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精通古代文學史的學人中有許多位曾身任教職，在教書育人、傳承學問的同時，不斷精進著自己的研究。曾先后在北京女高師、武昌高等師范學校、東南大學、金陵大學、中央大學等校主講“中國文學史”課程的胡小石就是其中一位。他取焦循“一代有一代之所勝”為理論依據，主張文學隨時代而發展，得出四種觀念：闡明文學與時代之關系，認清純粹文學之范圍，建立文學的信史時代，注重文體之盛衰流變，將文學史研究推進到新的境界。他畢生治學，文必己出，如無真知灼見，從不剿襲雷同，筆諸簡端。

如今重新整理出版的《中國文學史講稿》（領讀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即以胡小石先生的講義成書，為白話文，文字流暢清晰，無文學史教材的刻板氣。作品取譬引喻，歷敘《詩經》、楚辭、漢賦、漢魏晉南北朝古體詩、唐律體詩、唐五代詞諸體之源流正變，條理清晰，重點突出，闡明各種舊說，不少創見，被學術界公認篇幅不長而頗具卓識。雖然以近百年后的學術水準來衡量，書中疏略之處在所難免，但仍能感受到其中的翰墨芬芳，文脈悠長。

《中國文學史講稿》

上古文學

講到我國邃古的文學，不患材料的不多，只怕材料的不真。我們首先若不建立一個信史開始的時代，隨便輕信一切傳說，遂不免以訛傳訛。大講其三皇五帝的文學，或甚至盤古時代的文學，若不是捕風捉影，便是自欺欺人。

上古當斷自何代，真不知從何處說起。在此，暫舉古人所稱引的最早人物的事跡，以作比勘之用。

《尚書》總算是很可靠古籍之一種，據那上面記載的時代，以《堯典》為最古，即至春秋時，孔子日常教導人所援引的古代之君，亦限于堯、舜，至《周易·系辭》傳說到伏羲。但此傳并非孔子所作。宋代歐陽修的《易童子問》，久已致疑。到戰國時人，如莊子之類，又談到黃帝。到了漢代的司馬遷作《史記》立《五帝本紀》，亦托始于黃帝。但他同時又自認“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至于漢代一般造緯書的人，簡直談到五帝以前開辟時事（參看《太平御覽》七十八至八十一卷）。至司馬貞《補史記》，于是加上《三皇本紀》。托始于伏羲。至宋代羅泌作的《路史》，集諸緯之大成，又益以道藏之說，更加上了《初三皇紀》與《中三皇紀》。他又根據《春秋元命苞》十紀之記“天地開辟至春秋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年”，這比今人動以五千年文明古國自夸的人，更張揚萬倍。

從以上舉的例看來，愈是時代愈后的人，所知道古人的時代愈遠，其令人莫名其妙。且最先提出三皇之說的，為秦博士。他們說三皇為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貴。這顯然是由當時一般方士捏造古事，以迎合好大崇古的秦始皇心理。堯、舜本為儒家之理想人物，于是農家如許行之徒，不搬出一位較遠的神農來。及至戰國之末，一般道家，又請出更神秘的黃帝來，以與儒家之堯、舜對抗。到漢代武梁祠畫像，如伏羲、女媧之類，均為人頭蛇身，奇離惝恍，亦“想當然耳”之人物形狀而已。

甲骨文

即以后世相傳之虞、夏書來說，教人致疑的地方頗不少。懷疑堯、舜，早有戰國時人韓非。懷疑《堯典》，又有東漢時人王充。現且姑舍去史實不談，單就文字上看來，已有幾點令人不解：

（一）以文學演進的公例推去，不應較為早出的虞、夏書，反為文從字順，排偶整齊。而較為晚出之《盤庚》《大誥》，反而“佶詘聱牙”。即假定謂《堯典》為夏代史官所追記，亦在殷人之前。試問當時用何種文字記錄。大概虞、夏書之成，至早想亦不能在東周之前。

（二）《禹貢》所載禹之治水之不可信，德人夏德在他所作的《中國古代史》中早已致疑。禹所謂的江、河、淮、濟四條大水，以及無數小川，合計有數千海里之長。以當時稀少之人口，粗笨之器械，在幾年中，能做成偌大工程。大禹真不是人，而是神了。且經近代地質學家考察，江、河原來都是天然水道，沒有絲毫人工疏導的痕跡。就是用現代技術來疏導長江，都是不可能的。何況當時沒有鐵器呢？

（三）文字演進公例，由簡趨繁。如《盤庚》等篇所用之字偏旁都很簡單，而《禹貢》上的字，所用的偏旁很繁復。以現今出土的殷墟甲骨文字為斷，尚未尋出從金的字，而《禹貢》上則各類金屬字都齊備。古代把銅叫作金，而把今人所稱為金子的叫作黃金。殷人確能用銅，因出土之甲骨及器物之雕琢工細，有非石器所能為力的。但殷人尚未能用鐵，而《禹貢》上則金、銀、銅、鐵、錫都早已完備了。

不必多舉，只要以上幾個證據，已足斷定《尚書》有許多篇是后人增附的。

胡小石

人類總不免有懷古幽情，每每眷顧著古時的理想黃金時代。且從前人與現代人對于歷史的觀念，很有不同的見解。自來許多學者，每以退化的眼光去看歷史，覺得人類愈古愈好，黃金時代已成過去陳跡，徒令吾人追慕，不能自已。現今講歷史的學者，多覺得人類總是向前進化的。黃金時代尚在未來之時，古昔并非真足迷眷。不過聊以自慰，吾國古時儒家、道家，都喜歡舉出他們古代的理想國度，借以寄托他們的政治理想。正如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所說“皆務為治者也”。

夏德以為中國信史時代，宜從有《詩經》講起，那顯然是受了講希臘史先從荷馬的詩歌時代為起首的影響。若講信史，定要以周代為斷，又不免把古史時期太縮短了。

若要確定中國的信史時代，應當以有可靠的文字成立時為準則。于此，不得不聯想到舉世相傳那位造字的始祖，倉頡。倉頡究竟是個怎樣的人，漢代即有二說：

（一）倉頡廟碑“史皇倉頡”，此派承認倉頡為古代造字的帝王。以后羅泌作《路史》，即以此為宗尚。

（二）《說文敘》“黃帝之史倉頡”。這派又把倉頡由皇帝而貶為臣僚了。后世宗仰此說的很多。

漢碑多為今文家言。作《說文》的許叔重，其學出于賈逵，與左氏春秋毛詩同為古文家言。兩說究竟以哪一種為準？至今實無從斷定。總之，文字既為社會公用符號，實為社會公共產物，不能硬派一個人去享獨造之功。無論倉頡是君是臣，怎能包辦造字的全權呢？荀子說得好：“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假定古代有倉頡那樣一個人，也不過是愛好文字者，亦非創造文字者，說他創造文字，周末人尚不承認哩！

所謂倉頡創造的字，據流傳于今日的淳化閣帖中，載有一部分，好似符錄一般，固然萬不可信。又據《說文》禿字說，“禿，倉頡出見人伏禾中，故作禿”，說來亦覺可笑。韓非又引倉頡所造的字：

從文字學上去斷定史事，此路是可以通行的。清代研究文字學的人，以道光前后為轉機。前乎此者，是以書證書，如發覺宋本《說文》某字之可疑，乃從《玉篇》或《廣韻》及其他古書中之引《說文》者，以證明其正謬。如段玉裁、嚴可均、姚文田等皆是。后乎此者，是以古器文字證書，一般考古金石家的影響及于學術界者不小。每據金文以訂文正字之源流，及糾改許書之誤謬。王筠作《說文釋例》每卷后之附錄，實為近代文字學革命之導火線，然而他還不敢明目張膽攻擊許氏。直到吳大瀓出了一部《說文古籀補》，始正式攻排許氏。然二三千年后的學者，能知多少古音古訓，當然是許氏之賜。大約《說文》中之古文、籀文，多不可信，而篆文頗多可信的。

中國文字可得而征信的，大概要從殷代講起。

夏代文字之傳于今者，盡是偽托。前人辯之已詳，這里不必多引。至今我們還不能證明夏代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樣字。

吾國文字，由圖畫蛻變而來，可無疑義。故六書應以象形為第一。但圖畫與字之區別，究在何處？前者是用一種形體，以代表所欲表明之動作。例如為人荷戈，為子抱孫，荷字與抱字在圖畫中，無此實物。只能從兩種形體合成之位置上，尋出一種相當動作之意義。隨后圖畫中之形體，一變而為文字中之名詞。中國有許多名詞，至今尚未脫圖畫范圍。但名詞又不能表動作，乃另造動詞以應用。故動詞正式成立之日，即文字對圖畫宣告獨立之時。

古器所刻文字簡約，且多用方筆，人名每用干支。這兩種正為殷代文字之特點。有人謂以干支命名始于夏之孔甲，殊不知殷之遠祖王亥（即《天問》“該秉季德”之該）較孔甲為早已用干支為名之例。（近人收集殷代文字的一部大著，要算羅振玉氏的《殷文存》）從前人——尤以宋人為甚，設法附會圖畫為字形，每多講不通之處。現在我們要還它們本來面目，看這些圖形究竟有什么意義。

（一）“圖騰”之選制 從殷人所遺留的圖像看來，可見當時社會尚去獉莽時代不遠。雖說脫離了圖騰制度，然而到處尚留著這種痕跡。例如古代銅器上所刻的：

（二）宗教之禮儀 時代愈古，對于宗教之信仰愈深。殷代差不多是以鬼治國。些微小事，都要取決于卜。故當時對于祭祀的禮節，非常重視。

今傳世銅器上或刻作。

（三）武功之炫耀 人性好斗，古已如斯。殷代當與他國競爭，屢見于卜辭。此風至周尚盛，如周代武功以宣王之南服淮夷、北克獫狁，為有聲有色。故彝器之勒名紀功，亦以此時為多。惜殷代文字之用尚未廣，故多作圖以表示之。如：

若下圖則顯然活現出一個手執斧鉞、獻俘于王的勇士形狀了。

（四）田獵之娛樂 殷代尚屬游牧時代，人民遷徙無定。隨地獲弋鳥獸，如：

以上略略提了幾項殷代圖像的種類，現在要談殷代的文字。二十幾年以前，在河南安陽縣洹水南古之殷墟中，忽然發現大批甲骨文字，經過幾個學者考釋，始確定為殷人文字。所刻帝王名字，從湯起至于武乙，故此種文字已全全脫離圖畫的范圍，大概為殷末武乙以后的遺物，比銅器的圖形較為晚出。

由以上二類文字看來，殷人是由新石器時代而轉入銅器時代的，龜甲和獸骨的本質，都很堅硬，非石器所能刻畫的。所用的諒必是銅錫合金的器具。前數年西人安特生在澠池發現石器，他就斷定殷人還在石器時代，那話是靠不住的。

原標題：《探究古代文學，“不患材料的不多，只怕材料的不真” | 此刻夜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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