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灰燼，在世界的鍋底”

《戰(zhàn)敗者見聞錄》，【墨西哥】米格爾·雷昂-波爾蒂利亞 著，孫家堃，黎妮譯，商務印書館 2017年5月第一版

2017年秋冬季，動畫片《尋夢環(huán)游記》的熱映讓更多人熟悉了墨西哥的“亡靈節(jié)”。這個節(jié)日由阿茲特克歷法中的幼靈節(jié)、成靈節(jié)與天主教傳統(tǒng)中的萬靈日、諸圣節(jié)融合而來，演變過程可謂墨西哥文化的縮影——那里的許多現(xiàn)實、矛盾與神奇，都需追溯到幾百年前印第安人的原生文化世界，與西班牙征服者所代表的歐洲文明世界之間劇烈的沖撞。二十世紀數(shù)位杰出的墨西哥知識分子都曾指出，要想真正認識墨西哥的現(xiàn)實，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是誰，首先要找回印第安人的記憶，找到與歷史相連的紐帶。

電影《巧克力情人》的原著作家勞拉·埃斯基維爾曾在一本小說中塑造過一位瑪雅祖母的形象。這位老人擔心自己的孫輩忘記祖先和傳統(tǒng)，一直給孩子們講述瑪雅的故事和神話，以及印第安人打仗時的奇聞逸事。有一天，老人領(lǐng)著孫子去原始森林里看一座瑪雅石碑，小男孩好奇地詢問，上面那些奇形怪狀的符號是什么意思，老人遺憾地答道：“沒人知道，自從美洲被征服，打開這些文字的鑰匙就遺失了。我跟你說過的，西班牙人焚燒了大量古抄本，所以很多關(guān)于我們祖先的事就再也沒人知道了。”《戰(zhàn)敗者見聞錄》就是這樣一把幸存下來的文字鑰匙，通過對印第安人古抄本的整理翻譯收錄，為“地理大發(fā)現(xiàn)”時代的歐洲征服活動提供了來自土著人的回憶與證詞。

這些幾百年前用如今幾近失傳的古老語言寫成的記錄，以第一人稱的視角拖拽著我們親歷陷落與覆滅。他們看見隱約浮現(xiàn)的船只，聽見兵臨城下的叩響，對隨之而來的厄運一無所知。我們卻是知道的，但也只能不發(fā)一言地跟隨他們經(jīng)歷最初的驚奇、善意的接待，與之后巨大的恐慌、無助。

1519年，當西班牙人科爾特斯率兵抵達阿茲特克古國的首都特諾奇蒂特蘭的時候，很多印第安人都以為是神話中的羽蛇神來了。歐洲人打量著眼前的大陸之“新”，印第安人也用好奇而陌生的目光觀察著這些說著聽不懂的語言的存在。只是歷史更容易留下勝利者的聲音，這讓戰(zhàn)敗者的講述顯得尤為珍貴。西方的著述、西班牙人撰寫的征服紀事里，每當提及“他們”，指的總是當?shù)氐挠〉诎踩耍@本書中的“他們”卻是印第安人眼中的西班牙入侵者。在西班牙人看來，土著居民是荒蠻的野人，可是從書中對特諾奇蒂特蘭城陷落的記述里，我們讀到，印第安人在見識了西班牙人的殘暴之后，開始管這些入侵者叫波波洛卡，意思是“蠻子”或“野蠻人”。

目光的交錯與角色的補全之間，歷史的面目愈發(fā)清晰起來，而這些記述的意義還不止于此。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西班牙失去了在拉美最后的殖民地，從1492年哥倫布發(fā)現(xiàn)美洲起，一夢四百年的海上帝國一朝破滅，恰恰是來自拉丁美洲的詩人魯文·達里奧為病怏怏的西班牙帶去了新大陸的現(xiàn)代主義風尚，第一次讓曾經(jīng)的征服者變成了“被征服”的一方。西班牙內(nèi)戰(zhàn)爆發(fā)之后，拉丁美洲更是無數(shù)支持共和國的西班牙知識分子流亡的首選。在共和國一方大勢已去的1939年，智利詩人聶魯達聯(lián)合包括墨西哥畫家迭戈·里維拉在內(nèi)的不少拉美知識分子，在5月到8月間組織安排近兩千名內(nèi)戰(zhàn)難民逃往拉美。后來，聶魯達在詩中寫道：“所有人都上船/我的詩歌在斗爭中得以/為他們找到祖國/而我為此驕傲。”在西班牙戰(zhàn)后近四十年的佛朗哥獨裁時期，像塞爾努達這樣的流亡知識分子正是在墨西哥看見了記憶里尚未被侵蝕的理想中的西班牙，墨西哥文化里“非西班牙”的部分更是令他著迷。他在散文詩集《墨西哥主題變奏》里忠實記錄下當?shù)仫L物誘人的神秘，揣測這一切是否曾這樣支配過舊日的征服者。

時至今日，當幾百年前征服美洲的人早已長眠于墓穴死沉的寂靜，印第安人的痕跡依然活生生地留存于整片大陸的日常，與每個人的生活、習慣和記憶融為一體、無法剝離。如此想來，或許從古抄本里對我們講述的那些“戰(zhàn)敗者”也曾經(jīng)或繼續(xù)征服著誰。

“房屋的心自有其作為房屋的悲苦”

《沉吟》，【西班牙】梅爾塞·羅多雷達著，元柳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8月第一版

加西亞·馬爾克斯說，羅多雷達擁有全巴塞羅那城保存最完好的秘密，那就是她的個人生活。而在我的想象里，她寫下《沉吟》里收錄的這些短篇小說時，窗外是漆黑的，這樣就能像普拉斯描述的那樣，假裝在一列正在穿梭一條無盡隧道的火車里。極度有限的空間里無限的敘事，一絲一縷的情緒被縫進物品的細枝末節(jié)。

制衣店里縫婚紗的老姑娘照顧著病重的神父表兄。某天白日的昏沉朦朧里，看見自己用藥水下毒殺死了表兄從而繼承遺產(chǎn)，終于擁有屬于自己的店鋪，眼前的一切都煥發(fā)著不真實的光彩，陽光充足，有奶油色錦緞面的座椅，金色的鏡子，裱進相框的時裝主題版畫。她又想起，原本如果表兄父母不曾逼他去讀書當神父，他們倆或許會結(jié)婚。主人公囈語一般從頭念叨到尾，嫁給他或殺死他這兩個極端都是無法實現(xiàn)或不會實現(xiàn)的幻象，終了生活依舊像她拿起針線的重復勞作，制約我們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總也不是我們以為或想要的樣子。

婚姻關(guān)系中的不安全感是她稔熟的話題，落腳點又總是物品，比如家具的變化，從一張雙人床變成兩張小床：“我從自己的床上注視著丈夫，覺得他很遠、很遠，因為誰也摸不到誰，所以我們對于彼此有點兒像是死了。”又或者總要有那么一天，已經(jīng)娶妻生子的男人在下班路上因為某條蒙在一雙裸腿上的絲裙想象出一個只屬于夏日下午的姑娘，他給她取名卡門，那是他日常無奈的生活中突然出現(xiàn)的一件唯一值得的事，美得令人生畏。花甲之年的老人望著鏡子里的自己，回想年輕時錯過的愛情。丈夫在他們結(jié)婚紀念日上吊自殺未遂時，她也是用這面鏡子探他的鼻息。鏡像的深處，她仿佛還能看見多年以前在將將點亮的街燈里，她用傘尖在雨里寫下愛人的名字，然后等著雨絲將水漬抹去。最后一次見面，像普通朋友一樣互道再見的時候，她想到：“再也不會有這么一天了”，只剩下鬧鐘惆悵地響著像要喚醒死人。

明明是寡淡不張揚的文風，仿佛要把情緒都壓在紙面下面，只偶爾滲出一分半點，故事里偏偏又繁花似錦，幾乎每一篇都有作家本人喜愛的花卉串場。貌合神離的夫妻一起在后院種大麗菊，血紅色的大麗菊，每一朵都像嬰兒的臉蛋。舞會上男人衣領(lǐng)別著的梔子花，女人腰間插著丁香花。那朵被狂歡夜結(jié)識的男孩偷摘來又不慎弄丟的花——辨不清是秋海棠還是山茶——女孩很遺憾，她本想把花夾進書里，與得而若失的十八歲一同風干。接受了求婚的女人清掃著前塵的蛛網(wǎng)，想起舊愛曾說，如果你一直吃花瓣，就會變成一朵玫瑰。

羅多雷達的物品與花卉各有各的命運與力量，而在墨西哥短篇小說家阿雷奧拉筆下，每一種動物都得到屬于自己的隱喻。有的古怪流離，有的又無限貼近苦澀的現(xiàn)實：

用意念消化獵物的貓頭鷹適合裝飾西方哲學書籍；大象所有莊嚴的夢境都被加工在象牙上；熊有節(jié)制地友好著，人類穴居的原始過往，與最日常的毛茸茸的玩具熊在時空中斜斜地交錯，生出幸福的預兆。人類的許多弱點與困局也與他筆下的動物相通。比如河馬直到退休都沒能擁有和它大小相配的池塘，不禁陷入?yún)挓┲校粦T常擠作一團的鼴鼠最大的軟肋是群居的集體無意識，它們連死亡都成群結(jié)隊，于是用一個洞就可以全部捕獲；又比如同樣的東西，有的人在地面就能找到，有的人卻像書里的長頸鹿，不得不費勁地伸長脖子去高處尋找。

整本小書翻閱下來，最喜歡的莫過于他筆下那不可企及的鹿，帶著敏捷的遲緩置身于前后無盡、時空之外的悠悠天地間——“它們奔跑著，卻永遠追不到自己；它們停下來，有些東西卻永遠留在身外繼續(xù)疾馳。”

他們在這里相遇

《太陽是唯一的種子》，【智利】貢薩羅·羅哈斯著，趙振江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6月第一版

卡洛斯·富恩特斯、巴勃羅·聶魯達、馬里奧·貝內(nèi)德蒂、阿萊霍·卡彭鐵爾、何塞·多諾索……當這些對拉美文學愛好者而言振聾發(fā)聵的名字聚在一起，單是想象他們的聲音的共鳴都令人震顫。1962年1月，他們相遇在智利的康塞普西翁大學，探討“拉丁美洲的形象”和“當前人類的形象”兩個議題，組織者是富恩特斯口中“偉大的智利詩人”：貢薩羅·羅哈斯。

彼時羅哈斯雖已年近半百，作為詩人的履歷上卻還只有1948年出版的第一本詩集。曾有一次，他與聶魯達同時參加一場聚會，一位多事的朋友指著坐在另一邊的羅哈斯問聶魯達：“巴勃羅，話說，既然我們都在這兒了，你覺得那邊那個小年輕怎么樣啊？聽說他是個詩人？”聶魯達回答說：“貢薩羅不錯啊，只是他寫得太少了。”羅哈斯聽見便回嘴：“你是個天才，只是你寫得太多了。”兩人相視而笑，伸長胳膊越過桌子抓住對方的手握緊了一下。雖然當時的羅哈斯寫得“太少”，他組織的美洲作家大會卻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拉美作家聯(lián)系網(wǎng)不可或缺的紐帶，尤其是1962年舉辦的第二屆大會。

此前一年的“豬灣”事件，讓正在古巴發(fā)生的一切以前所未有的勢頭席卷作家們的生活與頭腦，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古巴作家卡彭鐵爾出于“責任”，不得不放棄原來準備好的關(guān)于加勒比海地區(qū)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發(fā)言，轉(zhuǎn)而進行一次關(guān)于卡斯特羅教育改革、相當平庸無聊的即興演講。在大會現(xiàn)場，毫無疑問，富恩特斯是美洲大會的靈魂。無論是白天會場的發(fā)言還是晚上舞會翩翩起舞的姿態(tài)，都光彩奪目。何塞·多諾索清楚地記得在一同前往康塞普西翁的火車上富恩特斯對他坦言，古巴革命之后，自己已無法在公開場合只談文學而不問政治，因為在拉丁美洲，二者密不可分，而當時當刻，整個拉丁美洲的目光都只能看向古巴。

會后，各位作家聯(lián)名撰寫了一封交予墨西哥經(jīng)濟文化基金會主管的信件，信中呼吁“跨越我們彼此的孤立與陌生，找到我們共同的聲音，賦予這一聲音以我們時代的力量”，并提議“在基金會出版社的框架下策劃一套拉美作家叢書，以此為武器，我們的聲音將更加廣為流傳”。這樣跨越國與國之間的藩籬，共建一個拉丁美洲大陸的“泛美洲化”設想雖然趨于理想化，閱讀這些文學史上響當當?shù)拿止餐瑢懴碌暮粲跣牛瑓s依舊令人血脈賁張。

古巴革命引發(fā)的共情突如其來又異常強烈。在羅哈斯的記憶里，那屆大會之后，幾乎每個月他都會收到來自富恩特斯、阿萊格里亞、貝內(nèi)德蒂等朋友們的信件。過了兩年，羅哈斯在第一本詩集問世十六年之后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詩集，一舉奠定了他在拉美詩壇的地位。不過讀者們等待他的第三部詩集又等了十三年。三部詩集加身的時候，羅哈斯已經(jīng)六十一歲，此后的三十年，他的創(chuàng)作突然提速，作品井噴式地源源不斷涌現(xiàn)，出版了五十多部詩集。

2003年春，羅哈斯從西班牙國王手中接過西語世界的文學最高獎塞萬提斯文學獎。那個7月的一天，他在自己心愛的四柱床上睡覺的時候，突然意識到空氣消失了，那一瞬間他被驚愕釘在床上不能動彈，仿佛身體里的空氣也即將被抽干。他知道這很危險，窒息的靈泊就在不遠處，于是努力跳下床，沖進浴室往臉上潑冷水，卻無濟于事。等這突如其來的體驗同樣突然地消失以后，羅哈斯回想起來，感覺自己又一次發(fā)現(xiàn)了空氣的神奇：“對我而言，詩歌就是這樣的發(fā)現(xiàn)：空氣，新的空氣，與其說是呼吸它不如說是活在其中。寫詩與生活的藝術(shù)就在于此。”

也是在2003年，富恩特斯出版了由七十封通信組成的政治小說《鷹的王座》，虛構(gòu)出一個現(xiàn)代通訊手段被中斷的未來墨西哥官場，為了爭奪總統(tǒng)的王座，各位政客滿懷野心、爾虞我詐，種種勾心斗角躍然于信紙之上。作為作家，富恩特斯的職責是拆穿他們的把戲，用未來的設定揭露現(xiàn)實。距離當年羅哈斯組織的美洲作家大會已過去四十余年，拉丁美洲乃至世界都發(fā)生了種種變化，而人心與人性依舊。富恩特斯始終葆有著身為作家的敏感與身為拉美作家的使命感：政治是他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靈感，一如文學是他關(guān)懷現(xiàn)實的武器。

2011年和2012年，羅哈斯與富恩特斯相繼辭世，去了一片或許更明凈的地區(qū)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