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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求:《公司法》《證券法》修改太慢,很多好企業出走了
【編者按】
“我們的《公司法》要做修改,《證券法》在發行的標準上要做修改。修改太慢,很多好的企業都走出去了。沒有這些企業的存在,中國成不了國際金融中心。”1月13日,在由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華融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共同主辦的第二十二屆中國資本市場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金融與證券研究所所長吳曉求表達了上述觀點。
吳曉求在論壇上作了題為“新時期中國資本市場的改革重點與發展目標”的主題報告,他表示,對中國金融業的現狀總體持謹慎樂觀態度,從各項指標來看,中國金融業還處在一個相對健康的狀態。“我認為至少最近十年沒有太大的問題。”
金融與資本市場監管方面,吳曉求表示,金融監管最重要的目標是讓風險收斂。監管者就是對市場透明度的監管,不參與,至少不主要參與市場所謂指數的成長、市值的成長,上市家數的增加等等。特別是對資本市場杠桿的運用,在資本市場發展過程中,杠桿應用的逆周期性的重要性。我們長時間是順周期的應用,在整個金融政策里面,金融市場的運行工具方面,順周期的概念非常強。順周期對于一個國家金融的市場化是不利的,我們必須建立起一個逆周期的概念,這個概念在資本市場中已經得到了深入的貫徹。所以資本市場的發展也正在邁向常態化,重點正在發生轉移。
對于把中國建成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吳曉求表示,目前我們還有很大差距。其中關鍵的一個問題是,我們的《公司法》要修改,《證券法》在發行的標準上要做修改。過去的《證券法》對規范中國資本市場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貢獻,對推動當時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但是由于中國經濟結構發生了變化,修改太慢,有很多好的企業都走出去了。
“阿里巴巴出去了,騰訊出去了,據說小米也出去了,不知道華為要不要出去。這一類企業才是財富管理的基石。這些企業很多是不符合我們現在的法律要求的,包括公司治理結構。最近香港聯交所與時俱進調整了上市準則,他們發現阿里巴巴走了對他損失很大,因為他的公司治理結構不能允許阿里上市,所以進行了修改,同股不同權也可以。但這在中國內地肯定不行,同股同權是我們《公司法》的基本準則。所以這些事情都要深刻的反思、理解、調整和改革,我們才可以把中國的資本市場建設成財富管理中心,建設成國際金融中心,沒有這些企業的存在,是成不了的。”他說。

以下是對吳曉求演講內容的摘錄:
我今天的主題叫《新時期中國資本市場的改革重點與發展目標》,這個也是我們長時期研究資本市場的一個出發點。從經濟意義上說,一個全球性大國的競爭力最終都會表現為金融的競爭。金融的競爭當然是以一個國家實體經濟的強盛為基礎,以實體經濟富有生命力和競爭力為前提的。而中國的實體經濟,從十八大以后進入到一個結構轉型的時期,也就是供給側的改革,過去五六年成效正在顯現,這次存量的大規模轉型,正在有條不紊地推進。
正是基于這樣一種狀況,中國的金融業應該說是朝著一個健康的方向發展。我對中國金融業的現狀總體上看是謹慎樂觀的,從各項指標來看,它還處在一個相對健康的狀態。比如,整個金融體系中占主導地位的銀行業各項指標,包括資產的盈利能力、流動性和資本充足等指標來看,對整個風險覆蓋的能力還是比較強的。雖然它的利潤增長在下降,但是它對風險的覆蓋應該說沒有問題,我認為至少最近十年沒有太大的問題。也就是說,作為主體部分還是可期待的。
資本市場正在邁向健康的發展。2015年出現了股市大的波動,帶給了我們很多的教訓。直到今天,我們也仍然是在總結、吸收這些教訓,把它轉變為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們深刻地理解了資本市場監管的重點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說監管者的職責究竟是什么,我認為現在我們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定位。監管者就是對市場透明度的監管,不參與,至少不主要參與市場所謂指數的成長,市值的成長,上市家數的增加等等。我們對于資本市場的規律有了更進一步透徹的理解和把握,特別是對資本市場杠桿的運用,在資本市場發展過程中,杠桿應用的逆周期性的重要性。我們長時間是順周期的應用,我們在整個金融政策里面,金融市場的運行工具方面,順周期的概念非常強。順周期對于一個國家金融的市場化是不利的,我們必須建立起一個逆周期的概念,這個概念在資本市場中已經得到了深入的貫徹。所以資本市場的發展也正在邁向常態化,重點正在發生轉移。
金融監管究竟是做什么的?我在想,金融監管還是要推動中國金融的變革,金融監管的目的不是消滅風險,我們不要以為金融監管可以消滅風險。金融存在的那一天風險就存在,除非你把金融消滅掉,風險就沒有了。金融監管最重要的目標是讓風險收斂,使單個的風險不至于蔓延開來變成系統性的風險。包括央行對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制度的設計,核心就是要收斂貨幣擴張,才不會有信貸風險的出現。
我們的資本市場怎么發展?如何看待資本市場?一個開放大國的金融的基石是資本市場,核心功能是財富管理,是分散風險。我們現在離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還是有很大的差距,且不說我們沒有完全開放,我們在一些硬件方面,在一些理念方面是需要改革和調整的。我與證監會主席助理張慎峰交流,我們有共同的看法。比如說必須要推進發行制度的改革,因為財富的市場、證券化的市場,是一個財富,不是一個籌碼,不是一個簡單的流動性工具,隨時可以賣掉。之所以說財富,是有儲藏價值的。既然有儲藏價值,這個財富的增長和時間是函數關系,隨著時間的拉長,財富在不斷增長。
那么我們就要思考,什么樣的企業內生了一種成長性?我們必須邏輯上理清楚。過去我們選擇上市公司的時候,標準是重要性,它在國民經濟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當然這個也沒有錯,所以我們會選擇大型的國有企業上市,這本質上沒有問題。但是僅僅這些是不夠的,資本市場的靈魂是成長性,其他的是放在后面的。什么樣的企業具有成長性?一定是今天不怎么樣的企業才會有成長性,或者今天一點點好的企業有成長性。如果某家企業現在已經如火如荼,盈利達到了歷史的頂峰,我不知道它未來怎么成長。但是我們經常在審核發行上市、在制定上市企業標準的時候,把盈利放在第一位,盈利越豐厚越好,一定在上市上占優。我沒有對這個標準提出什么不同的看法,只是如果現在是傳統的產業,利潤豐厚,一定會在上市不久的未來走下坡路,因為產業周期決定的,它是一個傳統產業,已經達到了頂峰,頂峰時要上市,這是工業化時期的理念。
我們整個產業已經有很大的變化了,很多高科技企業和工業化社會的標準完全不同,它沒有廠房,可能就租了一層辦公室,幾個合伙人可能過十年就會造出一個偉大的企業。比如阿里巴巴和騰訊的早期,基本上看不出來它有多少資產、盈利,有的只有想法、對未來社會的一個堅定的把握,這就涉及到我們整個理念要發生變化。
另外,我們的《公司法》要修改,《證券法》在發行的標準上是要做修改的。過去的《證券法》對規范中國資本市場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貢獻,對推動當時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但是由于中國經濟結構發生了變化,修改太慢,有很多好的企業都走出去了。我們走出去,是要把中國的資本市場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成全球的財富管理中心,是不太現實的。阿里巴巴出去了,騰訊出去了,據說小米也出去了,不知道華為要不要出去。這一類企業,那才是財富管理的基石。這些企業很多是不符合我們現在的法律要求的,包括公司治理結構。最近香港聯交所與時俱進調整了上市準則,他們發現阿里巴巴走了對他損失很大,因為他的公司治理結構不能允許阿里上市,所以進行了修改,同股不同權也可以。但這在中國內地肯定不行,同股同權是我們《公司法》的基本準則。所以這些事情都要深刻的反思、理解、調整和改革,我們才可以把中國的資本市場建設成財富管理中心,建設成國際金融中心,沒有這些企業的存在,是成不了的。
(本文由澎湃新聞根據現場演講內容整理,未經演講者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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