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舉辦暑期學校，邀請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暨南大學等高校的學者圍繞“明清的疆土管理”這一專題對學員進行授課。經主講學者審定、授權，澎湃新聞·私家歷史刊發此次暑期學校這一系列專題報告。本文整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馬大正研究員所做的學術報告。

《浙江瀕海地圖》從中可看出明朝官方在沿海設置衛所，修筑堡壘，以防倭寇侵擾。

一、中國的邊疆

馬先生對“中國邊疆”做了介紹，指出中國邊疆包含陸疆和海疆，陸地邊疆的構成，既要有與鄰國相接的國界線，又要具有不同于內地的歷史的、民族的、文化的自身特點。據此，當代中國的邊疆省區包括黑、吉、遼、內蒙古、甘、新、藏、桂、滇等省、自治區。需要注意區別“邊遠省區”和“邊疆省區”兩個概念。“邊遠省區”即離首都或沿海地區比較遙遠的省份，如川、黔、寧等，但它們沒有邊界線，所以不能劃為當代的邊疆地區，歷史上則另說。從研究的角度，人們又將“邊疆”分為“大邊疆”和“小邊疆”。前者即以現在的省、自治區等大的行政單位劃定的范圍，后者即有邊界線的邊境縣的總和。“小邊疆”地區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特點更為明顯。

海疆的界定較陸疆更為復雜。現在的海疆包含兩個部分：一是陸地海岸線到領海基線之間的海域，一般是12海里，這些海域從法律上來說其地位同陸地領土完全一樣；二是當前國際公認的國際法，特別是國際海洋法規定的領海基線以外的國家所管轄的海域和島嶼，包括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等。故當代中國的海疆從鴨綠江到曾母暗沙，南北長4000多公里，東西寬700公里至1600公里不等。按照海域來劃分，可以分為黃海海疆、東海海疆和南海海疆。從歷史上的海疆來看，沿海省區也是海疆的研究范圍。

馬先生認為，邊疆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它隨著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而逐漸形成和固定下來。古代邊疆的發展趨勢有三，一是成為內地，二是成為鄰國，三則仍是中國的邊疆省區。這三種趨勢是由中國的地理形勢特點決定的。

中國的邊疆呈現出歷史的繼承性和發展的波動性相結合的特點，所以邊疆地區時而拓展，時而內縮，但其范圍基本穩定，沒有經歷太大的變動。其歷史特點包含悠久的歷史、廣闊的地域、多樣的民族和復雜的問題。復雜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多重矛盾的疊加上，因為邊疆地區作為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有機組成部分，既會遇到全國性發展所遇到的矛盾，也會遇到邊疆地區特有的矛盾。

關于中國邊疆的戰略地位，以往認為，在傳統意義上，邊疆是國防的第一線；改革開放以后則成了對外開放的前沿；因其遼闊且資源豐富，又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資源保障。隨著研究的深入，中國邊疆更深層次的含義被挖掘出來。馬先生指出，當代中國人繼承了祖先留下的兩大歷史遺產，即統一多民族的中國和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而它們展現的平臺就是中國的邊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邊疆是所有中國人的根。

二、有清一代的邊疆治理

馬先生認為，清朝建立后，面臨著前明四周并存的多個邊疆民族政權，使得中國的邊疆呈現出多元化的邊疆格局。17世紀上半葉，除了東北地區之外，中國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政權，西北地區有衛拉特聯盟、葉爾羌汗國，青藏地區有藏巴汗地方政權—和碩特蒙藏聯合政權，北部地區有漠南蒙古、漠北喀爾喀三汗部，這一狀態持續到18世紀中葉才徹底消失。它們之間既有密切的聯系，又曾為了獲得更多領地而進行激烈的斗爭，且多是先完成了對本民族的統一，再在本地區的統一過程中發展起來的。

馬先生總結了在統一邊疆的過程中清朝采用的四種不同模式。第一種即鄭成功收復臺灣與清朝武力統一臺灣。第二種是喀爾喀蒙古的歸附，以和平的方式完成統一。第三種是對西藏地方的施政，由間接管轄到直接管轄。這是以軍事為前導的政治上的統一。第四種是平定準噶爾部和大小和卓木叛亂，以武力統一西域。這四種統一模式均以綜合實力為基礎。

在馬先生看來，清代的治邊思想較前代有了較大的轉變。首先是對漢族封建統治者傳統的“華夷觀”進行了創新和發展。清朝統治者反對華夷之別，要求各民族承認滿洲貴族建立的清王朝是正統。在調整滿漢關系的同時，非常重視與其他少數民族政權的聯合，特別是蒙古的少數民族政權。清朝把制定、推行和完善邊疆政策作為國策的一部分，這對維護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具有積極意義。其次是從中外一體（指內地和邊疆的一體）的認識出發，主張以積極的態度治理邊疆各民族，使他們起到屏藩、拱衛的作用。最后是堅持恩威并施和因俗而治相結合的原則。清朝在因俗而治方面強調“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使得這一方針在清代前期取得了較好的統治效果。

馬先生指出，清朝的邊疆管理方面的各項政策措施是清朝統治者治邊思想的具體化，實踐到了行政、軍事、民族、宗教等多個方面，完備而周密。在實際運作中，以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進完善為中心環節，與其他措施相輔相成，把提高邊疆各少數民族的向心力、加強有效的行政管理和維護國家疆土有機結合。其突出效益是把邊疆與內地的整體聯系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從疆域的大一統進入到政治的大一統，并且在邊疆民族地區形成了持續穩定、統一的政治局面。

噶爾瑪索諾木像（清，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噶爾瑪索諾木，蒙古貴族，固倫端順長公主的駙馬）

馬先生進一步分析清朝邊疆政策特點，包括以下四項：一是歷史的繼承性，在繼承中又有符合時代要求的創新。例如從歷史上的羈縻政策、和親政策中可以找到清代的軍府制、盟旗制、滿蒙聯姻等政策措施的產生、發展和歷史的軌跡。二是地域的廣闊性。清代前期經過康雍乾三朝的經營，其有效的管轄范圍除十八行省、臺灣之外，還包括奉天、吉林、黑龍江、內蒙古六盟、喀爾喀蒙古各部、唐努烏梁海、新疆和西藏。三是內涵的多樣性。清代的邊疆政策包括了自成一體的海疆政策和陸疆政策，因地制宜，其內涵的多樣性創造了歷史之最，也為今天提供了參照的歷史遺產。四是影響的現實性。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其前期的赫赫國威和后期的落后挨打對疆域的形成變化產生了直接影響，目前我國疆域的格局基本上沿襲了清代。要解決當代的邊界糾紛，必須弄清清代前期疆域形成、近代以來疆域變化以及清政府邊疆政策失誤之所在。認真研究清代邊疆政策的成敗得失，對于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邊疆安定具有實際的借鑒作用。

三、清代邊疆政策研究的深化

史學界關于中國邊疆史的研究有一個良好的傳統，二十四史中就包含了許多古代治邊思想的智慧。馬先生梳理并總結了近代以來國內邊疆研究經歷的三次高潮：19世紀中葉至19世紀末，西北邊疆史地學興起是中國邊疆研究第一次高潮的標志；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邊政學的提出與展開，是中國邊疆研究第二次高潮的突出成就；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邊疆研究的第三次高潮漸趨形成且發展迅猛，實現了研究范圍上的兩個突破，建立了有中國特色的“中國邊疆學”，其核心內容是邊疆治理和邊疆政策（既有歷史上邊疆治理和邊疆政策的總結，也有面對現實的邊疆治理大戰略的研究）。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清代邊疆治理與邊疆政治研究是整個全局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古代的中國邊疆政策，包含四個方面的基本內涵，即羈縻與懷柔、行政管理與軍事部署、從和親到聯姻、邊疆開發與社會治理。馬先生認為，不宜對歷史上的邊疆開發與社會治理評價過高，因為歷史上的封建王朝為了鞏固統治而刻意保持邊疆開發的滯后性，其社會治理也因保持社會發展得遲緩、落后愚昧以達到封建統治階級穩定社會的目的而滯后。

2021年10月15日，新疆吐魯番蘇公塔。蘇公塔禮拜寺，建于公元1778年，是清朝吐魯番郡王額敏和卓，為恭報清廷的恩遇而建造的一座服務于教的禮拜寺。

四、清代邊疆治理研究的當代價值

在馬先生看來，學人對歷經千年傳統、百年積累的中國邊疆研究達成了以下共識：清代邊疆政策是中國特殊國情的特定產物，應該對其歷史的積極作用予以肯定。清代的邊疆治理，實現了由內邊防務到外邊防務為主的根本性轉變，學者應認真研究中國特有的“大一統”政治理念。

當前中國邊疆面臨著良好的發展機遇和嚴峻的挑戰，馬先生認為中國邊疆史的研究也對此提供了一些啟示。一是“寧失千軍，不失寸土”，在國家治理中對邊疆地區予以更多的重視和政策傾斜。二是要處理好發展與穩定的辯證關系，為保持邊疆地區的穩定，必須使其獲得較快的發展。三是中央政府的權威是維系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重要因素。四是應認真總結邊疆政策的經驗和教訓，銳意創新。五是要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國家向心力。六是邊吏是否善政關系到邊政是否得當，應對邊疆大吏授予更多的便宜之權、決斷權。

面對當前中國邊疆的新問題、新挑戰，中國邊疆研究需要持續深化。馬先生認為，應當重視研究視野的拓展，深化傳統研究內容。古今打通，重視當代中國邊疆治理研究，并對中外邊疆治理進行比較研究。引入政治學、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等諸多學科的方法和理論，促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最后，馬先生總結到，中國邊疆治理研究是一個宏大的題目，內涵豐富，成果眾多，研究前景廣闊。了解更多清代邊疆治理的相關問題，可參考《清代中國邊疆治理研究》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