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開始，讀書成為我個人生活中的重要內容。1978年秋，我從插隊的農村來到北大西語系，花在讀書上的時間更多了，讀書的種類也更多了，包括一些國外出版的英文書。同樣是書，中外圖書差異不小。當時中國經濟尚未起飛，物資匱乏，絕大多數中國書的紙張質量遠不如外國書，排版、印刷、裝幀也不如。那是時代的烙印，不足為奇。真正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幾乎所有英文版的學術著作都有一個“書后索引”（the back-of-the-book index），給讀者帶來極大便利。當初能夠注意到這一點要感謝Ms. Brigid Keogh——我上大學期間的第一位外教。

按照美國人的社交習慣，Ms. Keogh讓我們對她直呼其名，我們也確實當面稱呼她Brigid。不過，背著她，老師和同學們給她冠了一個昵稱“美國老太太”或“老太太”。當時她已經七十歲了，一頭白發，博學廣聞，思路清晰，而且精力過人。記得有幾次，老太太一上午連續講四節課，第四節課下課鈴響了，老人家興致不減，仍然嘟嘟嘟嘟地說個不停，同學們的心早已飛向食堂了。

老太太教過我們四門課，其中“美國文學”和“美國歷史”這兩門要求我們用英文寫課程論文（即“寫paper”[1]）。老太太關于課程論文的要求非常細，細至每篇論文至少要參考n種文獻，至少要有n個引注，以及引用文獻和注釋的具體方法，尤其強調的是絕不容許任何形式的剽竊（plagiarism）。在講參考文獻時，老太太專門介紹了書后索引以及如何通過索引查找參考資料，當時的感覺真是耳目一新，天下竟然有這樣便利的方法利用文獻。

初學用英語寫論文，非常頭疼；加之必須引用參考文獻，格外犯難。好在老太太辦公室里有幾個書架，滿是關于美國文學和美國歷史的英文書。課后到那里查文獻、做筆記，硬著頭皮按規定要求完成了課程論文。因為英語能力有限，加之缺乏論文經驗，寫作過程中總有些隔膜和別扭的感覺，像是一個笨學徒依葫蘆畫瓢，湊合著完成了作業。然而，老太太批改我們的習作毫不含糊，從英語語言、標點符號到論文形式的細節錙銖必較，結果大大地成全了我們，使我們這批修課的同學得到了最基本的學術規范訓練。這在當時中國高等教育的背景下尤其難能可貴。

過去十多年里，前后數位高校資深學者被揭出有學術剽竊行為，證據確鑿，鬧得沸沸揚揚，曾有人在網上為這些學者辯護，說他們當年（上世紀八十年代）讀書的時候沒有關于學術剽竊的規定，也沒有相關的學術規范訓練。我想，這樣勉強的辯解當然乏力，但也不能說全無理據，中國學術的昨天有一個“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傳統（順便說一句，這也曾經是西方的傳統），如今我們仍在走出歷史陰影的過程中，徹底改觀，尚需時日。回想四十多年前，我們這一班同學有緣學道于那位亦師亦友的美國老太太，受其耳提面命，習得從事學術的入門道理，真是三生有幸。

二

1986年底，我從北京出發，經停廣州、香港赴美國，開始了為期十多年的洋插隊，其間多半時間在讀研，先后完成了傳播學和社會學的三個學位。美國的研究生學位是由若干課程和大大小小的“papers”堆出來的。研究生的主要任務是讀書，每一門課都會列出一串書單（有時分為“必讀書”和“參考書”），要修課必須讀書。多數課程的考查少不了“寫paper”，要寫paper（尤其是“大paper”）也必須讀書。年復一年，接觸的書多了，對書的結構和編排也有了更多的認識。

最值得一提的還是那個“書后索引”。在一定程度上，書的索引與論文的關鍵詞相似。關鍵詞從論文中提取，表達論文主題及相關內容；書后索引的條目從書中提取，但所涉的面更寬，具體功能更多。做索引（indexing）是一種專門學問，索引編寫者叫做indexer。我是這方面的外行，只能憑個人理解不揣簡陋地說幾句。書后索引將一本書的核心問題以及相關內容以“索引條目”的形式列舉出來，通常包括該書涉及的主題、分主題、重要概念、問題、思想、理論、作者、著作、人物、事件等[2]，這些條目像編字典一樣以字母順序排列，每個條目都標明在書中出現的頁碼，根據頁碼可以立即查閱具體內容。

《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書封

書后索引中不僅列出條目，而且在許多重要條目下列出內容相關的次條目和交叉參考的條目。例如，在本杰明·史華茲（Benjamin Schwartz）的著作《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的索引中，條目“儒家”（Confucianism）下面列出的次條目就有“儒家論家庭”、“儒家論禮儀”、“關于儒家的兩種觀點”、“儒家與墨家”、“儒家和音樂”、“儒家與道家”、“儒家與官僚制”、“儒家與法家的對立”，等等。此外，在“儒家”這個條目的末尾還列出了一些可供交叉參考的條目，如“孔子”、“五經”、“儒”，等。

需要指出的是，借助索引查閱的不僅僅是在某頁面找到某條目，更重要的是在前后文中找到與該條目相關的內容，包括對某問題的論證或探討，作者的立場、觀點，所引用的文獻以及文獻中的立場、觀點等重要信息。研究者耗費大量時間查閱資料，就是為了獲取對研究有價值的那一點“重要內容”或“有用信息”。然而，那一點“有用信息”與海量的“無用信息”共生于圖書資料中。如果說獲取信息是在做功的話，那么，以傳統方式進行研究性閱讀的大多數時間都在做無用功，因為只有通過大量的無用功才能濾出那一點“有用信息”。采用書后索引在很大程度上簡化了獲取“有用信息”的過程，大大節省了研究者的時間。

在信息爆炸的時代，圖書出版量空前，大多數研究課題都會有數十本或成百本的書籍可能有參考價值。如何取舍？閱讀目錄是傳統的方法，有助于了解書的內容，但目錄僅是提綱性的列表，只能提供粗略的信息，要進行精細而高效的篩選借助書后索引可謂走捷徑。經常出現的情況是，研究者對某一具體的問題、概念、事件或人物感興趣，從目錄獲取全書的框架信息后，轉到書后查閱索引的條目或分條目，再到具體的書頁查閱感興趣的內容。如果一本書的索引不包括相關條目，那么多半可以判定這本書有可能不具參考價值。

有人說，書后索引好似一本書的路線圖，大大提高了書的信息可及性（enhancing access to information in the book），是給讀者，尤其是研究者，帶來極大便利的革命性工具。正因為此，自上世紀中葉以來，書后索引已成為美國等國家出版學術著作（以及多數非小說類書籍）的標配。一本書到手，首先翻看目錄和索引是讀者了解其內容的常規。

書后索引和正文之后的其它內容，諸如后記、附錄、詞匯表、注釋、參考文獻等，構成書的“后項”（back matter），與之相對的是“前項”（front matter）。前項是在正文之前的內容，通常包括書名頁、版權頁、獻詞、目錄、序言、前言等。因為書的正文要從第一頁開始（一個值得尊重的傳統），所以正文與前項之間勢必形成不同的頁碼序列。在絕大多數英文版學術著作中，前項的頁碼編排與正文的頁碼編排選用兩個不同的符號系統。前者用小寫羅馬數字，從第“i”頁開始；后者用阿拉伯數字，從第“1”頁開始。這樣編排的基本邏輯是，全書每一個頁碼都是獨特的，避免了因為重復頁碼給讀者帶來的不便。同時，這點講究至少還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與書后索引相關。索引中的條目（或分條目）可以來自正文和后項，也可以來自前項（尤其是“序言”、“前言”等），如果全書不存在兩個同樣的頁碼，就能確保條目頁碼的標注不會因同樣頁碼發生歧義，也便于檢索。

《芝加哥手冊》書封

另一方面涉及學術寫作和出版的規范問題。二十世紀初，西方學術界在克服“天下文章一大抄”的過程中，逐步建立現當代學術的規范。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的《芝加哥手冊》（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在這方面起到了標桿作用。[3]該書初版于1906年，盡管歷經修訂，其基本內容之一仍然是關于文獻的檢索、引用、注釋之規范。對于常見的書籍文獻引用，手冊要求作者交代書籍出版信息的同時注明頁碼，這樣要求的預設前提之一就是書中每一個頁碼都是唯一的，否則難免發生歧義。

三

探討“書后索引”的問題，要從professionalism說起。所謂professionalism是西方進入現代社會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專業化或職業化傳統。簡單地說，這是不同職業或行業通過各自的組織或跨行業的渠道，對特定的業務進行規范化和標準化的過程，涉及面很廣，諸如職業/行業的入門要求、業務標準、行為規范、職業倫理、法律原則、質量保證、客戶關系、權益維護，等等。

盡管二十世紀中葉以后對professionalism有不同的解讀，但其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始終是規約和標準的制定，并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更新。以《芝加哥手冊》為例，手冊1906年初版“序言”中說，該書源于1891年芝大出版社校對員（proofreader）記錄在零散紙頁上的工作要點，經十多年的擴充、修訂，最終匯編為這本約200頁的書。在過去一個多世紀里，《手冊》平均不到7年就再版一次。2017年，《芝加哥手冊》第17版問世，全書1100多頁，其中索引就有129頁。新版手冊內容豐富的程度折射出出版、寫作、傳播等行業在111年里發生的巨大變化。

早期研究顯示，professionalism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促進不同行業之間的互動和合作，以求共同發展和提高，《芝加哥手冊》的百年歷史也體現了這一點。《手冊》初版時只是芝大出版社的排版規則（the typographical rules）匯編，或者說，是一套工作指南（a set of work-rules）。而百年后的《手冊》則成為“作者、編輯、校對、索引編者、文案人員、設計人員、發行人”等各類從業者不可或缺的參考書。《手冊》能夠百年常新是因為多方一線人員保持互動交流，提出與時俱進的問題和解決方案，從而使得諸多業務的標準和規范在同一個框架中得到協調，并不斷更新。如今，《芝加哥手冊》被認為是作者和編者的“圣經”，譽為高度的專業精神、理性原則和責任感的體現。

中國的社會現實與美國相去甚遠，不宜簡單照搬美國的傳統，但professionalism的某些機制或規范是可以借鑒的。例如，出版者與作者之間保持互動并制定規約是值得借鑒的機制，將學術書籍的書后索引作為一種規范也是值得借鑒的。而任何借鑒的前提是對借鑒物的意義和價值有深刻的認識。其實，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索引”都不是二十世紀的新發明。不過，西方在二十世紀中葉將書后索引定為學術出版的標配，這無疑是一種創新。中國改革得以成功的法寶之一就是對創新持開放的態度，接受書后索引這一不再新穎的創新，是時候了。

從更廣的視角看，“學術”是一個系統工程，學術研究和學術出版是該系統不可或缺的兩大部分。保持這兩部分的互動和協調發展，促進學術規范的制定和更新、專業素質的培養和普及，是提高學術水準的基本路徑。或許，這就是《芝加哥手冊》百年歷史的啟示。

2021年7月于滬上

注釋：

[1] “寫paper”中的“paper”不可以簡單等同于漢語中的“論文”。作為課程作業的paper有大有小，大paper可以長達10頁、20頁，甚至更多，有明確的規范，可以算是論文；而小paper則可以短至3頁、兩頁，甚至1頁，沒有漢語所謂論文的意思。

[2] 有些書的書后索引做成幾個分類索引，諸如作者或人物索引、地名索引等。

[3] 《芝加哥手冊》是學術寫作和出版規范方面的重要標桿，最初主要用于歷史、哲學、宗教、藝術等學科，后來被用于更廣的范圍。此外還有一些類似學術規范體系，由特定學科制定，大同小異，最常見的有美國心理學會的《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簡稱“APA”；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的《MLA論文寫作手冊》（MLA Handbook for Writers of Research Papers），簡稱M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