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浙江歸安皕宋樓藏書馳名遐邇，與聊城楊氏海源閣、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錢塘丁氏八千卷樓并稱近代四大藏書樓。張元濟早年不止一次慕名前往皕宋樓，但終未能獲準一觀。

曾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與張元濟共事多年的鄭貞文說：“張元濟和陸心源本有世誼，可能是因為張素精版本之學，亦在收購古書，引起陸的妒忌。張曾對我說，他曾兩次親到湖州訪陸，欲觀‘皕宋樓’藏書，都被托辭拒絕。到了陸死后，其子陸樹藩（純伯）不能保存父書。1905到1906年間，日本人島田翰來游江南，曾數次登皕宋樓，悉發其藏，讀之太息。因而決心要使全部書歸日本人所有。陸樹藩索價甚昂，由50萬兩減至25萬元，終不成交。張元濟聞訊，愿出5萬元購買，陸樹藩要求10萬元，因那時商務不能籌出此數，暫從緩議，并切囑勿售與日本人。及后張羅得款，則陸樹藩竟秘密以10萬元售與日本財閥巖崎男爵。”（鄭貞文《我所知道的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1984年版王紹曾先生撰《近代出版家張元濟》對同一事件的敘述，卻讓事情變得略顯復雜起來。王紹曾稱張元濟“一九〇五年以前兩赴湖州訪書……自從一八九四年陸心源去世后，特別關心陸氏藏書的去向。因為陸氏藏書，大都來自上海郁氏宜稼堂，其中宋元舊槧，名抄精校，張先生從未寓目，即使不能歸涵芬樓所有，總想一飽眼福，可是兩次去湖州，都遭到陸家的托辭拒絕。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間，日人島田翰來華，卻兩次登上了皕宋樓，企圖以重金收購陸氏全部藏書。由于陸樹藩索價過昂，終未成交。張先生聞訊，先愿出八萬元為涵芬樓收購，陸樹藩要求十萬元。因一時籌措不及，暫從緩議。張先生出于愛護祖國民族文化遺產的熱情，托人勸告陸樹藩，切勿售與日本人。待商務湊足十萬元，陸氏卻已以十一萬八千元售與日本巖崎男爵。”

陸心源之長房曾外孫徐楨基先生根據自己對王紹曾這段表述的理解，將張元濟兩赴皕宋樓事系于1894-1905年之間，是時陸心源已故，包括維護皕宋樓藏書在內的陸氏家族事務都由其長子陸樹藩主持，那么拒絕張元濟登皕宋樓觀書之人就應是陸樹藩而非陸心源了。徐楨基以為鄭貞文所述陸心源拒張元濟一事“顯然是有誤的，那時張元濟任官北京，不可能去湖州”。而陸樹藩拒張元濟“這一說法的來源是張元濟前助手王紹曾先生，較為可靠”。徐楨基以此判斷為基礎，進一步提出了“新說法”，具體坐實了陸樹藩究竟在哪兩次因為什么原因拒絕了張元濟：“其前一次，是擬議捐書上海工部局之后曾有理書打包運滬之打算； 其后一次，因陸樹藩為救濟善會事而致使捐書事耽擱，后來逐年形勢變化為樹藩之始料所不及，清點裝亂之書不便讓世交張元濟所見，因而婉言拒之。”（徐楨基口述、虞云國整理《陸樹藩其人與皕宋樓藏書售日事》）然而“新說法”的前提，即拒張元濟者為陸樹藩這個判斷恐怕是值得商榷的。

研讀現代文獻，也當講究史源。就發表時間而言，鄭文1964年即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53輯，鄭文發表比王書出版的時間整整早了20年。王紹曾本人也曾明確講張元濟日本訪書部分“是根據鄭貞文的《我所知道的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提供的資料”（王紹曾《〈近代出版家張元濟〉增訂本馀話》）。鄭貞文正是在敘述與張元濟去日本訪書始末一節時旁涉張兩赴湖州被拒事。我們只要將鄭文與王文稍加比讀，就不難發現王書此段及以下數段文字其實正是以鄭文為史料來源改寫而成，行文措辭都是相似的，僅在售書價格方面又參考袁同禮1926年發表于《圖書館學季刊》第1卷第1期的《清代私家藏書概略》等其他材料對鄭文稍有修改補充（在王書的頁下注中，袁文題目又被誤作《清代藏書家考略》）。故張元濟被拒登皕宋樓事，王之所述實源出于鄭，而并非自己另有獨立來源。

就鄭貞文、王紹曾與張元濟私人關系而言，王紹曾固然曾在商務印書館校史處協助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但他初入商務印書館時還是剛從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畢業走出校門的青年，日常工作主要受校史處負責人蔣仲茀之領導，偶有機受張元濟親炙，但直接交流其實相對有限。王在校史處工作時間甚短，從1930年7月畢業，到1932年初“一·二八”事變爆發，商務印書館遭炸毀，全廠停工，衲史校勘被迫暫時中止，王離職另謀職業，首尾僅才一年半（參王紹曾《商務印書館校史處的回憶》）。

而鄭貞文年長王紹曾二十余歲，是鄭振鐸的同族長輩，早年留學日本，是著名的日本留學生學術社團“中華學藝社”的骨干成員，曾任該社理事長。鄭于日本東北帝國大學畢業后，受聘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物理化學部部長，從1918年至1932年長期供職于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參鄭善《記鄭貞文》），是商務印書館高層職員，與張元濟一度過從十分密切。1928年10月張元濟赴日本訪書，首站即到靜嘉堂，終于在逾花甲之年獲睹自青年時即念茲在茲的皕宋樓舊藏。張元濟在日本停留一個半月，鄭貞文全程陪同，兼做翻譯，與張元濟共同起居，并撰有日本訪書筆記（參《鄭麗生文史叢稿》），晚年整理發表了關于張元濟此次訪書活動最為翔實的文字記錄（鄭貞文《我所知道的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關于張元濟“任官北京”之時間，只能在其26歲光緒十八年壬辰科會試及第之后，而在此之前，張元濟多年生活在海鹽故里備考鄉試、會試（張人鳳、柳和城《張元濟年譜長編》），是有機會完成兩次湖州之行的。考彼時境況，張元濟年紀甚輕，未獲功名，加上其父早逝，僅欲憑些許“世誼”叩開皕宋樓之門，卻為前輩陸心源所輕，這不無可能。

綜合史料源流、人物關系、時間線索來看，關于皕宋樓兩拒張元濟這件事的記載，鄭文是“源”，王書是“流”，不宜在缺乏其他有力材料的情況下，據后者之說將前者徑然否定。鄭文有一定可信度和合理性，至少姑備一說。王紹曾采納鄭說為張元濟立傳，在剪裁敘事時稍失條理，有含糊之處，以致令徐楨基誤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