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沒有時間的，也沒有昨天，今天和明天。夜從來也沒有離開過我們。……人把墻視作朋友，緊緊地貼到它身上，把它當作靠山，求他保護自己；可是這墻卻一直是我們的仇敵，一直是。（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著，靳戈等譯：《安德烈耶夫中短篇小說集》，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第52頁）

在小說《墻》中，安德烈耶夫在蒼茫大地與無盡蒼穹之間設置了一道無法逾越的高墻，墻角下的人們對墻的另一側既會充滿希望，也會無可奈何，而無論人們撞擊、無視、嘲諷、憎恨或者擁抱它，“那墻仍然是一座不可摧毀的龐然大物，照舊聳立著。”如上所言，有的人尋找墻的庇護，有的人卻總想戰勝它，圍繞不可摧毀的高墻，人們所有可能的行動與情緒被黑夜的帷幕緩緩拉開——若說安德烈耶夫在這里把橫亙人世的無形制約具象為一道有形分界，那么同樣的，“寵”，這一具象為古今文字的關系之網無疑籠罩著歷史中反復出現的言行及在此背后互相關聯的思想。不同的是，小說隱喻的敘事需要一個有形的實體象征，而在一部試圖要摧廓傳統政治史藩籬的學術著作中，不言而喻的“事件”從來就不能朝著一個預設的目的排列，而是要重新向時間展開自己，組成完全不同的認知模式——這也正是該著標題和正文都不斷被強調的：“涉及的不止是政治，更是統治，是人生，是歷史。”（p.10）

侯旭東先生的《寵：信-任型君臣關系與西漢歷史的展開》一書，作為在新年伊始出版的秦漢史研究專著，可謂姍姍來遲——一是由于作者在多年前即有與此相關的研究計劃，但具體構思則始于六年之前（p.304），二是此書乃是在三年前一篇已頗具規模的論文之上所修訂增補而成，可見打磨成型之功。再從長程上看，由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一大批學者陸續寫成的“秦漢史”論著，到如今之近百年后，似才開始脫離對所謂事件序列、實體思維等的執著，反思線性歷史觀下的歷史書寫方式，通過具體的研究來展示如何通過“表面效果”來把握事件的關系，由內而外、由上而下地把依預設序列構建的傳統政治史（抑或其他史）書寫轉換為日常統治中的“關系過程”（p.258），更去引起人思考所謂“關系的關系”——這些作者皆已在前序后記中流暢地表達出來，以下文字便循著這些思路來談些對具體內容的理解。

所謂的由內而外，首先是指史料的層面。全書以“園郎故事”為切入口，從“故事”的角度質疑金敞在漢元帝死后沒有去做陪陵的“園郎”而是“留侍成帝”的現象，《漢書》在敘其原因時以“幸有寵”一筆帶過，這值得玩味的用語成為作者思考的突破口，即何以個人的寵信能超出帝國行政運作的“故事”而產生實際影響？這一非常態的政治現象在這一過程中與看似矛盾的官僚政治運行常態又是如何共生的？其過程如何？傳統的政治史要么根本不在乎這種與“大局”無關的細枝末節，要么在注意到的情況下僅僅將其孤立地看待，割裂其與類似“小事件”之間的關系，把“寵”作為傳記中的敘事常態而已。不過作為有心人，作者并未就此放過這個字，經過一番上下擴展，作者在《史記》《漢書》等文獻中梳理出類似的一套書寫用語，例如“愛”、“幸”、“媚”、“佞”等針對皇帝與不同人及群體的“互動結構”，由此產生了另一些如“親信用事”、“專寵于上”、“與上臥起”、“出則驂乘”等大量“重復性”事件，將這些歸納在一起（見“附錄二：西漢皇帝的親寵”），便發現這些現象雖然在史書的時間序列中被當作孤立的現象分離，但以“寵”這一關系視角縱觀西漢二百年卻可謂如出一轍，似一個舞臺上輪流進行的演出，職是，作者從紛蕪的現象中提煉出一個全新的概念——“信—任型君臣關系”（以下簡稱信—任型）。如何理解這個概念？還得回到作者在序言與行文中不斷穿插進去的學術史回顧：通過化熟為生（p.10），與“信—任型君臣關系”對應的乃是所謂“禮儀性君臣關系”，前一種君臣關系大多基于與皇帝個人通過各種途徑建立的密切關系來維持，這種關系中的臣下往往是皇帝私人生活中的重要人物，知足者尚止于與庭掖臥榻之間，而循進者甚至可以獨斷朝綱，《佞幸傳》里的人物便最具代表性。后一種君臣關系常常充當以往政治史的主流敘事，大約可比作帝國的日常行政，這一關系中皇帝乃是一個“制度化的皇帝”，其與臣民的互動通過文書、傳舍、“策名委質”、“封禪大典”等等具象的事務和行為來體現，這是官僚制帝國專制之下的常態運作，這種事件的時序發生過程在書中被稱作“事務過程”，而前一種關系的循環往復則叫“關系過程”，“關系過程”以“事務過程”為基礎，“事務過程”又在某種程度上制約著“關系過程”，而每一個個體行為都應放在這兩種過程的糾纏往復中來看，史家則要時時注意“事務”中的“關系”，以及連接兩者之“關系的關系”。（p.218）【注1】

根據作者的介紹，以往的學者雖然在“事務過程”的史籍敘事中發現了不少“關系過程”的影子，但仍習于將其“實體化”，如“二重君臣觀”下的“近臣”（甘懷真）、作為制度的“君相委托”（勞榦）、不固定的“中朝官”（廖伯源）、逐漸常態化的“宦皇帝者”（閻步克）等皆是這一思路下的概念，諸種概念雖然捕捉到了政治生活中類似“寵”的現象，但卻將流動的關系凝固進一個個邊界明確的實體概念中，而使得本來可以展開的關系，重新回到封閉的高墻之內，傳統政治史就這樣一次次地劃定邊界、砌起高墻，以至于題無剩義，進入圍墻/界限內的后來學者的視線也越來越局促，因為所有可見的材料都被用來筑墻了。兩相比較，“寵”/“信—任型”這一描述關系的概念，則植根于生活倫常之中（p.228），其日用而不知的狀況或多或少是一古今通例，抓住這一聯系，傳統敘事中非常態的爭寵與失寵的表象就成為一種可以用“概念工具”（庫恩）去理解、去重新組織敘事的材料，固定的邊界也被拆下而成為不斷流動的向心旋渦（其中已存在中心和次級之分）。

“信—任型”關系如何展開

具體而言，作者重新激活史料的途徑主要是由內而外、由上而下地展開。在史料內部的整合中，為作者提供集中證據的是史傳中的《佞幸傳》書寫，但正如從時人的用語“寵”擴展為今人的概念“信—任型”關系（公開表征與代用標志往復，p.19），“佞幸”這一群體實際上也沒有固定的邊界，其融合宦官、外戚、諸侯子孫、宦皇帝者、士人等多種背景的書寫亦不難延展到妃嬪、平民、郡縣屬吏等《佞幸傳》之外的其他傳世與出土文獻（p.11），從一個多重視角的窗口去窺視不那么“規則”的書寫，真正以一種“關系”的視角來處理材料。也因此，作者的分析是在現象和現象關系的討論中逐步展開的——前述的金敞留侍一事作為進入“寵”之表象的鎖鑰，第二章便是這“信—任型”的具體表現，即“與上臥起”、“出則驂乘”及其他現象，將這些“小事件”及其相關人物進行統計后，以皇帝或想象的皇帝為核心的“信—任型”關系便可在有漢一代作一個文獻的集成，這就是第三章論述西漢十二帝及其“寵信”關系之網的依據，也因此第四章自然便過渡到分析具體歷史現象產生的原因當中。主動的求寵——“媚道”，與不那么自覺的關系建立——“日久生情”，以及沒什么制度化規則可循的“傾蓋如故”都可以作為這一流動“結構”的要素，也是在日常行政中非常態但又再正常不過之“關系過程”。

那么，這一關系在歷史上循環往復、生滅不已的根本動力是什么？第五章的論述便從以上的過程分析進入到過程的關系分析，在這里，作者明確說到：“一君眾臣萬民格局（禮儀型君臣關系）下皇帝無時無刻不面臨著以一御多的難題，當是產生這種關系的最根本的結構性因素。”（p136）就皇帝的角度而言，其生命與地位的安全是其權力的基礎，因此對于個人安危的關注便為“寵”的關系開辟了場域一角，文帝夜拜宋昌、張武以防“漢大臣”，景帝用周仁不疑，宣帝為鏟除霍氏而倚重患難臣僚與恩信外戚，哀帝御宇首用丁傅之家，這些都是最為明顯的個例。從另一方而言，臣下除了無意中與君主構成此種“信—任”關系以外，有意的求寵幾成官場的普遍風氣，史籍所載的剛直無私之人只是常事不書下特為標出的個例，其個人固似有打破關系之網的主動性，但站在士人的歷史書寫之外，史家便不能輕易將其當作常態——要知道，在史家的歷史建構之前，古代的文本制造者已進行過多番“選精集萃”（p31）。當然，這種試圖打破關系的主動性或者說遏私而求公，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離心力還得進行具體分析，由是，第六章站在儒生立場對君主的期待、作為皇帝的第三個身份“想象皇帝”登場。作者在此章的分析中始于儒生的言論但不囿于其言論，即在其表達之外看到了行動的矛盾性，這也是作者對于用思想史角度解釋時恒“欲載之于空言”但并不“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者的有力反駁。（p.220）可以看到，儒生雖然要求“近賢遠佞”，但這一理想與言語的曖昧表征下往往隱含著求寵的動機，因為在家產官僚制的體制下即使理想遠大到要“得君行道”（借宋人語），現實的行動必然不能以單純的“禮儀”進入核心的“君臣關系”，而勢必憑借儒臣公開厭惡的“寵”之力而送上青天，如何解決這兩個過程的矛盾便成了儒臣思考的問題。有意無意中，他們從制度化的首腦與個人私家之身份中抽象出第三種作為平衡矛盾的皇帝身份，即作為想象對象的皇帝（p.219），通過這一柏拉圖式的三角結構，事物與關系得到平衡，關系的關系得以穩定。【注2】

皇帝的三重身份如何平衡，必須有在個體之上的抽象存在。

想象的重層亦輻射到帝國內外不同的結構之中，從上而下來看，第七章《障燧、官寺與未央宮：寵與信—任的層累構造》就是將廟堂之上的君臣關系推向江湖之遠處帝國的內郡與邊塞等不同官府機構里各級官員的過程。同未央宮里的君臣關系不二，郡縣、障燧里的府主群僚及候官燧卒們分享著同一套行為規則。作者在將視角向下移動的過程中同時將史料的運用由敘事主流的傳世文獻擴展向散布于外的出土材料，利用簡牘所見的私信、《日書》等反映的請托與集體心態的材料結合記錄功次和察舉的名簿來分析“私人關系”在更廣闊的行政運作中所占據的位置，雖然是管窺玄豹，但有了前面重新激活的視角，這些零散的材料反倒適足取證了。

在由內而外與由上到下的梳理出“事務流”與“關系流”之后（p.213），作者馬上便要探討的就是兩者的關系，即所謂“關系的關系”。第八章《信—任型關系與西漢歷史》承接前面各章的敘述，總結出事務過程、關系過程兩條線索，而重點則放在了解釋這兩條線索（流）交織而產生的結構作用上。類似于韋伯“家產官僚制”概念中的內在矛盾——皇帝所代表的上級作為個體，總不免會處在各種各樣的私人關系之網中，這與以公務運作為常態的帝國行政天生就存在矛盾，但也正是因這矛盾，這一結構才能在矛盾不斷地產生、擴展與消亡中變化，而其表征就是各種各樣的政治事件，如果再具體到該著所探討的中心問題，那便是“寵”/“信—任型”這一“關系過程”下的各種人際的分合與其在政治上產生的影響。在作者看來，有關于“寵”這一關系，有以下一些可以用以描述之的特點：第一，這種關系依賴于金字塔式的結構，以皇帝為頂點，不同級別的人越往上便越明顯地受關系的制約，其穩定性使其于兩千年帝制史中屹立不倒。第二，這一關系所產生的旋渦如上所言沒有固定邊界，可以吸引或排斥個體與群體，在我看來，其收縮與擴展也并非處于同一平面，而是重層性的向心構造，連皇帝個人在這里也在不同層級上使用或被使用著不同身份。第三，這種“信—任”關系看似與最上之皇帝個人的喜惡有關，隨機性很大，但由于制度實體與關系制約的存在，即使是皇帝也有其知與不知的無奈，其行為呈現一定的固定性，隨意性與固定性的結合衍生則是為“信—任”關系的展開。

非單向且不規則的復雜關系

層狀旋渦

關系并非現代，制度亦具傳統。第九章中，作者的論述便不僅僅局限于史學，結合“公私”的政治概念、“差序結構”的社會學術語以及“原生狀態”的人類學理解，作者將“信—任型”關系本身作了本于歷時性又脫出其外的考察。基于人類原生以及“熟人社會”所產生的親密情感，從分封國家到廣土眾民帝國的飛躍過程中，這種私人關系常常被官吏用來應付“統治陌生地域與陌生百姓”的局面，從國家的角度看則是為了不以“鄉里私情”而妨害公務運轉（pp.236-237），因而這種關系的能動性就不僅體現在強勢的皇帝可以用它超越官僚政治的制約（p.214），同樣的，作為“弱者的武器”，不同人可以利用它戰勝等級結構所帶來的局限，在帝國體制中謀求其生存與利益。至此，傳統政治史視角下的“制度結構”的帝國已被“關系結構”所解構，但作者并不迷戀于理論的建構，而是緊接著轉換到“制度結構”的視角去反思“關系結構”視角下費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這一“典范”理論，由于國家制度中“公”的制約，“私”色彩濃重的“差序結構”是否能準確代入歷史的理解中便值得懷疑，誠如作者所言：“‘差序結構’是古代中國人行為模式之一，但非唯一的模式。”（p.242）帝國的律令文書便是“公”對“私”的制約，因此得見的不僅是“差序結構”的局限，還包括古代中國構造性質之復雜。同一思路下，過分被旋渦的核心吸引就會忽視那些逃避中心的“蠻夷”、“隱逸”，在注重關系的向心力之同時，作者提醒讀者不要忘記“離心力”的存在。（p.243）

不成片段的疑問

在為作者不斷給人驚喜的思維方式俯仰再三之時，這里還有些不成片段的疑問需要整理。首先，以“寵”來涵括“信—任型君臣關系”這一點來說，除了作者已提到的“寵”在不同時代或有其不同內涵的問題存在以外，“寵”、“媚”、“佞”這些在書中較為關鍵的詞語——這樣一組史書書寫序列是否可以化約而入“信—任型”這一概念，按書中的分析思路而言，這些無疑是體現“信—任”的文字表征，而作者也是依此來歸納研究的，不過很顯然，這些詞匯在史家筆下顯然有不同程度的褒貶意義，其中雖然不乏儒臣士人酸葡萄心理之作祟，但以“親貴”為榮與以“佞幸”為恥確乎是兩種不同的“集體心態”，而且這種心態與作者所歸納的“信—任型”關系一樣持久存在，因此相關二者每一方的復雜程度遠遠超過簡單象征符號所能蘊含的意味，“寵”的標題固然響亮，但其在多大意義上能擺脫實體思維而更在讀者理解的層面不至誤解？去概念化的“深描”卻往往讓人難以把握。（當然，用作者的觀點來看這恰恰是陷入了尋求概念這樣一種實體思維的慣性。）

其次，據我理解，“求寵”與“寵”雖然涉及同一關系，但似乎過程的展開維度不同。在“信—任型”關系中，“求寵”是為一種改變結構的動力，“寵”則往往含有一種情感流露的意味，作者在論述“寵”所帶來的資源再分配時提到“居上者的持久需求與居下者的積極投身、爭奪相聚相激，循環往復中使‘寵’常存不衰”（p.255），在這里更多含有的是雙方“求寵”的意味，但除此之外的皇帝個人生活中，作為自然感情的“寵專”、“寵衰”便往往與“積極投身、爭奪相聚”沒有多大關聯。易言之，“求寵”是臣下的常態，皇帝作為關系的核心并不需要這種自發動力，其“寵”需求中的安全感亦是一種情感，故此處還必須看到將這個詞語用到不同群體上的復雜性。

第三，正如作者特別點出歷史書寫中的那些邊緣人一樣，在“信—任”關系展開過程中的那些“失寵”者，這些人在作者重新對西漢歷史洗牌的過程中卻很少被涉及，比如《史丹傳》中提到的傅昭儀與子定陶王先得寵后失寵的過程，其反復出現之失敗的現象與原因是否也應作一歸納。當然，這也是與“得寵”現象伴生的一體兩面之進程。（p.105）

“關系視角”的學術史意義

其實作者這一積年乃就的思考成果其來有自，在十幾年前的《中國古代人“名”的使用及其意義》（《歷史研究》2005年第5期）一文中，作者就通過廣泛考察一般意義上“名”使用的相對場合來思考“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系，被統治者與物的關系”乃至“帝國的君—臣—民的等級關系”，從“禮儀型”的一面探討了帝國日常統治的形態。后來，作者對“傳舍”的一系列研究，則圍繞其使用、管理、開支以及相關律令規定，來討論這個“場域”之中官僚機構與專制支配之間的互動，進而展示出官僚行政運行的反復與延續一面，在時段和問題的關注上均非線性歷史觀的傳統敘事。【注3】在此之后，作者更是吸收了所謂“關系思維”的理論，摒棄了對大事件等級排列與探索歷史中的深層結構、固有規律的研究方法，以“關系”視角來重新拼合事件系列，力圖超越所謂“實體思維”的束縛，【注4】正如書序中所期待的“如何將當時人的立場與今人的后見之明結合起來”（p.9），用“寵”來聯系不同的視角就是要打破從《史記》《漢書》到田余慶所敘述的在政治史中分立、跳躍、具有目的論的事件（或制度）敘述，從而聚焦于事務，從而進一步反思現行歷史敘事的分類與斷代，讓這些習以為常的“知識”重新變成問題。

放入學術史的關懷來看，作者用“關系視角”重組的政治事件與以田余慶先生為代表的將政治事件歸入一個“政治演進”的過程在體系上完全不同，而在“關系的關系”這一層面上，作者繼承了日本學者對君臣關系與專制國家論的抽象關懷，如從西嶋定生開始討論的“個別人身支配”的問題（西嶋定生著，武尚清譯：《中國古代帝國的形成與構造——二十等爵制研究》），采取單向的視角或從共同體內部采用逆向視角的討論非常之多（參看籾山明：《漢代豪族論への一視角》，《東洋史研究》第43巻第1號[1984年]），作者在書中對于從上到下不同群體圍繞“寵”而產生的向心與離心便是擴展到了多個“場”來討論（不過并非圍繞其結構來談），這一點在增淵龍夫的研究中就已經被談到，而且增淵氏對于“任俠習俗”在結合春秋以降新的共同體方面，也非常注重從社會底層一直到官僚制頂部君臣之間的信任關系的作用，只不過其視角是社會學的，而對于官僚制構造的討論又是從制度史層面展開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其“內面的、總體的”歷史觀察角度對作者有著重要的影響(增淵龍夫著，呂靜譯：《中國古代的社會與國家》)。

另外，書中提到有關冨田健之、米田健志等人對作為在“官僚制度中運行的皇權”補充之內外朝結合制度、以及與皇帝有強烈親近性的所謂“側近官”等身份名號的研究也或多或少關注到制度中所隱含的關系問題。福永善隆在二氏及其他學者基礎上展開的研究，更加關注漢代制度史中內朝向外朝“階層化”擴展的不同“場”的相同構成“原理”，即與皇帝的“親近性·距離”對于官制變化的重要影響，在論述中，福永氏也利用了《寵》一書開篇所引到的“園陵故事”，與其他相關材料結合來討論與皇帝個人人格關系強弱的變化，雖然是以線性發展的職官制度視角來觀察，且有用“內（朝）”與“外（朝）”阻斷“個體關系”的移動之嫌，但從近臣的制度變化中確也捕捉到個人關系的一面，結合《寵》一書所討論的關系模式，反思和田清所提出的中國官制發展的“波紋的循環發生”這一理論，可以想見這個波紋并非是單數的、一個中心的，發生的方向也非固定的，其方式可能亦非逐漸擴散而是循環往復的。【注5】

一部優秀的學術著作既需要深邃的思想內涵，亦離不開“表面文章”的功夫，從整本書的閱讀體驗來看，無論從書外的開本大小到書中之內容詳略，我覺得該著既滿足了非專業讀者對歷史敘事的喜愛，也足當學術專著應有的細致與水準。作者時而出現的諧趣語言頗有些“冷幽默”的意味，更為重要的、也是令后學贊佩的是作者巨細無遺的尾注，其中既有對關鍵內容的提示與擴充，又有對重要學術觀點的點評與提示，不失為學者提供了思維起飛的另一平臺，如第四章注四十對“集團論”的反思，聯系到正文則有如此反省：既不能以今度古，亦不必向儒生一般泥古而知古。（pp.130、135）另外，全書在行文敘事中也無不透露出作者富有洞見的歷史感，如論述哀帝登基前后面臨的局勢及后來他為挽救局勢所做的努力，不幸在寵愛董賢與年壽不永的情況下葬送，得以讓人窺見歷史復雜、曲折以及滄桑的一面。（pp.141-142）

回到開頭的隱喻，小說中面對高墻的阻擋，眾人開始向它發起沖擊，當所有人精疲力竭而睡著之后，“我終于發現這個傲慢的女王的軀體開始搖晃”，雖然人們只是冷漠與倦怠，雖然高墻依舊聳立。但是，既然有人站出來呼喊，就不僅是打破被目的論封閉了的過去，更在于打破“封閉的自說自話”（p.14），對古人來說則多了一份“同情之理解”，對今人來說，也未嘗不是開出一股反思與改變的力量源泉。

（感謝討論會諸位對本文修改所提出的建議，同時也感謝田熊敬之先生的幫助，他熱心提供的論文是本文的重要參考。）

【注釋】

注1：作者對事務過程與關系過程的概括性描述為：事務過程（禮儀型君臣關系的例行化運作，約略相當于習稱的制度及其運作），關系過程（圍繞信——任型君臣關系與“寵”的展開與反復，近似于時人所說的“人事”）。見侯旭東：《寵：信——任型君臣關系與西漢歷史的展開》，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18頁。

注2：該書第八章結尾頗值得玩味：“‘信—任型關系’，乃至‘寵’，具體到個別君臣，似乎充滿了偶然與差異，千變萬化，拉長觀察的時段，不過是伴隨皇帝行為與好惡這條主波的起伏、波動與反復，與西歐中世紀后期基督教新教中在抽象的上帝面前尋求‘恩寵（grace）’的行為引發的意外結果大相徑庭，產生不出革命性的作用。最終形成的則是變中蘊含著不變，反復中實現著延續。”為什么會這樣？可能一個是活生生的上帝，一個是根本沒有存在過的上帝，存在即相對，這樣的上帝永遠不可能超越。

注3：侯旭東：《傳舍使用與漢帝國的日常統治》，《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1期；侯旭東：《漢代律令與傳舍管理》，《簡帛研究2007》，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侯旭東：《西北漢簡所見“傳信”與“傳”——兼論漢代君臣日常政務的分工與詔書、律令的作用》，《文史》2008年第3輯；侯旭東：《皇帝的無奈——西漢末年的傳置開支與制度變遷》，《文史》2015年第2輯。

注4：見李猛：《邁向關系/事件的社會學分析：一個導論》，收入謝立中編：《結構—制度分析，還是過程—事件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62-76頁。

注5：冨田健之：《前漢武帝期以降における政治構造の一考察——いわゆる內朝の理解をめぐって》，《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第9號（1981年）；《內朝と外朝——漢朝政治構造の基礎的考察》，《新瀉大學教育學部紀要 人文·社會科學編》第27巻第2號（1986年）；《前漢武帝期の側近政治と「公卿」》，《新瀉大學人間科學部紀要 人文·社會科學編》第8巻第1號（2005年）。

米田健志：《前漢後期における中朝と尚書——皇帝の日常政務との関連から》，《東洋史研究》第64巻第2號（2005年）；《漢代の光祿勲——特に大夫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研究》第57巻第2號（1998年）。

福永善隆：《前漢における內朝の形成：郎官·大夫の変遷を中心として》，《史學雜誌》第120巻第8號（2011年）。

和田清編：《支那官制発達史——特に中央集権と地方分権との消長を中心として》，東京：汲古書院，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