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婁還怕誰呢？”

英語世界里最有生殺予奪權的書評人角谷美智子8月退位，補她空缺的是一位印度裔的年輕女士，叫帕茹兒·塞加爾（Parul Sehgal）；聞此我心里一股無端的喜慶，就好比是自己的盟友在書人權力榜上平地青云。因為我記得5、6月份有一期《紐約時報書評》podcast，末尾大家依慣例在報告自己最近一周的閱讀，突然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2001年拿全美書評人協會獎的文集The War Against Cliché（《與陳詞濫調一戰》）蹦出來，塞加爾女士說，她每年都要重讀這本書，“因為每次想淺嘗幾段，結果都忍不住把整本書讀完”，“就覺得自己正投身于一個光輝的傳統中，每次都讓我大為振奮”。

艾米斯新文集The Rub of Time（《時間之痕》）9月份出版，代表了他近三十年的非虛構寫作。和塞加爾一樣，除了每一頁上都是讓我愛崗敬業的燃料之外，我也順便想到讀研時在外語學院資料室連續發現《與陳詞濫調一戰》和Cultural Amnesia（《文化失憶》）是何等地動山搖的一段時光：它們不僅告訴我之后 多年應該讀什么，喜歡誰，更重要的，是用何種心態去喜歡——簡單地說，就是要帶著強烈的個人好惡。讀《時間之痕》，最美妙的就是看艾米斯如何吹捧自己的偶像。比如，他認為美國古往今來寫小說沒人寫得過貝婁是最確鑿無疑之事。“他怕誰呢？”“霍桑那種程式化的狗血（melodramatic formularies）？梅爾維爾那種紛繁多樣的討人厭煩（multitudinous facetiousness）？還是福克納那種重復到渾濁的殺氣（murkily iterative menace）？”自然是都不用怕的。唯一有點難搞的是亨利·詹姆斯（“The only American who gives Bellow any serious trouble”），但不用說大師還是敗下陣來，最重要的是他不如貝婁愛讀者，而且（誰又想得到呢）文體上有瑕疵。文學意見跟所有人事一樣，只要你覺得它要緊，付出足夠心血，到最后免不了都要有點personal的（這個英文詞聰明，一方面是只要能說服自己就好，一方面也隱藏著一點不太得體的攻擊性）。

“真到不得已，我不介意給除臭劑廣告或者番茄醬標牌寫作……把念頭變成想法，把想法變成文字，把文字變成印版、鉛字、墨香的奇跡我從來不會厭倦。”

《時間之痕》里面，艾米斯給厄普代克My Father’s Tears（《父親的眼淚》）寫過篇書評，說這部短篇集最讓人震驚的一頁是“作者其他作品”。“六十二本，而且其中有些還奇厚無比。”主要是厄普代克太愛寫書評了，每十年都能編出一本千頁的散文集。上面的引語是他在《巴黎評論》的訪談里說的，我常把這句話和他描述納博科夫的那個名句放在一起：“納博科夫的文風實在是情愛的一種……它渴望把那種朦朧的精準（diaphanous exactitude）牢牢抱緊在自己滿是毛發的臂膀中。”由此我自說自話得出一條從來都能給我力量的推論：把閱讀時那一點點觸動捕獲成文字，不本來就是文學最光榮的任務嗎？

艾米斯把寫書評的小說家稱為“藝術家-評論家”；福特·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把這種人稱為“藝術家-實踐者”，他寫過一本March of Literature（《文學的演進》），很“個人化”的世界文學閱讀史，副標題叫“從孔子到現在”，前言里用意很直白，大致就是說：像我們這種寫得好的人，應該多寫寫評論，把“熱愛”（hot love）表露出來，好讓大家覺得閱讀是有意思的。想到詹姆斯·伍德名著《小說機杼》的卷首引亨利·詹姆斯的那句話：“只有一種菜譜——就是對烹飪的深深在意。”很多人都說厄普代克文字好，但沒什么可說的，伍德老師就是其中很雄辯的一位。但就如厄師傅所言，“模仿是贊譽，描繪是愛”，這世界上有思想的人那么多，我卻總還是在找能描繪閱讀的好作家。

“整體上，你怎么看自己為報刊所寫的文字？”

“這也是養活自己的一種方式吧。”

我早就懷疑詹姆斯·索特（James Salter）不是發自內心地熱愛文學。讀《游戲與消遣》（A Sport and a Pastime），到某個點你終究是要被他那些短句降服的，覺得他寫場景真的是迷人，當詹姆斯·索特寫坐在巴黎的咖啡館里看天，你真的就坐在巴黎的咖啡館看天。但很快，等那些聞名遐邇的性愛開始，你就越來越覺得不對，我在迷茫中甚至發消息給我的那些品位更高的索特粉，問他們是不是這里有什么后現代視角轉換——“我”“他”不分——的戲法。后來讀《巴黎評論》的訪談，他說，自己就是覺得性愛用第一人稱寫太直白了，所以用第三人稱緩沖一下——作為一個文體家，這也太隨便了吧？

通讀完了他新出的文集Don’t Save Anything（《寫后即焚》），那個懷疑算是敢寫出來了（保險起見還讀了一本他的講課集《小說的藝術》）。索特有材料（也就是厄普代克被大家指摘所沒有的那些東西）：他開過戰斗機，上過朝鮮戰場，在歐洲住很久，在巴黎生了孩子，拍了很多電影，并因此熟知登山和賽車界，但這些事在索特筆下總有些沒勁。上面那句話也是《巴黎評論》訪談里摘的。檢測作家我一直有套優先級。不要先讀那六百頁的長篇代表作，先找他的文集。不要先看里面那篇一百三十幾頁寫小時候父親帶他去釣魚的長文，先看他怎么聊閱讀。你真能信任一個不愛書的小說家嗎？一個喜歡看書但又寫不好閱讀的小說家，是不是手藝有問題？索特曾經替雜志采訪過納博科夫、格雷厄姆·格林、鄧南遮、韓素音，讀著真還沒有我去小區門口取亞馬遜快遞更心潮澎湃。

“那種平淡的褒獎、朦朧的異議，極簡的文風和那樣無足輕重的小塊文章，絲毫不見投入、熱情、性格和癖好——說到底，還缺一種文學之意味——讓《紐約時報》成了一個沒有格局的文學刊物。”

馬丁·斯科塞斯給《紐約書評》拍的五十周年紀錄片里，主編羅伯特·希爾弗斯讀了上面這段話。出處是伊麗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1959年的文章《書評的衰落》，或多或少因為這篇文章，他們1963年創辦了《紐約書評》。這句話之前的一句是：“[不痛不癢的書評]就是一個隱藏的勸止者（dissuader），把任何還帶著一絲生氣的對書乃至對一切文學事的關心，都溫柔地、寡淡地、畢恭畢敬地排除掉了。”哈德威克文章好，句法刁鉆，沒法細說，我就很喜歡dissuader那個字，其實英文里未必是指人，但放在這里，就很容易把一篇無氣無力的書評想成一個盡心盡責的說客，告訴讀者：本該最在意書的人，連個喜歡討厭哪里好壞都說不清楚，索性大家都別看了。

伊麗莎白·哈德威克也是那種才名一但留心，往哪里看都是她粉絲的作家。桑塔格說過她的句子比任何美國在世作家都要漂亮。之前《泰晤士報文學增刊》讓他們的撰稿人選年度最佳，我曾在這個專欄里表達過情投意合的年輕“藝術家-批評家”亞當·瑟爾維爾（Adam Thirlwell）選的就是去年十月出版的《伊麗莎白·哈德威克文集》。其實哈德威克的文字并不是很對我胃口，像是過于纖巧了，不但要同時刻畫評述的對象和自己的感想，有時甚至像是在用句子模擬這種印象形成的過程。所謂“朦朧的精準”；瓊·狄迪恩（Joan Didion）說她的風格是“精妙的猶疑”（exquisite diffidence）。但風格無好壞，文章只分有趣無趣。狄迪恩說，讀哈德威克讓她懂得一件事：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思考的能量。很多我認識的文字工作者都跟索特一樣，不太看得起書評之類的文章，我每次都有些意外；《紐約書評》能成功，也就是不只讓撰稿人“養活自己”，也要求他們創造好的文學。如果一個作家聊書都嫌麻煩，或者沒法邊聊書邊暴露自己、創造藝術，那要你來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