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街頭抗議是民眾參與國家政治的傳統方式之一，也是政權調節與社會以及政權內部矛盾的經常手段。2017年年末在伊朗若干城市爆發的街頭抗議，迄今已造成二十余人死亡，數百人被捕，是伊朗國家發展中公平與效率優先安排這組長期結構性矛盾的又一次顯化發展。當前，伊朗社會經濟基本面并未發生顯著變化，抗議活動尚在可控范圍，很難沖擊維系伊朗政權合法性的伊斯蘭革命原則和反美原則。作為妥協，伊朗可能會相應收縮社會政策和外交政策，但是調整空間都會非常有限。

一、伊朗的街頭抗議傳統

伊朗街頭抗議的傳統一般來說有三個源頭。

第一個源頭是什葉派教義的要求。伊斯蘭特別強調正義、公平，并以此作為吸引、動員社會底層的主要工具。與強調順從的遜尼派相比，什葉派更加注重積極參與現世政治，允許教士對教義按照時代要求作出新的解釋，同時在形式上，教義規定教士要反映信眾訴求，反過來信眾要模仿教士。也因此，宗教力量歷來被稱為伊朗社會的兩大支柱之一，具有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和政治影響力。

第二個源頭是伊朗近代以來政治實踐的進化。近代以降，伊朗中央政府積貧積弱、權威渙散，愷加王朝（1779—1921）始終無法對西方入侵作出強力反應，英俄兩國互相抗衡抵消，確保伊朗不被單獨侵吞。在此背景下，保守宗教勢力與初興的民族資本利用殖民者之間的矛盾，相互競爭又合作，引領伊朗社會自下而上的獨立自救運動。

1891年煙草抗議運動和1905年憲政革命都以民眾街頭抗議為主要表達形式。1925年掌握俄式哥薩克旅的禮薩·汗·巴列維（1876—1944，其中1925至1941年在位）與英國殖民勢力妥協，接受凝聚國內各派共識的1906年憲法，建立巴列維王朝，承諾實施憲政，正式賦予街頭政治以合法化地位。在1953年的石油國有化運動以及隨后由英美情報部門策劃的推翻首相穆罕默德·摩薩臺（1882—1967）政府的阿賈克斯行動（Operation Ajax）中，街頭抗議作為一種政權斗爭形式被發揮到了極致，鮮活的案例深刻教育了伊朗社會，為伊斯蘭革命培育了群眾基礎。禮薩·汗之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1919—1980，其中1941之1979年在位）利用美蘇冷戰對峙，破壞憲政承諾，以白色革命名義推進獨裁集權，為伊斯蘭革命推翻王朝統治提供了正當理由。

奠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根基的伊斯蘭革命是現代伊朗街頭抗議傳統的第三個和最大的源頭。自1979年1月開始，上百萬民眾持續街頭抗議近一年，以幾乎不流血的代價打敗擁有七十萬正規軍的國王，完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革命。

伊斯蘭革命通過攻占美國大使館，將革命從反國王推進到反美階段，借此擺脫了右派資產階級及其后臺美國對中央政府的控制，隨后又利用抗議蘇聯入侵阿富汗和兩伊戰爭（1980—1988）迫使親蘇的左翼“人民圣戰者”流亡歐洲，完成了什葉派教士階層對新政權的完全控制。盡管如此，革命后的政權仍然繼承了廣泛革命聯盟的多元利益訴求和政治主張，在右派共和民主制度設計和左翼工會基層組織的基礎上又以窮人、烈士和伊瑪目（領拜人，引申為學者、領袖等）名義設立了諸多基金會，形成了平民主義的利益分配格局和追求派系平衡的政權機構設置。這種慷慨的多元包容的政權體系與革命后伊朗相對落后的生產力水平相結合，加上此后持續的戰爭和制裁環境限制，最終導致了當前伊朗治理水平較低、民眾社會參與渠道受限的局面。

這種情況下，街頭抗議不僅在伊斯蘭政權時代得以保留，而且成了宣示政權民主性，確保政權機制生命力的必要手段。發動街頭抗議以引導民意表達影響政策調整，理論上不僅可以預防政權與社會之間出現嚴重脫節和背離，而且還可以廣泛吸收社會力量并轉化為政權支持基礎。

二、1979年伊斯蘭革命的由來

在信徒與教士高度互聯、行動一致的情況下，街頭抗議的發起人既可以是教士也可以是平民。前者發動抗議一般是在被廣泛認知的宗教紀念日，后者發動抗議最經常的導火索是通脹引起的普遍民生質量下降。

通脹是伊朗現代經濟史上最難消解的頑癥。20世紀60年代前，伊朗通脹的主要原因是外來掠奪造成的供給短缺。一戰時，伊朗被英俄南北劃線分割。1917年，俄國爆發革命并退出一戰，英俄從盟友轉為敵人，伊朗北部產糧區與南方消費區交通中斷，加上英軍對南方的大肆征糧，造成嚴重饑荒，一年之內伊朗人口銳減了四分之一。二戰中，伊朗成為英美援助蘇聯的大動脈，被以上三國分別占領，糧食等戰略物資實施軍事管制，引發史上最嚴重的通貨膨脹。

1960年代后，伊朗通脹的主要原因是國家對單一石油收入的過度依賴。1960年代后期起，隨著石油收入增多，巴列維為集中資源推進工業化，實施進口替代政策，戰略性放棄低效的手工農業，一方面造成大量失業農民進城，推動城市底層階層畸快發展，另一方面放大了國家對石油單一收入的脆弱依賴，而快速膨脹的人口和迅速提高的社會預期水平都有賴于石油收入的穩步增長，以及石油收入向各種消費品和工業化所需的生產工具的及時快速轉化。

實踐證明，要保持這兩點都不容易。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中，阿拉伯國家實施石油禁運，巴列維乘機主導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大幅提價近六倍。石油危機先是帶來暴增的石油美元，但是迅速放大的石油出口和物資進口很快遭遇落后碼頭的交通瓶頸。最忙碌的時候，碼頭裝卸調度要排隊半年以上，很多消費品在碼頭還沒等到卸貨就壞掉了。更糟的是，石油危機觸發了西方經濟危機，工業國的石油消費需求被抑制。此前沙特率先接受美國總統尼克松美元結算的要求，將石油出口換來的美元以投資形式儲備海外以支持美元霸權，來換取美國對沙特在OPEC主導地位的支持。后路被抄之后，巴列維被迫于1975年加入美元結算體系，結果令伊朗成為美國物資的傾銷地。

為避免對國內民族工業形成太大沖擊，巴列維大幅增加從美國采購軍火，試圖借此增強對整個波斯灣能源出口的控制，重奪石油定價權。但擴充軍備導致了兩伊之間爭霸升級，刺激需求端持續擴張。隨著美國軍事裝備進入伊朗的，是大批享受治外法權的美國教官和美國的消費方式。一戰、二戰時在伊朗發生過的悲劇又上演了一遍，只是這次規模小一點。但是相比以前的軍管區隔離，現在教官和底層貧民就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巨大的貧富差距被清晰認知。

這種認知促進了社會預期的無限膨脹，并進一步放大了供給端的缺口。根據1974年油價大漲時巴列維制定的國家發展計劃，民眾的預期是國家將在很短的時間內成為世界第五強國，而人民都會很有錢，普遍享受美國式的消費水平。需求的樂觀預期持續上升遭遇實際供給的不斷萎縮，或者通俗一點講，普遍的高預期與現實的“四高一低”（高通脹、高匯率、高赤字、高失業和低增長）并存，這種狀況后來被稱為導致社會革命的J 形曲線。

單單J 形曲線并不足以致命，不幸的是，巴列維爭強好勝，不愿向國民開誠布公國家困難，相反諱疾忌醫，一邊發動轉移矛盾的打擊投機倒把運動，限制新聞輿論和政黨民主，一邊仍加緊擴建采掘、港口、道路等基礎設施，試圖繼續維持虛幻而危險的社會高預期。

1978年，強調“人權”概念的卡特成為美國總統，整個西方陣營的游戲規則被重置。卡特對伊朗人權狀況的批評，鼓舞更多不滿的民眾走上街頭，加入宗教領袖霍梅尼（1902—1989）等人最初組織的紀念宗教死難人士的反政府抗議。兩種由不同人群發起的街頭抗議實現合流，巴列維再也沒有時間去完成港口建設了。

三、革命之后：兩伊戰爭及其后遺癥

伊斯蘭革命并沒能改變J 形曲線的趨勢，相反，革命輕易取勝，刷新并升級了革命領導層的樂觀預期，而革命后大賞天下形成的平民主義分配格局則更加大了推動發展的現實困難。巴列維是以治病的名義黯然出國的，臨行前安排了留守政府，預備等局勢好轉后由其兒子接手政權。也因此，巴列維并沒有搬空國庫，國王宮殿也一仍如舊。接收國王資產的革命者大失所望，據稱被國王貪腐的國家財富數量遠不及民間想象。但是革命者仍然有理由樂觀，國王1973年提價帶來國家財富劇增的故事大家仍記憶猶新。他們認為長期石油購銷合同是國王簽署的賣國協議，他們要與西方按現貨價格重新協商交易條件。

革命伊朗的這一要求使西方工業國大驚失色，并對此采取集體抵制。為反制西方的抵制，保障革命政權的政策自主性，革命者把從國王軍火庫中查獲的美式先進軍機和武器的圖紙送給蘇聯。迷信“伊朗這個蘋果成熟了一定會掉在自家院子里”的蘇聯大受鼓舞，命令左翼“人民圣戰者”支持革命政權，另外也加速了進攻阿富汗的決策，惡化了伊朗的地緣安全。重議交易條件的設想并沒有取得預期成效。革命者另生一計，希望效仿巴列維國王稱霸波斯灣，通過控制地區能源輸出路線實現曲線救國的目的。激進教士開始向海灣鄰國喊話，要求對岸民眾模仿伊朗社會革命推翻本國政權，共建一體化的烏瑪（伊斯蘭社群）。與此同時，擔心國王復辟，也為了彌合供需缺口，教士階層以推進伊斯蘭化的名義，實施了對舊政權機構包括正規軍的大清洗。

就任不久的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賽因（1937—2006）此前在與巴列維的爭霸中很吃了一些悶虧，看到革命伊朗自廢武功，有心借機報復。伊朗的教士階層迷信社會革命戰無不勝，一門心思想煽動對方民眾造反。雙方沖突愈演愈烈，很快升級為兩伊戰爭。

戰爭倒真的推動油價暴漲，但是伊朗受限于規模較小而且不穩定的原油現貨交易模式而受益不多。而且由于革命伊朗存在反西方和威脅能源輸出安全的傾向，西方國家對伊朗實施武器禁運。與此同時，伊拉克卻可以從蘇聯和美國陣營獲得源源不斷的武器補給。因此，伊朗在兩伊戰爭的大部分時間內都處于被動。戰爭開始后，沙特等海灣國家即于1981年5月組建集體安全機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海合會），先是單方面擴大石油出口，壓低油價以加大伊朗補給困難，后又邀請美國加入波斯灣油輪護航，徹底斷絕了伊朗想要獲勝繼而建立伊朗主導下的地區秩序的念頭。

兩伊戰爭從三個方面進一步強化了革命后形成的分配格局。

第一，窮人規模擴大。戰爭中伊朗傷亡超過100萬人，新產生無家可歸者160萬人，直接損失5000億美元，國民經濟倒退到1960年代初水平。換言之，與國家既定分配格局休戚與共的烈屬和窮人即保守派陣營規模急劇擴大，與此同時，國家經濟規模急劇萎縮。

第二，革命衛隊地位上升。戰爭中，原先作為正規軍補充的革命衛隊因為不對稱戰術的實施最大限度彌補了與伊拉克的軍力差距，因而獲得更多資源傾斜，規模也急劇膨脹，在政權序列中地位迅速提升。戰爭后，革命衛隊成為直接聽命于總統的與正規軍并列的權力機構。1999年，保守派對時任改革派總統哈塔米（1943—，其中1997年至2005年擔任總統）倡導的文化改革運動發起了反擊，革命衛隊的選擇是支持1989年起掌權的最高領袖哈梅內伊（1939—），從此成為直接聽命于最高領袖、幾乎可與整個民選政府分庭抗禮的強力權力部門。由于革命衛隊地位上升和廣泛的權力角色發揮，保守陣營獲得了國家優先補助的機制性保障，窮人即使遭遇通脹也不必再首先訴諸街頭抗議以求訴求被聽取。

第三，制裁環境下的計劃經濟。與伊朗在革命中形成的反美原則類似，美國方面因“使館人質綁架門”和美國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的“伊朗門”丑聞，而形成了反伊朗的政治正確。戰爭中，薩達姆得到不同陣營的支持，被扶植成了一個龐大的軍事怪獸。為消化戰爭帶來的經濟危機，1990年8月，伊拉克悍然入侵科威特，結果導致1991年初的海灣戰爭和美國主導的地區秩序的建立。1993年克林頓政府上臺后實施同時遏制兩伊的地區政策。為打破遏制，伊朗強化計劃分配的同時，實施本地替代政策，同時以核計劃和支持地區激進派的方式來轉移矛盾，將本國安全與地區穩定以及能源輸出安全綁定。

四、保守派與改革派分野背景下的街頭抗議

伊斯蘭革命和兩伊戰爭后，依照在分配格局中地位不同，伊朗國內分化出保守派和改革派兩個主要陣營。原先最具革命性的窮人成為保守派的擁躉，也是維護既定分配格局的中堅。革命和戰爭后新成長起來、沒有被納入優先分配體系的青年人群則要求修正現狀，更多參與社會和政權。青年和婦女構成改革派的主要推動力量。窮人和青年及婦女是兩個陣營中堅持街頭抗議表達形式的代表人群。

在外部投資不足的情況下，拉夫桑賈尼（1934—2017；其中1989至1997年擔任總統）和哈塔米先后試圖引進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的自由化改革，因為引起保守勢力的廣泛抗議和強力干涉而作罷。其中，窮人抗議是保守派的主要斗爭形式。2010年，內賈德總統取消汽油補貼也曾引起窮人的大規模街頭抗議。改革派因為人數占優和挑戰既定格局，往往被外界冠以革命者的稱號。2009年改革派主導的抗議內賈德連任總統的“綠色革命”在規模上甚至超過了伊斯蘭革命。2013年魯哈尼（1948—）當選總統，一定程度上是政權向“綠色革命”抗議者妥協的結果。伊核協議以及協議所帶來的經濟發展預期將改革派陣營吸引到政府一邊，由政權挑戰者轉化為政權支持力量。

之所以兩個陣營即使在被納入政權之后仍屢屢訴諸街頭政治，其原因在于他們都想借此激活什葉派關于教士與信徒相互關照的教義要求，爭取最高領袖對他們主張的同情和支持。

伊朗近期發生的街頭抗議集中反映了該國社會特別是改革陣營對伊核協議預期落空后的受挫感和迷惘感。伊朗政權以伊斯蘭革命中反國王聯盟主體為執政基礎，因而具有非常廣泛的社會代表性，但是也因此背負上沉重的經濟負擔。平民主義分配政策和疊床架屋的政權機構設置，片面強調社會公平和派系平衡，卻損害了經濟效率和決策統一性，使得對內改革和對外引資都困難重重。

伊朗需要改革，但是存量改革阻力過大，所以預期能帶來巨大增量改革空間的伊核協議被伊朗上下寄予厚望。伊朗期待重建與歐洲消費國的能源貿易，希望吸引歐洲對伊朗汽車、旅游、能源產業的直接投資，以促進伊朗經濟多元化發展，開發本地消費市場，消化龐大的就業人口。但核協議達成兩年多以來，伊朗并沒有等來備受期待的歐洲投資，相反，地區局勢發展顯著增加了伊朗的國際負擔。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后，美伊關系趨于緊張，美國要求重修與伊朗的核協議，進一步扼殺了伊朗社會對核協議機遇紅利的想象空間。希望落空帶來的受挫感和對國家發展方向缺失的迷惘是普遍的。政權內部的相互攻擊是這種社會受挫感的反映和放大。歐洲產能轉移和直接投資都不及預期，魯哈尼政府曾經試圖發起反腐運動和政府機構改革，以削弱保守勢力對國民經濟的掌控，遭到頑固抵制。2017年11月，兩伊邊境地區發生地震，伊朗一側房屋倒塌較為嚴重，魯哈尼借此加強了對內賈德的腐敗指控。此次街頭抗議首先在保守派傳統據點馬什哈德爆發，被認為是保守派對魯哈尼實施反擊的證據。魯哈尼支持者加入反抗議后，街頭運動規模迅速擴大。

盡管造成了人員傷亡，街頭抗議仍在政府掌控范圍，不會沖擊伊朗政權的基本原則。改革勢力與保守勢力之間的沖突斗爭客觀上鞏固了最高領袖在權力序列中至高無上的地位。革命衛隊是最高領袖的堅定支持者，伊斯蘭革命原則最忠實的執行者。伊斯蘭政權通過農村的民兵組織“巴斯基”和城市的真主黨以及清真寺網絡，依然對整個社會保持強大的動員和組織能力。參加此次街頭抗議的窮人本來是最具革命性的群體，經由公平優先的分配制度和廣泛的政府補貼被納入保守勢力陣營。泛改革派陣營的城市青年和婦女群體，仍然對政府抱以支持和期待，希望通過魯哈尼政府的改革努力，改善伊朗的社會參與和政治參與條件。

總的來說，參與抗議的主體人群都是現政權的支持者，只是在具體支持的政策上有所差別。最關鍵的是，伊朗的社會經濟基本面并沒有發生顯著惡化，相反，核協議達成后伊朗經濟持續增長，只是增速不及預期罷了。街頭抗議只是民眾參與政治、反映民心、要求政府相應調整政策的渠道，而不再是顛覆政權的革命工具。民眾的訴求集中在改善本國民生上面，反體制、反神權的口號被證實多半是謠傳。美國和部分地區國家對抗議的贊美，以及庫爾德分離勢力加入抗議，只會促進政權內部的團結，而不會達到擴大政權與社會分化的目的。魯哈尼對美國的聲明也表明了這一點，即伊斯蘭政權內部的確存在派別分歧，但是誰都不敢輕易觸碰反美這條政治正確的底線。

五、未來：期待增量改革破局

此前，伊斯蘭政權已經在社會政策方面作出了些微妥協，未來可能也會在外交政策方面作出收縮，但是讓步空間會非常小。只有增量改革動力才能彌合伊朗社會，同時推動社會經濟發展。這已經成了伊朗突破當前僵局的必由之路。

革命衛隊近些年的地區擴張政策，大幅提升了伊朗的地區影響力，只是還有待轉化為更多更實在的民生利益。得益于這樣的影響力，在2016年沙特和俄羅斯主導的石油減產協議中，伊朗是唯一產量配額不降反升的國家。目前，伊朗深度介入敘利亞和伊拉克局勢，與俄羅斯、卡塔爾和土耳其合作共建經由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東西向天然氣管道，是地區和平、穩定的重要建設力量。此外，伊朗在也門和阿富汗的國家和解以及穩定黎巴嫩政局、促進巴以和平等事務上也掌握相當的影響力。

伊朗試圖通過構建本國對地區事務的全面滲透，增強反遏制能力，鞏固伊核協議成果。由于阿拉伯國家在耶路撒冷問題上表現出集體緘默，伊朗在巴以問題和黎巴嫩問題上與沙特等國繼續頂牛、主動激化局勢的可能性會比較小。相反，隨著石油價格中線企穩并略微抬頭，伊朗、沙特等國的國內矛盾也會很大程度趨于緩解。美伊關系暫時仍然看不到改善希望，歐洲短期內快速重返伊朗的可能性也比較小。魯哈尼政府已經將增量改革的希望放在資金要求低、就業拉動大的高科技領域，德黑蘭智能城市建設是其新近推出的一個嘗試項目。

魯哈尼和革命衛隊都從屬于現政權，分別代表按照政權利益所需要呈現出來的不同形象。盡管如此，由于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年邁且健康狀況不佳，最近的抗議運動被外界解讀出不同派系競爭最高權力繼承權的意味。革命衛隊代表的保守勢力與最高領袖結盟更久，掌握了大部分國家權力資源，理應獲得政權內部更多青睞。然而，隨著人口結構的變遷，魯哈尼所代表的改革力量擁有的社會支持人群卻占有數量優勢，這也反映在最近兩次總統大選的投票情況中。按照什葉派教義，最高領袖要保持自身的合法性，就必須與最大多數人的呼聲保持一致。但是從保持派系平衡的角度來說，最高領袖不會支持政權向抗議運動作出較大幅度的妥協。

未來，哪一派能夠率先利用手中的資源促進增量改革，為民眾帶來民生實質提高，哪一派就能在未來伊朗國家最高權力安排競爭中掌握先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