布《一口通商》諭令，指定西、荷、瑞、英、法、美等國商人，只能在廣州做買賣，并且只準居于廣州城西的“十三行商館區”（此規定直至鴉片戰爭后的1842年才取消）。由于清廷拒絕與外商直接交往，遂委任一批廣州人與外打交道，并負責為雙方傳譯的“通事”。

岔開一筆，廣州最早走向世界，與“西洋之國”通商（沿海潮閩地區人士則最早“過番”），華洋雜處、艫舢云集，“舌人”需求殷切，儲有“通事”人才，不足為奇；1853年7月帶領美國艦隊（“黑船”）打開日本鎖國大禁的伯里船長（Captain M.C. Perry；伯里是日本官式譯名），便有廣州人譯員羅森，極可能是艦隊于1853年4月在香港停泊十多天為伯里所物色的“香港仔”！筆者細閱陳雅晴的《亦趨亦離——早期港英殖民政府的華人譯員（1843-1900）》（收王宏志2015年《翻譯史研究》），并無所見。這亦難怪，以陳文寫的主要是當時港府通中英雙語的“口譯人員”，沒有通英日文譯員的記載。

“十三行”那些未受過正式訓練的“通事”如何完成繁重的翻譯工作，“構成中國翻譯史上一道獨特的風景線”。這道“風景線”精彩紛呈，以“通事”都是不學自通，說的是自創的“廣東英語”，當中烏龍百出，事不可免；然而，大體而言，十八世紀廣州十三行商人與雜亂如聯合國“番人”的溝通，雖不圓滿卻可說成功，不然何以雙方能夠順暢做成交易。換句話說，葉文指“廣東通事是群待遇不高的‘出類拔萃’人物”，一點亦不夸張。

不過，經商貿易，只要雙方各有所得，不管譯員如何曲解誤譯，問題不大，但政治交涉“茲事體大”，錯譯便不得了！

2015年《翻譯史研究》所收王宏志教授《一八一六年阿美士德使團的翻譯問題》，大有可觀。比如，1793年英國的馬戛爾尼使團（Macartney Mission）和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團（Amherst Mission）與清廷交涉后均無功而返，其中一個原因便是使團“沒有合格的譯員”，因此雙方無法“有效溝通”……事實上，馬戛爾尼成行前，曾派干員赴歐洲物色譯員，幾經尋覓，終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傳道會所辦的“華人書院”（College for Chinese）找到兩名愿當譯員的中國傳教士，“但他們不懂英語，中文水平也頗成問題……”此事惹得通曉中文的使團“翻譯主任”、匯編《廣東省土話字匯》的馬禮遜大為不滿。

合適譯員如此難求，結果馬戛爾尼副使斯當東（G.L. Staunton）的十二歲兒子亦被聘為譯員……這樣的譯員陣容，又如何能夠增進中、英邦誼？

值得注意的是，兩百多年前那不勒斯已有“華人書院”，可知意大利教會一早會致力“開拓”中國“市場”！

早年通外語的譯員，不少是不學無術的市井之徒，既不精通“雙語”，亦無職業道德可言，因此常有居中作弊假公濟私鼠假貓威的事發生。讀臺灣“第一饞人”唐魯孫的《說東道西》（臺北大地出版社），意外發現兩處（118頁及147頁）提及“舌人”為非作歹的事，不期然令人想起大陸及港臺地區的抗日小說和電影中，那些日本人所雇地痞似的中國“舌人”……于《我所認識的還珠樓主》一文，作者說及這位以寫《蜀山劍俠傳》為國人所知、“風采雍穆”的小說大家，因版權問題與某出版社有爭執，那位出版商竟通過在日本憲兵隊當翻譯的親戚，在日本人面前亂說一通，大扣帽子，讓日本憲兵把還珠樓主捉將官里；在《張織云的遭遇》，唐氏亦有類似的記述：“早年翻譯地位雖然不高，可是做了捕房的舌人，就能出賣風云雷雨了；他（譯員）的太太也就借乃夫的‘特殊地位’，胡作非為……”

1963年三十一歲歸化美國、兩年后成為外交譯員、于1997年以“國務院語言服務部”總監（director）身份退休的奧斯特（Harry Obst），五六年前出版的《白宮通譯——翻譯的經驗》（White House Interpreter:The Art of Interpretation），述說他充當數位美國總統如約翰遜、尼克遜、福特、卡特、里根譯員的經驗，筆者懷很大期盼購此書，以為奧斯特必會“大爆內幕”，哪知他寫來十分平淡，想來守秘是“白宮譯員”不可越雷池半步的最高指引，即使去職退休，亦不得說、寫那些未見諸新聞報道的“內幕”。

原籍德國的奧斯特，認為做個稱職的“舌人”，除精通有關語文、還須具“萬事通”式的常識，因為領袖會談，很多時會逸出主題，尤其是那些“已建立私人友誼”的，因此，譯員須不斷進修，當然得天天讀報、博覽群籍及學習“潮語”……保密是另一項不可踰越的禁條；“政治審查”過關的“譯員”，接受和總統相同的“簡報”（Briefing），全屬“國家機密”，因此對其有份參與的會見、談判的內容，絕不能告知非與會者，這即是說，其所見所聞，不得向外人透露；“譯員”有時會用筆記錄一些重要的內容，這些“筆記”，不能作為“私產”而須于會后交給國家檔案室（National Archives）保管……

在他服務過的政要中，他說約翰遜“不易服侍”而海格將軍（A. Haig；尼克遜的幕僚長、里根的國務卿）是語言天才，掌握大量生僻詞匯且“常說些模棱兩可的話”，當他的“譯員”如考試。

在一般人印象中，“譯員”常識豐富，口舌便給，作起文來，必有可觀，哪知事實并不如此，《白宮通譯》既欠文采，當然沒有太多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的內容。本書最后一旁寫美國的通譯培訓，亦寫不出所以然，僅知至世紀初美國只有一兩家大學設譯員?？啤幸稽c應該一提的是，作者說在美國，不少人包括《華盛頓郵報》，“譯員”與“通譯”不分（252頁），混淆了兩者的工作性質。事實上，前者Translator后者Interpreter，一為筆耕一為舌人，用筆用口（當然都要用腦）大有分別，但一般人就是分不清楚！

本文主要談“口譯”（實時傳譯），但既是翻譯，便有直譯與意譯的考究，因而拉雜補上一段。2016年《翻譯史研究》收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陶磊的日譯西書《解體新書》中的“直譯”和“義譯”，對此兩種譯法，說之甚詳，所涉雖為“醫書”，亦具參考價值。陶氏說日本翻譯家大槻玄澤（Otsuki Gentaku，1757-1827年）在所譯德國解剖學《解體新書》中，提出“直譯”、“義譯”和“對譯”三種譯法。“直譯”是指“用現成漢語詞匯替換原詞中的語素”，想與今天理解的“直接譯出”相同；至于“對譯”，指的是“音譯”，而“義譯”當然是“意譯”……

此事讓筆者記起多年前翻閱《甲寅》曾見有關翻譯的文章，上下求索，果有所得。章士釗在日本時編匯純文言的《甲寅》月刊（注明日本編行；英文名為The Tiger），第一卷第六號（1915年1月）有以“致甲寅雜志記者”（外稿皆以此形式出之）的短文《譯名》，開篇便說：“從來譯名之道。不出于義。則出于音。義譯為常。音譯例變……”作者張振民與編者秋桐討論“義譯”和“音譯”的優劣，于今看來，平常至極，不去說它；有趣的是，文內提出“依康怒密”一詞，看“上文下理”，估計為Economics的“音譯”（經濟學便是“義譯”），張氏認為“依康老密”可譯為學，“使見之者見一新字，即起一種義之觀念”。說的真不錯，因為Economics的音譯（“依康老密”似較恰可），對不通英文者有如謎語，令人望之卻步，若譯為“學”，便令人有一探究竟的興趣！

順便一提，原來9月30日是“法定”的“國際翻譯日”（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Day）。9月30日是“圣哲羅姆日”（St. Jerome Day），此公意大利人，神學生、虔誠天主教徒，因把《圣經》從希伯萊文譯成拉丁文，大有功于《圣經》普及化，而于去世后約一千一百年獲教皇封圣?！皣H譯員聯會”（FIT）1991年定此日為“國際翻譯日”，今年5月24日獲聯合國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