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宜紅，教育部特聘教授，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張鵬楊，北京工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博士。

制造業跨國轉移是全球制造業生產布局的客觀規律，也是全球經濟發展史的重要話題。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分工的深入發展，跨國公司以效率為導向將傳統的產業不斷細化分割，并在全球范圍內配置各生產環節，形成了全球價值鏈和產業鏈（唐宜紅、張鵬楊，2017），全球范圍內的產業轉移由此逐漸演變成為產業鏈部分環節甚至全產業鏈的轉移。承接國際產業鏈轉移為中國經濟騰飛提供了重要支撐，同時，完整的產業鏈體系也提升了中國的經濟韌性。近十幾年來，伴隨著勞動要素成本的上升，關于全球產業鏈從中國外遷的討論持續不斷。中美競爭加劇和疫情沖擊蔓延加劇了全球供應鏈風險，中國產業鏈外遷引發了人們關注。2022年以來，印度、越南等國家快速增長的全球產業鏈承接規模以及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產業鏈“去中國化”戰略出現，再次引發了人們對中國產業鏈外遷問題的擔憂。產業鏈外遷是關系到中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的重要問題，與穩經濟、提韌性以及經濟高質量發展息息相關。本文以研究產業鏈外遷的影響因素并梳理產業鏈外遷的特點為基礎，剖析國際承接中國產業鏈外遷的模式，從強化供應鏈可控力視角提出應對產業鏈外遷的對策建議。

一、中國產業鏈外遷的主要影響因素

隨著我國勞動力、土地成本的不斷上升，產業鏈外遷問題逐漸凸顯。影響產業鏈外遷的因素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一）要素結構轉型和產業升級戰略雙重因素造成部分產業鏈環節外遷

一方面，我國要素結構轉型擠壓了部分產業鏈環節的利潤空間，造成其被迫外遷。歷經改革開放40余年的發展，中國主要生產要素構成已經實現了由勞動要素向資本和研發要素的轉變，據江小涓和孟麗君（2021）的統計數據，2018年中國資本形成總額、研發兩種要素占全球的比重為26%和21.2%，1980年中國該兩種要素的對應占比僅為1.8%和0.5%。同時，1980年中國勞動要素占全球的比重高達22.4%。因此，在要素結構轉型條件下，資本、研發成為中國生產的豐裕要素，由此降低了相關要素密集型產業鏈環節的生產成本。而勞動要素的相對下降造成勞動密集型產業鏈環節的利潤受到擠壓。另一方面，在產業升級戰略下強行將部分中低端產業鏈環節留在國內也不現實。實現產業鏈、價值鏈的升級是中國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方向（張鵬楊、祝合良，2022）。同時，產業鏈升級導向必然帶來更多的資源向中高端產業鏈環節流動，又進一步惡化了勞動密集型產業鏈環節的生存空間。

（二）各種不確定因素導致當前的中國產業鏈外遷

勞動密集型產業鏈環節外遷受制于我國與遷移目標國的可能影響成本和收益的因素，具體而言：一是對華的貿易摩擦與中美大國競爭將提高產業鏈不外遷的成本，降低不外遷的國內凈收益；二是國內疫情對企業國內供應鏈帶來影響，減少了產業鏈不外遷的凈收益；三是轉移目標國的優惠經濟政策、營商環境改善將降低外遷成本，提升外遷的凈收益；四是以數字經濟、高鐵為代表的通信技術、交通設施完善將降低外遷成本，提升凈收益。以上各方面因素，成了產業鏈外遷近年來趨勢明顯且備受關注的原因。

二、中國產業鏈外遷的特點

近年來，外商撤資以及由此引發的中國部分產業鏈外遷引起了人們關注（羅長遠、司春曉，2020；李高超，2020；胡國良、王繼源，2020），其在轉移規模、轉移環節、轉移目的地和轉移動機上均呈現出明顯特征。

（一）產業鏈外遷規模增大

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產業鏈轉移可以通過對外資的統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反映。近年來，雖然中國對外資的吸引力依然較大，然而一個明顯事實是，部分傳統對華投資主要國家的投資規模呈現出下降或波動趨勢，特別是疫情沖擊的2020—2021年。從世界各國對華投資增速的統計看，相比2018年，2019—2020年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對華投資呈現出不同程度的下降，特別是美國、日本、加拿大三國（表1）。在華跨國公司的部分撤離也凸顯了中國產業鏈外遷跡象。2019年10月，三星宣布關閉位于惠州的最后一家中國的手機工廠，并搬遷至東南亞；蘋果、富士康等企業也紛紛將部分產業鏈外遷。據統計，僅日資企業，2020年就有包括夏普、尼康等在內的87家企業撤離中國，相比2012年在華日企最高峰時期減少了近800家。同時，部分中資企業也開始向國外布局產業鏈以謀求低生產成本和規避風險。截至2019年，中國在越南投資的紡紗產能已經占據了越南紡紗總產能的32%，其中不乏波司登等知名中資企業。

（二）中國產業鏈外遷的環節相對集中

部分產業鏈環節向外轉移是中國產業鏈外遷的主要特征。這些相對集中的外遷產業鏈環節包括：一是勞動力成本敏感型環節的外遷，具體分為兩類，第一，中低端制造業生產與加工環節，如紡織服裝生產與加工環節。2020年越南已經成為全球重要的紡織服裝加工基地，承接了51%的耐克鞋類產品和42%的阿迪達斯鞋類產品生產，相比而言，中國承接以上兩大企業生產的份額下降到了21%和15%。第二，中高端制造業的加工環節。如富士康、三星、蘋果、東芝等通信、機械制造企業撤資帶來加工組裝環節的外移。以越南為例，截至2021年，越南已經承接了三星超過50%的手機出口及1/3的電子產品出貨量；2020年日本自中國向越南轉移的15家企業也基本以航空零部件、汽車零部件加工業為主。加工貿易構成了越南出口貿易的“主旋律”。2022年1—4月，越南出口中89%來自于加工貿易。加工貿易也造成越南出口商品相對單一，據UNcomtrade統計，越南出口50億美元以上的商品僅6種，但卻占據了出口總額的63.1%。二是中美貿易摩擦和競爭中受沖擊較大的環節外遷（王宏利 等，2021）。美國對華貿易摩擦提高了在中國的外資企業的出口成本，倒逼部分產業鏈環節轉移。梳理在華外企撤資案例可以得到相關證明：2019年9月，在華的美國時尚背包零售商Fred Perrotta在美國宣布對中國進口產品征收關稅后，開始進行海外產業鏈布局；2018年在華的日本公司YOKOWO、在華臺資公司和碩等受美國對華制裁的影響，均考慮向東南亞等地轉移產業鏈。三是對勞動力素質、供應鏈網絡和基礎設施等依賴不高的產業鏈環節外遷。東南亞地區熟練勞動力不足，供應鏈相對單一，基礎設施建設尚不完善，轉移的生產鏈對以上各方面要求不高，如加工組裝環節。

（三）東南亞和南亞是中國產業鏈外遷的主要目標地區

跨國公司主導下的中國產業鏈外遷一般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以規避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和美國貿易摩擦沖擊為目的，依賴中國供應鏈維持外遷產業鏈發展的轉移，其選擇目標地區普遍會考慮以下條件：一是與中國距離較近，可以實現對中國市場和中國供應鏈體系的利用；二是產業鏈外遷成本不應太大；三是政策條件相對開放且勞動力、土地等成本較低；四是與中國的文化、習俗相近，以便產業鏈能夠快速本地化。因此，在以上條件下，東南亞地區，特別是與中國陸路接壤的國家，如越南、泰國、柬埔寨、緬甸等成為中國產業鏈外遷的首選目標。另一種是產業鏈外遷并依靠轉移目標地區供應鏈維持外遷產業鏈發展的轉移行為，其選擇目標地區考慮因素包括：一要與中國具有相似的市場潛力、經濟發展潛力以支持目的地國內相對完整的供應鏈體系形成；二要在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比中國低；三要具備國內形成完整供應鏈體系的產業基礎。出于這種考慮，南亞地區的印度成為重要目標。數據表明，當前東南亞各國、印度確實已成為中國產業鏈外遷的重要目的地，上述地區正逐漸受到全球外資以及跨國公司的“追捧”。如越南計劃投資部統計顯示，2021年引進外資同比增長9.2%，其中，新加坡、韓國和日本對越南的投資分別為107億美元、50億美元和39億美元，達到了三國對華投資規模基本相當的水平。印度方面，吸引外資也快速上升，2020/2021財年印度外資增速高達10%。從跨國公司布局上看，蘋果公司已經將其印度市場的全球產量從1.3%增長到了3.1%，并且這一份額預期在2022—2023年達到8%。

（四）中國產業鏈的主動外遷和被動外遷動機并存

中國產業鏈外遷動機包括主動外遷和被動外遷。在遵循市場規律下的外遷屬于產業鏈外遷的主動動因，包括：一是以規避紅利消失和追逐比較優勢所帶來的產業鏈外遷。一旦紅利和比較優勢消失，資本撤離以及由此引發的產業鏈外遷成為必然。事實上，大量的在華紡織服裝企業撤資并在越南進行產業鏈布局就是有力的證明。二是因邊際產業優勢消失和競爭力下降所帶來的產業鏈外遷。“雁陣理論”和“邊際產業擴張理論”均是基于動態比較優勢視角，認為產業轉移應當是在本國失去比較優勢但在投資對象國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Akamatsu，1962；Kojima，1977），相反，動態比較優勢在投資對象國的消失則是產業鏈向下一個對象國轉移的新起點，如2021年日本東芝在華撤資就是動態比較優勢消失引致的。相應地，外部環境干預或產業鏈控制方全球布局變化導致的產業鏈外遷屬于被動動因。在中美貿易摩擦和供應鏈風險上升的背景下，產業鏈被動外遷引發了更多關注。一是跨國公司以增強供應鏈韌性為目標，采取“中國+1”甚至向國內回撤供應鏈的方式保障產業鏈安全。當前，“單一供應來源”的全球采購模式正逐漸被各跨國公司摒棄，Siedle（2020）甚至以疫情后企業“單一供應鏈”模式終結來概括這一現象。據麥肯錫的一項調查，絕大多數的供應鏈領導者正在尋求通過雙重采購、近岸化、本地化和供應鏈區域化等提高供應鏈韌性。跨國公司的多元化、本土化供應鏈戰略造成了中國產業鏈外遷、重構甚至回撤。二是產業鏈主導企業的外遷所引致的中國產業鏈上游供應商被迫外遷。產業鏈上游零散的中小供應商普遍會受占主導地位的大型跨國公司所控制而跟隨外遷。三是對華戰略競爭下由于投資國政策原因造成跨國公司在華產業鏈外遷。早在2020年，日本政府就多次提出“減少對華依賴”的想法，如2020年批準了700億日元的資金補助企業從中國撤離。2022年5月，美國總統拜登宣布啟動的“印太經濟框架”，以“去中國化”為戰略目標，企圖加強與東南亞、印度在貿易和供應鏈方面的合作。這無疑也給在華外資企業造成了壓力并迫使產業鏈外遷。

三、全球產業鏈轉移的國際經驗與中國模式探究

二戰以后全球經歷了三輪產業轉移，積累了大量的產業轉移經驗，也形成了完整的轉移模式。對不同產業鏈外遷模式的探討，有助于深刻認識中國產業鏈轉移模式，對有針對性地應對中國產業鏈外遷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一）全球產業鏈轉移的國際經驗和轉移模式

二戰以后，美歐等先進工業國開始向本土以外的國家轉移部分產業鏈，形成了全球產業轉移。根據承接方式不同，呈現出兩種迥然不同的承接轉移模式。

1. 以國家為主導的產業鏈承接模式，以日本、韓國為典型代表，即“日韓模式”

二戰以后，日本、韓國主要承接了來自美國的產業轉移，而這種產業承接模式特征包括：一是產業承接和本國重工業體系共同發展。一方面，日韓依靠比較優勢承接產業轉移；另一方面，在政府主導下扶持本國工業體系發展，形成國內重工業體系。二是同時實行出口導向型政策和進口替代型政策。積極承接美國產業轉移的同時發展出口貿易，實施出口導向型戰略；在部分國民經濟關鍵領域通過提高關稅水平實施進口替代戰略。三是在促進國家形成相對完整的供應鏈體系下支撐產業鏈承接。

2. 以市場為主導的產業鏈承接模式，以加拿大、澳大利亞為典型代表，即“加澳模式”

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主要承接了來自美國、歐洲的產業轉移，而這種產業承接模式特征包括：一是以市場為主導承接產業鏈轉移。加拿大、澳大利亞遵循“大社會、小政府”模式，順應比較優勢承接產業鏈轉移，不刻意追求完整的工業體系；二是與歐美等國家的產業鏈自然嵌合，形成互補。不刻意追求完整的工業體系，因此形成了圍繞轉移來源國而開展的“半產業鏈循環”模式，對轉移來源國的工業體系和供應鏈體系依賴較大；三是出口導向型戰略為主，對美歐等國家依賴較大，在依靠“半產業鏈循環”滿足工業自給的基礎上，為歐美國家產業鏈提供補充。

（二）中國產業鏈外遷與國際承接轉移的模式探究

1. 承接地與中國產業鏈互補的產業鏈外遷模式

與“加澳模式”類似的一種產業鏈外遷模式，稱為“互補型產業鏈外遷模式”。該模式為將中國完整產業鏈中部分比較優勢消失的環節向國外遷移，形成了國內產業鏈與外遷產業鏈的自然嵌合、相互補充的關系。這種產業鏈的外遷主要體現在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簡稱“中國—東南亞模式”。在互補型產業鏈轉移中，本質上外遷產業鏈的原材料、零部件和中間品仍依賴于國內供應鏈體系。而這種模式是中國供應鏈體系的擴散，即合作型的產業鏈發展形態。“中國—東南亞模式”形成了互補型產業鏈外遷和承接，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東南亞主要國家的制造業發展以輕工業和加工業為主，重工業占比較低，產業鏈單一，缺乏自主、完善的供應鏈體系，主要依靠“半體外循環”模式運行，如越南加工制造了美國市場1/3的鞋類、1/5的服裝以及三星公司超過50%的手機；泰國、柬埔寨的國內支柱產業均為機電產品加工業、紡織加工業等。二是東南亞主要國家的生產和出口對中國供應鏈體系依存度較大。表2的統計反映出東南亞主要國家對中國的中間品進口普遍具有較高的比例，出口中的中國增加值份額也比較高，如柬埔寨和緬甸，分別有高達46.9%和46.6%的中間品進口來自中國，出口中的中國增加值也高達44.9%和23.1%，凸顯了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性。事實上，大量的實地調研也發現了這一現象。以外遷越南的某家具廠為例，雖然該國已經有了相應的配套本地供應商，但這些供應商生產所需的原料仍依賴中國進口。如生產一張沙發，其中90%的皮革材料和80%的海綿原料來自于中國江蘇等地，90%的家具用夾板來自于山東臨沂，配套五金中60%的鐵從中國進口。三是疫情導致中國供應鏈出現梗阻，給東南亞各國帶來的負面沖擊也側面反映了東南亞與中國產業鏈的互補性。2021年，在疫情影響下，越南原材料、中間品進口的供應鏈受阻，直接造成越南經濟的大幅下滑。據統計，2021年越南GDP增速相比全球疫情蔓延的2020年還下降了0.4個百分點。

事實上，以越南為代表的東南亞部分國家產業鏈承接與中國形成了類似“加澳模式”的互補型產業鏈，具有深層次原因。一方面，得益于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開放政策、便利通關、優惠協定等眾多利好條件促使東南亞國家傾向于依靠中國穩定、龐大的供應鏈體系。據海關統計數據，中越最大的陸上口岸廣西憑祥友誼口岸的貨柜通關僅需1小時，新青、友誼等口岸日通關效率較高，保持在100輛以上，部分時段甚至超過200輛。另一方面，東南亞國家對國際市場依賴性較強，而當前以公平貿易為導向的國際規則不利于東南亞國家發展國家扶持的重工業產業。完善國內重工業體系需要依靠國家的金融、補貼等產業政策支持，這與歐美等國家倡導的公平貿易規則相悖，同時東南亞國家又依賴于美歐市場作為主要的出口市場，因此進一步加劇了東南亞后發國家形成完整產業鏈體系的困難。為此東南亞國家在承接中國產業鏈外遷中必然與中國供應鏈間形成互補發展。與“加澳模式”類似，這種模式下并不會影響這些后發國家實現向高收入國家邁進。

2. 承接地與中國產業鏈競爭的產業鏈外遷模式

該模式是指中國部分產業鏈環節外遷，承接地利用本國供應鏈體系形成完整產業鏈，以擺脫對中國供應鏈體系依賴，與中國產業鏈形成競爭。這種產業鏈的外遷主要體現在中國與印度之間，簡稱“中國—印度模式”。而這種模式廣義而言是與中國供應鏈體系的“脫鉤”，即競爭型的產業鏈發展形態。事實上，2021年蘋果公司承諾將6條核心產品生產線向印度轉移并附帶了富士康、緯創、和碩等20余家跨國供應商跟隨；2022年5月，美國—歐盟貿易和技術委員會（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TTC）聲明提出在太陽能電池、稀土、芯片等領域與中國“脫鉤”并將產業鏈完整轉移到印度，種種措施均凸顯印度正在打造與中國競爭的產業鏈。“中國—印度模式”形成了競爭型產業鏈外遷和承接，主要表現如下：一是印度以征收高關稅為手段降低對國際供應鏈的依賴，打造本土供應鏈體系。以手機行業為例，該行業往往對國際供應鏈依賴性較大，2017年以來印度連續多次上調手機進口關稅，目前該關稅稅率已經超過了25%，相關供應鏈環節的產品關稅也在15%左右。在關稅政策影響下，在印度的跨國公司為避免價格上升失去比較優勢，不得不考慮在印度國內構建供應鏈體系，包括OPPO、vivo、小米等在內的多家智能手機企業都已經或正在考慮向印度追加投資。據Counterpoint機構統計數據，2021年印度手機產量已經占據全球手機產量的15.5%，相比2016年上升了6.8個百分點。作為對比，中國的份額已經從2016年的74.3%下降到了67.4%。二是印度對內實施大量產業政策支持形成本土產業鏈、供應鏈。印度始終把形成本國完整的供應鏈體系和實現制造業升級作為發展方向。早在2018年，印度就制訂了旨在利用人工智能、機器人、物聯網、區塊鏈和機器學習等現代技術來推動制造業發展的產業政策；2022年5月，印度推出20萬億盧比的經濟刺激政策，意在形成國內完善的供應鏈體系，提高制造業競爭力。近年來，印度確實在積極打造與中國深圳類似的“供應鏈”基地以替代國際供應鏈，如印度諾伊達市，密布手機、電池、外殼、攝像頭、指紋識別甚至產品包裝等各類手機供應商，幾乎足以支撐整條手機產業鏈。

向印度遷移的中國產業鏈與中國國內供應鏈相競爭，也有著深層次原因：一是印度不同于東南亞國家，國內具有較完整的產業鏈和供應鏈體系，可以支撐對中國供應鏈體系的部分替代；二是印度作為全球人口第二大國家，具有旺盛的市場需求，這是許多跨國公司非常看重的區位優勢，甚至不惜實現整條產業鏈的轉移也要抓住印度市場；三是印度對外依存度較低，可以不完全依賴于國際貿易規則而實施一定程度的國內產業補貼和扶持計劃；四是美歐國家對華的“脫鉤”政策為印度形成完善的供應鏈體系并與中國展開競爭提供了契機。以上因素使得印度在承接中國產業鏈外遷中正在嘗試形成脫離中國供應鏈體系的競爭型產業鏈，值得中國高度重視。

四、強化供應鏈可控力是應對中國產業鏈外遷的策略

事實證明，強大的產業鏈形成往往需要龐大的供應鏈體系支撐，因此，在產業鏈外遷中保持中國對產業鏈的穩定，歸根到底需要從源頭強化中國對供應鏈體系的可控力。

（一）供應鏈可控是保障產業鏈安全的關鍵

實現供應鏈自主可控是中國應對美國等發達國家技術封鎖，保障國內產業鏈安全的關鍵。而在中國產業鏈外遷中，強調對供應鏈的可控力也是保障產業鏈安全的重要方面。中國產業鏈轉移可能是國內供應鏈體系的國際擴展，也可能帶來與國內供應鏈體系的“脫鉤”，這就凸顯了供應鏈可控力的重要性。應對產業鏈外遷，加強供應鏈可控力應從兩方面著力：一是針對中國—東南亞互補型產業鏈轉移模式，供應鏈可控就是提升在供應鏈上的主導力。長期來看，隨著中國要素結構重構和東南亞國家承載能力提升，可能仍將有更多的中國產業鏈環節向東南亞轉移，而無論如何外遷，只有保持供應鏈在部分環節上的控制力，才能保障在全產業鏈上的話語權。二是中國—印度競爭型產業鏈轉移模式，將帶來兩國產業鏈的長期競爭，而產業鏈競爭的根本是支撐產業鏈的供應鏈體系競爭。形成有競爭力的供應鏈體系，一方面要促使印度在某些核心環節上對中國供應鏈產生依賴，另一方面在相似的供應鏈體系中，中國要在提升供應鏈效率、供應鏈成本控制和供應鏈體系穩定安全上下功夫。中國產業鏈外遷不可避免，但供應鏈可控是應對中國產業鏈外遷的重要策略。

（二）戰略戰術上，形成相互可控的供應鏈是產業鏈合作中各國博弈的均衡

在戰略層面，在產業鏈外遷中提升中國供應鏈的可控能力，就要在產業鏈關鍵環節上打造不可替代的技術，如在芯片、關鍵材料、核心技術等方面，進而形成不可替代的供應鏈體系。在戰術層面，形成完全可控和絕對安全的供應鏈體系并不現實，而在全球產業鏈合作中，形成各國相互可控的供應鏈，是各國產業鏈合作的博弈均衡，也是相對穩定的產業鏈合作關系。一個國家很難做到“全供應鏈可控”和“全產業鏈安全”。一方面，實現“全產業鏈安全”不經濟，只有放棄比較優勢消失的產業鏈環節才能集中有限資源實現本國產業鏈升級；另一方面，企圖形成足以“卡全世界脖子”的供應鏈系統除了能力和成本的難度之外，必然會遭到全世界的聯合抵制，最終致產業鏈升級失敗。遵循以上邏輯，形成相互可控的供應鏈，最好的方式是在關鍵領域和關鍵環節上實現供應鏈可控，相互可控的供應鏈無論在何種產業鏈外遷模式中都是必要的。對于“中國—東南亞模式”，如果中國對東南亞產業鏈的供應體系形成單方面絕對控制，必然會導致該互補型產業鏈合作模式失敗。對于“中國—印度模式”，印度形成本國的供應鏈體系，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西方國家對中國供應鏈體系的擔憂，因此中國需要做的應當是提升供應鏈體系的效率、安全以及在供應鏈成本控制上加大力度。事實上，當前許多產品的全球供應鏈體系并不缺乏，真正缺乏的是能將成本控制在一個低水平的供應鏈體系，這也是最有競爭力的供應鏈體系。

（三）實現手段上，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同時發揮跨國公司和有經驗管理人員的作用

供應鏈可控需要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和解決“卡脖子”問題，尤其是解決關鍵環節上的技術創新和“卡脖子”問題，這是供應鏈可控的關鍵，也應當是最直接的目標導向。科技創新能力不足，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缺少重大突破，是中國產業鏈中遭受“卡脖子”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國供應鏈“斷鏈”的體現。而安全有保障的供應鏈體系離不開關鍵核心技術的自主研發，需要依靠稅收、人才等支持政策，鼓勵各類企業、大平臺在產業鏈供應鏈關鍵核心技術方面加快研發和創新，促進其發揮重要的作用。同時，要打造有核心競爭力的跨國公司實現供應鏈可控。一方面，有核心競爭力的跨國公司需要以自主創新為基礎。國家需要以鼓勵企業自主創新為導向，加大力度支持企業創新攻關。另一方面，打造和形成具有國際品牌影響力的跨國公司是形成可控的供應鏈體系的重要手段。以蘋果公司為例，蘋果公司掌控了一個超大的供應商群并形成了龐大的供應鏈網絡，遍布中國、日本、美國、中國臺灣、東南亞、中美洲和南美洲等世界各地。“蘋果鏈”成為當前全球最具影響力的供應鏈之一，蘋果鏈的產業鏈轉移可能會直接帶來手機產業鏈的重構。中國積極推動企業“走出去”，支持企業成為產業鏈上具有影響力的主體企業，有助于提升對相關供應鏈體系的可控力。另外，海外經營的企業家、企業管理人員和創業者是產業鏈運行的重要載體，也是“嵌合”國內供應鏈體系與外遷產業鏈的媒介和橋梁，輸出有經驗的管理人員或將成為提高供應鏈體系可控性的重要因素。在對中國外遷東南亞企業的調研中發現了一個普遍現象：大多中國企業仍然在依靠中國國內的供應鏈維持外遷企業運營，甚至在國內依然保留了相關工廠；部分外遷企業的管理人員和創業者利用本人的社會關系網絡形成了一定規模的供應鏈網絡，成為促進中國供應鏈擴散和可控能力提升的重要力量。

（四）政策支撐上，在持續推進開放中提升中國供應鏈體系的競爭力

市場主導下的供應鏈體系是在全球自由競爭中優勝劣汰所形成的產物，是最具有競爭力和“向心力”的供應鏈體系。政策方面，中國應當在持續推進開放和妥善處理國際經貿關系中實現供應鏈可控：一是始終堅持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推進全球價值鏈發展，維護全球多邊體制發展，反對一切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二是利用區域合作平臺，提升供應鏈體系的競爭力。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為契機，構筑中國的“朋友圈”，在中國產業鏈外遷中與東南亞各國形成緊密合作、不可分割的經貿關系；中國與日本、韓國歷來具有較強的合作基礎和利益共同點，可以在RCEP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中日韓經貿合作。另外，中印兩國競爭與合作長期共存，目前中國是印度的最大貿易伙伴，未來仍需要在“求同存異”中形成良好的競合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