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16日，美國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上空試驗成功了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8月6日和9日，美國B29轟炸機把分別命名為“小男孩”和“胖子”的原子彈投到日本的廣島和長崎，加速了日本的投降，減少了盟軍的損失。1945年在世界歷史上是毫無疑義的具有轉折性意義的一年，“一九四五年是偉大的一年。我們說它偉大，不單是因為在這一年中遷延了十四年的反侵略戰爭終于跟隨日本的覆亡而得到最后的勝利，而是更因為帶來勝利的原子彈的出現已為人類開辟了一個新的世紀，原子彈的出現代表人類對于一種宇宙間新的能力——原子能（Atomic Energy）——有了控制和使用的力量”。可以說，這一年也是人類進入原子時代的新紀年。

1945年8月6日，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后形成的蘑菇云

對于原子時代的到來，中國知識界內心既充滿希望，也彌漫著恐懼。廣島、長崎核爆炸后，原子彈迅速成了包括中國知識界在內的世界輿論的焦點，但是大多內心五味雜陳，其情形正如1945年11月17日《前線日報》社論描述：“三個多月來，全世界響徹了原子炸彈的呼聲，起先是目瞪口呆的驚奇，其后是不寒而栗的恐怖。”這種復雜心理，從蔣本仁的《原子時代與教育改造：教育者的任務》一文中亦可窺一斑：“歷史已瀕于毀滅或新生的歧點，人類已隨之跑到地獄與天堂的交叉口，何去何從，全恃人類明智的選擇。”“這是一個新天地，充滿著希望和光怪陸離的危險，在廣島掩上的生命之門，已經上了鎖。……現在沒有選擇，只有向原子時代摸索前進。”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核技術的突破可以說是20世紀最具國際政治意義的戰時技術創新。那么，彼時中國知識界又是如何看待原子彈的國際政治意義的呢？原子彈之于世界到底是帶來永久和平的天使還是導致毀滅性戰爭的惡魔呢？國際社會又應該如何加以管控？這些問題反映了中國知識界在原子時代初期持有的核安全觀。本節試圖借助對當時報刊刊載的此類主題的論文和時評的文本分析，嘗試對其中承載的中國知識界的戰爭與和平觀尤其是他們的核安全思想做一初步的探索。

天使：原子彈下的恐怖和平

廣島和長崎的核爆炸開啟了戰后世界“新的政治紀元”，在知識分子杜若看來，這個新紀元首先是國際關系的新紀元。在某種意義上，原子彈本身就是為解決作為國際關系極端形式的戰爭而誕生的，同時它的誕生反過來也注定對國際關系秩序產生深刻而久遠的影響。

在中國知識界看來，原子武器的發明與第二次世界大戰關系甚密，表現之一是原子武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直接產物。李國鼎指出：“如果沒有戰爭，也許要很多年才發現，因為人力財力兩不允許！”這一點和英國學者吉登斯所論相同，原子彈“在世界大戰的場景之外，是否能發明出來，還有諸多疑問。制造第一顆原子彈所耗費的財富以及集中的其他資源，即便是19世紀初也想象不到，更不用說以前了，沒有邁著戰爭步伐的當代社會能否付出這樣的物力尚需置疑。”表現之二是原子彈的應用在客觀上起到了加速日軍投降的作用，也因此被我國輿論界稱為“和平使者”。

再者，中國知識界對原子彈的發明還抱有維持和平的期待。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顯示出的巨大殺傷力、破壞力給了中國知識界深刻的印象。在他們看來，國際社會的戰爭觀必然會發生根本改變。尤其是戰爭可以獲利、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想法將會被摒棄。正如徐震池指出：“改變人民對戰爭之觀念，即戰爭等于人類之急性集體自殺，和地球之慢性的自我摧殘毀滅。”

這一時期，均勢和平的觀念在中國知識界的戰爭與和平觀中已有萌芽。在分析蘇美局勢時，有知識分子指出：“假若蘇聯也有了原子彈，兩國的軍力對比就比較平衡，在兩相畏懼的狀態下，第三次世界大戰從不能避免，也或可拖延一些時日。”潘楚基也認為，兩個都擁有核武器的大國之間很難爆發戰爭，原因在于“在彼此互以原子彈為武器的戰爭中，戰勝國所受損害的慘重，或較歷史上任何戰敗國所受者為甚。勝利本為無把握之事，在此等情況下，即使有勝利，也是得不償失”。可以說，在中國知識界眼中，原子戰爭之下沒有勝利者，有的只是雙方的相互摧毀，其結果必然是：“目前為止，原子炸彈是消弭戰爭的實際方法，除非誰能想出應付原子炸彈的方法，誰也不敢訴諸戰爭！”

隨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美蘇同盟逐漸破裂。兩個超級大國之間表現為冷戰形式的全面對抗引發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想象，一些知識分子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潛在可能性甚至必然性充滿憂思。但在袁翰青看來，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可能性因為核武器的問世已經變得幾乎不可能，“因為原子彈的發明和原子能的利用，世界第三次大戰發生的機會可能反而降低了很多；甚至降低到長期以內不致發生的程度”。在他看來，這種說法的依據是：原子能可以從根本上解決日益枯竭的資源問題，對資源的爭奪即可逐漸減少，則原子能自可幫助和平的建立；原子彈不能完全決定戰爭的勝敗，其對被轟炸方的毀滅性打擊也不符合實施轟炸的一方資本市場擴張的目標；美國用原子彈轟炸蘇聯短期內不可能結束戰事，必然導致國內經濟社會矛盾激化，這是美國不得不考慮的；蘇聯可能也會擁有原子彈，對美國形成制衡，從而形成穩定有序的國際關系。

惡魔：霸權爭奪與核軍備競爭的肇始

原子彈作為有史以來最具有毀滅性的武器，中國知識界對它產生的國際政治意義有著充分的認知。在周鯁生看來，它注定是戰后“國際政治中之一個決定因素”。這個決定因素的一個方面就是會極大影響國家之間的權力平衡。徐近之指出：“原子分剖的發明，增加了戰爭的破壞性，也增加了權力平衡的不穩定性，改變了世界不同區域的重要性，必定對于國際政治前途，有極重大的影響。沒有世界組織產生一般的信念，使世界政治在合法限度內活動，我們敢相信戰爭會迅速增加，原子彈秘密所有大國都會知道的。”在他們看來，包括中小國家在內，一旦擁有了核武器，其國際地位就會大幅上升。原子彈可以說是影響國家實力均衡和國際地位的重要因子，而且更可能帶來的是擾亂地區和世界秩序的負面影響。

在中國知識界看來，原子彈帶來的權力誘惑，必然會引起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競相研制，進而引發原子武器的軍備競賽。“如他國科學家亦在其政府鼓勵之下努力研究與制造，則結果將與過去各國之擴張軍備相同，勢非釀成世界第三次大戰不可，而此次第三次世界大戰之殘酷，較第一次第二次大戰，將不知超過多少倍”“世界第三次大戰，將來不發生則已，若發生，恐全球人類能所存幾何！”潘楚基也對核軍備競賽的前景表示悲觀：根據歷史的經驗，軍備競爭結果，必出于一戰。因為競爭達到了某一階段時，有的國家必然覺得自己已有制勝把握，同時又懼怕理想敵人趕超在前面，加以在競爭期間，事無大小，很容易發生摩擦，于是那個國家很容易采取先下手為強的政策，實行所謂預防性戰爭或以戰止戰了。故而，“原子彈決不能維護世界和平，它只是一種毀滅人類的可怕武器。保持原子彈的秘密同樣也不能維護世界和平，而只能作為孤立綏靖主義者壓迫和平人民的工具，使戰后世界和平更多一層障礙”。

由上可知，中國知識界表達了對原子武器作為一種戰略武器對國際秩序平衡可能造成沖擊的憂慮，尤其是美國核武器技術壟斷的被打破，引發核軍備競賽，進而導致戰爭的可能表示擔憂。“原子能問題一日不能解決，世人就難有一日高枕而臥的安寧。”總之，在他們看來，各國對核武器的追求是導致未來國際沖突的新邊疆，是對世界和平穩定的重要破壞因素。

原子時代的世界和平之路

當然，中國知識界對原子時代的來臨也并非絕對抗拒和一味加以否定，在認識到其對和平破壞一面的同時也認為其是能夠被控制的，可以讓其在和平建設框架內服務人類經濟社會發展。蘇儒代表性地否定了“原子時代是人類自我毀滅的世界末日”這一悲觀論，他批評并指出：“只要不是悲觀論者，我們在略一思考之后便能立刻堅決地回答這兩個問題：‘不！’因為有一個最基本的理由：原子彈是人類自己制造的，人類自己控制的，人類自己使用的。只要人類能夠盡量自動地清洗侵略征服的自殺觀念和野蠻理論，只要人類能夠有組織地防止這種自殺觀念和野蠻理論，我們可以希望原子彈不再在人類的歷史中出現，所以從一方面看，廣島的悲劇是使人類心理上對原子時代的來臨蒙上一層陰影；但從另一方面，這未始不是一個歷史的很好安排，使人類以最高度的警覺性來迎接導引原子時代的火炬，使人類認識到他們文明的發展已經到達了一個嚴重的關頭，一條光明的路是合作，和平和繁榮、幸福；另一條黑暗的路是猜忌，戰爭和破壞、毀滅。‘一個世界或者沒有世界。’這是我們在面對這個‘原子時代’閃耀的光輝時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信念。”甚至有人呼吁：“管理原子彈這個問題要是不能合理地解決，那么這次為全世界爭取民主的戰士們的血就白流啦。”

那么，人類又應該如何與既讓人愛卻又讓人恐懼的原子能相處呢？或者，進一步說，人類如何才能把原子能技術導向推動人類和平、繁榮發展的軌道上來呢？戰后初期中國知識界大致提出了四種對原子能進行管控的路徑。

（一）原子能的國際管控

1946年1月24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第一號決議，設立原子能委員會（United Nation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旨在應對原子能的發現帶來的安全與開發問題。6月14日，原子能委員會開始工作。在當時南開大學講師楊生茂看來，聯合國之所以肯耐心討論這個問題，原因有四點：一是原子彈的制造原理已為世人所熟知，秘密部分只是技術問題，英美很難守住這個秘密，也不是任何一國的專利，與其將來發動原子戰爭，不如現在設法加以控制，杜絕后患；二是在原子能得到適當控制前，原子能的研究發展會受到嚴重阻礙，各國原子能的研究仍然著重在戰爭方面；三是原子彈的威力和破壞性巨大，為避免人類將來更殘酷的大屠殺，現在不得不籌謀統制的辦法；四是原子能的和平用處開發還需要長期的耐心研究，國際上若沒有強有力的機構來控制，就會被野心家運用到殘殺上來。在楊生茂看來，原子能問題之所以成為聯合國成立后首要關切的議題，是因為原子能之于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利害關系，必須對原子能實施管制才能確保世界的安寧與繁榮。

周鯁生也認為，原子能問題具有消極和積極的兩面性，如何抑制消極性、發揮其積極意義是國際社會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如何管制原子能，防止它造成武器用在破壞上，乃成國際和平的基本問題。這是問題的消極一面。從積極一面看，原子能具備人類從未支配過的巨大能力，若能利用在交通生產建設方面滿足和平的需要，則又可以為人類造福。所以簡單地說，原子能的國際管制問題如何解決，關系世界政治的前途是再重大沒有的了。”而且，他認為原子能管制問題是彼時“較任何和平組織問題更重要的而難解決的問題，也是聯合國當前最嚴重的工作”。

管制原子能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是當時中國知識界的普遍共識，除楊生茂和周鯁生外，其他知識分子也表達了相應關切和看法：“今日世界的爭端雖多，原子彈問題卻是最顯著的一個。為避免原子彈戰爭慘禍，似乎只有根本禁止并管制原子能的生產。”“原子能的管制問題，成為目前一切關于國際和平問題中的一個主要的問題。”

至于如何管控原子能，由誰來進行管控，中國知識界較為一致的觀點是通過多邊國際組織來進行管制。在他們看來，“只有在各大國間取得進步的團結合作，才能合理地控制原子能，使其成為有利于人類的劃時代的發明”。這一思考路徑的形成源于他們的一個假設：“世界科學知識大踏步地前進，政治社會的組織卻非常落后，如果政治社會不急起直追，恐怕地球上會滅絕人類影蹤。”在他們眼中，這種“政治的社會的組織”即是聯合國組織架構。美蘇原子能委員會管制方案的差異和沖突導致很多人對聯合國組織失望，楊生茂認為過于悲觀大可不必，“聯合國是現代人類謀求合作的可能的政治組織方式，其中有它的優點，也有它的弱點。我們的觀察力不要被組織方式所拘泥。聯合國折沖樽俎，談判商討的地方很多，國際合作的韌性即在這里，只要各國能有妥協容讓，精誠合作的意念，多困難的問題都有解決的希望”。

李國欽、徐澤予認為國際社會倡議的常見管控措施，如自由放任、美國一國控制、世界中央政府以及專門的國際機構等，都具有不足，主張依托安全理事會，加訂一個公約，規定：“任何一國，如未得理事會同意，濫用原子彈，全體會員國，有權群起攻之。各國可以發動自身的武力，并運用原子彈，向該國施行報復。這公約準各國擁有原子彈，但須相當的設法共同控制，公約以外，又成立許多協定，以求爭端的和平解決。”

（二）和平教育的推行

在中國知識界眼中，原子能服務于和平建設的第二個保障機制是開展和平教育，亦即去除人們心中極端的民族主義、黷武主義等與時代不符的思想觀念。

對該觀點的闡述，蔣本仁最為詳盡。他認為：時至原子時代，一切被濫用歪曲了的傳統的民族形式或國家形式的教育及其學說，必須重新加以估價與改造，理由很簡單，我們不能以18世紀的思想來適應原子時代，以招致可以預期的毀滅。同時，他也指出了應該加以提倡的教育價值與內容：“我們并不反對真正的合于人性的和倫理范疇的民族形式或國家形式的教育，因為到今天止，我們還沒有理由否認孝于民族，忠于國家之為至善。但是我們教育人民愛護自己民族國家，必須教育人民認識別的民族國家與我們有同等的生存權和自由權的關系，而盡量避免感情的刺激，教育人民擁護‘民族自決’，更應該擁護民族‘決自’；反對‘他決’，更應該反對‘決他’。這樣……天下一家的思想才能，才能從新的一代中漸漸培養出來。”

此外，他還充分肯定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作用。“教育的改造，不僅在求教育方式的改進，主要的還是教育內容的改造……還是以十八世紀思想訓練他的國民來適應今日的原子時代，那末，不僅國際的文教組織徒成‘空彀’，而且一切以達成永久和平為宗旨的國際組織，均將成為歷史的諷刺。”

（三）人民權利的建設

在中國知識界看來，原子武器的危險性之一在于被一國的有野心的政治家或集團為一己之私而使用，因而需要踐行權利在民的思想，建立民主政治，建設公平公正的社會。

對此，周太玄闡釋道：“在人民的世紀里，原子能與和平是分不開的；在不是人民的世紀里，原子能與戰爭是分不開的。合理的教育，平等的經濟是進入人民世紀之門。”與周太玄觀點類似，王聿修主張改造人類彼此間的關系：“在原子能時代，人類關系必須更平等更互愛，應站在‘我要生存’的立場，推及‘他人也應生存’，我們認為，國家以內人民要有政治的經濟的平等，無貧富高下的分別，國際間要有互助互愛的精神與制度。”“在國家以內，人民必須較前此更能享有政治上的以及經濟上的民主制度，不然原子能將更要引起社會的不平等，更要引起失業，更要引起革命。此后，國家的存在必須是為了個人（人民），國家本身不應是一個目的……國家，政府，只是為人民服務的工具。”

（四）賣刀買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

在彼時對原子能問題的關注中，中國知識界普遍認為，除了愛好和平的民族努力消弭戰爭以外，一個積極的辦法，就是賣刀買牛法。所謂“賣刀買牛”，即原子能的和平化開發與利用。在他們看來，原子武器只是原子能的一個功用，而“原子能之被單獨的用于戰爭，誠為人類的大不幸”。于是他們開始思考“把破壞力量導演成建設力量，由戰爭用途變成和平用途，由科學發明的負性作用轉到正性作用”。

中國知識界在道明原子彈負面作用的同時，也指明了其和平化改造的方向。“毫無疑義，原子能的實際應用的發明，是人類文化史上一件大事。因為第一，原子彈的確是人類現有的最猛烈的殺人武器，這種武器的發明對于戰略戰術上所可發生的影響，正如同火藥發明的當時一樣。第二，現在已經證明，由原子分裂所產生的能一旦應用于工業生產之后，將使工藝方法引起一大革命，因之對于生產關系，也就是人類社會變革前途，會有決定的影響。”方九皋還指出了原子能未來開發和應用的諸多場景：“惟世界有許多事物，其造福于人類或貽害于人類，亦視所用之方面為何，未可一概而論也。在人類史上，除鉆木取火方法之發現外，應以駕馭原子能方法之發現最為重要。蓋原子彈能為一種極大之動力來源。一公分原子能所具之動力，是有一百萬馬力達三十五小時。故駕馭原子能方法之發現，不但煤與石油之恐慌得以解決，且電力，無線電，蒸汽機，航空具等之使用，均可發生重大之革命，甚至稼物之成熟，也可不必以太陽是賴（因有鈾之螢光可利用）。故我人決不可因為原子彈具有極大之破壞力，而禁止科學家對于駕馭原子能方法之研究作有繼續之努力。”總之，在他們看來，技術本身是無害的，有害或無害取決于人類對它的使用，如果原子能被應用在發展經濟社會上，反而是促進和平的因素。

結語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硝煙還未散盡之時，中國知識界以“平天下”的胸襟與擔當，洞察時勢，對原子時代的來臨表達了自己的觀感。在今天看來，他們有關原子彈、原子能問題的研判具有高度的敏感性、精準性。“這是一個充滿莫大的希望，與可怕的向所未遇的危險的新天地”的判斷至今依然不為過。核武器的管控與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問題，一直到今天都是一個國際社會密切關注的安全問題。

今天，核武器早已如戰后早期中國知識界預測的那樣，超越美國一國范圍。不過，也正如他們所預測的那樣，在核恐怖平衡法則的主導下，大國之間維系了長達七十多年的持久和平，盡管略顯脆弱。整體來看，國際社會也的確無意識地步入了中國知識界于70多年前就已經指出的軌道，人類已經站在一個岔口上，“一條是引入和平之路，一條是引入第三次大戰之路，即是生死之路！我們究竟走那一條呢”，人類必須選擇第一步走，人類的確選擇了走第一步，即合作與和平發展之路。為杜絕可能的核戰爭，降低核戰的風險，雖然歷經坎坷，步步維艱，國際社會畢竟最終建立了核不擴散體制。除軍事領域外，原子能也被廣泛應用到能源、工業、航天等民用領域，造福人類。

70多年前中國知識界曾經勾勒出原子時代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美好前景：“世界七大洲四大洋以及環球各國，成為往來便利的鄰居，自東至西，由南至北，旦發夕至，喜馬拉雅山與密土失必河皆成為園林間的一山一水，而各色人類親切了解，文明的種子廣播到天涯地角，這原子時代，也就是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今天，盡管前路依然困難重重，但隨著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強化，國際社會一直在朝這個方向努力前行。

（本文摘自朱大偉著《二戰前后中國知識界的戰爭與和平觀：基于報刊所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5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