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至1979年，伊朗爆發了反抗巴列維國王的“伊斯蘭革命”，福柯作為意大利《晚郵報》的特派記者，幾度造訪革命中的伊朗，前后發表15篇文章和訪談，在當時的歐洲知識界掀起無數討論。福柯表現出的對伊斯蘭革命過分的熱情和過于正面的贊頌，后廣被知識界詬病為福柯犯下的錯誤。

四十年后，澎湃新聞組織翻譯了“福柯在伊朗”系列，回顧當時在知識界掀起的關于伊朗革命的討論，我們將從福柯和反對福柯的不同聲音呈現當時的討論，以期引領中文世界的讀者回到今天伊朗伊斯蘭政權建立前夕的那個歷史現場。革命現場的復雜性遠遠不是被今日人們所熱衷于回溯的現代世俗主義與保守伊斯蘭主義的沖突，并以保守的復興終結了這一場沖突。相反，革命的驅動力遠不止伊斯蘭主義者，工人、學生、婦女、西化的中產階級、世俗化的知識分子、民主派和共產主義者一起走上街頭，通過伊斯蘭這個可以容納“集體意志”的集體儀式，反抗殖民、反抗西方跨國公司對伊朗石油資源的掠奪，拒絕暴虐專制且作為西方代理人的巴列維國王，也拒絕這么多年、這么多世紀以來組成其政治命運的一切。

伊斯蘭教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福柯看來，并非意識形態，而是一場抵抗的儀式。在這個意義上，宗教就像是對找到一種能從根本上變革他們的主體性的東西的保證。在福柯看來，伊朗革命不同于任何現代革命，這場革命是圍繞著一個截然不同的概念組織起來的，他將這個概念叫作“靈性政治”（spiritual politics）。

這篇著名的訪談《伊朗：無靈世界之靈》（Iran: The Spirit of a World Without Spirit）最初發表于訪談者克萊爾·布賴爾（Claire Brière）與皮埃爾·布蘭切特（Pierre Blanchet）《伊朗：借上帝之名的革命》（227-41）一書的附錄中，該書于1979年三月首次出版。布賴爾和布蘭切特是法國《解放報》（Libération）駐伊朗的記者。書中對伊朗伊斯蘭革命的評論是態度較為中立的。

布賴爾：我們可否從一個最簡單的問題開始？就像你和很多其他人一樣，對于伊朗發生的事情，我也和你，以及許多其他人一樣，被深深吸引住了。這是為什么？

福柯：我想先回到另一個可能不那么重要的問題上，它可能會在思路上給我們一些啟發：是伊朗事件的哪種特點激怒了左右兩方的這么多人呢？伊朗的事務以及其展開的方式沒有在人們心中引起毫無疑問的同情，比如說對于葡萄牙或者尼加拉瓜的那種同情。伊朗事件并沒有引起我的直接同情，卻使我立刻產生了一種微妙的反應。讓我舉個例子吧：有個你很了解的記者，她在德黑蘭寫的一篇文章登載在了在巴黎的雜志上，文章最后一句談到了伊斯蘭起義；她發現這句話被隨意添進了一個形容詞，“狂熱的”，這肯定不是她自己寫的。這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它正體現了伊朗運動引起的那種憤怒情緒。

布蘭切特：對于伊朗事件，可能會有這樣幾種態度。首先是經典、正統的極端左翼的態度；我可以引用各個支持伊朗的共產主義者同盟、整個極左陣營、各個馬克思-列寧主義小團體的觀點：他們說伊朗的反抗是宗教反抗，但這其實不重要——宗教只是個幌子，因此我們毫不猶豫地支持他們，這場斗爭本質上和越南的一樣是一場經典的反帝斗爭，只不過它是由霍梅尼這樣一個宗教人士領導的，霍梅尼說不定也是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呢。《人道報》（L’Humanité）的讀者可能會覺得共產黨（PC）在這一點上的態度和托洛斯基主義革命共產主義聯盟（LCR）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如社會黨（PS）這種中間左翼和與《解放報》有關系的那些邊緣左翼，則從一開始就被事件激怒了。他們或多或少會持這樣兩種觀點：首先，革命意味著頭巾，是復古主義，至少在女性問題上是一種倒退；第二點也是不可否認的，因為我們的確能感覺到這一點：如果宗教領袖們掌權并推行他們的政策，難道我們不該擔心這又將是一個新的專政嗎？

福柯：或許可以說，除了這兩種不滿情緒外，當我們面對這樣一種在我們的政治頭腦看來十分古怪的現象時，還有一種或許是詫異的情緒在。伊朗的現象從廣義上說是革命性的，因為它涉及到整個民族起來反抗一個鎮壓著它的權力。我們可以通過這兩種動力識別出革命來：其一是社會矛盾，即階級斗爭和社會沖突，其二是政治動力，也就是說有一個先鋒階級、政黨或者政治意識形態，一個將整個民族都凝聚起來的矛頭。而現在在我看來，這兩種對我們來說是革命的決定性跡象和明顯標志的動力，在伊朗都找不到。那么對我們而言，一場既找不到社會內部沖突、又無法指出一個先鋒隊的革命是什么樣的呢？

布蘭切特：我在德黑蘭大學遇見過好幾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們都意識到自己正身處一場了不起的革命中，甚至比他們原本設想、期待、夢想過的革命更劇烈。當被問及他們對此的看法時，這些馬克思主義者的回答都是：“這的確是革命情勢，但沒有先鋒隊。”

布賴爾：關于伊朗，我最常聽到的反應是，人們搞不懂是怎么回事。當人們稱一場運動是革命性的，西方人、包括我們自己，通常會持某種進步的觀念，覺得有什么東西要向進步的方向改變了。但一涉及宗教現象，這一點就很變得可疑了。確實，這次宗教沖突的出發點是十三世紀的觀念，人們以它們為由反對國王的統治；但與此同時，人們也提出了社會正義等與進步性的思想和運動相一致的主張。不知道你在伊朗時是否能把握這種激烈的宗教沖突的本質，至少這對我來說是很困難。伊朗人自己也陷在含混性中，他們的語言、承諾、表達等都包含很多個層次。這個人說“霍梅尼萬歲”，他是真誠地信仰宗教的；另一個人說“霍梅尼萬歲，但我不怎么信教，霍梅尼只是個象征”；還有人說“我還是挺信宗教的，我喜歡霍梅尼，但更偏向沙里亞特馬達里（Shariatmadari）”，后者是個截然不同的人；一個女孩戴頭巾以表明她反對政權，另一個半世俗化、半穆斯林的女孩不戴頭巾，卻說“我是穆斯林，霍梅尼萬歲”……這些人的態度有許多個層次，但所有人還是異口同聲地高喊“霍梅尼萬歲”，不同的層次就通通消失了。

福柯：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弗朗索瓦·福雷（Francois Furet）關于法國大革命的書。這本富有洞見的書或許能幫我們理清困惑。福雷區分了1789年革命前就已展開，革命后還延續了許久的經濟、社會變革進程，與革命事件本身的特別性；是人們內心深處的特別經驗，甚至還有他們每天搭起戲臺、在劇院觀看的東西構成了革命。我在想這一區分是否也可以適用于伊朗。確實，一系列無可置疑的矛盾貫穿了伊朗社會，但這場持續一年的革命事件同時也是人們的內在經驗，一場被不斷重拾的禮拜儀式、共同體的經驗，等等，這些無疑都與階級斗爭結合在一起，但沒有以直接、明顯的方式表現出來。那么宗教——這一對人極具號召力的因素——的角色、它的位置同政治權力的關系、它有關斗爭與犧牲的內容，等等，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它不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幫助掩蓋矛盾或在眾多利益分歧之間建立起神圣的同一同盟的東西；它其實是一種詞匯、一場儀式和永恒的戲劇，人們可以把“人民以其存在與主權相競爭”的另一場歷史性戲劇鑲入其中。

布蘭切特：令我驚訝的是所有人都起義了。我是說，所有人。以阿舒拉節的示威為例，你可以統計一下參與人數，排除小孩、殘疾人、老人和一部分待在家里的女人，你會發現除了那些依賴政體生活的寄生蟲以外，整個德黑蘭都在街上喊著“打倒國王”。甚至是那些一向贊同政體的人、那些一個月前還支持立憲君主制的人，也喊著“打倒國王”。這一刻始終是令人驚訝且獨一無二。顯然，過一段時間事情會穩定下來，不同階層和階級會再次顯露出來。

福柯：這場革命事件有好幾個典型特征，它揭示出的其中一個事實——這歷史上很少有人經歷過的——是一種絕對的集體意志。集體意志是個政治神話，是法學家和哲學家用來分析各種制度或將它們合法化的。它是個理論工具：沒人真的見過“集體意志”，在我個人看來，它和上帝、靈魂一樣，人永遠都不會遇見它。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的看法，但我們在德黑蘭、在整個伊朗，確實目睹了人民的集體意志。好吧，這是值得慶祝的，畢竟不是每天都能發生這種事。更進一步說（在這里人們可以討論一下霍梅尼的政治直覺），這種集體意志還被賦予了一個對象、一個唯一的目標，那就是讓國王下臺。按照我們的理論，這種集體意志總是普遍的，但在伊朗這里它卻為自己找到了一個完全明確、特殊的目標，并因此沖入了歷史。當然，在獨立斗爭和反殖民戰爭中，我們也能找到類似的現象。這次伊朗的民族情緒是相當強有力的：拒絕向外國屈服、不愿再讓國家資源被劫掠、拒絕依附性的外交政策，美國無處不在的干預已經使國王被視作西方的代理人。但在我看來，這種民族情緒只是一種更為激進的拒絕的一部分：全體人民不只是對境外勢力說不，更是對這么多年、這么多世紀以來組成其政治命運的一切說不。

布蘭切特：1967年我們去了中國，在那里我們也感到了同樣一種集體意志。無論如何，我們感到有某種強大的東西正在展開，全體中國人都懷著某種很深的渴望，比如關于城鄉關系、知識分子和體力勞動者的關系，也就是對于按照中國傳統方式規定下來的一切事物的反思。在北京，我們感到全體中國人都融合成了一個“人民”，事后才發現，我們自己也在某種程度上被卷入了那種情緒中。因此，這次對于是否讓自己也被卷進伊朗的事態中，我們有時是猶豫的。

福柯：但如今的伊朗革命使我驚訝的是它并不包含各部分間的斗爭，它如此絕妙而嚴肅的原因在于這場革命中只有一種沖突，即全體人民與國家——其正用武器和警力威脅人民——之間的沖突。我們用不著把形勢描述得極端化，就能立刻發現一方是人民的全體意志，一方是機槍。雖然形勢變得愈加緊張，但每次事件都幾乎一模一樣，它的形式和性質并沒有任何變化，是一次單一的示威的重復。西方報紙的讀者可能已經感到厭煩了：哦，伊朗又示威了！但我相信這樣不斷重復的示威本身具有一種強烈的政治意味，我們必須從字面意義上理解“示威（demonstration）”這個詞：人民正不知疲倦地展示著（demonstrating）它的意志。當然，國王的倒臺不只是因為示威，但它無疑是由一種不停地展示出的拒絕所引發的。這些示威與集體行動、宗教儀式和公共權利的表達相關。它更像是古希臘悲劇：集體儀式與權利原則的重演共同進行。一場行動正在德黑蘭的街上展開——政治、控訴性的行動，廢黜最高統治權的行動正通過宗教儀式共同展開。

布蘭切特：關于集體意志這個問題，使我震撼——我有時為伊朗著迷，有時又被它激怒——的是，例如有一次學生們過來對我說：“我們都是一樣的，我們是一個人，我們都信奉《古蘭經》，我們都是穆斯林，我們之間沒有區別。你要把這一點記下來：我們都是一樣的。”但我們都很清楚人們是有區別的，我們清楚，比如知識分子、商販小團體和中產階級擔心會走得太遠；但盡管如此他們還是追隨了革命的進展，這是需要進一步解釋的。

福柯：肯定的。伊朗的事情有一點很引人注目。伊朗（巴列維）政府必定是武裝得最好的政府之一，它的軍隊強大而忠實（比人們想象得更忠實），警察也很有效率，他們的暴力和殘忍經常能彌補他們的不知變通；況且，巴列維政府還是一個由美國直接支持的政權，它有整個世界作為依靠，被大大小小的國家環繞著。從某種意義上說，所有的情況都對它有利；再加上伊朗有石油，這可以給國家提供足夠用的收入。可盡管如此，人民依然奮起反抗了：當然，人民是在危機和經濟困難的背景下起義的，但伊朗那時的經濟困難并不足以激起那么多人上街、使成千上萬的人赤手空拳地面對機槍的掃射。這個現象是我們需要討論的。

布蘭切特：相比而言，可能我們自己的經濟困難比伊朗那時的困難大得多。

福柯：可能吧。但無論經濟有多困難，我們還是需要解釋為什么會人民起義并說：我們不想再這樣下去了。起義的伊朗人對自己說——這或許正是起義的核心——“當然，我們要變革政體、趕走這個人；我們要結束行政的腐敗、改變整個國家，改變它的政治組織、經濟體系、對外政策。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得改變自己。我們生活的方式、與他人和事物的關系、與永恒和上帝的關系，等等，都要被徹底改變；只有當我們的經驗像這樣徹底地轉變時，真正的革命才能實現。”我相信正是在這里伊斯蘭教發揮了作用，可能是它規定的某些義務、某些規范在一定程度上鼓動了人們的熱情。但最重要的就伊朗人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言，宗教就像是對找到一種能從根本上變革他們的主體性的東西的保證。教義艱深的什葉派（Shi’ism）正是這樣一種伊斯蘭教：它在單純和外在地遵循規范，和對精神生活而言真正深刻的東西之間做出了區分；我說伊朗人正從伊斯蘭教那里找尋改變他們主體性的方式，但與此同時，能給他們提供身份認同的傳統伊斯蘭生活方式已經在那里了，因此他們將伊斯蘭教當做革命性力量來實踐的做法，并非出于想更忠實地遵循律法的渴望，而是說，伊朗人有一種想通過回溯到某種靈性體驗（他們認為這可以在什葉派教義中找到）來重建他們的整個存在的渴望。人們常常引用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一說法，但這句話前面還有一句人們很少引用的話說，宗教是無靈世界之靈。

布賴爾：為了解釋你剛才說的“這里的示威確實是示威”，我認為我們應該用“目擊”這個字。人們總是說起伊朗的伊瑪目侯賽因（編注：侯賽因的殉難是什葉派的開端，因此侯賽因被視為什葉派的精神領袖），現在誰是侯賽因？是示威者、目擊者、烈士；通過受難，他展現了與惡的斗爭，他的死比對手的生更光榮。那些赤手空拳的示威者也是目擊者，他們目擊著國王和SAVAK（編注：由美國中情局扶植的、1957年成立于巴列維政府的秘密警察機構）的罪行、他們想要擺脫的政權的殘酷，以及這一政權所體現的罪惡。

布蘭切特：在我看來當人們提起侯賽因時似乎有個問題。侯賽因是個烈士，他已經死了。不久前，伊朗人不停地喊著“烈士，烈士”就趕走了國王，這是難以置信且史無前例的；但現在人們又該怎么做呢？人們不能再繼續喊“烈士，烈士”直到每個人都死去、軍事政變爆發。現在既然國王已經不在位了，整場運動就必然會分裂。

福柯：總有一天，我們正試圖理解的這一令我們著迷的現象——革命經驗本身——會逐漸過去。確實曾有一束光打在人們身上，使每個人一同沐浴其中，但這束光會熄滅。等到那時，不同的政治理論、不同的傾向會浮現出來，將會有妥協，有非此即彼的抉擇；我完全不知道哪股勢力會取勝，我想現在沒有多少人能推測這一點。革命會結束，取而代之的將是在另一個層次、另一個現實中展開的過程。我的意思是，我們此刻目睹的并非一種聯盟（比方說不同政治團體間的聯盟）的結果，它也不是各個社會階級間妥協、在某些方面向彼此讓步并在某些事情上達成一致的結果。完全不是，情況與這不同。將全體人民都卷入其中的革命現象總有一天將止步，到那時，留下的將只是不同的政治考量——這些考量是一直存在于每個人頭腦中的。比如某個政治集團中的激進分子，當他參與示威時，他的立場是雙重的：一方面，他有自己或這或那的政治考量，與此同時，他也是被卷進革命運動中的一個個體，或者說是一個起義反抗君主的伊朗人。這兩方面是脫節的，他并不是因為自己的黨派已經做出了或這或那的考量才起義反抗君主的。

布賴爾：這場運動中，庫爾德人（Kurds）的情況是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大多數庫爾德人都是遜尼派（Sunnis），他們的自治傾向早已為人所知了，然而在這場運動中他們也用了同樣的起義的語言。每個人都覺得他們是會反對起義的，可他們卻支持了起義，并說：“當然，我們是遜尼派，但首先我們是穆斯林。”當有人提起他們的庫爾德身份時，他們的反應常常是憤怒、拒絕的。“什么？我們是庫爾德人？”他們用庫爾德語回答道，還需要有人翻譯他們的話，“不，根本不是，我們首先是伊朗人，我們分擔著伊朗的全部問題，也想讓國王下臺。”庫爾德人的口號和德黑蘭、馬什哈德的幾乎一樣，都是“霍梅尼萬歲”和“打倒國王”。

福柯：我認識一些在巴黎的伊朗人，令我震驚的是他們當中許多人都感到害怕：害怕有人知道他們和左翼人士混在一起，害怕SAVAK的特工會聽說他們正在看了這本或那本書，等等。九月的大屠殺剛剛結束后我就去了伊朗，我對自己說，我要去一座恐怖陰霾下的城市了，剛剛有四千人死過。結果是，雖然不能說我發現伊朗人民是快樂的，但至少這里并沒有恐懼的氣氛，而是有種強烈的勇氣，或者說是，人們身處危險時可能會有的那種強烈的情緒雖還沒有退去，但已經被超越了。在革命中，他們已經超越了一直指在他們每個人面前的機槍的威脅。

布蘭切特：庫爾德人還和什葉派的人在同一陣營嗎？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還與神職人員在同一陣營嗎？知識界還追隨著霍梅尼嗎？如果說當時死了兩萬人、軍隊向人民回擊，如果伊斯蘭共和國集權的表面下潛伏著內戰的風險，我們將看到這一風險還會以奇特的方式再度顯現。到那時人們可能會說：是霍梅尼脅迫了民族陣線，或者說霍梅尼不愿妥協、不愿尊重中產階級和知識界的意愿。仿佛每件事情都要么是全對，要么是全錯的。

福柯：的確，這可能同時既是對的又是錯的。一天有人對我說，“你對于伊朗的看法都不對，你沒有意識到那里到處都是共產主義者。”但我知道這一點，我知道許多伊朗人是共產主義或者馬克思-列寧主義組織的成員，我沒有否認這一點。但我很贊同你的文章中的一點，即他們并沒有試圖把革命的現象拆解為各個構成要素，相反他們讓革命的光束依然保持為一束光，盡管我們知道它是由許多束光構成的。這正是討論伊朗問題的危險和有意思之處。

布蘭切特：我給你舉個例子吧。一天晚上，我們在宵禁之后跟著一個很西化的四十歲女人出門，她曾經在倫敦住過；當時住在德黑蘭北部（編注：德黑蘭北部是富人區）的一座房子里。穆哈蘭姆月（編注：穆哈蘭姆月是伊斯蘭歷第一個月，也是全年第一個圣月，根據教義，本月不許打斗）前夕的一天晚上，她來到我們所住的工人階級街區。街道各處都有槍火，我們帶她進了一條偏僻的街道，去看軍隊、普通人和屋頂的掃射。這是她第一次徒步來這個區域，并和呼喊著“安拉胡阿克巴（編注：真主最偉大）”的普通人談話。她完全被擊垮了，并為自己沒有戴頭巾尷尬，不是因為她害怕有人會朝她臉上潑硫酸，而是因為她想要像這里的其他女人一樣。但重要的不是這個關于頭巾的小插曲，而是那些人對我們說的話。他們講話的方式很宗教性，句末總加上一句“愿主保佑你”之類宗教性的表達。她也用同樣的方式、同樣的語言回答了；她對我們說，“這是我第一次這樣說話。”她很感動。

福柯：然而總有一天，這一切都會變成歷史學家眼中的“上層階級的集會”、“左翼大眾運動”之類的事件。這將是一個分析性的真理。我相信當人們從伊朗回來時感到不安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人們想要搞明白，想打聽出一個對于已然構建的現實的分析性概括來。

布賴爾：我在反思我們西方記者經常持有的另一個解釋框架。這場運動遵循的邏輯如此古怪，西方觀察者好幾次都忽略了它；十一月份“民族陣線”失敗了的那場罷工，和為黑色星期五（編注：1978年9月的一個星期五，逾千名示威者在德黑蘭聚集，安保部隊開火殺死數十人，這一天后被稱作黑色星期五）哀悼的第四十天都是這樣。黑色星期五是可怕的，因此人們設想第四十天的哀悼將是很感人、很痛苦的。結果到了第四十天，許多商店都重新開門了，人們似乎也不怎么難過，然而之后運動又按照它自己的邏輯、節奏和氣息重新開始了。在我看來，盡管德黑蘭那里的革命節奏是混亂的，但總的來說伊朗革命運動所遵循的節奏就像一個人——他們就像一個人一樣行進——遵循著集體的節奏，呼吸、變得疲憊、調整呼吸、又再次進攻。哀悼的第四十天早上沒有發生什么大的示威，賈萊廣場（Djaleh Square）的屠殺之后，伊朗人又喘過了氣來。但那幾天爆發的罷工如接觸傳染一般，令人驚訝地將起義重新發動了起來；之后是新學年的開始、德黑蘭人憤怒的回擊、朝西方象征開火。

福柯：還有一件令我很震撼的怪事是人們將石油作為武器的方式。如果說這場革命有什么直接敏感點的話，那就是石油了，它既是罪惡的起因，也是絕對的武器。以后某天我們可能會明白事情是怎么回事。顯然，罷工及其策略似乎不是提前規劃好的，而是說在某一節點、某一時刻，在沒有任何自上而下的指令的情況下，各個城市的工人就自行組織，以完全自由的方式開始罷工了。這種罷工無疑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工作中止、生產停頓，它顯然是一種聲明：石油屬于伊朗人民，而不屬于國王和他的委托人、合作伙伴。罷工是以國家性的再分配（reappropriation）為目的的。

布賴爾：那么另一方面——在這個問題上如果保持沉默，就是自欺欺人——我必須得說，當我作為一個人、一個外國女記者，面對這種一性（oneness），這一普遍意志時，我在心理和生理方面都感到一種強烈的震撼。就好像這種一性要求每個人都遵從它；從某種意義上說，任何一個不遵從它的人都要倒霉。在伊朗，我們每個人都會遇到這一類問題；歐洲人常常對伊朗問題持保留態度可能也是出于這個原因。整個起義都很好，沒錯，但是……

福柯：有一些示威至少在口頭層面是持激烈的反猶主義立場的。有些仇外的示威指向的并不是美國人，也包括在伊朗工作的外國工人。

布蘭切特：這無疑是統一性的另一面，有些人會被冒犯。比如我們的一位攝影師臉上被打過好幾次，因為人們以為他是美國人。“不，我是法國人”，他抗議道，然后示威者就擁抱他，說“首先，別在報道里提這件事。”我也在思考示威者們所提的專橫的要求：“記得寫上有幾千個人犧牲，上萬人在街上示威。”

布賴爾：這就是另一個問題了，不同的文化對真理的態度也是不同的。此外，這也是斗爭的一部分，當你赤手空拳、埋葬死者、無論是真的還是在想象中驅趕走恐懼，你就會顯得更有說服力。

福柯：他們對真理的理解和我們并不相同，他們的態度是很特殊的，盡管如今這種態度也已經很普遍了。希臘人和馬格里布的阿拉伯人都有他們各自的對真理的理解。伊朗人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宗教的，宗教既有通俗的形式，也有深奧晦澀的內容；也就是說，所有以法律形式明確地說出來的東西也都指向另一層意義。因此在他們看來說一件事而指另一件事并不是應當譴責的含糊其辭，相反，這一層附加的意義是必須有且被高度贊揚的。人們所說的東西在事實層面常常不成立，但它指向的那更深層的意義是不能被“準確”、“觀察”一類的說法涵蓋進去的……

布賴爾：使我不安的不是這個。但人們一遍遍地對我說所有的少數群體都要被尊重，與此同時他們并不尊重少數族裔，這使我很不滿。有一件事令我記憶深刻——無論如何，我肯定這種事還會在別的地方發生——九月示威時，作為女性我蒙著臉、戴著頭巾。他們想阻攔我和其他記者一起上卡車，那時我已經走很長的路了。我在卡車上的時候，周圍的示威者還想阻止我站起來；然后有人開始大喊（這很令人討厭），因為我穿著涼鞋，沒穿襪子。我頓時感到極不寬容。但周圍還有五十來個人說：“她是記者，必須跟在游行隊伍里，讓她下車是毫無理由的。”當有人跟你說——雖然伊朗確實有很多反猶言論——只要猶太人不站在以色列一方，他就會寬容他們時，或者當有人發出匿名信時，革命運動的可靠性就會受到影響。這場運動強大的力量在于它是一個單一的整體；一旦它覺察到有一點分歧，就會感到受了威脅。不寬容確實存在，我相信它也是必須的。

福柯：讓伊朗運動如此劇烈的原因有兩重：在一方面，有一個被非常強烈地、政治性地表達出來的集體意志；在另一方面，有一種劇烈改變普通生活的愿望。但是這種雙重肯定只能基于傳統，基于充滿沙文主義、民族主義和排斥性的制度，這種制度對于個人有非常強烈的吸引力。面對政府如此可怕的武裝力量，人們不能讓自己感到孤身一人、無所依憑。除了國王的下一任繼承人以外，另一個我同樣感興趣的問題是：一年來鼓動人民面對機槍的這場單一的革命運動，是否有力量沖破它自己的陣線，并超越那些一直以來是它的基礎的東西？一旦最初的激情退去，支持者們是否也會散去？或者他們能否扎根下來并變得更強大？許多歐洲人和一部分伊朗人都期待著世俗化進程能登上舞臺，我們熟悉的那種進步的、經典的革命能得以展開。我也很好奇伊朗人在這條奇特、獨一無二的道路上——反對自身命運的頑固性、反對幾個世紀以來既定的一切，并爭取“一些不太一樣的東西”——會走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