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鞠法勝、劉衛平、余秀蘭

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

【導讀】在社會眼光里，“家境不錯”和“名校畢業”，這兩個標簽對于一個年輕人而言往往意味著好工作、好前途。然而現實中，不少人卻成為“蹲族”——與“躺平”青年不同，手抓“好牌”，卻打得“稀爛”，甘愿充當社會的“透明人”，這一現象正引起關注。

本文作者認為，“蹲族”不能被簡單定義為一種社會病理。擁有優勢背景卻依然選擇“蹲”，說明中產群體的文化資本傳承，正出現“失靈”。“蹲族”的生成邏輯有三個方面：

第一，家庭單一的角色期待（考上重點大學）和對子女生活的包辦，影響他們的自立，為內心空虛、沒有興趣、充滿孤獨和無意義的“空心病”埋下種子。

第二，他們對非自主選擇的專業缺乏認同，難以駕馭大學生活突如其來的“自由”，遭遇失意后，反而容易萎靡不振。

第三，他們離開校園進入社會后，在高壓枯燥的工作環境中，面臨職業價值感匱乏和自我認同危機；在高壓內卷下，如果遭遇偶然性失業，他們干脆拒絕上班，同這個世界保持距離，也是宣告自我的一種方式。

作者認為，對于“蹲族”現象，應予以足夠重視并思考紓解之道，以避免本該擁有美好前途的年輕人陷入空虛迷茫、喪失社會價值，并預防潛在的多重危機。

本文原載《青年探索》2022年第4期，原題為《文化資本“失靈”：“蹲族”青年的現實表征和生成邏輯》，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參考。

文化資本“失靈”：

“蹲族”青年的現實表征和生成邏輯

大衛·布魯克斯(Brooks.D)提出“奧德賽期”(The odyssey years)以詮釋青少年的徘徊、游蕩、選擇與嘗試，或離開校園步入社會，或賴在家中無所事事……，伍斯諾(Robert Wuthnow)認為，流動精神正重塑這一代人、重塑這一生命時期，年輕人在畢業后進入的是不確定且多樣化的社會真實情境，此時舊的通道不再順暢，而新的規范尚未建立，在不斷尋找、嘗試后，凡事都逐漸讓位給缺乏遠見本身。全球化浪潮使愈來愈多的中產階層青年卷入其中，歐洲年輕人用更多時間在學校和工作間搖擺，美國的“歸巢族”、日本的“樂活族”和“低欲望社會”等無一不說明此種情境。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將擁有文化資本優勢的中產階層稱為“文化貴族”。相較底層，中產階層掌握的符號話語體系和教育系統所推崇的符號話語體系具有同質性，其子女容易取得較高的學業成就和社會地位，豐富的文化資本足以支撐他們在社會流動中熠熠生輝。

但《半月談》曾描述過這樣一群人，“名校畢業、家庭出身不錯，這兩個標簽加起來仿佛預示著一份好工作、好前途。實情卻是，部分這樣的年輕人并沒有按如此劇本走上理想之路，而是選擇在家或出租屋里，成為一名‘蹲族’”。與“躺平”不同，“蹲族”手抓“好牌”卻打得“稀爛”，甘愿充當社會的“透明人”。倘若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并給予因應之道，除了會使這部分個體陷入空虛迷茫、喪失社會價值外，還可能給家庭和諧、社會文明和國家發展帶來多重危機。關于“蹲族”，有人歸因為日趨內卷的就業環境，有人歸因為期待與現實間的落差；有人將其視為個人選擇，有人視為資源浪費。上述觀點雖提供了了解“蹲族”的不同視角，但仍有必要追問，“蹲族”的生活鏡像如何?背后有無深層緣由？這一群體彰顯了青年怎樣的價值訴求？對上述問題的回應，有助于聆聽他們內心的聲音，進而有針對性地回應他們的訴求和期盼。

▍文獻綜述與問題提出

通過文獻梳理發現，相關研究集中于“喪”“佛系”“隱蔽青年”和“蟄居族”“985廢物”等話題。諸多學者雖從不同學科視角對這些問題的涵義、表征等作了積極探索，但理論思辨和邏輯構建仍是研究主流。

“喪”帶有衰頹、無望、消沉等情緒色彩，是流行于青年群體中的亞文化新形式。作為“喪文化”的延續性發展，“佛系”在日本最初指認真專注、積極主動構建生活與工作的平衡，但在二次創作與建構后，逐漸演變為“不爭不搶、有無均可”的無所謂心態。雖表現為“風輕云淡、無欲無求”，但最終淪為無意義的價值主義和觀念主義。有別于“喪文化”的模糊所指，“佛系”具有一整套日常生活實踐方式，兩者都是個體對社會變革的回應，折射出個體面臨的現實困境與社會癥候?！疤善健狈从沉四贻p人的生存焦慮，是可望不可即的倦厭，是努力后的無奈與妥協?！半[蔽青年”或“蟄居族”長時間與社會脫節，且已退出大部分社交、蜷縮進自己的生活空間。相對于“喪”和“佛系”作為亞文化存在，“985廢物”和“蹲族”是青少年在面對具體情境時的心態呈現與行動選擇。但“985廢物”是學生就讀期間的心態呈現，而“蹲族”則是畢業生邁向社會時的抉擇。

前述心態及“遮蔽青年”等現象的提出并不涉及家庭背景，但“蹲族”自提出伊始就與家庭背景緊密相連，“名校畢業”和“家庭出身不錯”的標簽疊加預示著一份“好工作”和“好前途”。

按文化資本的邏輯，個體自出生伊始，他們的人生道路業已確定。文化資本的分布結構同家庭社會經濟背景息息相關，家庭出身越好傳遞給子女的文化資本就越豐富，經濟資本通過投資文化資本，使其得以不斷積累，進而影響子女在校成就以延續階層優勢。保羅·迪麥哲(Paul DiMaggio)等人在社會資本與社會流動理論基礎上，詮釋了文化資本對社會資本累積的積極影響，即有助于取得較高的教育成就和職業地位。換言之，文化資本的階層識別作用使較高文化資本的擁有者有更多機會結交和進入社會上層，增加其社會網絡資源。

中產階層子女本應順風順水，走上人生康莊大道，但“蹲族”卻并未按此理論設想的路徑前行，文化資本出現“失靈”。換言之，中產階層文化資本的承繼與聯結也并非完全遵循文化資本邏輯，但這一現象卻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因而本研究關注“蹲族”青年文化資本“失靈”的表征及他們的現實體驗和情感出逃，并嘗試對他們遭遇的困境及成因作出解釋，進而探討中產階層文化資本為何“失靈”及背后深層次涵義。

上述文獻雖對認識“蹲族”及其心態產生極具參考意義，但卻并未揭示中產階層子女成為“蹲族”的深層緣由。社會學的想象力是把個人的生活歷程與歷史聯系起來，它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歷史與個人的生活歷程及兩者間的聯系?！岸鬃濉辈荒鼙缓唵味x為一種社會病理，擁有優勢背景卻依然選擇“蹲”，愈發彰顯出無論家庭出身和學業成就如何，青少年進入奧德賽期后面臨的嚴峻處境。

▍資料采集與處理

本研究將研究對象厘定為：家庭背景優渥、名校畢業，主動放棄就業時長達六個月以上或在就業過程中選擇逃避的青年群體，并按此標準篩選信息。

通過目的性抽樣在豆瓣小組中選取了8名“蹲族”(具體見表1)，進行線上半結構訪談，他們家庭背景優渥，均畢業于“211”“985”院校，每位成員訪談時長為50分鐘以上。在訪談中除重點關注生活狀態、心理感受和主要訴求外，還對線上觀察數據進行追問，以便對“蹲族”包括情感實踐與內在體驗的現實表征，及其背后原因作進一步分析。

▍“失靈”的現實表征：“蹲族”青年的多重體驗與情感出逃

“蹲族”打破了社會大眾對青少年“奮發有為”的理想期待，也打破了文化再生產的預言。有人將其歸為“拿著一手好牌卻打得稀爛”“不努力、不上進”。但僅從個體身上找原因，容易忽略文化環境對個體造成的限制和創傷，對“蹲族”的污名化處理在消解他們主體意蘊的同時，也忽略了他們內心的真實狀態。實際上，“蹲族”在日常生活中呈現出文化資本“失靈”的多重表征，他們本應通過繼承家庭的文化資本，在學校教育中取得學業成就，獲得向上流動的敲門磚，但現實中他們卻面臨資本轉換的“失敗”、階層躍升的“中斷”和中產圖景的“背離”，他們沒有借助教育階層體系與職業階層體系間的緊密聯結，實現社會地位的維持。探究“蹲族”青年蘊含于表征中的多重體驗和對中產階層的情感出逃，有助于了解“蹲族”青年的社會遭遇。

（一）資本轉換的“失敗”：“獲得面子的標志”和“失敗者形象”

名校畢業意味著“蹲族”獲得了制度化的文化資本，在一定程度上擁有了階層優勢傳遞的可能。同時，在中國情境中，制度化文化資本的獲取還有一重意蘊是“獲得面子的標志”。體現為，一個人學業成就越高，個人的價值和尊嚴也越高。學術頭銜和“面子”背后所折射的是象征資本，而這種象征資本恰是教育精英們的專利，也是中產階層家庭的專利。文化中“社會時鐘”的存在對人生標志性事件發生的正常時間和順序都做了相應計劃，倘若事件沒有按既定時間發生，秩序被破壞，個體就會遭遇很大的精神壓力。名校畢業讓“蹲族”本應借助高學歷實現制度化文化資本和社會地位的轉換，即擁有一份光鮮體面的工作。

但現實情境中，他們卻沒有高收入和穩定工作，不符合以利益和經濟衡量“成功”的傳統標尺，他們被自身及社會視為“失敗者形象”，羞恥感油然而生。他們時常陷入迷茫、困頓和焦慮不安，這種狀態是對未來迷茫和當前頹廢雙重效應的疊加。因為缺乏傳統意義上的“成功”，他們難以回到熟人社會建構的場域中，這既是給家人“留面子”，也是不想受人“指點”，

“承認自己是一個‘蹲族’其實挺恥辱的，這是標準的失敗者形象，很多人質疑‘你爸媽辛苦供你上大學就是為了讓你蹲?’”(D)

“現在的生活雖不是盡善盡美，但我在外面無論過得怎樣，家鄉的那些人即便指指點點我也看不到，聽不著，不會難受?！?P1)

（二）階層躍升的“中斷”：“找一份好‘工作’”和“無意義的上班”

就個人發展而言，工作是個體生存與發展的基礎，是個體實現人生價值的重要載體和途徑。作為社會性需求，追求更高級和更有價值的工作是個人在社會環境中的共同價值取向。按文化資本的邏輯，學校扮演著社會分層代理機構的角色?！拔膽{”的篩選功能使一個人的學業成敗攸關未來職業地位的高低，當個人學業成就越高，未來職業社會地位也會越高。名校畢業的“蹲族”本應從事較高社會地位的工作，但他們在就業中沒有體現出“中產階層學生素來努力學習，并且在工作中發揮他們所處環境推崇的職業美德”，反而選擇了主動放棄就業或逃避就業。“蹲族”的這一選擇也背離了文化資本的預設：擁有名校學歷作為墊腳石，通過擁有一份良好的工作實現階層躍升。“蹲族”不愿意從事身體、心理上有困乏的工作，許多人因找不到工作的意義和價值而離職；他們有時候又并非在逃離工作，只是拒絕上班，拒絕無休止的重復勞動、畸形的職場文化和被規訓。在這種邏輯漩渦中，他們越“蹲”越久。

“雖然工作量沒有很夸張，但日積月累重復勞作也身心俱疲，職位在前公司干到天花板了，對未來無比迷茫，決定辭職在家好好休息，已經在家蹲了六個月，這幾年掙的錢還可以維持現在的生活?！?P3)

“蹲了一年，檢討過、反省過，但更多時候，我只感覺爽到飛起，不用和早晚高峰作斗爭，不用看見討厭的領導和同事，每天活得超級peace。但我真正討厭的是工作，逃避的是生活嗎?其實不是，我討厭的僅僅只是上班這件事，就像圓桌派里說的那樣，我們只是討厭組織下的環境和時間表，那感覺猶如困獸?！?D)

（三）中產圖景的“背離”：“爭當奮斗者”和“躺平低欲望”

在中國的社會情境中，大多數中產階層通過孜孜不倦的奮斗獲得了高學歷文憑，以讀書改變了命運，也實現了家庭文化資本的創生。伴隨著國家發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他們這一代人依靠自身的勤奮、努力和拼搏創設了文化資本。因此，他們認為人生是打拼出來的，植根于成長經歷中的拼搏和奮斗是他們這一代人的成長底色。但“蹲族”在現實中卻喪失了奮斗的動力，甚至在現狀中“躺平”，而這也讓他們與中產階層奮斗拼搏的圖景產生“背離”?！岸鬃濉币环矫姹憩F為社交需求的最低化，在現實中存在明顯的社交退縮，并一度衍生到婚戀和發展中；另一方面體現為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衍生出“低欲望”的心態。

“只維持必要的人際交往，以生活為半徑而不是以社會為半徑”。(D)

“至于找對象，我就隨緣吧。交流過程也比較累，費時間費精力，還不如在家買點好吃的，一邊吃一邊看電影”。(D)

“我自詡對生活品質的要求不高，有吃有喝就足夠；我不奢望有女生會喜歡我，即便有我也懶得去應付。”（I）

“睡到自然醒，然后打開電腦，和工會里的朋友們聊聊天，打幾波團戰，然后到樓下吃個晚飯，溜達一圈，回來繼續打游戲到深夜。和游戲里認識的陌生人聊聊天，這樣簡單的日子給了我從未有過的滿足感?！?D)

“只要沒有娶妻、買房，走上世俗意義的人生巔峰這些欲望，那么回顧生活，你就會發現一切很容易”。（I）

伴隨科技進步和網絡發展，“蹲族”“被無意義感主宰著生活”，他們不太注重傳統意義上的“成功”和個人發展需求，并將其歸為“世俗的欲望”，將個人追求寄托于虛擬世界，認為內心的自由和快感更為重要。

▍生成邏輯：不同場域中慣習的忽視、斷裂和遲滯

中產階層憑借文化再生產的策略影響了子女在校教育成就，這可以解釋為什么“蹲族”能進入大學接受教育，但卻難以詮釋他們為何“入蹲”。在文化再生產理論看來，“文化資本起到了聯結家庭階層地位和個體學業成就的橋梁作用”，但其最終體現是子代邁入社會后的職業地位。

換言之，文化資本傳遞涉及家庭、學校和職場三個場域。在探究文化資本“失靈”的過程中，我們有必要基于文化再生產的理論邏輯展開論述，同時為避免文化資本的實體化傾向，故而將其置于“慣習”和“場域”的關系中動態地加以理解。其中，文化資本又可分為身體化(態度、生活方式等)、客體化(藏書、藝術品等)和制度化(文憑、證書等)三種。值得注意的是，“慣習作為行動者的生活經驗和社會歷史內在化的生存心態，屬于身體化文化資本”范疇。

（一）慣習作用的忽視：家庭中單一的角色期待

家庭與家長扮演著子女內在思維體系或慣習主要代理機構和代理者的角色。家庭作為社會化的重要場域，在“蹲族”的形成中具有重要影響，體現為對制度化文化資本的過度追逐，而忽略慣習的培養。在伯恩斯坦看來，家庭的不同參與類型影響了學生的不同反應，品格訓練(或稱為“表意性秩序”)和形式性學習(或稱為“工具性秩序”)會決定學生對朋友、家庭和整體社會的思考和感知方式，進而影響學業和更大范圍內的行為表現。子女本應在家庭提供的文化刺激情境中內化父母的內在思維體系或慣習，實現身體化文化資本的傳遞，但現實維持階層地位甚至希望實現階層躍升的期望以及伴隨而來的教育焦慮將中產階層父母教育期望異化為工具理性和單一的角色期待——讓子女考上重點大學。

“我的父母是公務員，他們倆最大的希望就是把我送到重點大學?！?D)

“500塊一個小時的補習班，他們卻搶著給我報名，眼睛都不眨一下?！?I)

“現在想想，我放假的時間往往都在補習班里度過?！?P2)

這一過程中，父母主動構建具有規訓和教育功能的學習環境，使下一代接觸數量可觀的文化刺激素材，圍繞“上重點大學”的角色期待，父母以經理人的身份規劃子女自擇校到輔導班的每一步，此時家庭的社會化功能和文化資本的傳遞縮減為以學習為核心的工具性秩序，中產階層對制度化的文化資本——在學術上得到國家合法保障的、認可的文化資本，表現為行動者擁有的學術頭銜和學術資格的追逐，忽略了子女人際交往、品質道德和心理健康等表意性秩序的培養，弱化了子女的道德養成和人格塑造，也削弱了子代在代際文化資本傳遞中對身體化文化資本的繼承。

父母單一的角色期待和對子女生活的包辦，使子女從“無限的具體生活”簡化為“有限的知識學習”，從“自由選擇”簡化為“統一規劃”。

“我們從小學到高中都是規劃好的人生，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高考，考個好大學，因此大部分人心中都是心無雜念，一心苦讀，期待成功。”(D)

“18歲以前，我是一個沒有自我的人，我努力在生活里扮演別人喜歡的模樣，但從來不知道自己到底為什么這么做?！?D)

“父母權威在我這很早就消解了，我在家愛干嘛干嘛，我媽媽總是說我很會說，歪理一大堆?！?D)

這為內心空虛、沒有興趣、充滿孤獨和無意義的“空心病”埋下種子。與學業上的單一期待和嚴格管控不同，中產階層家庭的其他方面表現得較為民主、自由、寬容甚至縱容，父母與子女間較少有傳統的等級秩序要求。中產階層家庭背景優渥，但也容易對子女驕縱和溺愛，影響青年自立?！俺恋榈榈膼邸笔顾麄儐适^斗動力，缺少艱苦奮斗信念和持之以恒的信心。

（二）慣習傳遞的斷裂：校園里難以駕馭的自由

中產階層家庭在文化資本傳遞中的顧此失彼，使身體化文化資本(體現在身體的動作、姿態、講話口氣、行動氣質以及習慣中)傳遞出現斷裂，在大學中表現為難以駕馭自由。當把入“蹲”歸因為沒有“開竅”，那就有必要明晰是什么原因阻礙了他們“開竅”。

其一，學生的專業選擇并非單純個人行為，而受社會因素的廣泛影響，優勢階層家庭父母熟知制度化文化資本的重要性，因此他們傾向于為子女選擇“前景好、聲望高的熱門專業”。中產階層家庭對制度化文化資本的過度追逐，使其子女對“自我”和“規則”的體認以“上大學”為想象界限，缺乏對“高考后”乃至整個人生的思考規劃，其子女在專業選擇中缺乏個人志趣和積極探索動機，就讀的專業未必是自己喜歡的。如布迪厄所說，這些人因社會原因被“強迫”接受高等教育，但缺乏積極的動機，只好選擇這些至少表面上給他們以社會聲望的專業，缺乏專業認同讓他們開始“逃離”。

“高考后，短短一個月就要選定自己的專業，這個選擇可能關乎未來幾十年的人生，而大部分人根本就沒有頭緒，跟風的跟風，聽父母的聽父母，反正大學是好的就行，專業什么的，無所謂。”(D)

“我努力嘗試讓自己喜歡上這個專業，但還是失敗了。我更是不想讓自己以后的工作和學的專業沾上一丁點關系，我開始愈發肆無忌憚，有一門課我甚至從來沒有露過面。”(D)

其二，拉魯(Annette Lareau)提出中產階層“協同培養”的策略能讓學生占據優勢。但“家長主義”體系卻使中產階層父母在應試教育場域中為子女包辦了一切。在父母、教師的“協同”指導和監管下，“蹲族”取得了優異的學業成就，但大學環境自由、抉擇多樣對個體的自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他們長期處于“被安排”“被監管”的環境中，突如其來的“自由”讓他們感到不適。先前生活被父母包辦和成績取向的“短視”沒有培養他們盤算將來的能力，又或許生活的富庶和穩定使他們缺乏危機意識和后顧之憂，他們的自控力較差，也缺乏對未來進行有步驟規劃的習慣與能力。中產階層文化雖與學校文化契合，但成功與否取決于子女是否服從學校規則，他們在學校中“報復性地放飛自我”或“迷茫地誤入歧途”。

“到了大學后，卻發現這里和高中完全不一樣，沒人管你了，天天玩鬧，專業課也很水，對學習提不起興趣，買了電腦后就天天窩在寢室不出門，成績每況愈下，大學四年掛了好幾科?！?D)

“大學四年基本上也在蹲，沒有參加過一個社團，沒有做過一個兼職，沒有實踐過專業，把自己蜷縮了起來?！?I)

其三，大學參與校園活動有助于發展學生能力，但基礎教育的“成績取向”使他們在“本應輕松適應變化和更愿意嘗試新鮮事物”的階段只注重學習，忽略了毅力等品格塑造。這帶來的弊端是使那些本就沒有全面繼承文化資本的學生在大學發展中“如魚離水”，在遭遇挫折后“萎靡不振”，

“大一時我也被人拉著一起報名學生組織，但我被淘汰了，本就不善于與人溝通的我，也再一次在大學里落了單”。(D)

“我開始把大量的時間投入到游戲里，在游戲這個虛擬的世界里，我找到了快樂、自信和自我?！?I)

當落單后，“自己不可能形成一種文化，一個人沒法制造樂趣、氣氛及社會身份”，自身價值無法彰顯，他們就開始尋覓適合自己的空間，開始“找樂子”。伴隨大學“失意”和渴望已久的“自由”，他們開始在游戲中大展身手，找尋自己“遺失”的價值。大量時間、精力投入游戲，導致專業課差、實踐能力不足，工作技能匱乏，最后被迫入“蹲”。

（三）慣習遲滯的失衡：就業中多重危機交織

當他們離開校園庇護直面生活，被突如其來的社會氣息所裹挾和左右時，會遭遇許多不適和迷茫。他們拒絕上班，同這個世界保持距離，也是宣告自我的一種方式。他們在校園中尚未習得文化資本與多維資本的轉換能力，其攜帶的慣習也與社會場域“不合拍”或“脫節”。

其一，缺乏社會歷練帶來的職場不適。不同場域間的“游戲規則”各異，倘若在校園里沒有借助實習、兼職等渠道盡早接觸社會文化，就容易因校園和社會文化間慣習的斷裂而無所適從，進入大學后取得的制度化文化資本可以讓他們在文憑信號篩選中脫穎而出，但倘若他們沒有在大學及時習得職場所需慣習，就職后也難以匹配崗位需求。

“社會的規則和學校里完全不同，碰了很多壁，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還是個擦邊球公司，人員流動極快工資全靠提成，兩個月后就走了，開始了蹲族生活。”(I)

“可能因為學校太好，即使我沒有實習經歷，成績低分飄過，沒有參賽經驗，竟然也中了一家國企運營崗位。第一周，我就被安排對接一個商業活動，做策劃、寫文案等，這幾樣事情沒一樣是我會的，意料之中，文案被直接駁回?！?I)

其二，高壓枯燥的工作環境帶來的職業價值感匱乏和自我認同危機。當下社會轉型和變革深刻影響著青年的生活方式與行為，家庭和學校場域中的自由與職場企業場域的規訓產生矛盾，“996”等高壓的企業文化氛圍讓他們感覺身處藩籬。相比于父輩的循規蹈矩，強烈的主體性和個人意識正在構建新的文化情景，與時下社會主流價值觀不同的是，他們不再認可傳統意義上的“成功”——有一份體面的工作、結婚生子、買車買房等。在工作中，他們傾向精神層面的獲得，注重情感體驗和工作價值，看重職場內部體驗和人際關系環境，工作更加率性和自由。當社會加速的過程讓社會變遷從世代之間加快到世代之內，一個人開始變得始終無法確切地擁有讓他保持和獲得社會評價機會的地位，永恒的不確定性、高度變遷的速率在威脅著主體，催生了他們的認同危機，表現為孤立、自卑、部分沉浸于自己的世界，在意義和價值間輾轉追求自我，在孤立和依賴間徘徊崇尚獨立。

“畢業兩年了，我剛畢業那會兒開始蹲是因為自卑，什么都不會，害怕被人瞧不起，不敢出去找工作，然后就一直蹲到現在。”(I)

“近幾年越來越找不到工作的意義，換了兩三個崗位，雖然收入都有所增長，但仍因為找不到工作的意義而選擇辭職，在家里蹲?！?I)

其三，高壓內卷自救下慣性依賴的適得其反和偶然性失業。本是“給自己緩沖時間，停下來思考奮斗意義”(I)這一高壓內卷社會的自救，也可能因停的時間過久而產生慣性依賴，或加速社會中不允許有人“停留”，在這一過程中也可能偶然失業。

“真正成為蹲族應該是畢業上班一年多辭職以后，那會想著歇幾天搞搞清楚自己的想法，但也沒找到啥清晰明確的目標，蹲一年后發現人漫無目的什么也不做混日子是這么輕松?！?I)

“大部分面試時對方了解到簡歷兩年中的空白期立馬態度就變了，各種碰壁，心里也不是滋味?！?I)

“2018年底辭職了想調整心情，玩兒到2019年接二連三的事就一直沒找工作，2020年就暴發了疫情……然后就到現在……一直沒工作”。(D)

而這也可能源于加速社會中，場域規則更新速率加快而慣習難以適應所導致的，疫情加劇了就業的不確定性，市場低迷導致就業形勢嚴峻，多個行業對畢業生的吸納能力大幅下降。換言之，文化資本在“通?？蚣堋毕聦逃Y源分配及社會階層劃分等有積極作用。其中，“通?！敝覆嫉隙蛱接懳幕Y本和高等教育之間的關系及后階段的社會層級。因而，文化資本效用的探討要考量特定的時代背景，諸如，政治導向和經濟干預、文化約束等會對文化資本作用產生影響，諸如“疫情”等突發狀況也使文化資本效用受到制約。因而，文化資本這一宏觀理論結構的時域需要細節分支的修補、填充，明晰其縱向發展與橫向延伸。

▍研究結論與討論

“蹲族”將自己視為一群沒法趕上高速運行的時代列車，從此被遺忘在站臺上的人，言語中不乏悲情與惋惜?！岸鬃濉钡奈幕Y本“失靈”表現為：資本轉換的“失敗”——“獲得面子的標志”和“失敗者形象”；階層躍升的“中斷”——“找一份好‘工作’”和“無意義的上班”；中產圖景的“背離”——“爭當奮斗者”和“躺平低欲望”，反映了“蹲族”青年的現實遭遇。

而中產階層子弟淪為“蹲族”是家庭中單一角色期待、校園里難以駕馭自由、就業中多重危機交織共同作用的結果，體現了不同場域中慣習的忽視、斷裂和遲滯的結果?！岸鬃濉钡某霈F說明了中產階層的文化資本在子代傳承過程中的“失靈”現象：在現實情境中，子代僅在客體化和制度化文化資本上實現了繼承，卻在身體化文化資本上出現斷層；職場同家庭和學校場域中的文化慣習存在不契合甚至遲滯；加速社會與急劇變遷的社會環境也使文化資本的傳承面臨困境。“蹲族”能進入大學其實是符合文化資本預設的，但進入大學后卻開始背離布迪厄的預言，他們的文化資本被隔絕在大學以外，一切外顯形式都黯然失色，開始變得舉步維艱。此種理論斷裂恰恰說明了文化資本傳遞的條件性和有限性。為此，有必要依據我國現實情境進行探討。

（一）文化資本的承繼與斷層

縱向上，“蹲族”的出現源于文化資本在代際間的承繼出現斷層。按布迪厄的預言，中產階層子弟的人生將一路綠燈，走向勝利。但“蹲族”的出現卻使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中產階層在文化資本傳遞的過程中承繼了什么，又在哪里發生了斷層？這一問題直指中產階層擁有的文化資本優勢及這一優勢如何在代際間傳遞。

布迪厄曾通過經濟資本舉了一個反例，我們可以通過賭輪盤的方式一夜暴富，但不能以同樣的方式獲得具身化的文化資本：

第一，在承繼方面?？腕w化文化資本在物質性方面是可以傳遞的，藏書和藝術品等可以同經濟資本一樣被代代相傳，但更深層的是，這種傳遞僅是合法所有權的傳遞，而非對藏書和藝術品消費和使用手段的傳遞，很可能出現有繼承但無消費和使用的情況。他們能上名校也表明制度化文化資本的傳遞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父母看到了制度化文化資本背后的物質利潤和象征利潤，通過輔導班等手段，強化了子女的“形式性學習”以謀取高學業成就，使經濟資本轉換成文化資本后形成了制度化文化資本。

第二，在斷層方面。身體化文化資本主要依據耳濡目染、依靠內化受教育者的慣習才能傳遞，所以這一文化資本樣態的積累和傳遞非?；ㄙM時間和金錢，成績取向的工具理性對文憑等制度化文化資本的重視忽略了身體化文化資本的培育，在實踐中體現為對形式性學習的重視和對品格訓練的忽略，再加上與父母互動時間減少帶來的“資本傳遞鏈斷裂，家庭這一封閉網絡出現漏洞”，父母擁有的勤奮、向上的生活態度、品格訓練、動機以及目標等難以被有效傳遞，出現了身體化文化資本傳遞的斷層。父母的過度保護、子女缺少挫折教育也加劇了這一問題。更有甚者，中產階層父母看重社會經濟資本，而忽略文化環境的營造，結果是后代對文化資本的運作和作用既不知曉也不重視。

（二）文化慣習的契合與遲滯

橫向上，“蹲族”的出現源于文化慣習在場域間的契合出現遲滯。從大學轉入社會，文化資本的“叩門磚”并不一定通用。慣習與實踐間的關系不總是匹配，有時也會非同步，“蹲族”的出現駁斥了布迪厄闡述的文化優勢和資本掌控，進而實現與社會完美契合的神話，暗含了文化資本的影響會伴隨場域情境遷移而變化。

故而有必要探討三個場域的文化樣態：

首先是家庭中，中產階層父母大都接受過高等教育，所以在子女教養中多采取雙向互動式對話和協作式培養的策略，他們因社會變遷帶來的階層下滑焦慮，高度重視子女學業成就，雖卷入參加輔導班的浪潮，但整體而言其家庭氛圍傾向于民主和平等。

其次是名校畢業所折射的精英大學文化氛圍，學生受學術自治、追求學術自由的大學主流價值理念的熏染，探究精神學問、高深科研的學校氛圍讓他們產生了從事自由且創造性工作的期待。

最后是為了追求高效率，職場中奉行等級分明的科層制和科技進步帶來的去技術化流水線作業。

兩相比較之下可以看出，職場中受約束的工作氛圍與家庭和學校間的民主氛圍并不契合，當精英大學生帶著較高的社會期待和自我認知邁入職場，他們對工作價值、意義和創新的追求與職場機械的流水線作業間并不契合。他們因場域更換而出現文化慣習遲滯(習性與場域間的脫離，以及伴隨時間推移帶來的后果)，伴隨著錯過契機的可能。當他們遠離熟悉的空間，冒險進入所謂“自由”文化的不大合法卻更有“風險”的領域，基于新場域的期待和現實中的落差，他們會自我“放逐”，“甘愿”成為邊緣人而錯過契機。這同樣因為遲滯同高風險相關聯，倘若要對抗場域變化就會失去相應的位置和福利，“蹲族”要“對抗”工作場域價值的規訓就自然失去了原先擁有的“特權”。

總而言之，國外的文化資本理論因家庭、校園和職場文化間存在連貫一致性，故而很少因文化慣習遲滯而出現失范行為，但對中國而言，中產階層的文化觀念在一定程度上領先于傳統的社會結構，出現了與職場文化的不契合，強調自由的教育走在了強調規訓的職場前面。

值得一提的還有“蹲族”崇尚的“自由”，可能源于“青年時期是人們最不受束縛、最渴望變化的時期。他們之間所流行的生活也不允許他們循規蹈矩。這種動力越是不受外界限制，就越容易得到滿足，從而越容易犧牲掉傳統”。他們一直強調自由、“我行我素”，對自由的憧憬建立在家庭的民主氛圍之上，這一過程容易帶來個性獨立和主體覺醒。故而換個角度，他們也最可能成為率先背棄布迪厄“主流”闡述的群體。畢竟在他們看來，抉擇和個體實現價值的多元化才是詮釋自主性的依據。

“蹲族”雖不符合社會大眾對年輕人朝氣蓬勃的期待，但不能否認的是名校畢業、家境優渥，并不能與成功掛鉤。尤其是高等教育普及化后，成功的學生時代和平庸的社會經歷，完全可以和平共處。但值得注意的是，“蹲族”不同于平庸的社會經歷和“積極的獨處”，而是充斥著無法實現的理想和回避行為，以及對自己狀態的羞恥之心。如何脫“蹲”，需要：

第一，父母應科學育兒，對子女有合理期待，在“雙減”背景下，讓子女有機會得到全面發展，培養子女愛好、給予子女適度自由，做好挫折教育，不要過度保護等；第二，高校應通過多種渠道幫助學生確立專業認同，提高專業課程質量，通過轉專業、輔修等手段提高學生學習積極性，開設生涯規劃課程和生涯規劃比賽等，積極組織開展豐富多彩的受眾面廣的社團活動提高學生綜合技能素質，共建實習平臺，組織專場招聘會，搭建校企共建平臺等；第三，企業應積極響應國家號召，維護員工合法權益的同時，與時俱進、營造積極貼合青年文化的工作氛圍，使年輕人優勢更好發揮；第四，國家應合理考慮應屆生身份延長的問題，同時積極組織技能培訓活動、再就業等活動，出臺政策保障畢業生權益等；第五，作為個體，要在增加抗壓能力的同時，多嘗試、多溝通，不斷提高自身素質技能。

本文原載《青年探索》2022年第4期，原題為《文化資本“失靈”：“蹲族”青年的現實表征和生成邏輯》，篇幅所限，內容有刪節。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原標題：《“手拿好牌, 我為什么偏不打” 中國名校生“蹲族”真實調查報告 | 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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