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月8日）是周恩來總理逝世42周年的日子。

42年過去了，我們對他的思念沒有減少一點點。

我們試圖從各個方面去還原他的一生，我們寫過他的暗戰與豪情，寫過長征中他與毛澤東的角色轉換，我們尋訪過他的海外足跡……作為新中國的開路人，他的一生精彩壯闊。

他也有柔情的一面，他和他的小超，半個多世紀的愛情傳奇，至今還為人們稱道。

現今社會，無論50后、60后，還是70后、80后，愛情和婚姻生活常面臨一些普遍問題：缺少話題、信任危機、聚少離多、工作太忙、誘惑太多等。而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周恩來和鄧穎超的愛情故事中，卻滿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智慧。

他們是“靈魂伴侶”

超：

我不愿在你睡熟的時候，再來攪你，特留字告你：今天正午十二時，用我倆名義請了周蒼柏夫婦、史良夫婦及袁雪芬同其編劇人共六位客人，在西花廳薛子正處午飯。我已托何謙辦理此事。請你屆時先往，因周蒼柏今日下午五時即行，故不能再延期了。晚上才決定的，望你諒我無法相商。

早安！

周恩來

十一 早

1949年10月11日，周恩來決定在他和鄧穎超起居和工作的地方西花廳，宴請來北京參加新政協會議的民主黨派代表。

“由于二人養成了不同的生活和睡眠習慣，這天一大早，周恩來不忍心打擾熟睡中的妻子，在詳細說明情況后，仍舊滿懷歉意地說‘望你諒我無法相商’，體現出他們之間的互敬與互信。”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原研究員劉春秀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1946年5月11日，周恩來和鄧穎超在南京出席了中共代表團工作人員李晨和陳浩的婚禮。在婚禮上，鄧穎超提出了夫妻間應該遵循“八互”，即“互敬、互愛、互助、互勉、互信、互慰、互讓、互諒”。

周恩來仔細聽著鄧穎超講述“八互”的內容，一點兒也沒有打斷她。鄧穎超從周恩來的表情上也看得出他是支持她提出的“八互”的。就這樣，“八互”成為兩人間和諧相處的準則。

新中國成立之初，周恩來負責組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在醞釀政務院內閣名單時，不少黨內外知名人士提出，按資歷和水平，應該在政府里給鄧穎超安排一個職務，被周恩來拒絕。

革命烈士彭干臣的妻子江鮮云找到周恩來，為鄧穎超鳴不平。周恩來說：“我是政府總理，如果小超再擔任政府的一個部長，那么，我這個總理和她那個部長就分不清了；人家會把她那個部長說的話當成是我這個總理的話，把她做的事當成是我支持的。這樣，家庭關系、夫妻關系、政治關系、政府關系，就都到一起去了。這就不利于我們黨的事業，不利于我們的工作。”他放下茶杯，看了看鄧穎超和江鮮云，又補充說：“只要我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職！”鄧穎超聽后點了點頭，以示諒解。

“周恩來還多次在任職、調級等問題上盡量‘壓低’鄧大姐（鄧穎超）。對此，鄧穎超從無怨言。她和周總理的信仰、‘三觀’是一致的，她說：‘恩來這樣做，我很理解。’”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原主任廖心文說。

在工作上恪守原則的同時，兩人相互勉勵，共同進步。1947年6月，鄧穎超和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已先行撤離延安，周恩來還在陜北指揮解放戰爭。途中，她將近兩月閱存的《晉綏日報》和參考資料都轉寄給周恩來。

“《晉綏日報》近對此區情況頗多揭發，而土地斗爭材料很多，可選看些，對你是有益處的。”鄧穎超在信中說。

生活上，兩人有很多共同的愛好：電影、戲劇、健身等。有好看的電影，他們就向對方推薦。

1949年7月，鄧穎超到上海出差，邀請宋慶齡北上共商國是。這時，延安老友孫平邀請她觀賞電影《西伯利亞交響曲》。看完后，鄧穎超深受啟發，趕緊把感受寫信告知身在北平的丈夫：

“該片曾榮獲巴黎影評第一獎金，觀后可稱名不虛傳。其劇情之好、技術之優、色澤之美、歌風之佳，給人以深刻難忘的印象。特別是劇情人物表現了嶄新的社會——蘇聯青年的一代的新型人物，令人深為感動。表現了青年一代的愛情與事業的結合，又表現了其愛情之熱烈、深長、堅定，以及冷爽決絕，遠避以去，努力于事業的成就，不強人之愛而愛，不防人之愛而愛，給人們以良好教育，誠不可不看的佳片。且是一看而欲再看的佳片。我提議，你有機會，亦要看看。”

周恩來回信道：

“正要洗臉外出，接著你的來信，很高興，盼望得很久了。你看了《西伯利亞交響曲》，我看了《橋》，不知是否同一晚。我那天一直看到天明才回。”

“很多人過去一直說兩人是建立在共同理想信念上的革命伴侶，我更喜歡稱他們‘靈魂伴侶’。”李愛華說。

鄧穎超是經營愛情的高手

來：

今天又是星期六了。自從你走后，跳舞就有些不景氣，今天索性停舞了，人們都紛紛忙著選模范工作者了。然而養病悠閑的人，想念著情侶，格外感覺到寂寞！

……

祝福你，熱吻你！

超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晚

“周總理喜歡跳舞，在延安工作時，就經常和女孩子跳。自己的老公和別的女孩跳舞，不是每個女性都能接受。在延安時期，就有一位夫人看到丈夫跟別的人女人跳舞，扇了丈夫一巴掌。但鄧穎超就能接受。她和周總理都是從‘五四運動’中走過來的，思想開放。周總理后來在一首曲子中和好幾位女性跳，即和一個人跳一個小節，讓大家知道，他不是為了接近某位女性而專門和她跳舞。”廖心文說。

1942年，鄧穎超在一次青年婦女座談會上就講道：“有一些人，心地狹窄，受自私和獨占欲的支配，不喜歡甚至干涉自己的異性朋友不能與旁人交往……怕自己的妻或夫的愛情轉移，夫婦之外，概無朋友……必須從積極的方面，通過各方的努力去克服上述的現象。使夫婦之外，還能有朋友，愛情之外，還需要友情，則更能調劑夫婦的生活。如果夫婦二人，整日廝守，過著極狹窄的生活，日久必然厭膩、淡薄，愛情非但不能鞏固，而且反會惡化。”

“鄧穎超是經營愛情的高手。她知道丈夫魅力強大，就像斯諾說的那樣，‘確乎有一種吸引力，似乎是羞怯、個人魅力和領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產物’，也就容易不自主地招蜂引蝶，她就不斷吃一點小醋，這恰恰是夫妻生活的粘合劑。”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原副館長李愛華說。

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告訴《環球人物》記者：“1969年，越南共和國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恩來率代表團前往吊唁。當時的越南正處于戰火之中，伯母在家中一直非常擔心伯伯。伯伯回來后，剛進門，伯母就走上前跟他說：‘我在電視上看到你和好多越南的女孩子擁抱，你得抱抱我，親親我！’伯伯就非常自然地把她摟入懷里，在她臉上留下一個甜蜜的吻。”

鄧穎超愛情保鮮秘籍第二式是創新。

“周恩來有個小名叫大鸞，鄧穎超給他寫信時經常稱呼他為‘鸞’，落款處寫上‘鳳’。實際上鄧穎超本來沒有這個名字，是她專門為他的‘鸞’所起，鸞飛鳳舞的信件不在少數。”李愛華說，“鄧穎超還會編造一些不合乎正常語法的詞句，最有名的就是‘我可想你得太’。”

周秉德還告訴《環球人物》記者，她自從1950年搬入西花廳居住后，幾乎每年的8月8日，都能看到伯伯和伯母拍結婚紀念照，以使愛情保鮮。

1950年8月8日，周恩來與鄧穎超結婚25周年紀念照。

在你來我往的溫馨生活中，兩人有沒有因家事或工作上的事吵架，讓雙方不安心的時候？有，但很少。趙煒是從1955年開始在西花廳給周恩來和鄧穎超當秘書的，直到1992年鄧穎超去世。在趙煒印象中，周恩來和鄧穎超只動過一次氣。

1973年冬的一天，趙煒吃完晚飯照例走進客廳，陪鄧穎超聊聊天，到門口時正遇上周恩來往外走。

“他的表情很嚴肅，從臉上就能看到他內心的氣憤。見到我，周總理說：‘趙煒，你在這兒陪陪大姐，安慰她一下。’說完就走了。我忐忑不安地進了客廳。鄧大姐正在飯桌前手扶著椅子呆呆地站著，也是一副十分生氣的表情。我悄悄走到她身邊說：‘大姐，別生氣了，咱倆聊聊天吧。’

我請她講她早年同她媽媽在一起的情況，因為每次回憶起她媽媽，鄧大姐都會很開心。這一招果然奏效，不一會兒，她的情緒就完全穩定下來。他們即使吵架，也不記‘隔夜仇’。我第二天再見到周總理和鄧大姐時，兩人都很坦然，說話舉止與平常一樣。”

他們的書信往來中，常出現“女兒”字樣

鸞：

寫幾個字給你，寄我的念意！

我于五日抵賀（賀龍）處，九日隨總（朱德）、奇（劉少奇）東行，次日得待命訊，遂決偕女兒返回，后得電悉確留此……我過數日后去參加本鄉的土地工作，因早晚可在家招呼小侉。大女兒維世不日亦要來此，當令她參加工作去。

你在可能時，望你讀點書！改下生活方式，早些睡，早些起，保持健康，好作長期奮斗！

匆匆不盡。

鳳

16／4（1947年4月16日）

眾所周知，周恩來和鄧穎超沒有子女，但他們的書信往來中，常出現“女兒”字樣。上面這封信中，“女兒”“小侉”指的都是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訥。1947年，江青隨毛澤東轉戰陜北時，黨組織將7歲的李訥委托給鄧穎超照管。“大女兒”是指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干女兒孫維世，當時26歲。

早在新婚之初，鄧穎超曾兩次懷孕。第一次是在1925年10月，周恩來率領東征軍去了汕頭，鄧穎超留在廣州工作。“當時，家里就鄧大姐一個人，正協助何香凝做婦女工作，才打開一點局面，她覺得沒時間帶孩子，就自作主張去街上買了一些打胎的中成藥吃了，孩子流產。”趙煒說。

周恩來得知后，指責鄧穎超是形而上學，怎么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對立起來？

“孩子不是個人的私有財產，他屬于國家，屬于社會，你有什么權力把他隨隨便便地扼殺？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可你又隨便糟蹋自己，不愛惜身體，這是不負責任的態度。”周恩來說。

“我知道是自己錯了，就向他承認自己的輕率和幼稚，后來他也不生氣了，還反過來安慰我要多注意身體。”鄧穎超說。

后來，鄧穎超第二次懷孕，并于1927年3月21日生產。那一天正好是周恩來在上海領導工人進行第三次武裝起義成功的日子。可惜胎兒過大，出現難產，醫生使用了產鉗，結果孩子的頭顱受到傷害，剛生下來就夭折了。

“他們把愛融化在不幸犧牲的革命戰友的遺孤身上，把孫炳文的兩個女兒孫維世、孫新世，錢壯飛的兒子錢江，李少石的女兒李湄，何洛的兒子劉則仁等烈士遺孤，看作是可愛的兒女。”劉春秀說。

51年的婚姻，大多是分離

超：

你離開北京一個多月了。打了幾次電話，卻沒給你寫信，總覺得欠債似的。今晚執筆還債，卻又不知從何說起。本想談一談鄭州會議的決議，現在又改到武漢會議去作決議，索性待見面時再說吧。昨日頤和園之游，維世因舊病復發，被醫生阻止在家……連日下午中央在開會討論鄭州會議的文件，現在還沒結束，內中關于兩個過渡兩個階段，都有所探討，望你加以注意研究，以便見面時與你一談。

……

其他待面談吧！

問你好，并望轉問其他同志好。

周恩來

一九五八．十一．十七

1958年10月12日，鄧穎超離開北京，到廣州養病。當時正值周恩來協助毛澤東指揮金門炮戰的關鍵時期，他沒有陪同前往。事實上，在51年的婚姻生活中，由于各有各的工作，兩人經常處于分離狀態。

但他們總能創造在一起的機會。只要有條件，周總理走到哪里，鄧穎超就跟到哪里。1925年，周恩來到汕頭東征，不久后鄧穎超也前往汕頭做婦女工作。周恩來領導南昌起義失敗后到了上海，鄧穎超身體虛弱，仍到上海登廣告尋夫。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鄧穎超也跟著去了。1939年，周恩來在延安摔傷手臂，赴蘇聯治療，在重慶上班的鄧穎超也到蘇聯陪護。

如果由于客觀條件所限，不能在一起，即便工作再忙，也要書信傳情，營造“在場感”，不缺席對方的每一段經歷。

1947年3月，鄧穎超和中直家屬隊已離開延安，向東撤往山西，留在陜北的周恩來于3月17日寫信告訴“小超”：

“今晚李訥小侉子去后方，我托她帶一封信給你，問你好。延安天天來飛機，但是一個人也沒有打死。大家在此都很好，望你們放心。”

信很短，但在那個“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的年代，寥寥幾十字足以讓人感到寬慰。這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兩人是分開的，這也是兩人通信最頻繁的一年。如今留存的74封書信中，有14封都寫于這一年。

1954年5月4日，周恩來正在參加日內瓦會議，鄧穎超寫信告訴他：

“我從報上、《參考消息》上、收音機上，及時地知道了會議的情況和你們的活動……為你能夠得到國際活動的鍛煉及直接向蘇聯同志學習的機會而歡欣……我要去參加今晚中山公園的五四運動三十五周年紀念大會，并和北京市的青年們一起歡度這個節日游園一番。”

寄信的同時，鄧穎超還把在郊區的山坡、泉水之旁采的野花和在院子里采的幾朵他們最喜歡的海棠花一并隨信寄去，“給你的緊張生活，加上一些點綴和情趣”。

6月13日，周恩來在百忙之中回信：

“你還是那樣熱情和理智交織著，真是老而彌堅，我愧不及你。來日內瓦已整整七個星期了，實在太忙，睡眠常感不足 ，每星期只能爭取一兩天睡足八小時。所幸并未失眠，身體精神均好，望你放心。”

并在信中附上他在日內瓦采集的芍藥花和蝴蝶花，“聊寄遠念”。

1955年5月7日，參加完萬隆會議，周恩來的飛機抵達北京，劉少奇、董必武、陳云等到機場迎接。出發前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讓周恩來險些丟掉性命。如今丈夫安全返京，鄧穎超決定不顧虛弱的身體，到機場迎接。當與前來接機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一一握手后，周恩來看到了他的“小超”，他笑了，她更是笑開了花，兩只手緊緊握在一起。站在旁邊的接機人員，看到此舉也笑了。

“我從鄧穎超身上看到，女人是經營婚姻和家庭的主力。周總理不能做到像她那樣，否則他就不是周總理了，但他給了她一個女人最需要的那種愛：忠貞不移。”李愛華說。

“在戰爭年代，周總理每次從昏迷中醒來，總是先問鄧大姐的下落。搬入西花廳后，周總理從外面回來，最習慣的一句問話就是‘大姐在干什么’。乃至在生命垂危之際，他緊緊拉著我的手說：‘你要照顧好大姐。’我遵從總理的遺囑，陪伴鄧大姐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并遵從鄧大姐的遺囑，把她的骨灰也撒入了海河。”趙煒說。

（原題為《周恩來與鄧穎超：那個年代的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