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他人可能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而出售自己名下銀行賬戶供他人使用，情節嚴重的，應認定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在認定量刑情節時，應結合相關銀行賬戶的支付結算金額及幫助行為的次數、手段、時間長短等來綜合評判。

基本案情

2019年5月至2020年6月，被告人張某梅明知他人可能利用信息網絡實施違法犯罪，在北京市朝陽區等地，先后辦理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郵儲銀行等多家銀行賬戶，后出售給他人使用。現有多名網絡詐騙案件被害人錢款轉入被告人張某梅所開立的上述銀行賬戶，經統計，上述銀行賬戶支付結算金額共計60余萬元。被告人張某梅從中獲利1萬元。

法院判決

張某梅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他人提供銀行卡進行轉賬，情節嚴重，其行為觸犯了刑法，已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評析

一、明知他人可能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而出售自己名下銀行賬戶供他人使用，情節嚴重的，應認定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情節嚴重的行為。根據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的規定，認定該罪需同時滿足被告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犯罪提供幫助行為、情節嚴重3個要件。認定被告人出售自己名下銀行賬戶的行為是否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關鍵在于行為人對他人利用其銀行賬戶實施信息網絡犯罪是否明知，行為人出售銀行賬戶供他人使用的行為是否能認定為支付結算幫助行為，以及是否達到情節嚴重的情形。

（一）關于明知的認定

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明知，既包括明確的明知，也包括概括的明知。具體到售賣銀行賬戶犯罪活動中，明確的明知應指行為人明知其售賣的銀行賬戶將被他人確定地用于實施某種具體的信息網絡犯罪，當然，這種主觀明知有時會與其他犯罪的共犯發生法條競合，需從一重處罰。而概括的明知則是行為人明知其售賣的銀行賬戶將可能被他人用于實施信息網絡犯罪，其雖不確定該種信息網絡犯罪的具體行為，但仍明顯違反審慎注意義務，放任他人使用其售賣的銀行賬戶。對于幫助信息網絡活動罪的明知的認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11條雖以列舉形式規定了可推定為明知的情形，但難以完全應對復雜多變的司法實踐。在適用司法解釋規定的其他情形推定明知時則需要結合經驗法則，綜合考量被告人的認知能力、文化程度、行為次數和手段、既往經歷等作出審慎判斷。對于在案證據可證實被告人長期、大量從事銀行賬戶售賣活動或以此謀生的，熟悉網絡犯罪黑灰產業鏈交易術語、交易規則的，在交易過程中采用明顯異常的方式以逃避偵查的，即可推定其為明知；對于被告人單次、少量、受人教唆等售賣銀行賬戶的，則要結合案件具體情況審慎適用對主觀明知的推定。

（二）幫助行為及情節嚴重的認定

支付結算是銀行賬戶的最主要職能。司法實踐中，行為人出售銀行賬戶基本是為他人提供支付結算幫助，而該幫助行為成立犯罪的前提是其幫助的對象行為系信息網絡犯罪，且《解釋》第13條還規定了“被幫助對象實施的犯罪行為可以確認，但尚未到案、尚未依法裁判或者因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等原因依法未予追究刑事責任的，不影響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認定”。司法認定的難點在于此類案件常常是因為被害人報案等原因而案發，除涉案銀行賬戶外，被告人名下還可能存在大量銀行賬戶，此時在案證據難以從中區分出被告人自用和售賣所用的具體銀行賬戶，或難以查明售賣所用的銀行賬戶已確被用于幫助實施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故查明事實只能逐一認定已經形成完整證據鏈條的單個幫助事實。需要注意的是，在被告人向不特定的多數人提供支付結算幫助且被幫助對象的具體信息尚未查明的情況下，在認定事實時還須確認每個被幫助對象實施的行為均已達到信息網絡犯罪的程度，方可認定該起幫助行為系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行為。對于個別銀行賬戶的被幫助對象實施的行為未達到信息網絡犯罪程度的，不能僅因該賬戶是被告人出售供他人使用的賬戶，徑直將尚未形成證據關聯的不同銀行賬戶的支付結算金額累計計算。此外，被告人的每個涉案銀行賬戶內常常存在批量支付結算，難以精確區分每筆款項的性質，故在認定支付金額時需把握銀行賬戶自用和供他人使用不會混同的特點，除非在有相反證據的情況下，只要該銀行賬戶因被害人報案等原因而被確定為用于實施信息網絡犯罪的賬戶，則轉入該賬戶的所有金額均應視為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支付結算金額。

而對于情節嚴重的認定，《解釋》第12條已列舉式地規定了在被幫助對象經查證達到或未達到犯罪程度的情況下應如何分別認定的具體標準，在適用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時必須既要考慮斬斷網絡犯罪利益鏈條的司法效果，又要恪守審慎認定的司法立場，綜合判斷。

本案中，被告人張某梅在長達一年的時間內，辦理大量銀行賬戶用于售賣，其熟悉不同性質銀行賬戶的交易價格與規則，與下家見面交易，并在下家通知其銀行賬戶使用完畢后及時注銷或掛失，其出售銀行賬戶雖不知道下家使用其銀行賬戶從事的具體行為，但認可感知到應該是不正當的行為，故其主觀上應屬明知。同時，在案證據能夠證明張某梅曾辦理過大量銀行賬戶，但有在案的被害人、相對應的銀行流水記錄等可形成完整證據鏈條的銀行賬戶僅有5個，且11名被害人均系被電信詐騙；張某梅售賣銀行賬戶的對象為不確定的多數人，雖使用該5個銀行賬戶的具體人員尚未查實，但每個銀行賬戶中已經查明的詐騙金額均已達到認定為詐騙罪的程度，且支付結算金額達60余萬元，屬情節嚴重，故張某梅的行為已經構成幫助網絡信息犯罪活動罪。

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量刑情節的考量

在售賣銀行賬戶犯罪活動中，對于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社會危害性的評價及量刑的考量，司法認識不甚統一，尤其對是否將支付結算金額作為量刑最關鍵的標準存在不同認識，從而導致量刑差異甚大。

筆者認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系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犯罪而非侵犯財產的犯罪，支付結算金額可以作為評價被告人社會危害性的重要情節，但不可作為唯一情節。比如，被告人售賣1個銀行賬戶賬戶、支付結算100萬元的社會危害性并不必然高于售賣3個銀行賬戶、賬戶支付結算50萬元的社會危害性。支付結算金額的確是已經實際發生的社會危害性最直接的體現，但被告人在售賣賬戶時，該賬戶內將可能產生的支付結算金額尚且不確定，被告人雖然應該承擔這種不確定的風險，但司法并不適宜著重依據這種不確定的風險來評價被告人的幫助行為。支付結算金額的直接負責人應該是被幫助的對象，即這些錢款的直接取得人，本罪的被告人要直接負責的是其提供支付結算幫助的行為，比起支付結算金額，更需要結合幫助行為次數、手段、時間的長短來綜合評判。

此外還需注意的是，雖然司法嚴厲打擊網絡犯罪全鏈條，但司法實踐中還存在農村或來城市務工的老年人、涉世未深的大學生等因法律意識淡薄等偶然觸犯本罪，此時要綜合考慮社會危害程度、認罪悔罪態度等情節，犯罪情節輕微的，可以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以犯罪論處。

本案中，一審判決認定涉案銀行賬戶內支付結算金額90余萬元有誤，應為60余萬元，但考慮到被告人長期售賣銀行賬戶，在交易的具體過程中熟稔而主動，其已查明的被用于進行信息網絡犯罪的銀行賬戶高達5個，社會危害性較大，一審判決對其定性準確，量刑仍屬適當，故二審法院作出駁回張某梅的上訴，維持原判的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