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歲的金曉宇第一次使用智能手機是在今年年初，那是母親生前用過的手機。通訊錄里除了母親的老朋友之外，他開始有了自己的聯系人——同學、老師、翻譯同行和記者。

去年冬天，父親金性勇在殯儀館向杭州本地媒體撥出那通電話，這些聯系才得以發生，“你們能不能寫我兒子的故事？我兒子是天才，他現在精神病院里，他媽媽今天剛走了。”

他口中所說的兒子金曉宇是躁郁癥患者，也是譯者。在疾病沒有侵襲的時間里，金曉宇待在20平米的房間里，自學英、日、德三門語言，譯著22本，卻鮮少人知。自從他高中確診后，父親金性勇的生活軌跡也跟著改變了，照護生病的兒子成為最重要的事。

媒體由此關注這對父子。幾個月后，父子迎來久違的好消息——金曉宇應邀加入了省翻譯家協會；有出版社慕名而來，給他漲了稿酬；還有，他失明的右眼得到了醫治。

但當旁人漸次離去，父子倆的生活便重又回到沉默中去。危機感始終籠罩著他們。每天，金曉宇拼命搶時間翻譯；而金性勇戰戰兢兢地照料兒子，更加憂心日后子無所依。

沉默的家

在金曉宇家里，最鮮明也最易忽略的是一種特別的沉默。

七月以來，杭州接連發出高溫預警，天氣燥熱，屋外蟬鳴陣陣，喧天響，但飯桌上的父子很安靜，只有頭頂的吊扇吱呀吱呀轉。

每餐飯前，金性勇都會先把菜夾到兒子的碗里  除特殊標注外，本文圖片均為澎湃新聞記者陳媛媛攝

金曉宇先打破了沉默：“今天的蝦幾乎每個都是活的。”他邊吃飯邊低頭說。這家人的每餐飯幾乎都有蝦，以及黃瓜、番茄蛋湯，因為金曉宇愛吃。

父親剝著蝦，沒看兒子：“是吧。多少錢一斤？”

“23。”

“可以。”

每天午飯開始，金曉宇都會說起早上買來的菜，這是他們一天之中少有的對話。父親不明白金曉宇詢問菜價的心思——他擔心父母不在之后，無法翻譯和自理，兩三年前開始訓練自己獨立生活的能力。然而，父親以為兒子無聊瞎問，也簡單應答。

這不奇怪，金曉宇的情緒不著痕跡，常常被忽視。他高中時患上雙相情感障礙癥，常年服用鎮靜藥，長著一張沒有情緒的臉。就連汗水淌滿了臉，他抱怨說“熱死了”，只是皺了下眉頭。他很少笑，笑起來揚起嘴角，不過三秒，迅速收回。

不過，平日和他接觸最多的民警提醒我，金曉宇表情木訥是好事，如果主動說很多話，說明要犯病了。

將近30年，他被“養在家里”，很少與外人接觸，說話會結巴，不停搓手，只有面對父親才能放松。

父親金性勇，87歲，正好大了兒子三輪。他有一對長壽眉，笑起來很慈祥，算得上健談，卻和兒子說不上話。父子倆相依為命，卻各自孤獨。

走進他們生活的底層舊屋，會先經過一個朝南的小陽臺，以前母親曹美藻的縫紉機就擺在這里，在她沒生病的時候，父子倆總能看到她坐在這里做衣裳，縫紉機踩得“噠噠噠”響。她去年年末過世之后，家里徹底陷入了沉寂。再往里走是一個昏暗雜亂的客廳，也是金性勇的臥室，與兒子的房間僅一墻之隔。

金曉宇一家人1987年搬進來之后，老屋再也沒有裝修過

父親的生活作息圍繞著兒子。正值小暑，天亮得早，五點多，雖然金性勇還躺在床上，耳朵已細細辨別兒子屋里的動靜——最初是鐵架床發出嘎嘰嘎嘰的聲響，應該翻身起床了；之后是“滴”的一聲，應該關掉了空調；再后來，凳子磕磕碰碰，屋里有了燈光，他無疑是走出了房門，進了廚房。

自從母親生病臥床后，金曉宇主動承擔了些家務活，早起燒水、準備早飯。等一切準備就緒，他凳子一拉，準備坐下用餐，父親便起身跟過去。

7點左右，金曉宇出門散步鍛煉、買菜，一個小時后回家，把蝦做好，他就進屋開始潛心翻譯了。沒有特殊情況的話，之后一整天他不會出家門。

午飯便是父親的任務了。一般在9點半，金性勇拖著吃力的步子走進廚房，不知身體哪里出了問題，他的腳浮腫得厲害。這天，他準備把豬蹄加進盤里蒸，結果筷子不小心掉在了地上，他低下身子，望著筷子，遲疑了幾秒，緩緩彎下腰，撿了起來。

對這個歲數的老人來說，做飯已經是一件勞神費力的事。平常金曉宇要是住院了，他就去社區食堂打一個盒飯吃一天，但只要兒子在家，他一定會做飯。

怕做飯晚了，兒子的午休時間也要推遲。父親直到做好飯，留在鍋里保溫，才坐到沙發上喝一口水。等聽見兒子開門的聲音，他又走過去盛飯、端菜。

午飯后，金曉宇會繼續關起門來翻譯，偶爾傳出他讀外文的聲音。隔著一堵墻，父親坐在沙發上，看文學書、讀報、寫東西，累了便坐著打盹。

多數時候，金性勇一個人坐在沙發上，金曉宇在隔壁屋翻譯

兩份同情，一份父愛

金性勇曾在筆記本上寫下一段文字，取名《父與子》：父子在一起的快樂融合了最無私的愛和充滿信任的友誼。

我們不無傷感地發現，兒子成年之前的這段時光，或許也是這兩個男人一生中最親密的時光。

早年金性勇與金曉宇的合影 受訪者供圖

但金曉宇說，他性格的改變，也許從眼睛受傷就開始了。

那一年，金曉宇6歲，哥哥金曉天9歲，父母是工程師，一家四口住在天津的家屬大院里。

那天，父母去上班之后，金曉宇和哥哥到鄰居家玩。在他看小人書的時候，鄰居小孩舉著氣槍，一支鉛筆從氣槍里飛射而出，打中了他的右眼。第二天，做完了晶體摘除手術，眼睛看不見了。

金曉宇一只眼受傷之后，一家人的生活看似平靜，水面下卻波瀾起伏。金曉宇說，那時起，母親便經常說眼睛不好，學理科不行，顯微鏡也看不了，于是他一上數學課就說話搗亂。后來他還會偷拿同學抽屜里的卡片，逐漸厭學。

為了他能好好上學，六年時間里，母親為他轉了三次學，但是他到了六年級，厭學反而嚴重了。

1984年，金曉宇小學畢業后，在天津生活了22年的金性勇決心帶著一家人離開，到杭州生活，因為“心里面傷心，他的眼睛是在天津丟的”。

在金曉宇印象中，他換了新環境，學習狀態挺好，但是初三又開始厭學逃課，每次不去就是一個星期，到了高中喜歡上圍棋之后，開始“大段大段”地不去上課。

到了高中，金性勇發現，兒子脾氣變得“古怪”，生氣的時候會摔東西。金性勇帶著兒子去醫院檢查，確診了“躁郁癥（也稱為雙相情感障礙癥）”，他至今記得醫生的話：這個病來得快、去得快，治好以后很可能復發。

金性勇給專家醫生寫信尋求治療機會，并表達自己為如何讓兒子融入社會犯難  受訪者供圖

從此，金曉宇開始每年至少住院兩三次，當時還沒醫保，每次住院一兩個月要花費萬把塊錢。這個家庭開始為錢發愁。正巧，第二年，金性勇作為兒童用藥科室副主任被派駐泰國，他珍惜這個機會，妻子也鼓勵他去，因為可以拿國內外兩份工資。

正是他出國的兩年里，兒子的求學心態屢屢出現問題。1990年，金曉宇放棄參加高考。沒多久，又想繼續念書，復讀一年后考上了杭州大學外語系，但因為檔案中有缺課記錄，沒錄取，轉入浙江樹人學院讀國際貿易專業。剛讀了半個學期，他不適應學校環境，病情發作，醉酒后，跑到學校老師的車上亂蹦跳，被送進了醫院，不久輟學在家。

在異國，金性勇最記掛的是金曉宇，為此曾郵寄過一張明信片，鼓勵兒子“去奮斗”：

記著我的話，去奮斗......世事短如春夢，父子情如蠶絲，從不計較苦勞心，萬事委托兒命。幸遇二兒及第，況逢吾有轉機，來年合家又相聚，天倫之樂已定。

“沒啥感覺，”金曉宇回憶，“看了就放一邊了。”

此時，大兒子金曉天剛從復旦大學數學系畢業，考進銀行工作，基本不需要父母操心。金曉宇對父親說，你對哥哥是愛，對我是同情。金性勇聽了傷心，他告訴金曉宇，“因為你一個眼睛不太好，我同情你。你生病，我也同情你。但你是我兒子，我也愛你。兩個加起來，比哥哥還多。”

一家四口合影，右一為金曉宇 受訪者供圖

慢慢地，金性勇發現自己和兒子的關系發生了變化，“根本不聽話的，確診之前，我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更無解的是，兒子變得不太說話，笑容也越來越少了，一發脾氣就砸冰箱和電視，把房門踢出了窟窿。

“輕生”與“退養”

金曉宇不是沒有想過自殺。

他肄業后，曹美藻為他報了浙江大學英語系大專的自考課程，之后，又托關系為他找了書店的工作。

在金曉宇的敘述中，那段日子很難熬。他當時沒有主見，全聽父母安排，去做柜臺營業員，負責幫顧客找書和收銀，需要與人交流，但他的性格不善于跟人溝通。他掙來的錢，又全部上交家里，開始覺得工作很沒意思，“腦子胡思亂想，精神可能出了問題。”

他感覺自己沒辦法繼續工作，但是母親又為他找了另一家書店工作。金曉宇回憶，“我不去上班，我媽媽堅決不行，死也要出去，要上班。”

那一天，金性勇聽到撲通一聲響，跑了過去，看到兒子坐在地上，才知道兒子本來準備把皮帶系在窗戶上輕生，幸好皮帶沒扣緊，斷了。此前，金性勇在泰國的時候，曉宇也輕生過一次，吞了大量安眠藥，難受得倒在地上，后來被母親發現送醫院洗胃。

金曉宇說，第二次輕生后，父親便決心把他“養在家里”，母親想管也沒辦法了，他開始在家里看書、自學語言。

為了兼顧兒子和賺外快，金性勇夫婦先后從原單位“退養”，這一選擇的好處是，名義上提前退休，但可以照常拿工資。此后，曹美藻每天去證券交易所炒股，而金性勇外聘到小工廠做新藥開發的工程師，工作靈活自由，方便照顧兒子。

張蘭芬是曹美藻的好友，她記得，那段時間曹的心情一直不太好，她曾特地從蘇州趕到杭州看望，但每次曹都對她說，“我小兒子怕見生人”。兩人每次見面都約在賓館，她難得去過曹家里一趟，只見過金曉宇的背影。

在相近的時間里，張蘭芬從曹那里得知，她的大兒子金曉天不告而別，出國去了澳大利亞，沒有音信。

在父母看來，破碎又難以啟齒的生活，對兒子金曉宇來說，卻是前所未有的自由。“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感覺人生有點幸福，”他說，“沒人管我，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不過，這一時間他面臨新的壓力。他不愿被認作“啃老”，為了證明自己能養活自己，他仍會關注報紙上的招聘廣告，曾四次出門找工作，去過印刷廠、網頁設計公司、旅游公司，但因為精神和能力的問題沒留下來。最遠的一次，他精神出狀況，一個人跑到橫店去找英語方面工作，此前他聽說母親的大學同學在這家公司，當時他英語和日語都可以，面試通過了，但還是被父親帶回了家。

那段時間，父母也找了一些醫藥和油漆方面的論文，讓他翻譯，他很愿意做，但是活非常少，他一年大約也只能翻譯一萬字，少的時候只能掙600塊。

當時，他想這輩子能翻譯一本書也值了。

翻譯與疾病

多年之后，在金曉宇的世界里，翻譯成為最緊要的事，因而電腦是他最珍惜的東西之一。他節儉，夏天睡覺經常不開空調，但擔心電腦發燙壞掉，每次翻譯空調都開著；不翻譯時，他擔心落灰，電腦和主機上會蓋一塊碎花白布；父親也發現，他每次發病從不碰電腦。

他翻譯的第一本書是《船熱》，這個機會是母親為他爭取來的。2010年，曹美藻去南京大學參加同學會，老同學得知金曉宇做過一些翻譯工作，為他牽線了南京大學出版社。

不久，出版社寄來了一本小說集。金性勇記得清楚，本來出版社只想讓金曉宇翻譯一章試試，但兒子拿到書就開始關門翻譯，除了吃飯、上廁所很少出門，只用了兩三個月就完成了整本書的翻譯，“基本上不需要查字典就翻出來了。”

金曉宇正在翻譯時的書桌，屋內光線昏暗

但交稿之后，圖書卻遲遲沒有出版，金曉宇度過了非常焦慮的一年，他重新陷入了“沒本事”的危機里。父親的日記本記錄了他當時的狀態——出院后，連著兩頓飯不吃，藥也不肯吃；熬夜打電腦游戲；直到看他吃了藥，“總算過了一關”，“大家平安無事睡去”。

金曉宇的第三本譯作《嘻哈這門生意》從譯完到出版也拖了很久，最嚴重的時候，他幾天不吃飯，腸胃黏膜破壞，甚至想一死了之。

遇上難翻譯的書，同樣讓他痛苦。

至今為止，他覺得最難翻譯的書是《好兵》。這是英國作家福特寫于二十世紀初的代表作，他剛讀第二段就陷入了生僻詞匯的迷宮。于是，他決定先把單詞一個個摘出來，結果單詞還沒抄完，他住院了。

他無法掌握疾病出現的規律，所以在他的翻譯日程里，沒有雙休日、節假日，他“玩了命”翻譯，直至累到身心俱疲，住院為止，徹底放下翻譯。這倒讓他感覺到輕松了，“在醫院里等于休息。”

金曉宇記錄了自己的翻譯時長和住院時長 受訪者供圖

相比之下，簡單的書，他一兩個月就翻譯好了，但一交差，他會馬上投入下一本書，不留休息時間，防止身體出現狀況。如果等不到新書，他就學習新一門外語。

躁郁癥來勢兇猛，隨時可能剝奪他的正常生活。金曉宇始終如履薄冰，“翻譯的過程中，我祈求簡單一點；校對的過程中，我祈求順利一點；不翻譯的話，我祈求學習時平安一點。”

這一點，在金性勇的記憶里，也形成了一個規律，兒子在翻譯完手頭的書，接不上下一本書的時候，容易發病。翻譯成為他生活秩序的支點。

但金曉宇自己的解釋是“混日子”，他計劃譯著數量最好達到從出生到去世之前，每年一本。雖然開始翻譯時，他已經是中年，但他想現在一年兩三本，仍能追趕上。等到了60歲，眼睛不行了，再放緩至一年一本。

危機與跋涉

更緊迫的危機是，金曉宇擔心如果父母身體不好了，沒人照顧自己，生活無法保障，他也沒辦法繼續翻譯。因此，他更加著急趕進度。

自從2018年母親生病之后，金曉宇的危機感更加強烈了。在此之前，曹美藻做了心臟搭橋手術，其后又確診了阿爾茨海默癥，直到摔了一跤，只能臥床，身體情況越來越差。

他開始買菜、洗碗，盡一個兒子的義務。但這不只是為了照顧母親，也是為了培養自己獨立生活的能力。為了讓三餐有規律，他每天在日歷本上記錄自己吃了什么，一記就是六年，“防止到時候我一個人就沒人管了。”

金曉宇的多本譯作都是與出版人楊全強合作。在楊全強的眼里，金曉宇的交稿速度非常快，“在出版界，碰到拖稿的是大多數，他永遠提前交稿，比其他譯者都快。”

作為資深出版人，楊全強十多年前就有一個期盼，那就是翻譯本雅明文集《拱廊計劃》。他介紹，這本書涉及德語、法語、英語多國語言和知識背景，英文版有900頁，體量和難度很大。他把這本書的翻譯交給了金曉宇，“首先質量有保證，其次時間有保證。可能找其他人要5年，曉宇可能2年內能拿出初稿。”

在金曉宇看來，翻譯的快樂在于通過閱讀獲得新知。父親難得見證過兒子快樂的瞬間。在翻譯《狗女婿上門》的時候，他在廚房聽到兒子在房間“哈哈”大笑。在這個家庭里，笑聲是稀缺品。等兒子從房間里出來，他一問才知道兒子剛才看了相撲比賽。

金性勇還注意到兒子特別在意外界的反饋，他的譯著在圖書館上架了，會告訴父親；網上譯著評分高了，也告訴父親。最讓金性勇印象深刻的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電影的元素》一書，一位讀者原本認為金曉宇翻譯有誤，之后特意買了原著對照，發現金曉宇翻譯得比原文更好，糾正了評價，“感覺他很高興。”

楊全強這樣評價金曉宇的翻譯水準，“有些譯稿我要花10倍的時間處理，但他的譯稿正常編校沒有問題，他是比較專業的譯者。”

金曉宇已翻譯22本書，出版14本，全部擺放在箱子里

但金曉宇自認能出這么多書有運氣的成分，“翻譯稿酬也不高，又不能評職稱，別人不愿做這行，其實很多書是別人不愿意翻譯的。”

除了早年翻譯醫學化工材料，金曉宇再也沒讓父親參與譯稿的編校。這是金曉宇唯一可以掌控的自由。過去的生活里，父母對他的人生“包辦代替”，充斥著束縛：父親因為他逃課下圍棋生氣，撕掉了他心愛的圍棋書；母親三次自作主張給他轉學，轉學之前怕他出去淘氣，把他鎖在家里。

父親現在則更像是兒子助手，幫忙跑郵政收外文樣稿、翻譯完打印樣稿、寄出樣書。將近十年的時間里，金性勇冒充兒子的名義與出版社編輯對接。楊全強有時分不清誰在和他說話，“他們就是二位一體，誰跟我聯系都一樣，都是關于稿件的溝通。”

現在，金曉宇正在翻譯的書講秘魯一帶的歷史和考古學知識。他說，有機會的話，想去南美洲旅游。但轉念，他又覺得不可行，“這都是現在異想天開。”因為他一出門受累，精神就集中不了，容易發病，只能留守在20平米的房間里。

隔閡與連結

最初見面采訪的那幾天，我有點緊張。父子倆難得說話，卻容易“擦火”。

面對兒子，這位父親總是小心翼翼。開飯的時候，金曉宇看到桌上多了一雙筷子，沒好氣地問，“你到底想干什么？”

有一回晚飯，金性勇起身準備做蛋炒飯。金曉宇在一旁問話，他一聽就知道兒子不高興了，答應說不炒飯，轉身進廚房，還是端起了鍋。

“別跟在我后邊好不好？”父親懇求道。

“你是不是還堅持炒雞蛋（飯）？”

父親回過身來，沒耐住性子，反問道：“讓我有點自由，好不好？”

最后，父親還是放棄了自己愛吃的蛋炒飯。

在這個家里，經常能夠目睹一個父親照護兒子的無奈。情況有時更嚴重。很早之前，有一次金曉宇病情發作，拿起敵敵畏對著父親噴。他沒辦法，站著讓兒子噴，等到兒子噴完，他去洗澡。

“我是他的父親，也是一個出氣筒，”每次兒子發過火后，金性勇也不會理論對錯，“他開心了，我馬上開心。”

他心里最清楚，兒子的病需要保持內心平靜。于是，他提醒自己：不要兇他，不要罵他，更不要打他。

但這只是沖突的一種，有時能看見與父親起爭執時，金曉宇的無奈與無措。

7月16日，一大早，金性勇沒吃早飯，準備出門體檢，但金曉宇發現父親賣掉了他的舊書，開始對父親生氣。

他把陽臺上的一箱舊物品放到門外，故意問父親：“怎么扔在這兒？這些東西對我來說沒有用，什么暖風器亂七八糟的全部不要了。”

金性勇拄著拐杖，站在門前：“你叫我怎么辦？”

“我的東西呢？”金曉宇問。

金性勇鎖上門，準備往體檢的地方走。一旁的金曉宇沒有退讓的意思，他緊跟在父親的身邊，像是一定要討要個說法，碎聲威脅要把門打開：“東西丟了我不管，屋里的錢我全給你撕掉了。”

“這不是一個正常人的話。”父親說了狠話。

“你正常，”金曉宇更火大了，“你把我東西都弄掉了。”

兩人僵持了二十來分鐘，金性勇站不住，在涼亭的椅子上坐下，金曉宇忽然走開了。之后，金性勇擔心兒子要發病了，聯系了派出所民警。他為兒子收拾好了住院的洗漱用品，呆坐了好一會，神色凝重。看體檢時間快過了，他又起身出門。

金性勇為兒子收拾病歷本、身份證，準備把他送醫院

即將到達體檢中心的時候，金曉宇突然出現在父親身邊，看起來已經恢復平靜了，他攙著父親，幫忙找科室、拿早餐......

但當體檢完回到家里，他看到父親放在椅子上的行李，一下子又生氣了，開始打電話給120，稱父親要送他去精神病院。半個小時后，民警和社區工作人員一起把他送到了醫院。

過了兩個小時左右，金曉宇打電話給父親說，自己冷靜下來了，又被接回了家。

張健是送金曉宇就醫最多的民警。他說，父子經常因為一點小事有矛盾，有時金曉宇因為和父親爭吵發病。

兩天后，我和金曉宇聊起之前的沖突，問他為什么生氣？他解釋，賣掉的舊書有他高中的圍棋書，還有自考的書，他很珍惜，“我這輩子就看了這么點書，他還給我都處理光了......”

金曉宇很無奈自己總是控制不了脾氣，他猜測，有可能是遺傳的緣故，也有可能是習慣。他想起以前父親也會在家里發火，無緣無故打罵他。最深的創傷記憶是，上小學一二級，父親教他寫“多”字，他怎么也無法使這個字疊立起來。結果啪的一聲，父親一個巴掌下來，他的門牙被打掉了。

至于，兩天前和父親吵架時，他突然跑開，是擔心自己會傷害到父親。由于同樣的原因，最近兩三年，金曉宇都主動打電話給120送診。這次到了醫院又很快回來，因為他想到之前住院出來，母親已經離開，他害怕再也見不到父親，又趕緊出來了。

金性勇說，兒子生病之前，他脾氣不好，有家長的威嚴，孩子必須聽自己，不聽不高興。但兒子生病后，他意識到無法改變孩子的脾氣，只能先改變自己，“他是父親，我是兒子，這樣的話還是不行。”

在張健眼里，金性勇溺愛兒子，有時候金曉宇犯病了也不告訴民警。最艱難的時候，金性勇一邊照顧癱在床上的妻子，一邊照顧發病的兒子，但是他仍舍不得把兒子送醫院吃苦。每次金性勇都對張健說，“我們可以照顧他，我們三個要在一起”。

相似的話，金曉宇在寫母親的回憶錄里有過表達，“母親、父親和我三個人，三位一體”。

我問他，是什么力量連結了你們三個人？

“互相需要吧。”

金曉宇說，本來人是一個完整的木桶，但他只有一塊長板，那就是縮在家里拼命學習，這塊板發揮作用全靠爸媽——如果不是父母圍了起來，木桶里的水一點也積不起來。

最后的棋

媒體報道前，周圍少有人知道金曉宇在家里翻譯。對門鄰居阿龍說，這個家庭“無聲無息”的，出門比較少打招呼，只有金曉宇發病送醫院才會有動靜。去年11月，他意外發現平常關著的前門擺放了一個花圈，才知道曹美藻過世了。

金性勇說，妻子走后，他雖然心痛，但感覺松了一口氣，妻子走在他前面，不用擔心麻煩兒子照顧了。不好的一點是，之前兩個人分別有一個月五千元的退休工資，現在妻子的這部分沒有了，給兒子留的錢也少了。

今年1月底，金性勇簽署了遺體捐贈協議，他不想自己走后，在后事處理上給兒子帶來麻煩，“他一個人，人家來幫我收，我到了那邊，衣服也不要換了，拿走就行。”

我問，曉宇知道嗎，他是怎么想的？

“曉宇以后會知道，我走了以后他會知道，”金性勇重復說，“我和他商量過，他不讓我這么做，我說我決定了。他一般的話尊重我的意見。”

作為一個父親，最早金性勇幫助兒子翻譯，只想讓他“有飯吃”。現在他最大的擔憂是，自己走后，兒子住在哪里？發病的時候，誰送醫院？出院的時候，誰去接？

自從兒子確診的三十年來，每次發病，都是金性勇送去醫院，再接回家。在醫院里，兒子每星期都會來一個電話，“爸爸，你什么時候來接我？”他心疼兒子。

過馬路時，金曉宇會主動攙扶父親

在父親的心里，不管是醫院還是殘疾人撫養中心，和家都是兩回事。他不想讓兒子住在外面。所以，他最后還有一個心愿，希望有人在生活上照顧兒子，在他休息的時候，幫忙做些事情，為兒子留時間做翻譯。

這幾個月里，金曉宇收到了兩封情書，一封寄自離異單身媽媽；另一封是一位父親為患有癲癇的女兒寫的。金曉宇嘗試與對方聯系過，前者說自己表白是個誤會，后者因為兩人都不主動，斷了聯系。

對他來說，現在找對象考慮的不再是愛情的問題，而是照護的問題，“不要把我的房子和錢卷走了......以后再離婚的話就麻煩了”。

他很少有過情愫萌動的時刻。最早有關愛情的記憶是幼兒園同學，那會兩家媽媽打趣說，等長大了兩人成親。再后來，就是肄業之后在書店工作，一個店員漂亮能干，他心動了，但是覺得自己“配不上”，不敢主動。之后的那些年，母親勸誡，要先立業再成家，他再也沒動過心思。

等到40歲，金曉宇翻譯完10本書，父母給他安排第一次相親。對方離異，和他同歲。來過家里一次，拿走兩本譯著，后來再沒聯系。

金曉宇認為自己沒有談感情的經驗，不知道能相信誰，只要靠譜就行，“反正都能湊合過了”。

要是等不到兒子成家，金性勇只能狠心將兒子送殘疾人撫養中心了，“我是無能為力，走的時候才想到這步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