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印書館創立百二十年來，始終抱持“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的理想，在文化出版領域成就了一番輝煌的事業，具有獨特的企業魅力，并形成了一種彌漫于其員工、作譯者、事業相關者、研究者等當中的“商務印書館情結”。

商務在強烈的使命感催使下，其企業實踐具有理想試驗田性質。它以教育救國為立身之本，催生現代教育體系，參與完成漢語現代知識系統的整體構建，發展現代出版各項事業，孵化現代出版各大企業，從容應對波瀾翻滾的時代潮流，兼容并蓄、穩重處理中西文化關系，并作為現代理想社會試驗場、培養現代文化諸事業的人才基地，在中國近現代出版印刷史、學術思想史、文化教育史、工人運動史、企業發展史諸多領域呈現出的多重范本意義。因其研究對象的豐富性、研究領域的綜合性、研究資源的整合要求，建立“商務印書館學”，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圖源：商務印書館微信公眾號

商務印書館創立迄今，已有125年。百余年來，商務印書館抱持“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的理想，在文化出版領域成就了一番輝煌的事業。其高遠的文化理想、獨到的文化眼光、成功的商業運作，在引進西學、整理國故、創立現代教育體系、促進文化學術進步，以及引進現代科學技術、推行現代企業制度等方面，成就卓然，對近現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和社會發展，貢獻至鉅。它的事業，既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產物，也是推動這一進程的一支重要力量。正是因其在中國近現代出版印刷史、學術思想史、文化教育史、工人運動史、企業發展史諸多領域呈現出的多重范本意義，引起了越來越多海內外研究者的關注，成果迭出，漸成顯學。

01

商務印書館魅力——從一個概念說起

20多年前，筆者初進商務印書館，從總經理楊德炎先生那里頻頻聽到一個新名詞：“商務印書館情結”。楊德炎是一位老商務，對商務百年館史和舊時掌故非常熟悉。當筆者請教“什么是商務印書館情結”時，他笑答：“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囑我用時間去體會。 “商務印書館情結”成為筆者研究館史的初始動力，楊德炎先生則是我研究商務的啟蒙人。

幾乎每一位在商務印書館工作過，或曾與之產生過一定關聯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商務印書館情結”。他們既包括商務印書館的創立者、歷任掌門人、各級干部員工、家屬后嗣，也包括作譯者、研究者、合作者、讀者等等。

1916年，張元濟因為經營理念與高鳳池產生嚴重分歧，提出離開商務。陳叔通前去勸說，直言道：“你怎么擺脫得了商務？恐怕晚間做夢也要做商務的夢。”

從商務印書館總編輯、總經理職位轉任國家新聞出版署代署長的陳翰伯，曾對好友陳原念叨：我不應該離開商務。

1919年，14歲的陳云進館學徒，在發行所文儀部站柜臺。8年后離館時，已經是一名成熟的工運領袖、堅定的革命者。共和國成立后，身為副總理的陳云每每回到上海，都會到當年工作過的發行所看一眼。許多年里，他都在農歷年年底自己出錢邀請上海老工友到北京中南海家中做客。臨終前，他對家人最后的話是：“從青浦到上海，這是自己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這步邁出去以后，才有機會接觸到共產黨，才有這一生。”這“非常重要的一段”，當然是指在商務印書館。

1926年8月，陳云（前排左三）同商務印書館職工會第一屆委員會委員合影。

對商務尤為“情”深“結”重的其實是商務工人。商務以印刷起家，商務工人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過濃墨重彩的一筆。在一次次的口述采訪中，他們傾訴著對往昔的無盡眷戀。商務的許多先賢家屬后嗣，一直與商務保持著聯系。2017年4月，在館慶120年創始人哲嗣家屬茶敘會上，他們從世界各地趕來，有十幾歲的少年，也有年近九十的老人。他們與商務員工們圍坐一堂，仿佛失散的家庭重聚，抒發著共同的“商務情結”。讀者的“商務情結”，在人文學者中有最鮮明的體現。王府井大街36號的商務門前，常有游人學子駐足留影。北京大學一位知名學者曾經寫道：“上大學時讀了商務印書館的一些書，王府井大街36號簡直就是心中的圣地。研究生考到北京來之后，與幾位同學一起逛王府井，從南頭一直走到北頭，終于找到36號，我心情激動，對著商務的大樓恭恭敬敬地鞠了一個躬。”

商務印書館的魅力，也逐漸為學界所認識。近年來，有關商務印書館的研究越來越熱。究其原因，近年來新史料發掘、研究進路拓展、新史學轉向等，包括商務印書館自身對相關研究的推動，這些因素皆有作用，但根本上還是商務印書館的研究價值使然。學界認識到，商務印書館的研究價值絕不僅限于出版印刷專門史范疇，它具有多種范本意義，它可以打通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諸多領域，進而為相關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進路。

但作為商務人，我們身處其中，觀察的角度、研究的旨趣，常有異于外部研究者。其中之一，便是我們更關注商務印書館整體史的構建，會自覺不斷探討深究商務的企業魅力，它的使命感和社會價值。

商務印書館的魅力首先是其企業史的豐富性。從清末到當代中國，它不僅見證了近現代中國歷史進程跌宕起伏的全過程，而且在思想文化和社會領域或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現代性的塑造。它的豐富性還體現在，在百年歷程中，它在政、商、學、工諸界域所串連起的極為多樣性的、動態的人事和社會關系網絡，滲透并作用于社會政治文化演進過程的各個方面，揭諸了現代國家建構的復雜圖景。

其次是它一以貫之的企業使命——“昌明教育、開啟民智”。時刻關注時代文化的發展方向，始終與時代命題進行互動，并注重解決現代化進程中的根本性問題，如中西方文化如何調和、傳統與現代的傳承揚棄，等等。商務被譽為現代文化興起的引擎，其對近代歷史的顯著推動作用，在企業史中十分鮮見，而它的事業建樹是由其強烈的使命感驅動的。

第三，商務印書館的百年事業，涉獵了中國現代文化教育相關的幾乎全部領域，成為重鎮。更可貴的是，它對中國現代教育、文化、藝術之諸多細分領域的發軔，如現代圖書館、函授教育、電影、動畫，皆有開創之功。

第四，在文化貢獻之外，商務印書館作為中國第一家現代出版企業，其現代企業制度、科學管理方法、經營智慧，以及所達到的企業規模與商業成就，也同樣吸引著學界關注。

最后，商務所體現的作為超大企業的經營格局、作為文化機構的品格和風骨，亦使之獨具魅力。

02

作為理想試驗田的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的魅力集中到一點，筆者認為，是因為它具有的強烈的理想試驗田性質。特別是對于有“商務印書館情結”的人來說，商務印書館是一個以企業面目出現的理想試驗場，一個追逐文化理想的時代大舞臺。

1、救國理想是商務印書館的立身之本

首先，商務印書館從印刷作坊轉變為出版企業本身就是理想主義催生的結果。一定意義上，商務和北大一樣，是戊戌變法的產物。張元濟一生鐘情于教育，認為“自強之道，自以興學為先”。選擇收效遲而大的教育為志業，教育救國的思想一直伴隨張元濟。戊戌變法前，他在北京創辦通藝學堂，是其踐行教育救國理想的第一步。變法失敗，他將這顆教育救國的種子帶到了上海，在南洋公學繼續。被商務主要創始人夏瑞芳延聘入館，苦心孤詣經營商務數十年。商務印書館的宗旨“昌明教育、開啟民智”，是張元濟在戊戌變法時教育救國理想的延續，張元濟把這一理想注入商務，商務便有了靈魂。

商務120余年跨越三個世紀，穿越不同的時代，但從未脫離這個根本宗旨，并由此塑造了獨特的文化品格和企業風范，成就了近代中國首屈一指的文化企業。因而，商務印書館本身雖然是一家企業，但立身之初就有濃郁的理想主義色彩。

2、以出版實踐催生現代教育體系

商務印書館事業的很多方面都有理想試驗田性質，尤以教育為要。它是中國現代教育的重要推動者。一個健全的社會，教育是政府的責任，商務以區區一個公司之力，謀廢舊立新之道，并以出版實務推動現代教育概念和教育體系的建構。

清末新政，商務印書館是推動教育變革轉型的重要力量。1904年癸卯學制之前，張元濟、蔡元培、高夢旦等，在日本專家協助下，即開始著手編輯《最新國文教科書》，并于當年12月出版，不及兩周，銷出5000多冊，“教學之風為之一變”。“此書既出，其他書局之兒童課本，即漸漸不復流行。凡各書局所編之教科書及學部國定之教科書，大率皆模仿此書之體裁，故在彼一時期，能完成教科書之使命者，舍《最新》外，固罔有能當之無愧者也。”

這套教科書，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部成功的新式教科書。其以塑造現代國民人格和民族文化復興為目標，參考西方新式教育原理編寫，根據兒童心智成長規律，注重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其內容體現了基礎教育的本質，形式也十分完備，徹底超越了中國傳統教育，是中國教育史上影響深遠的探索創造。

商務出版的教科書涵蓋了幼稚園，初、高等小學，中等學校，大學，師范學校，職業學校等，由國文開始，逐漸擴展，很快形成完備體系。以小學教科書為例，有國文、修身、算術、歷史、音樂等科目，還出版配套的教授法、詳解、講義。隨后，商務根據學制變化不斷修訂，相繼出版《女子教科書》《簡明教科書》《共和國教科書》《單級教科書》《新學制教科書》《新時代教科書》《基本教科書》《復興教科書》等等。商務還辦有師范講習社、尚公小學、商業補習學校、國語講習所、函授學社等多種教育事業，創辦近代著名教育期刊《教育雜志》。從此，一套教科書體系和與之相關的教學制度漸次形成，并不斷完善。

因商務印書館推動清末教育變革的重要作用，辛亥革命前夕的1911年6月，張元濟出任了由張謇擔任會長的中央教育會副會長。張元濟多次出席并主持中央教育會議，通過諸如《國庫補助小學經費案》《義務教育章程案》等。同年8月張元濟發起成立中國教育會，并被推為會長。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頒行《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和《普通教育暫行課程標準》。這兩份現代教育的建制性文件，均脫胎于商務教育實踐的藍本，主要起草人幾乎皆為商務人。其他書局的教科書出版人才，也多出自商務，如創立中華書局的陸費逵。新中國成立后，早年由商務印書館培養的一批出版家、教育家，主持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創立，承擔起新中國教科書的編寫工作，如商務早期的編輯葉圣陶兼任人教社社長、總編輯，周建人直接主持過人教社生物教科書的編寫。

商務印書館胸懷教育理想，以遠見卓識和極大的勇氣，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探索現代教育創設的實踐路徑，從早期編輯出版教科書，到教育體系的全面搭建，成為一個龐大的教育理想試驗田。商務印書館無疑是中國現代教育的濫觴，自此，中國社會開始了春風化雨的民智啟蒙，文化的轉型再造和民族復興有了可能。

3、參與完成漢語現代知識系統的整體構建

昌明教育，必定以知識體系的全面轉型為前提，構建現代知識新內容、新體系，以替代傳統知識內容體系。商務印書館作為一個文化機關，對建構漢語現代知識系統所發揮的作用，至深且矩，并且是通過教科書、工具書、百科類叢書、古籍叢刊、學術專著、普及文本等，全方位、全過程發揮影響。在北京興辦通藝學堂和在上海主持南洋公學經歷，使得張元濟意識到培養少數精英的局限性：“蓋出版之事，可以提攜多數國民，似比教育少數英才尤要”。

在張元濟等出版先驅的擘劃下，商務的出版物，從小學國文教科書開始，完成了小學、中學、幼稚園等基礎教育的啟蒙教科書，再上行到社會教育、知識普及領域（如《日用百科全書》）；后又著手系統譯介西學（如《漢譯世界名著叢書》《世界文學名著叢書》），整理國故（如《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叢書集成》《續古逸叢書》），大量出版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技術、文學藝術等學術圖書（如《大學叢書》《中國文化史叢書》），創辦各學科工具書（如《辭源》《英華大辭典》《動物學大辭典》《植物學大辭典》《中國人名大辭典》《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等），涉及幾乎所有專業知識領域；此外，興辦有數十種綜合類、專業類雜志。還興辦東方圖書館、各類學校、電影、動畫、文具標本等社會公共文化教育事業。

“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 （120年紀念版·珍藏本）

商務印書館的受眾群體也從少數上層統治階層，下行到普通學生、普通民眾，再上行擴大到學術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幾乎覆蓋了所有社會群體。在救國保種的急切時代命題驅動下，商務印書館以其龐大的文化學術的資源積累，完成了漢語現代知識系統的整體構建，成為現代知識生產和現代文化傳播的策源地，全面而系統地促進國人知識普及和全社會的文化更新。

4、現代出版的發源地和企業母體

商務印書館是中國首家現代出版企業，也是中國現代出版業孵化器。“商、中、世、大、開”是中國近代最大的五家出版機構，而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開明書店四家，其創始人和業務骨干，大多出自商務印書館。

如中華書局創辦人陸費逵曾為商務出版部部長，世界書局總經理沈知方為商務的員工，開明書店總經理章錫琛以及后期主持開明的葉圣陶等，均為商務骨干編輯、雜志主編。四家公司皆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商務印書館的企業制度和組織結構，并復制其商業模式和經營理念。此外，它們的出版思路和圖書選題也多參照、模仿、跟隨商務。

以中華為例，商務出《辭源》，中華出《辭海》，商務出《四部叢刊》，中華出《四部備要》，商務出《小學生文庫》，中華出《小朋友文庫》，商務出《小說月報》，中華出《中華小說界》，等等。商務印書館在企業經營方面的示范效應一直持續到抗戰后期。商務管理層，對同業競爭既保持相當的警覺，同時亦秉持相對坦然開明的態度。幾家由商務母體誕生出來的出版機構，互相競爭、相映成輝，共同推動中國出版業發展，共同繪制現代文化豐富圖景。

5、傳播馬克思主義和中共建黨早期作用

作為理想實驗場的寬松兼容，使商務成為各種社會思潮的孵化器，從而使其在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中扮演了特殊而關鍵的角色。新文化聚集的上海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舞臺，是中國連接整個東亞乃至世界的樞紐。張元濟主持下的商務，吸引了大時代中不同的社會力量粉墨登場、汲取養分、互相競爭、發展壯大。而商務印書館因其最龐大的規模、雄厚的實力、強大的生產組織和輻射能力，以及所擁有的幾千名充分組織起來且具有較高文化素質的工人群體，成為中共在創立之初團結和倚重的力量。

1919~192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有20種，是同期出版馬克思主義書籍最多的出版社。商務印書館的主要雜志均刊載過馬克思主義的文章，胡愈之、茅盾、楊賢江等先后擔任過這些雜志主編，他們均是從商務出發走上革命道路的。早期中共領袖與商務都有不同程度的來往，陳獨秀在商務出版第一本書《小學萬國地理新編》，后被聘為館外名譽編輯。中共“一大”核心人物李漢俊常為沈雁冰主編的《小說月報》寫稿，并與李達共同介紹沈雁冰加入中國共產黨。

茅盾，1916~1926年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

商務一度還是中共的秘密聯絡點，茅盾以在《小說月報》擔任編輯的公開身份，作為秘密聯絡員，溝通各地黨組織與黨中央。青年陳云以商務員工為骨干，參與組織上海工人運動，并加入中國共產黨。商務工人是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裝起義的中堅力量。第三次武裝起義開始時總指揮部設在商務療病房內，戰斗結束后，上海市總工會工人糾察隊總指揮部設在東方圖書館內，周恩來在商務印書館指揮了武裝起義。商務對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與早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6、作為現代社會試驗場的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的理想主義色彩還表現在它的企業制度。商務印書館企業制度設計的部分理念，是著眼于構建理想社會范式的探索，有鮮明的“企業辦社會”特征。其規范的產權制度、組織制度和管理制度均走在時代前列。在其可控的范圍和可承受的程度內，展開大量制度試驗，比如完善的組織機構、財務制度、版權管理制度、發行網絡，都是中國現代企業制度的開拓者和典范。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商務的員工管理制度，包括規范的上崗制度、薪酬制度、培訓制度、福利制度等。其中，福利制度所體現的以人為本的企業設計，其先進和完備程度之高，超出人們的想象。共和國初期，葉圣陶曾表示，商務所謂的十大福利制度簡直“荒唐”，太拖累企業。還有它的工人工資之高遠遠超越同行業。商務設有女工喂奶室，由專人看護照顧幼兒。這項工人福利給曾在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內住過的周恩來留下深刻印象。“文革”時的一次黨代會，周總理發現有來自商務印書館的工人代表，遂問了她好多問題，其中有一個問題是：“你們女工的‘三期’工作做得怎么樣？”“三期”即哺乳期、懷孕期、月經期。商務印書館在企業內部進行的建設理想社會方面的試驗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題目。

7、作為人才培養基地的商務印書館

為什么商務人中工人階級的“商務情結”最重？在近代中國企業中，工人對企業的感情如此之深是鮮見的。商務海納百川，吸納造就了無數學術文化精英，是星光璀璨的人才搖籃。但是不為人所知的是，大量出身平民、家境普通甚至極度貧寒的人到商務以后，受商務企業文化的滋養熏陶，經過各種規范的文化培養、職業培訓和工作實踐，終成一代方家。

如柳溥慶，商務印刷所照相制版工人，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國人民銀行印制管理局總工程師兼印制技術研究所所長，為國家二級總工程師（印刷界最高級別職稱），是我國印刷印鈔業的泰斗；再如祝志澄，商務印書館排字工人，在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中，擔任工人糾察隊小隊長，后加入中國共產黨。1932年輾轉到蘇區組建了蘇區中央印刷廠，參加長征，新中國成立后任新聞出版總署印刷局副局長，領導組建了新華印刷廠，主持《毛澤東選集》1-4卷的印刷出版工作。他們的成就是與商務印書館這所 “無言學府”的培育分不開的，這種培育包括了人格、文化素質、專業能力等的培養，具有鮮明的人本主義理想色彩。商務印書館給他們提供了穩定的工作環境和成長進步的安定氛圍。這樣的人才成長環境，在近代中國企業中無出其右。

除了對本館員工培訓投入大量人才物力，商務還長期辦有面向相對窮困、相對偏遠的普通人群的各類實際的函授學校和面授學校，直接受益者數萬人。創辦這些學校，遠遠超越了對企業利益的追求，成為其理想實驗田的重要組成部分。

8、對待不同社會潮流的寬容態度

高遠的理想，強烈的使命感，決定了其寬闊的胸懷，展現了海綱百川的文化氣象。研究中國近現代出版史不難發現，商務印書館具有一種獨特氣質，即始終秉持對各種社會文化與時代潮流的溫和包容而非激進的態度。商務在思想文化上，提倡新學與整理國故并行不悖；在政治態度上，在商言商，與政治始終保持距離。不直接參與政治運動，但是會密切地關注，出版相關的學術和思想方面的圖書。對持有不同政治傾向、思想主張和學術觀點的作者的態度，也同樣寬厚包容。

如對清末民初著名翻譯家林紓所譯小說的態度。林譯小說對于商務的重要性是多重的。商務出版林譯小說總數達 140種，雙方聯袂創造了“林譯小說”這一文化品牌。林譯小說以1913年為界，后期譯書質量大不如前，但是商務印書館的態度并非全盤否定其價值，而是先做必要的編輯處理，漸漸不再出單行本，后又另行創辦適合舊讀者口味且更通俗的文學雜志《小說界》，林譯的發表陣地，從逐漸成為新文化運動重要陣地的《小說月報》退出，改在新雜志上繼續。

這種溫和得體的處理方式，在照顧老讀者市場與老作者感情，在關照文化多樣性等方面均留有余地。這種對待不同境遇的作者、不同的文化主張、不同的社會力量，必要的時候果斷取舍，但始終持有善意的初衷、穩健的定力、開放的期待、溫和的寬容，是商務理想實驗場的體現之一，是商務于滾滾時代洪流中區別于眾多大小出版機構特性之一，也是促成商務百年蔚然基業的文化基因之一。

9、理想試驗場的進與退

商務印書館是中國近代化進程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政局動蕩，國家羸弱，政府無力承擔現代文化教育建制責任，而學術、教育及文化機構尚處草創稚嫩階段，遂有商務印書館的進場。進場后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以張元濟為代表的商務印書館領導者始終堅持“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的宗旨，以及保國救種、復興中華的使命。商務又集資本、技術、人才等資源于一身，有條件將理想付諸實踐，并承擔起遠超企業功能的社會責任。

例如，編寫教科書。清末民初政府和學術機構無力整合并維持編輯人才和作者隊伍，建構現代教育體系的責任，便由這家民間出版機構承擔起來。商業上的成功，緣于這一理想實踐順應時代大潮而產生的回報。待社會建制逐步發育成熟，政、商、學各就其位，各盡其職，特別是國民黨政府試圖強力統制教育思想文化領域之后，商務印書館便不斷退出具有社會理想試驗性質的諸事業，退行到作為一個出版機構的本義。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商務的王云五時期，商務明顯地漸漸回歸到一個標準出版機構。時人及后世學者對王云五的改革措施多持批評態度，這些批評，尤其集中一系列“科學管理”措施以及與編譯所知識精英的矛盾等方面。但筆者認為，考察王云五及其帶領下的商務印書館，從理想主義試驗田退回到一個企業的過程，應置諸近代化進程中不斷變動的社會大環境或許更為客觀公允。

03

商務印書館的多重范本意義與“商務印書館學”的建立

研究中國現代國家的形成和嬗變，商務印書館具有多重范本意義，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范本意義。文化建設在現代國家建構中具有重要意義。在此轉型過程中，商務印書館被視為主要的文化教育機關，而非單純的出版企業，即在于它透過文化建設的種種努力，有力推動了國家的現代轉型。新式教育的普及是國家現代轉型的基本問題。商務印書館開展文化建設的策略，即從教育入手，改造中國人的精神、人格，塑造現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在更廣泛的思想文化領域，商務印書館面對傳統與現代、新知與舊學以及中西文明的碰撞，采取了中西合璧、兼容并蓄、理性溫和、游刃有余的態度，遂有各項事業之建樹，成為“大時代的建設者”。這些都非常值得當今社會借鑒和研究。

二是中國近現代出版史研究的范本意義。商務印書館的成立是中國出版史上的一個標志性事件，開啟了中國出版業的一個新的時代。對商務印書館的研究也多集中在此專門史領域，這是它在出版業的地位和影響所決定的。即便成果眾多，但新的研究者仍然不斷涌入。這一方面固然是新的史料發現所致，但更重要的動因，則是隨著研究的深入，商務印書館的豐富歷史內涵，已超出了傳統研究的問題視域和研究框架，延伸到出版史之外的諸多研究領域。

新文化史、概念史、社會史等新史學范式，正在更新傳統出版史的研究進路。史學范式的轉向，使商務印書館對出版史研究之進展有了新的意義。有關商務印書館的大量史料被新的研究方法激活，呈現出新的闡釋角度，眾多看似互不相關的人物、事件、文本可以納入新的鉤稽關系，用完整的邏輯鏈條加以解釋，從而使出版史研究深入更廣闊的歷史淵面，突破傳統限度。

三是中國近現代企業史研究的范本意義。眾所周知，商務印書館是中國第一家現代出版企業。對商務印書館現代企業制度、組織結構、管理制度、生產制度、經營策略等方面的研究已不鮮見，但多出自出版史學者之手，主要基于出版史的研究視域和框架。

企業史的視角有別于出版史，它研究企業創立、擴張、成熟、整合和蛻變等階段的歷史，研究企業家與股東、管理層、員工的關系，研究企業制度、管理理念、經營策略的形成、調整和完善過程，研究企業的技術、產品和管理創新。

商務印書館曾經是中國擁有國際最先進科技裝備、使用最先進生產技術的企業；它是知識密集型企業，它的編譯所擁有當時中國最為龐大的知識生產團隊；它也是當時最大勞動密集型企業之一，有數千名印刷工人；它在知識產品創新上幾乎獨領風騷，它的企業制度創新、管理創新和經營創新也引領整個出版業；它的勞資關系和福利制度特色鮮明；它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開展的“企業辦社會”獨樹一幟，是中國企業史上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先驅。由此可見，從企業史入手研究商務印書館，仍有大量課題有待展開。

四是中共黨史研究的獨特樣本。商務印書館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和早期活動關系密切，絕非偶然際遇。商務印書館的文化教育救國理想，匯聚精英文化人的編輯隊伍，高度組織化的工人基礎，對新思潮的包容兼蓄，雄厚的物力財力和設施條件，以及廣泛的社會影響和關系網絡，都為中共的早期活動和干部培養提供了有利條件。中共早期領導人對商務印書館這一大型民營企業的近距離觀察和體會，甚至對建國后公私合營乃至宏觀經濟政策亦有直接影響。對商務印書館與早期黨史問題，相關回憶、論說散見于報章、雜志、回憶錄等甚多，但系統研究仍不多見。特別是商務印書館與中共早期歷史相關的出版物、人物、事件，史料蔓衍，散落各處，亟待系統收集、爬梳和整理，以期豐富黨史研究。

五是人物史研究的范本意義。人物是商務印書館研究的一座寶庫。從商務印書館的創辦人、股東、管理層、編輯、工人到學徒，外部編輯、作者，往來學界、政界、商界、文化藝術界名流，甚至延聘的外國技師，林林總總，人物之多，關系之復雜，經歷之豐富，命運之跌宕，可資研究的課題極為多樣。

近年來，對張元濟、王云五、蔣維喬、孫毓修、陳翰伯等商務代表人物，以及陳云、茅盾、胡適等與商務關系的研究，成果迭出。

但現有研究相對于商務的人物譜系，仍只涉及成百上千可資研究的商務人物的極少一部分。人物研究不僅是商務印書館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也給我們的人生境界提供無限豐富的樣本。這不僅包括商務的出版物給我們思想和精神的力量，而且貢獻于這項事業的人們也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榜樣的力量。

出版界有句話叫“張元濟不可追”，張元濟被譽為近代知識分子人格第一人，他的歷史際遇和人生境界是不可復制的。但是商務群星璀璨，有太多歷史人物可以去研究、去學習。

例如王云五先生，許多經營策略至今為眾多出版機構直接采用。再例如茅盾先生，2006年年底，商務印書館聯合中國文聯等機構在涵芬樓書店二樓舉辦的茅盾120年紀念展中，有一面16米的長墻是茅盾在商務10年的年表，其中最多的兩個字是“發表”。他在那10年發表的東西非常多，茅盾勤奮如此，終成大家。但勤奮其實是商務人的一種特質，研究商務的人物，皆可發現這種對思想文化和社會責任的執著追求。正是這樣一種精神，撐起了商務印書館的百年事業。

其他涉及語言文字學、版本學、圖書館學、政治史、工運史、技術史等諸多領域的范本意義，不再一一列舉。商務印書館的多重范本意義，已經在學界引起了廣泛關注。

近年來，商務印書館研究逐漸趨熱，研究課題也趨深趨廣。華東師范大學的洪九來教授提到了“商務學”的概念，筆者認為建立“商務印書館學”是十分必要和有意義的。

商務印書館從一項專題研究上升到一門學問，其成立的必要理由，大體有以下幾端：

其一，研究對象的豐富性。商務印書館本身構成一個非常豐富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時空場域。百余年的發展歷史跨越了晚清維新運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革命、抗戰和新中國建立后諸歷史階段，其活動領域遍及國民教育、文字改革、中西學術、國故整理、大眾出版、社會改良、印刷技術、企業經營等方面，其中很多活動都是開創性的。一方面，它深刻影響了中國現代性的形塑過程，也因此在不同時期皆受國家當政者的倚重；另一方面，從其自身漫長的、仍在延續的歷史，亦可探尋國家復興歷程的波瀾起伏和路徑選擇。

其二，研究領域的綜合性。因其時空場域寬闊、縱深綿厚、影響廣被，商務印書館研究已關涉到諸多研究領域，突破了傳統出版專門史范疇，多學科、跨學科研究漸成主流，新的研究方法不斷引入，新課題不斷開辟，其研究面向、進路、課題的豐富性、系統性和完整性，早已超出一般專題研究范疇，而具有“學”的屬性和范疇。專題研究上升為學，可將學者的視域從個別的、局部的課題，引向更系統全面的、多學科的研究框架，從而更好把握課題價值，以及與其他相關研究的關系。在“學”的體系中，相關研究的互相激發和促進，不斷拓展研究邊界，提升整體水平。

其三，研究資源的整合性。首先是史料整合。整合分散應用在個別研究課題下的史料，可避免錯訛相襲，擴大史料來源，并對跨學科的新資料、新發現互通互用，為商務印書館學建立豐富完善的史料基礎；其次是研究力量整合，即不同學科領域的研究機構、學者專家，在“學”的范疇和框架共識內，形成圍繞商務印書館研究的學術共同體，以多學科的研究工具及合作機制，開展全景式研究；第三是研究成果整合。以往研究成果被分割在不同學科和研究領域，學者囿于專攻，往往難得全豹，不利于研究成果的共享和爭鳴。商務印書館學的成立可去此弊端，集結各領域成果，裨益交流，增進學術。

由此可見，建立“商務印書館學”，無論對推動商務印書館研究，還是對賡續和發揚商務精神，促進民族文化復興偉業，皆具有現實意義。

本文首發于《中國出版》雜志2022年第3期，為作者2017年在商務印書館創業120年“商務印書館與中國現代文化興起”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主題演講，發表時有大幅增修。原標題為《我們為什么研究商務印書館——兼論商務印書館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多重范本意義》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歷史學院 商務印書館

原標題：《張稷丨我們為什么研究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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