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多年試點，我國的博士生招生制度已然發生巨大變化。“雙一流”高校基本都從“考試制”變為“申請—考核制”，其他高校也都在轉型之中。未來博士生招生全部改為“申請—考核制”指日可待。

對于一種制度的轉變，支持與反對聲音共存實屬正常。但對舊制度遺留的老問題和新制度可能產生的問題，要有足夠判斷，并拿出切實、有效的防范措施，方能使新制度發揮真正作用。

我以為，在從“考試制”到“申請—考核制”的轉變過程中，有如下幾個問題值得高度重視，同時需要出臺相應措施，以補新制度落地時可能產生的漏洞。

“申請—考核制”并非“申請—審核制”

首先需要明確，當下由“考試制”轉變而來的“申請—考核制”，與國外的“申請—審核制”是不同的。

當前，世界范圍內的高等教育大都采用的是“申請—審核制”，即申請人向學校提出申請并提交材料，之后就可坐等錄取通知了。

從學校方面來說，通過審核這些材料，基本可以判斷一個人是否適合讀博，以及是否適合到本校求學，但一切都依靠申請人個人陳述，自然有被忽悠乃至被騙的可能。因此，國外高校很注重推薦信。一封重量級學者的重磅推薦信，基本可以決定申請者的求學命運。

總體上說，國外目前最流行的方式還是依靠近乎“盲審”的方式錄取博士生。

而我們目前的錄取方式是結合傳統的“考試制”與國外的“審核制”，形成了介乎中間道路的“申請—考核制”。申請者向報考學校所提交的材料與國外無異。學校在審核材料的基礎上，選出符合條件者并允許其進入復試。復試分筆試與面試，筆試著重測試專業基礎；面試則重點考查綜合素質、專業能力、學術潛力等。近年來，有些高校取消了專業筆試，但加大了面試權重。最后，高校根據上述綜合成績給出排名，并依照成績的先后順序做出錄取決定。

由此可以看出，我們目前的方式一方面避免了偏聽、偏信考生的弊端，加入各種考試，可以摸清學生的基本水平；另一方面，這種改革與過去的考試制并無實質區別。從錄取高校在人力、物力上的投入來看，也并未減輕各方工作量。

新制度削弱了導師主導權

在對“申請—考核制”的批評中，有聲音認為導師的自主裁量權過大，近八成導師承認招生過程中擁有自主權。為此，有考生擔憂這可能影響招生公平。

我不知道這一數據是怎么來的，這些導師所承認的“自主權”到底在哪里？如果此調查為實，考生的擔憂自然成立，也令人有理由懷疑目前的“申請—考核制”有重大缺陷。

但從設計者角度看，“申請—考核制”的一個精髓就是從制度上削弱導師的主導權，而現實也似乎達到了這一目的。

隨著“考試制”向“申請—考核制”的轉變，我所了解的高校大都從“導師制”轉為了“導師組制”，即由3~5人的博士生導師組成一個專業方向的錄取與指導小組，既負責錄取工作，也負責考生入校后的培養。

這與過去的“導師制”——由導師挑選考生、出題、改卷，以導師為主面試、最終確定錄取人員，導師負責培養全過程——有很大不同。在“導師組制”下，導師組的所有人審核考生材料，共同為考生打分；復試時，如果有專業筆試，大多抽取試題庫的題目，導師不一定參與判卷。專業面試時，3~5人的復試專家各打各的分，最終按照平均成績排定名次。在這個過程中，導師只是導師組中的一員。

正因為這種設計，才導致導師主導權被嚴重削弱。應該說，這有利于錄取中的公平、公正與公開。

當然，如果要從2~3位甚至更多考生中選擇1~2位入選者，導師依然有主導權。在眾多考生成績相差無幾的情況下，由導師做出最終選擇，只要不違反錄取程序，這應該屬于導師本應具備的主導權。

但必須說明，從制度設計層面看，哪位導師要想利用自己的所謂“主導權”，舍棄排名靠前的考生，錄取排名靠后的考生，除非作弊，否則根本不可能，因為所有的信息都是公開的。

審核條件應一視同仁

如前所述，“申請—考核制”的第一關是審核材料。一般來說，只要材料符合要求，申請者大都能通過這一關，進入復試階段。

依據我的個人經驗以及觀察，報考博士生的群體主要分三類。一是在職高校教師，其大多是本科或碩士畢業多年，希望通過讀博提高自身學歷水平，也有的是基于高校的特殊要求；二是應屆本科生或研究生；三是本碩畢業后想回到高校任教，或想通過讀博來實現個人理想。

然而，一個現實矛盾是，一方面，高校都在鼓勵教師讀博,這一點地方高校表現更加突出；另一方面，當前各高校都提高了對于碩博連讀的錄取比例，包括要求更多地從應屆碩士畢業生中錄取博士生。

眾所周知，當下導師的博士生錄取名額極其有限，平均每年能錄取1位就不錯了。如果限定錄取直博生或應屆畢業生，高校在職教師被錄取的可能性自然會大大降低，甚至失去可能性。而現實情況是，我們的制度正在朝著直博生與應屆畢業生有利的方向發展。

然而我也注意到，在審核材料時，相應規定和考查內容卻對高校教師更有利。因為高校教師獲得的科研課題、發表的學術論文、出版的學術著作等，恰是絕大部分直博生和應屆畢業生所缺乏的。因此，從審核材料上看，直博生與應屆畢業生是很難與高校教師相抗衡的，這就形成了矛盾。

我以為，制度設計應該對所有考生一視同仁，不能因為名額有限，就將優秀的高校教師拒之門外，也不能因為考核制度設計問題，讓我們無法發現有潛力的優秀應屆畢業生。

學者應認真對待自己的推薦信

在“申請—考核制”中，有一個必不可少但又往往被忽略的環節，那就是專家推薦信。

專家推薦信都是由考生自己尋找專家，寫好后，再由專家寄往考生所申報學校，或直接由考生連同相關材料一并上交。據我了解，除少數學者外，大部分學者對于寫推薦信一事，都抱持愛護、支持與寬容心態。因此，推薦信中也是好話連篇、添油加醋，對于一些問題則輕描淡寫，甚至避而不談。

近年來，一些高校為增加推薦信的可信度，借鑒國外經驗，針對考生的智力水準、思維能力、學術水平、合作精神等給出一個范圍，要求專家給出考生所處位置。比如，若是位居前2%，考生就屬于卓越人才，若在前5%，則是非常優秀等。對此劃分，學者最常見的推薦就是，每一項中，考生都位居前2%或前5%。這就讓人覺得很假。

目前，專家學者推薦信的問題大致有三個方面。首先是泛泛而談，針對性不強，甚至其推薦信可以適用于所有優秀考生；其次是千篇一律，所說評語看似都是好話，但對審核人了解學生幫助不大；最后是草率了事，很多推薦信都不是專家本人所寫，有的甚至是學生直接代筆，專家簽字、為此背書了事。

事實上，看推薦信也是對專家學者的一種考驗。對于他們而言，即便把推薦者吹得天花亂墜，但審核者結合申請者的學習成績、考生經歷等，大體也能判斷出專家言辭的真偽。

國外審核材料時，由于極其看重推薦信的分量，所以對其有一定的識別度或辨識度。比如，大體上能分辨出哪些可能是學者因限于某些原因而不得不寫的推薦信。甚至在字里行間也能看出學者的無奈，進而對申請者做出正確判斷。越是對那些大牌專家的推薦信，高校越是格外慎重。

推薦信雖推薦的是他人，但更是學者自己的信譽函，他們要對個人學術聲譽負責。

不能忽略有人讀不下去的情況

博士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的最高層次，也是難度最大、困難最多的人才培養層級。為此，博士生招生既要嚴格程序，也要眼中有人，認真對待考生的所有材料。從考生的面試表現中，既要觀察其是否有學術潛力、學術熱情，也要考查其是否有通過科研為社會與世界做出貢獻的理念與實踐。

人才培養中，無人不渴望培養出優秀人才，但各種人才培養也都可能失敗。我們渴望成功，但也要意識到，博士生人才培養相較于本科生與碩士生而言，成功率可能是最低的。

目前，博士生培養制度的設計思路是，要求進入博士生項目的所有人不僅要按時畢業，還要高質量、高水平地完成學術要求。在絕大多數高校，博士生除完成畢業論文外，還有在高級別刊物的學術發表任務。相應的，近年來很多高校將博士生的學習與研究年限從過去的三年延長到了四年。

這種思路的問題在于，制度都是為讓學生按時畢業設計的。比如，雖然規定博士生可在6~8年內畢業，但超過4年就屬延遲畢業，對延遲畢業生較多的導師予以停招處理。

此外，忽略了可能有人讀不下去的情況。比如，有學生讀博后無法完成學術所規定的任務，甚至因此出現精神問題。再比如，鑒于現行錄取程序，導師對學生并不充分了解，導致導師在學生讀博后，才發現其可能并不適宜做學問。但現實是，除了繼續指導甚至逼著學生做研究外，導師別無他法。

與此同時，只要博士生不能按時畢業，大部分責任都需導師承擔。若因為各種原因，學生簡單地退學了事，對導師會有影響，但最終受害的是學生。因此，這又反過來促使導師產生“只要學生順利畢業就萬事大吉”的心態，進一步降低博士生培養水平。

當下流行的“申請—考核制”會加大導師對學生的陌生度，學生在讀博后發現自己不適宜或不愿意從事學術的比例也會加大。為此，我們要針對因各種原因而無法順利畢業者，除了規定他們可以按照碩士畢業外，還要想辦法給出更多退出通道，建立正常的退出機制，如此方能讓“申請—考核制”落地生根。

（原標題：《博士生“申請—考核制”應設有效退出機制》。作者郭英劍，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新時代我國高等外語教育體系的改革與重構研究”〈項目批準號：21AYY016〉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