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茲中國——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當前正在上海博物館展出，引發滬上觀展熱潮。該展作為上海博物館策劃的第一個“何以中國”考古與藝術系列展，希望能夠從“文明”的角度來闡釋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特質，以及中華文明綿延不斷的深層原因。《澎湃新聞·古代藝術》經授權刊發上海博物館研究館員為展覽同名圖錄撰寫的學術文章，分（上）（下）兩篇予以刊發。文章從城市、文字、青銅器等具體文明要素出發，對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統一性與多元性的特征進行深層解讀。

文明是人類文化與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是一個包含起源、形成及早期發展的長期進程。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只有中華文明是全世界唯一綿延不斷，始終保持著文化延續性的人類文明。夏商周三代是中華文明定型的重要階段，奠定了中國古代社會和文化的傳統，形塑了中華民族的精神紐帶。黃河流域是三代文明的發祥地，這里的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展現了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發展的輝煌成就，以及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宅茲中國——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作為上海博物館策劃的第一個“何以中國”考古與藝術系列展，希望能夠從“文明”的角度來闡釋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特質，以及中華文明綿延不斷的深層原因。

上海博物館展覽現場

展覽現場的“鸮尊”

上海博物館展覽現場

目前在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等一系列著作中，大抵以城市、文字、青銅器和禮儀性建筑等要素的出現，作為文明的具體標志。盡管不同類型的文明在其演進過程中，所呈現的物質形式是有差別的，文明要素的出現既不同時，甚至某些要素或有或無，并且在各種文化背景中的作用與地位也不盡相同。但是，這些要素作為國家和階級社會在物質文化方面的體現，對于討論文明形態的特征仍具有重要意義。

城市

城市是統治階層集中居住和從事重大活動的地方，是一定地域范圍內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自從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提出“城市革命”理論，以城市的出現作為劃分人類文明發展歷史階段的重要標志。作為文明要素的城市，必須要具備一定的規模和人口數量。按照美國人類學家克拉克洪的標準，高墻圍繞，能夠容納五千人以上的才是城市。中國古代文獻中對城市的定位，更突出具備政治功能的禮儀性建筑。《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都”不僅要有集中的人口，還要有宗廟等禮儀性建筑。這是因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關系與宗法血緣關系緊密相連，宗廟建筑的形成與祭祀權利有關，構成了統治的合法性。“邑”只是較大的聚落，不具備城市的規模和性質。夏商周三代是一個廣泛地域的邦國聯盟體，中心城市為王都，各個邦國或諸侯國也有各自的政治中心，由此構成中國古代社會多元一體的基本格局。

（一）最早的王都

20世紀20年代開始，隨著“疑古”思潮的興起，中國的上古歷史遭受了系統性批判，大禹成為子虛烏有的神話人物。由于殷墟甲骨文的發現，證實中國歷史上確實存在商代。可是并無出土文字證明夏代，所以至今仍不被西方學者所接受和肯定。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史料和考古新發現不斷涌現，在“走出疑古時代”思想的感召下，探尋夏代歷史和文化成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重大課題。

圖1-1 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收藏的遂公盨

圖1-2遂公盨銘文拓片

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收藏的遂公盨（圖1），是目前所見最早記載大禹事跡的文獻資料。這件西周中期的青銅器銘文記“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乃差地設征，降民監德，乃自作配享民，成父母。”大意是講，大禹秉承上天旨意治理洪水，依山川走勢，疏浚河流，平定水患，又根據各地不同的地理條件來規定貢賦，有功于人民，成為民之父母。這段文獻記載了大禹治水和劃分九州兩件大事，與傳世文獻《尚書·禹貢》的內容相吻合。大禹治水的足跡遍布黃河、淮河及長江流域的主要河流和湖泊。禹跡是劃分九州的地理依據，九州成為中國最早的行政區劃。

圖2-1 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秦公簋

圖2-2 秦公簋銘文拓片

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秦公簋（圖2）銘文稱：“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跡。”湖北隨州棗樹林曾國墓地出土的嬭加編鐘（圖3）銘文稱：“伯括受命，帥禹之堵，有此南洍。”北宋宣和五年山東臨淄齊國故城出土的叔夷镈（圖4）銘文稱：“夷典其先舊，及其高祖，赫赫成湯，有敢在帝所，溥受天命……伊小臣唯輔，咸有九州，處禹之堵。”無論是西部的秦國、南方的曾國，還是齊國的商湯后裔，都認為自己先祖的邦國是在“禹跡”的范圍內，反映了當時“禹跡”的正統觀念早已深入人心。

圖3-1 湖北隨州棗樹林曾國墓地出土的嬭加編鐘（郭長江提供）

圖3-2 嬭加鐘銘文拓片（郭長江提供）

圖4 《博古圖》22.5 叔夷镈

戰國時期的楚國竹簡書對大禹事跡的記載尤為詳細。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容成氏》記：“舜聽政三年，山陵不處，水潦不通，乃立禹以為司工。禹既已受命，乃草服、箁箬帽、芙蓻，手足胼胝，面乾皵，脛不生之毛，開塞通流。禹親執耒耜，以陂明都之澤，決九河之阻，于是乎兗州、徐州始可處。禹通淮與沂，東注之海，于是乎青州、莒州始可處也。禹乃通蔞與湯，東注之海，于是乎并州始可處也。禹乃通三江、五湖，東注之海，于是乎荊州、揚州始可處也。禹乃通伊、洛，并瀍、澗，東注之海，于是乎豫州始可處也。禹乃通涇與渭，北注之河，于是乎虘州始可處也。禹乃從漢以南為名，谷五百，從漢以北為名，谷五百。天下之民居奠，乃耕食。”清華大學藏楚簡《厚父》記：“遹聞禹受帝命，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乃降之民，建夏邦。”治水工程需要廣泛地域內邦國的通力合作，九州劃定則為早期國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因此，禹跡即九州，九州即天下，天下即中國。大禹治水的事跡標志著中國早期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多民族統一國家最早的雛形由此誕生。

圖5 登封王城崗龍山時期城址與東周陽城位置圖

《史記·夏本紀》：“禹辭避舜之子商均于陽城。”《古本竹書紀年》：“禹都陽城。”陽城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都，結合文獻和考古發現推測可能就在河南登封王城崗。王城崗遺址地處登封告成鎮西北約500米的五渡河西岸崗地上，南距潁河約400米。（圖5）這里發現有東西并列的小城和大城。小城的西城址為正方形，面積近1萬平方米。在城址內的建筑基址下發現有十三個奠基坑，坑內的夯土層之間或夯土層底部下面填埋有成年人和兒童完整的或被肢解的人骨架。可能與當時禮儀建筑用人奠基的習俗有關，這種情況一直到殷墟遺址都還存在。

大城的城址為長方形，東西向城墻長600米，南北向城墻長580米，面積達34.8萬平方米，這是目前河南境內發現的龍山文化時期最大的城址。根據當時的生產工具推算，修建一座30萬平方米規模的城址，如果以1000個青壯年勞動力每天工作8小時，需要連續工作1年零2個月的時間。若再加上進行設計、測量、管理和監督的人員，以及提供后勤保障的人員，必須動員以王城崗為中心的整個聚落群的力量來完成。通過碳十四測年數據可知，大城年代已經進入夏代，是目前所知夏代紀年中年代最早的城址。并且在五渡河東岸發現有東周時期的陽城遺址，出土了大量的戰國陶器上印有“陽城”、“陽城倉器”等戳記。由此證明王城崗遺址可能就是夏代的禹都陽城。

早期夏王都的發現和認識仍在探索階段。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新密新砦、鞏義花地嘴等遺址發現有城址、大型禮儀性建筑和祭祀遺存，以及青銅器、玉器、彩繪陶器等具有禮器性質的器物，反映了這些遺址可能與啟都陽翟、太康失國、后羿代夏、五子之歌等文獻記載相關。例如禹州瓦店WD2F1基址南北長31米，東西寬26米，面積約800平方米，是一座長方形淺穴式大型建筑。《禮記·祭法》記載有中國古代的祭祀性建筑“壇”和“墠”，都是貴族用來祭祀祖先和天地的場所。“封土曰壇，除地曰墠”，高出地面的用土堆筑起來的為“壇”，低于地面的開掘出來的為“墠”。中國歷來有天圓地方的觀念，所以傳統上天壇為圓形，地壇為方形。這座平整地表后形成的淺穴式長方形建筑就是祭祀地祇的“墠”，同時還在周圍發現有人牲坑、犧牲坑、螺蚌坑、五谷坑等，說明當時存在持續時間較長的磔辜祭、瘞埋祭、燔燎祭、饋食祭等禮儀活動。在建筑基址北部WD2H121器物坑出土有九件大小有序的陶鼎（圖6），可能是列鼎制度最早的雛形。禹州瓦店遺址發現的“墠”是目前所知夏代最早的這類遺存，對新砦遺址、二里頭遺址的同類建筑均產生了直接影響，其規模之大，內涵之豐富，可能與文獻記載啟在陽翟舉行方國會盟的“鈞臺之享”有關。

圖6 禹州瓦店WD2H121器物坑出土的“九鼎”

（二）城市的布局

西周早期青銅器何尊（圖7）銘文記述了周武王滅商之后，曾祭告上天宣稱：“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中國”一詞最早是指洛陽盆地及其為中心的中原地區，后來發展成為地域、文化和政治疆域概念，其內涵經歷了不斷擴大和變化的過程。周人意欲在天下的中心建都統治人民，這是從夏商時期延續下來的一種政治傳統。《呂氏春秋》：“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史記·封禪書》：“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中國”是王權國家的政治權利中心，由于地理位置居中擁有便利的交通條件，從而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輻射性的文化磁場。在河南洛陽偃師發現的二里頭遺址是夏代晚期的王都，作為中華文明與早期國家形成時期的大型都邑得到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公認。

圖7-1 寶雞青銅器博物院收藏的何尊

圖7-2 何尊銘文拓片

二里頭遺址地處偃師翟鎮鄉，面積近400萬平方米，這里是古代文獻所記載的夏王朝的中心區域。碳十四測年數據表明，其絕對年代大致為公元前1750年～前1550年，正好在夏代晚期的紀年范圍。整個遺址規劃縝密、布局嚴整，分為中心區和一般居住區兩大部分，中心區由宮殿區、貴族聚居區、祭祀活動區和圍墻作坊區組成。（圖8）

圖8 偃師二里頭遺址遺跡分布圖

二里頭遺址雖然沒有城墻，但是作為王室禁地的宮城卻有封閉的夯筑城墻。宮城形制方正規整，面積近11萬平方米，宮殿區數十座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構成了王都的核心，這是中國古代都城中最早的宮城遺址。宮城內有十字大路，宮城外圍有垂直相交的四條大路形成井字形道路網。道路不僅是城市的交通孔道，還起著分割城市功能區的重要作用。貴族聚居區分布于宮城北部和東北部，祭祀活動區分布于宮城北部和西北部，作坊區分布于宮城南部。由此可見，二里頭遺址的布局具有很強的規劃性，具備作為政治權利中心的顯著特征。

綠松石器制造作坊和鑄銅作坊都是有圍墻圈護的，表明這是官營性質的手工業作坊。鑄銅作坊的規模龐大、結構復雜且長期使用。這些高等級制品的生產被王室所控制，說明政治權力對禮制的管理具有唯一性。有學者對二里頭遺址的人口數量進行估算，推測當時人口至少應在二萬人以上。然而，同時期的普通聚落人口一般不超過一千人。人口增長和集中居住是社會復雜化和成熟度的重要表現。

中國古代宮室建筑在數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因地制宜，具有自身特色的建筑風格，其源頭都可以上溯到二里頭遺址。例如“建中立極”的中軸線規劃模式，是禮制思想作用于都城布局最明確的體現。二里頭遺址宮殿區有兩組中軸線規劃的大型宮殿建筑群，是中國最早的有中軸線規劃的大型宮室建筑群。這個布局昭示著嚴整的宮室制度已經形成，并對中國古代都城建設和規劃產生了深遠影響。明清北京城、紫禁城是“建中立極”王權至上思想之大成，將中國古代都城的禮制內涵和傳統發揮到了極致。根據最新的考古發現，河南淮陽平糧臺龍山時期的城址已經出現中軸線布局的建筑基址，顯然這個傳統是中原地區所固有的。

一號宮殿是宮城建筑中最大的一座，其南大門與宮城南墻的正門形成了中軸線。這是一座建立于大型夯土臺基之上的土木復合建筑，由主體殿堂、寬闊的庭院、四周廊廡、圍墻和正門門房等組成，占地面積達10000平方米。整座宮殿規模宏大，結構復雜，布局謹嚴，主次分明。主殿、門房和廊廡構成了一個封閉的四合院。主殿位于臺基北部正中，坐北朝南、前臨庭院的格局，為此后中國歷代宮室建筑所繼承。這里是統治者進行政治活動、祭祀活動的禮儀性建筑。

時代稍晚的偃師商城、鄭州商城與二里頭遺址的城市規劃與布局面貌基本接近，夯筑工藝、宮室建筑結構與技術等方面均是在二里頭遺址的基礎上走向成熟，體現了中國古代都城規劃和營建制度的一脈相承。偃師商城遺址位于二里頭遺址以東約6公里，可能是商湯滅夏后所建的“西亳”。整個城址分為內外相套的小城和大城，小城呈長方形，面積約80萬平方米。大城是在小城的基礎上擴建的，形狀呈刀把形，面積近200萬平方米。外城內的北部分布有一般居住區和手工業作坊區，東北部為鑄銅作坊區。方正的宮城在內城中心，面積約4萬平方米，發現的宮殿建筑基址有前、中、后三座宮殿建筑在一條中軸線上，并且多座宮殿都是左右對稱的格局。

圖9 鄭州商城遺址遺跡分布圖

鄭州商城遺址位于鄭州市區，可能是商王朝最早的都城亳都。從商代開始，有城垣的城市建設進入快速發展的階段。偃師商城和鄭州商城是最早的有城垣的都邑，體現了中國古代城市布局中常見的城郭之制，城墻采用分段版筑法夯筑而成。鄭州商城由外郭城和內城組成，外郭城形狀不規則，有護城河和湖泊作為防御屏障和水源，總面積超過13平方公里。（圖9）內城呈抹角長方形，總面積達300萬平方米。宮殿區在內城的東北部，有池苑和祭祀遺址，最大的宮殿建筑面積達2000多平方米。外郭城內分布有眾多的手工業作坊和生活居住區，以及多處埋有青銅禮器窖藏的祭祀遺址，彰顯了宏偉嚴整的王都氣派。

圖10 安陽殷墟遺址遺跡分布圖

鄭州小雙橋遺址、安陽北郊洹北商城遺址可能就是文獻記載的仲丁遷隞、盤庚遷殷的都邑。尤其是小雙橋遺址發現有青銅和鉛兩種獸面紋建筑構件，可以想象到商王宮殿的奢華。安陽殷墟遺址是商王朝最晚的都邑，商王在這里統治國家長達250余年。這里不僅發現有宮殿宗廟區、王陵區，大量的居民點和手工業作坊，還有以“家族”為基本單元的族墓地。（圖10）

圖11 西周洛邑與東周王城位置圖

西周時期的統治中心在宗周鎬京和成周洛邑（圖11），大大小小的諸侯國也都有自己的都邑，并且大國的都邑規模已經超過商代以前的城市。諸侯國的都邑形制因國而別，有的是內城和外城雙重城垣，有的是左右并列的兩城，有的是品字形結構的三城，有的沒有大的城垣，而是眾多的小城組成。洛陽的東周王城秉承了夏商時期的傳統，宮殿區仍是以主體殿堂為中心，左右對稱的布局。在整個封閉型的院落內又分成許多相對獨立呈四合院性質的小院落，這些小院落一般也是以中軸線為中心的左右對稱。這些特征延續了鄭州商城宮殿遺址、洹北商城宮殿遺址的建筑結構。因此東周王城宮殿區的布局特征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

夏商周三代的城市數量大增，并且規模顯著擴大。城市的興起標志著資源的集中、社會控制和行政組織的復雜化。由此改變了人口分布的狀況，以及經濟增長的方式。這個時期的城市規劃和布局開創了中國古代都城的營建規制，形成了一套具有傳承性的建筑結構和都城制度。

文字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工具或者符號系統。文字的發明，使人類的思想文化可以積累存留和傳播。大多數學者傾向于作為文明要素的文字是一種比較成熟的文字，能夠完整地、系統地表達人們的思想，在相當范圍人群中得到通行和認可，簡單的刻劃符號或是帶有符號性質的單字只是文字形成的重要階段。

（一）最早的文字

世界公認中國最早的文字是殷墟甲骨文，目前共發現有15萬多片甲骨卜辭，近5000個單字。殷墟甲骨卜辭記錄了商王名號，能夠結合傳世文獻排列商王世系，確認了傳世文獻的準確性。卜辭內容還涉及天象、旬夕、祭祀、田獵、征伐、律法、年成、災患、王事以及日常生活等，保存了大量的人名、族名和官名以及某些重要事件，是研究商代政治、經濟、文化、天文、地理和氣象等方面的珍貴資料。

圖12 鄭州二里崗時期土層內采集的刻辭牛肋骨

但是殷墟卜辭并非是最早的甲骨文，鄭州商城發現有年代更早的卜辭。1953年在鄭州二里崗的土層內采集到一塊牛肋骨（圖12），刻有十字“乙丑貞，從受，十月。又（侑）土（社）羊”。同年在T30東端的灰層內發現第二塊牛肱骨，刻有一字“?”。根據發掘者裴明相先生提供的信息，這兩處地點的文化層屬于二里崗時期，沒有混入商代晚期遺存的可能性。李學勤先生從文字結構和辭例風格分析，雖然接近于武丁時期，但是某些字的寫法卻不見于殷墟卜辭，因此是早于殷墟的甲骨文。通過鄭州商城發現的刻辭牛骨，得知商代前期已經出現了甲骨文，并且與殷墟甲骨文具有一脈相承的關系。

圖13 舞陽賈湖遺址出土的“目”字刻符龜甲

甲骨文是一種比較成熟的文字，它的出現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中原地區使用牛肩胛骨和龜甲占卜的習俗很早，在登封王城崗、禹州瓦店、新密新砦、偃師二里頭等地遺址都發現有占卜痕跡的甲骨，但沒有契刻文字。然而，在公元前6500年—前5500年的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的龜甲上卻發現了9個刻劃符號。其中一片龜甲（圖13）的刻劃符號與殷墟甲骨文“目”字結構相同。由此可知，在占卜的龜甲上刻寫文字符號具有悠久的傳統，這個可以看作是甲骨文的濫觴。

中國學者幾乎都肯定中國文字的起源與新石器時代的刻劃符號有關系。從刻劃符號到甲骨文出現之前，漢字經歷了一個從萌芽到形成體系的過程。從語言學的角度看，西方文字與刻劃符號也存在必然的聯系。英語write來自于印歐語的詞根wrīd，即“撕扯、刮擦”。從印歐語詞形發展出原始日耳曼語wrītanan，即“撕扯、刮擦”。write最古老的英文形式是wrītan，最初的意思為“畫線、刻畫”，后來演變為“書寫”和“文字”。西方學者推測早期印歐語的“文字”就是指刻在物體表面的標記符號。

李學勤先生將中國與古埃及的文字起源做了比較研究，認為二者有明顯的共同點，即都起源于陶器、玉器的刻劃符號，并且這種原始文字常被用來表示“所有關系”，這個特點使得刻劃符號與裝飾藝術相區別。禮器性質的文字載體和廣泛地域的思想共識，成為探索中國文字起源的兩個重要條件。例如山東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出現的刻劃符號，廣泛分布于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之中。這些刻劃符號一般出現于有關宗教祭祀活動的禮器，表達了一定的思想，并且這種思想得到了一定地域范圍內的認可。

漢字的產生首先是為政治和宗教服務的，這是史前時期原始文字特性的孑遺。三代文字與祭祀通神的關系非常密切，甲骨文是問神占卜的記錄，金文是祭祀先祖的銘記。新石器時代刻劃符號的宗教性特點，在商周甲骨文、金文中得到了繼續發展，并賦予了文字鮮明的神圣性和嚴肅性。由于祭祀權利被統治階層控制，因此文字教育也被統治階層所壟斷。《周禮·地官·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六書是當時貴族子弟必須掌握的六藝之一，可見統治階層對文字教育的重視程度。

圖14 襄汾陶寺遺址出土的朱書文字陶扁壺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的年代為龍山文化晚期，大約在公元前2300—前1900年。1984年陶寺遺址晚期居址的灰坑H3403中出土一件朱書文字的陶扁壺（圖14）。這件器物為一件殘器，僅存口沿和部分腹部。在扁壺的正面鼓腹和背面平腹處分別有一個毛筆類工具書寫的朱書文字，第一個字釋作“文”，第二個字尚有不同意見，有的釋作“堯”，有的釋作“邑”等。朱書文字的字形結構與甲骨文基本相似，已經不是簡單的刻劃符號。這種陶扁壺是一種用于祭祀的禮器，書寫的文字可能與宗教祭祀活動有關。另外，在陶寺遺址Ⅰ區TG9H64中還發現另一件朱書文字的扁壺殘片，可見在當時使用這種朱書文字并非孤例。2017年陶寺遺址Ⅱ區M26的墓底北側壁龕中出土一件有刻文的骨耜（圖15），這件器物未見使用痕跡，有學者將這個結構復雜的刻文釋作“辰”，認為可能是一件與農事有關的禮器。

圖15 襄汾陶寺遺址Ⅱ區M26出土的刻文骨耜

登封王城崗遺址T195H473中出土一件有刻文的磨光黑陶杯（圖16），在殘底外部的陶文符號是在陶器燒制前刻上的，其形狀與甲骨文、金文“共”字結構非常相似。這件黑陶杯的地層年代與大城年代相同，都屬于王城崗文化三期。有學者認為這個刻劃符號顯然超過了文字的初創階段，已經是相當成熟的會意字。中國最早的文字大致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已經產生，并且形成以象形字、指示字和會意字為根基的文字體系。

圖16登封王城崗遺址出土的“共”字刻文磨光黑陶杯殘片

（二）文字系統化

世界早期文字的共同特點表明，每一種獨立形成的文字體系，大多都經歷過表意文字的發展階段。西方語言學家羅杰斯認為文字之所以成為文字，是因為文字有系統化的結構，首先表現在文字與語言關系的高度系統性，即文字與語言之間有固定的約定俗成的關系；其次，文字內部組織的系統性，即文字之間的結構組合形成固定的約定關系。由于文字的系統化特點，使得表意文字與圖畫得以區別。

目前所發現新石器時代的各種刻劃符號，龍山文化的刻劃符號與中國文字起源的關系最為密切。在龍山文化遺址中，不僅發現有丁公陶文、龍虬莊陶文這類成行連寫的陶文符號，而且還發現了可以直接對應甲骨文、金文的陶文符號。登封王城崗遺址、偃師二里頭遺址發現的陶文與商周甲骨文、金文屬于一個文字系統。

二里頭遺址發現的陶文絕大多數刻在大口尊的口沿內側，從器物種類和位置來看應當起著重要的標記作用。有學者認為一部分陶文是原始數字，另有一部分陶文已經是夏代晚期的文字，并且與商代陶文有直接的聯系。這些陶文符號大多數保留了新石器時代刻劃符號的原始性，有粗細不同的豎線、十字形、交叉形、鏃形、樹枝形、井字形、鋸齒形等。但是，還有少數陶文已經是有固定意義的象形文字。1981年二里頭遺址Ⅲ區T22出土的灰陶尊（圖17），小口廣肩，裝飾有精美的繩紋和附加堆紋，肩部有三個陶文應作旋讀狀，其中一個“臣”字與甲骨文、金文相同，其年代為二里頭文化二期。

 圖17-1 偃師二里頭遺址Ⅲ區T22出土的“臣”字灰陶尊

圖17-2“臣”字灰陶尊局部

圖18-1洛陽皂角樹二里頭文化遺址出土的“車”字灰陶盆殘片

圖18-2 “車”字灰陶盆殘片拓片

洛陽皂角樹二里頭文化遺址出土的灰陶盆殘片上刻有“車”字陶文符號（圖18），與甲骨文、金文的“車”字頗為相同，同樣也有兩個類似車輪的圓圈，以及類似車軸和車辀的交叉直線。在二里頭遺址宮城南側的大路上發現有雙輪車的車轍痕跡，軌距約1米。淮陽平糧臺古城遺址也發現有車轍痕跡，并且年代還早于二里頭遺址。說明中國很早就使用了雙輪車，這些發現為研究車的起源和發展提供了重要資料。所以，“車”的象形字在夏代出現并非偶然。這種象形文字的書體一直延續到西周晚期仍在使用，例如1970年陜西咸陽乾縣薛祿鎮出土的車鼎（圖19）。

圖19-1咸陽乾縣薛祿鎮出土的車鼎

圖19-2 車鼎銘文拓片

圖20 鄭州博物館收藏的“眉”字灰陶拍

鄭州商城發現不少有花紋的陶印模，如方格紋、云雷紋、獸面紋、龍紋等，是用來在陶器胚胎表面拍印制作裝飾花紋的。但是，有文字的陶印模卻非常少見。鄭州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灰陶拍（圖20），是早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隊在鄭州商城的發掘品。這件印模整體為蘑菇狀，拍面呈弧形，背部較平，連接一個圓柱形執柄。拍面滿飾較粗的淺繩紋，中心處有一個“眉”字陶文，與甲骨文、金文的字形結構相同。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收藏有一件商代中期的眉鼎（圖21），銘文與這件灰陶拍的文字相同，并且二者時代也大體接近。由此推測，這件灰陶拍可能是制作相同陶文或金文的工具。

圖21-1保利藝術博物館收藏的眉鼎

圖21-2眉鼎銘文拓片

鄭州小雙橋遺址發現的朱書文字出土于宗廟祭祀區，主要書寫于陶缸類器物的表面或口沿內壁，記載的內容應該與祭祀活動密切相關，這些特點可能是繼承了陶寺遺址朱書文字的某些特征。小雙橋遺址的朱書文字以數字和象形文字居多，單體字為主，少見多字組合而成的詞組或句子。從小雙橋遺址朱書文字的書寫技法、字體結構和筆畫特點來看，與殷墟甲骨文明顯屬于同一個文字系統。（圖22）

圖22 小雙橋遺址朱書文字與甲骨文、金文對照表

中國文字的產生經歷了從新石器時代開始漫長的發展歷程，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穩定內涵的文字符號。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逐漸發展為成熟的文字體系，登封王城崗、偃師二里頭、鄭州商城、鄭州小雙橋等遺址發現的陶文與甲骨文、金文一脈相承，最終形成了沿用至今的漢字系統。

（本文原標題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統一性與多元性》，原刊于上海博物館展覽同名圖錄《宅茲中國——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原文有注釋，此處限于篇幅未予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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