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譚慧芳 湘南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謝來風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 港澳及區域發展研究所副所長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科技創新成為主要經濟體競逐的新焦點。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作為國家科技領域競爭的重要平臺，是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基礎平臺，有助于突破重大科學難題和前沿科技瓶頸，顯著提升中國基礎研究水平，強化原始創新能力。《“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布局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發展方針和目標，2016年以來，國家陸續批復北京、上海、合肥和粵港澳大灣區四大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目前均處于探索建設階段。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唯一一個涉及多個城市以及“一國兩制”特殊制度安排的區域，如何發揮其獨特優勢高質量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值得深入研究。

一、科學把握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內涵及使命定位

（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內涵

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是新時期我國科技發展和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重大抓手，是應對全球科學技術發展與全球科學中心轉移增強國際科技競爭話語權的戰略部署，體現了國家意志和地區戰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概念的提出源于2016年12月國務院印發的《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十三五”規劃》，該規劃明確了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基本特征，包括服務國家戰略需求、設施水平先進、多學科交叉融合、高端人才和機構匯聚、科研環境自由開放、運行機制靈活有效。

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屬于中國特色的語境體系，需要從組成要素、形成條件、空間集聚三個方面把握其內涵。

1. 組成要素。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由主體性要素、資源性要素、服務性要素和環境要素構成，即在政策、經濟、文化等因素作用的科學創新環境中，政產學研創新主體圍繞大科學設施群，形成由高校和科研機構組成知識生產群落，由企業構成知識應用群落，由中介機構、金融機構、咨詢機構組成知識擴散群落，知識生產、應用、擴散三個群落相互協作，完成知識從產生到市場化的過程。

2. 形成條件。在科學中心興起之前，往往有一段經濟高速發展期和教育興盛期。同時，在思想解放、政府支持等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在國際科學領域有影響力的科學中心。我國目前所獲批的四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所在城市普遍經濟基礎較好（表1），近幾年經濟發展迅速，其創新資源、教育資源等都具備豐厚的基礎，科技創新成果突出，擁有大量重大科學設施，是各大科研院校、研究機構、實驗室等平臺和基礎設施的集群地，其建設、運行均獲得國家和地區政府、高校、科研機構的大力支持和投入。

3. 空間集聚與空間載體。無論是以國家扶持為主，還是以市場引導為主的全球領先科技創新中心，能夠綜合性集聚資源是基本共性。以大科學設施群為主要硬件基礎的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在空間上呈現出明顯的創新集聚和輻射效應，如粵港澳大灣區的“深圳—香港—廣州”科技集群，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科技集群。大科學設施是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核心載體，圍繞重點領域，集群化建設大科學裝置、國家實驗室、超算中心等科研基礎設施為發展原始創新提供了技術保障。

綜上，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內涵可以概括為：圍繞國家戰略需求，具備先進的重大科學設施、基礎科研資源豐厚、創新能力突出、人才高度集聚、成果轉化靈活高效、制度環境高度開放的科學要素集群中心和科創活躍區。其內核主要表征為科學技術與經濟社會、思想文化、人才教育、政治制度等要素的系統一體化和要素間的良性互動機制。

（二）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戰略意義

1. 服務國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建設科技強國的本質要求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從加強科技原創性、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效能、推進科技體制改革、打造國際化的創新生態，以及充分吸納并激發人才動能五大方面推動未來我國科技發展。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目標在于實現更多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原創性重大成果和高水平科技供給持續涌現，做到原創和引領力強，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和帶動作用強，應急應變和應對重大風險挑戰的能力強，這是我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本質要求。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國家戰略需求、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圍繞重大科學問題和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2. 順應科技發展趨勢和科學中心轉移規律的內在要求

從全球百年科技史來看，伴隨著世界科學中心的轉移，主要發達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均從國家戰略高度認識和強化科技創新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核心地位。當前，新的科學中心正在轉移，亞太地區極有可能形成下一個科學中心。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就是要建設一流高校和科研機構、輻射區域性創新、探索科創體制機制創新，從而匯聚全球創新資源并突破重大科學難題和前沿科技瓶頸，著力建設全球科技創新高地，為發展成為世界科學中心奠定堅實基礎。

3. 應對國際科技競爭、保持與全球科技發展無縫銜接的必然選擇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紀疫情影響深遠，美對我實施科技管制影響持續，世界各國都把強化科技創新作為實現經濟復蘇、塑造競爭優勢的重要戰略選擇，積極搶占未來科技制高點，科技創新成為大國博弈的主要戰場。我國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就是要全面提升基礎研究能力，加快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打造驅動經濟社會發展核心動力引擎，在面對全球競爭時保持綜合優勢。與此同時，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是更加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必須充分利用全球創新資源，深度融入全球創新網絡。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香港科學園區時指出，“希望香港發揮自身優勢，匯聚全球創新資源，與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珠聯璧合，強化產學研創新協同，著力建設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是更大力度推進國際科技合作、保持與全球科技發展無縫銜接的必然選擇。

4. 我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抓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通過快速發展制造業成為“世界工廠”，出口持續為我國經濟帶來強勁增長動力。但我國一直面臨經濟規模大、質量不高的問題。從全球各大城市發展經驗來看，技術發展和創新產業成為經濟新動力的重要來源。全球化正在促進新一輪產業發展，我國已經進入創新驅動的高質量發展階段，就是要推動經濟從規模型、速度型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在發展動力上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我國需要依賴科技創新加快重塑競爭新優勢，全面推進數字化轉型，促進創新型經濟發展，加快推動產業新舊動能接續轉換。以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為抓手的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是增強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舉措，對于加快提升高水平科技創新、打造新經濟發展引擎具有重要意義。

二、粵港澳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的優勢和挑戰

2020年7月，粵港澳大灣區（以下簡稱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先行啟動區獲批。不同于其他單一城市的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大灣區以深圳為主陣地、結合多地優勢及資源協同共建。大灣區在創新集群、高科技企業、部分基礎學科、數字經濟等方面具有較好基礎和優勢，同時在大科學裝置和國家實驗室、研究投入與高水平科技人才、核心技術、科技創新生態系統等方面仍有較大提升空間，這些難題需要系統性、創新性的舉措來攻克。

（一）基礎和優勢

1.“深圳—香港—廣州”創新集群位居全球第二

自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全球創新指數報告》（GII）于2017年開始設置創新集群分類以來，“深圳—香港”創新集群一直位列全球第二，僅次于“東京—橫濱”創新集群（表2）。2021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將“深圳—香港”創新集群擴展為“深圳—香港—廣州”創新集群，盡管排名未變，但表明大灣區創新集聚和創新協同持續發展，形成了區域性創新生態。北京、上海和南京分別位列第3、第8和第21，但尚未與周邊城市形成創新集群。

2. 大灣區高科技企業一枝獨秀

科技部“高新技術企業認定工作網”數據顯示，廣東現有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突破6萬家，比排名第二的江蘇多出2.3萬家。根據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的數據，截至2021年底，廣東共有新型研發機構277家、科技企業孵化器989家、眾創空間986家，規上工業企業建立研發機構比例達到40%，國家級和省級企業技術中心分別為101家和1407家。國家技術創新示范企業47家，數量居全國前列。2020年大灣區（主要是內地城市）PCT專利申請量為28098件，約為北京的2.9倍和上海的5.4倍。

3. 基礎研究能力持續提升，部分學科處于世界領先水平

根據QS2022年世界大學排名，大灣區有5所高校（全部為香港高校）排名進入世界百強名單，領先于北京（2所）和上海（2所）（表3）。GII數據顯示，大灣區（主要是深港穗）發表的科學論文數量為118600篇，與東京灣區（143832篇）和紐約灣區（137263篇）差距不大，超過舊金山灣區（89974篇）。學科方面，香港科技大學和香港大學的數學和工程科技、香港中文大學的數學計算機科學及信息系統等，均排名世界前列。廣東有6個學科進入基本科學指標數據世界1‰，分別是中山大學的化學和臨床醫學，華南理工大學的工程科學、材料科學、化學和農業科學。

4. 重大科技設施布局建設步伐加快

截至2021年底，大灣區共有50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其中廣東30個、香港16個、澳門4個；擁有29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其中廣東23個、香港6個。此外，廣東擁有10個省實驗室、396個省重點實驗室，以及國家超算廣州中心、國家超算深圳中心、散裂中子源、南方光源等11個重大科技設施，深圳光明科學城、東莞中子科學城等正規劃建設一批科技設施。與北京、上海、合肥三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相比，大灣區重大科技設施的規劃建設正迎頭趕上。

5. 數字經濟發展位于全國首位

大灣區在5G、人工智能等領域具有領先優勢，5G基站數和專利數量、國家級工業互聯網跨行業領域平臺數量等均居全國第一，華為、中興的5G標準必要專利分別占全球總量的15%、11.7%。中國信息通訊研究院數據顯示，2021年廣東數字經濟規模達5.9萬億元，連續五年全國第一，占GDP比重達47.4%，遠超全國平均水平（39.8%），數字經濟競爭力超過京滬蘇浙，排名第一。

6. 北部都會區為粵港澳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提供新空間、新機遇

北部都會區建設是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以戰略高度和跨境思維，第一次系統性謀劃與內地更緊密、更全面、更深層次的合作，是香港參與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新的載體和平臺。創新科技產業是北部都會區產業發展重點，有望打造香港“金融+科創”新發展格局。尤其是新田科技城的規劃建設，為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塑造新的空間載體。《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規劃增加約150公頃的創科用地，提出規劃發展占地11平方千米的香港硅谷——新田科技城，設立“生命健康創新科研中心”等重大科研平臺。北部都會區將形成研發、生產及投融資服務完整組成的創科產業生態系統，與居住及社區服務和諧結合，成為類似美國硅谷的創科人才能夠匯聚在此工作及生活的綜合社區。長期來看，北部都會區將與深圳南部各區實現無縫銜接，科技創新資源充分交融，為大灣區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提供更大引擎動力。

（二）面臨的挑戰

1. 大科學裝置和國家實驗室闕如

目前我國依托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已經建成22個國家大科學裝置，其中合肥8個、北京7個、上海5個，大灣區暫無，規劃建設的16個國家大科學裝置中也未在大灣區布局。目前全國共有21個國家實驗室（含籌建），其中北京、上海和安徽分別有9家、1家和4家，大灣區暫未規劃建設。相比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實驗室定位更高、投資規模更大、學科覆蓋面更廣。大科學裝置和國家實驗室闕如，基礎研究難以得到有力支撐，大灣區科技產業發展后勁不足、難以持續。

2. 基礎研究投入偏低，高水平科技人才不足

目前大灣區R&D投入強度（2.7%）與紐約灣區（2.8%）、舊金山灣區（2.8%）差距不大，但基礎研究投入占R&D比例僅為4.7%，遠低于北京（14.8%）和上海（7.8%），也低于紐約灣區、東京灣區等。高校科研機構投入占R&D的比重，香港超過50%（香港R&D投入強度長期低于1%，規模較小），廣州為18.9%，其他城市的R&D主要是企業內部研發行為，占比超過90%。科技人才方面，根據《2020年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19年廣東研發人員總數約為109.2萬人，遠高于北京（46.4萬人）和上海（29.3萬人），但其中博士人數（5.2萬人）不到北京（10.8萬人）的一半，與江蘇（5.2萬人）和上海（4.3萬人）相當。

3. 核心技術“非自主化”現象較為普遍

突出表現為關鍵核心技術依賴進口。據相關統計，廣東電子信息產業所需芯片及國產工業機器人基礎功能部件等90%以上依賴進口。精密減速器、伺服電機、傳感器及氣動元器件等基礎功能部件，精度和可靠性均差距較大，長期依賴進口；基礎性、系統性工業軟件存在空白，高端檢驗檢測儀表儀器幾乎完全依賴進口。調研發現，廣州在汽車超高清視頻顯示面板、高端技術軟件，東莞在半導體關鍵核心零部件、電器機械數控機床關鍵零部件等方面均依賴進口，表明大灣區高科技企業核心技術“非自主化”現象較為普遍。由于美國實施技術封鎖，大灣區高科技企業參與國際專利技術交易、對外科技交流合作、引進先進技術等均受到影響。

4. 科技創新生態有待優化和提升

除了大學、實驗室、企業等科技主體，風險投資（VC）、天使投資、知識產權服務、智庫等金融和科技服務機構也是創新集群的重要組成部分，如舊金山灣區集聚超過全球30%的風險投資，高校科研成果轉化率保持在30%—40%之間，孕育出高通、英偉達、蘋果等科技巨頭。大灣區科技創新生態差距明顯，2020年廣東風險投資717.2億元，深圳和廣州僅為477.5億元和179.5億元，遠低于北京（1917.6億元）和上海（1058.3億元），大灣區高校研究成果轉化率不到10%。根據Crunchbase報告，2020年全球超大規模（超過1億美元）風險投資輪數，舊金山灣區、北京和上海排名前三，分別為79輪、66輪和41輪，深圳和廣州為11輪和7輪，低于杭州（14輪）。

5. 美對我科技方面的管制對大灣區的影響較大

根據美國商務部網站數據，截至2020年底，被列入美國出口管制實體清單的中國企業和機構共362家（含中國臺灣8家）。中國已經超過俄羅斯，成為數量最多的國家。其中，北京、江蘇、上海分別有61家、23家和20家。大灣區176家（廣東37家、香港92家及華為海外子公司47家），占比為48.6%，是受美國科技制裁最嚴重的地區，其中128家為科技和設備制造類，占比達73%。北京和上海被列入實體清單的多為大學和科研機構，江蘇則約50%為制造企業。除了海事、超級計算、航運等個別領域，大灣區企業大都屬于5G、芯片、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戰略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大灣區搶占下一代科技制高點、發展數字經濟等均受到較大影響。

三、粵港澳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高質量建設思路

大灣區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與北京、上海、合肥等地區相比，獨特性顯著，一是需要多個城市協同共建，二是具有香港和澳門兩個與國際科技網絡銜接暢通的戰略通道，這是服務國家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重要戰略資源，其獨特性不可取代。因此，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須站在世界科學中心的高度并立足實際情況，發揮獨特優勢，創新政策舉措，采用系統思維、戰略思維和開放思維，走出一條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獨特路徑。

（一）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創新

一是探索實施科研組織“新型舉國體制”。發揮大灣區市場機制優勢，構建新型舉國體制框架下的科研范式。首先，改革科研項目組織實施方式。建立高效的科研創新組織體系，完善基礎研究經費撥付和管理辦法，研究建立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運營多元投入機制。其次，建立支持企業發揮技術攻關主體作用的機制。建立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鼓勵和支持企業參與和主導重大科技項目。再次，構建大科學裝置網和科研設施信息庫，建立大灣區科技資源共享網絡平臺。

二是探索科研監管制度和研究機構管理模式創新，釋放科技產業和機構活力。一方面，開展新經濟市場準入與監管改革，建立更加彈性包容的新技術新設備新產品監管制度。另一方面，創新研究機構管理模式。通過理事會、科學政策委員會和財政委員會等管理架構，形成市場化、契約式、彈性化管理模式。

三是構建國際通行科研管理體制。推動大灣區內地城市深度對接香港及國際科研管理制度，在科研項目評審、經費支出、成果轉化、激勵制度等開展全過程創新。開展頂尖領銜科學家支持方式試點，圍繞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前沿科技領域，遴選全球頂尖領銜科學家，給予持續穩定的科研經費支持，在確定的重點方向、領域、任務內，由領銜科學家自主確定研究課題，自主選聘科研團隊，自主安排科研經費使用。

（二）加快重大科技設施建設

一是爭取更多國家級科技設施布局在大灣區。以深圳、廣州、東莞等內地城市為核心，爭取國家實驗室、大科學裝置和項目布局建設，彌補基礎研究短板。緊抓香港北部都會區建設契機，在信息、生命科學、生物技術等關鍵領域，爭取國家科技部等部委支持，在香港規劃建設國家實驗室、國家工程研究中心以及大科學設施，推動在前沿科學領域和無人區取得重大突破和科學發展。

二是設立大灣區重大科研基礎設施決策機構。參考歐盟科研基礎設施戰略論壇（ESFRI），爭取由國家科技部指導，廣東省政府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主辦，在粵港澳大灣區科學論壇基礎上，設立大灣區重大科研基礎設施決策機構，統籌大灣區現有大型科研基礎設施建設管理和未來規劃建設，形成科研資源網絡。

三是共建共享大科學設施。聯合爭取國家支持，共同建設大科學裝置、國家實驗室等國家重大科研基礎設施，聚力開展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根據《國務院關于國家重大科研基礎設施和大型科研儀器向社會開放的意見》，推動港澳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等機構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大型科學儀器共享平臺合作。

四是建設大型跨境科研機構。借鑒美國博德研究所及英國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模式（表4），由粵港澳三地知名高校、科研機構聯手，共同設立新型跨境研發機構，在醫學、生物學、化學、計算、工程、數字、物理學等科學領域實現粵港澳跨境科研計劃以及國際科研計劃，探索機構科研資金來源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慈善捐贈及投資收入等，機構運營上獨立于高校、企業和政府。

（三）強化國際科技創新合作

一是粵港澳共同發起“大灣區國際大科學計劃”。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人才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精神，爭取由國家科技部指導，粵港澳共同發起“大灣區國際大科學計劃”，重點聚焦腦科學、基因工程、傳染病學、人工智能、深海發現等前沿科學領域。在大科學計劃項目管理上，可參考歐盟“人腦計劃”（Human Brain Program）、“量子技術計劃”（Quantum Technologies Flagship Project）等。規劃實施一批具有高水平、前瞻性、戰略性的科學計劃、科學工程與重大科技項目，如“大灣區創科產業旗艦研發計劃”，支持生物醫藥、量子科學、半導體研發等重點專項。

二是吸引全球頂尖大學集聚，以大學為載體推進國際科技合作。發揮香港科研基礎和國際化環境、大灣區內地城市創新氛圍活躍和科技產業配套超強的優勢，吸引國際頂尖大學在香港北部都會區、前海合作區、光明科學城、廣州南沙等地區設立校區，與香港的公立和私立大學聯合辦學，早期可以先集中設立研究生院和研究院。共同爭取中央支持清華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等國家頂尖理工類大學在北部都會區布局，集聚全球高端創新人才，推動基礎研究重大攻關，成為帶動北部都會區創新科技產業發展的“錨項目”。

三是深化科創規則與國際銜接。充分發揮香港對接國際規則的制度優勢，同時也要主動深化與內地規則銜接，做好內地與國際的“轉接口”。一方面，做好國際規則的“轉譯者”，針對粵港澳三地在科技創新管理體制、法律規則、范式標準等方面的差異性，香港主動承擔科創體制機制和規則標準的銜接和協同工作，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規則一體化發展。另一方面，做好大灣區科技創新國際標準的“制定者”，組織力量牽頭部署，制定5G、人工智能等行業的示范標準，推動中國標準“走出去”。

（四）加快建設高水平人才高地

一是研究制定全球一流基礎研究人才目錄。優先引進一批獲得諾貝爾獎、圖靈獎、菲爾茲獎、巴爾賽獎等世界頂尖獎項的基礎研究型領軍人才，建立“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與基礎研究人才庫，制定實施大灣區人才專項行動計劃。高標準引進國際科技領軍人才及國內外知名院士，以院士、科學家等為核心帶動形成一批開展前瞻性基礎研究和引領性原創研究的高水平研究機構和團隊。

二是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率先探索技術移民制度。支持河套、前海等區域率先開展技術移民試點，逐步實現境外科技人才工作許可、工作類居留許可“一窗受理、同時取證”，進而爭取審批權限下放至都市圈其他城市。

三是創新科技人才評價體系。堅持以創新價值、能力、貢獻為導向建立人才評價制度體系，探索建立不同類型人才的針對性評價體系。對于基礎研究人才，以同行評價、研究成果質量及對國家、社會的影響力等為重要評價因素。對于應用研究型人才，以市場評價、創新創造業績貢獻等為重，不將學歷、論文論著等作為限制性條件。對于科技成果轉化人才，注重轉化效益效果評價，關注產值、利潤等經濟效益和吸納就業、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等社會效益。堅持科技人才在科研項目中發揮核心作用，對技術路線、科研項目管理具有靈活自主決定權，最大程度激發人才潛力。

（五）構建大灣區一體化科技市場

一是以“創新集群”加強大灣區區域產學研創新協同。“創新集群”（Innovation Cluster）是全球科技創新發展的趨勢，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獨特優勢。“深圳—香港—廣州”創新集群連續多年位列全球第二，僅次于日本的“東京—橫濱”創新集群，表明大灣區內部城市間的創新合作非常活躍。一方面要推動香港國家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等載體與深圳、廣州等城市的實驗室、大科學裝置等開放共享，共建科技設施網絡。另一方面要搭建跨境科技成果轉化平臺。在“深港創新圈”等基礎上，在前海合作區、河套深港合作區、光明科學城等特定平臺，建設產學研一體化基地，大力引進科技中介服務機構和合同研究組織（CRO）等組織。

二是粵港澳共同設立科創基金。由廣東省政府和港澳特區政府科技部門牽頭，統籌設立政府引導、市場資本參與的科創基金，用于支持以粵港澳高校、科研院所、研究中心、新型研發機構為試點，開展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基金資助計劃。并根據實際需要，逐年增加科研合作幾乎按項目的資助范圍、擴大科研基金資助力度，提高粵港澳科研合作項目在科技創新研發支出中的占比，發揮兩地政府推動“基礎科研+成果轉化”的積極作用。

三是以河套合作區為“小切口”，建設“中國科技特區”，探索科研要素跨境高效便捷流動政策體系，打造全球科技樞紐。爭取國家科技部等部委支持，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實行最開放的科研制度和最寬松的科技政策，針對性打造“中國科技特區”。首先，對合作區要素跨境流動作出特殊安排，實現“通關自由”。如科研人員通關方面，對于進出合作區的國際科研人員，頒發多次出入、時間靈活的特殊簽證，實現國際科研人員“無感通關”。科研物資通關方面，出臺合作區深圳園區專項特殊監管政策，構建專屬海關監管模式。科研資金方面，在確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實行有別于一般外匯進出、最為寬松便捷的特殊監管政策。其次，對合作區科技創新環境作出特殊安排，推動“研究開放”。如實行便利獲取知識產權的開放政策，即在專利形成前，允許知識產權無償獲取和使用；在合作區允許合格的香港及國際科研機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物安全法》框架下開展干細胞、基因治療等研究和應用。再次，對合作區信息跨境流通做出特殊安排，強化“數據支撐”。在合作區建設“國際數據港”，加大力度開展國際互聯網訪問跨境數據流動試點。在合作區內探索內地與香港、美國、歐盟等有關數據保護、交易等方面的規則對接。

四、結語

作為最新批復的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粵港澳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迎來重大機遇。特別是在香港提出規劃建設北部都會區，橫琴、前海和南沙等重大平臺相繼發布國家級方案，光明科學城、松山湖科學城等先行啟動區建設深入推進等背景下，國家部委戰略支持、粵港澳三地協同共建的力量將更加強大，大灣區有望探索出建設綜合性科學中心的獨特、高效、可持續的發展路徑，為大灣區建設成為世界一流灣區和城市群提供核心動力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