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17日，德國凱澤斯勞滕市，世界杯E組第二輪第二場比賽，意大利對陣美國時的首發陣容。

一、“娘炮”男生越來越多

近日，在香港一個商場的玩具店，我見到了一個兒時玩伴。他在香港工作多年，如今是這家玩具店的銷售員。我跟他打了一下招呼，也觀察了他的工作。他向往來的客人推銷一盒蠟筆，售價138港元。他說話固然很有禮貌。但讓我驚訝的是他所采用的語調，還有進行過專業訓練的肢體方式。這跟我對他的印象截然不同：以前他有點大大咧咧，但如今，他發音溫婉、富有節奏，是一種帶有明顯女性化色彩的表述方式。我的第一反應是，為什么他變得那么“娘炮”了？

但不可否認，他的銷售水平絕對是頂級的。短短十五分鐘，就有兩位顧客買了他推銷的其貌不揚的蠟筆。因為他太客氣，顧客實在無法拒絕。對港澳文化有所了解的朋友，也知道這樣的說話方式在銷售行業并不少見，在很多柜臺上的男店員，都會采取一個極低的姿態與你溝通，語調也會非常地謙和與陰柔。這是商業文化對人的改造。在香港長大的很多男青年，說話方式大多都溫聲細氣。

放在性別議題上，這是個有意思的題目。對“為什么現在的男孩普遍缺乏陽剛之氣”的發問，一個解釋是：這與商業環境有關。無論是零售業還是服務業，男性總是需要溫聲細氣地與顧客說話，即使遭到指責也要保持客氣。我也相信，那位賣蠟筆的“娘炮”朋友，其實并不是天然如此，而是生活塑造了他。而成長于商業環境的香港男生（其實大陸男生也是如此），也受到了影響。肯定的是，香港之所以能成為“購物天堂”，離不開如此優秀的銷售經理。

二、大胡子流行與政治抗爭

我對這個話題感興趣，是因為最近看到幾組相關研究，都描繪了“大胡子與政治抗爭的關系”。眾所周知，留胡子，尤其是大胡子，是陽剛之氣的表現，也是“純爺們”的象征，甚至帶有一定的侵略性。而最近，歐洲一些國家，比如意大利、西班牙、希臘，留大胡子的人不斷增多，甚至成為了時尚，這說明這個社會可能出現了些問題。

美國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經濟學家德懷特·魯濱遜（Dwight E. Robinson）做過一個研究，發表在1976年3月出版（第81卷第5期）的《美國社會學雜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通過研究1842到1972年一百三十年間的《倫敦新聞畫報》（Illustrated London News）中出現的人物報道的圖片，他得出一條曲線：留胡子的高峰是在19世紀末，而到了20世紀20年代起開始下跌。到了60年代、70年代又有一波升起。他的結論是，這個曲線正好與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相吻合。魯濱遜制作的圖表顯示，留胡子的潮流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出現起落，每個階段有不同的趨勢：“絡腮胡高峰”在1853年到來，“大胡子高峰”在1892年前后出現。

美國佐治亞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斯蒂芬·米姆 (Stephen Mihm)繼續了這個話題，他指出：“20世紀美國的馴順職員形象就是胡子刮得精光，其個性淹沒在更大的公司特性之中。” 根據我們日常的觀察，企業老板在錄用雇員時，往往希望雇員更具有親和力，并不鼓勵雇員留那種看起來殺氣騰騰的大胡子。一個發達的商業社會，對男人的親和力和溝通能力有一定的需求，無論是在說話的聲調、外表的干凈程度還是在舉止與修養方面。男性職場精英的形象是：留有短發、戴無框眼鏡、不留胡子、隨身帶著公文包。

這個數據是很有意思的，它說明了男人在不同的經濟環境下容貌、打扮的變化，也成為社會思潮的一個晴雨表。從男人蓄須的方式，可以看出經濟形勢的變化。

魯濱遜說，在歐美社會，留胡子一般與激進運動相關聯。在很多人看來，留胡子是支持工人運動的標志。因為在19世紀，工人由于從業環境惡劣，一般都沒有時間剃胡子，所以礦工、水手、搬運工、車夫等無產階級，通常都會留著大胡子。這些大胡子又天生融入到一種社會氛圍中：比如酒館、球場、碼頭，形成他們的社交網絡。不少失業底層、流浪漢也很自然地加入其中，成為“無產階級”。他們更加渴望一種集體性的社會關系，因此從中萌生了最早的共產主義思潮。試想在1890年的英國南安普頓港口，你可以準確無誤地通過某人的胡子，判斷這個人所在的階級。

當時的歐洲左翼知識分子，很多都同情工人階級，因此在打扮上也與工人階級保持一致。偉大革命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都是大胡子。那個時代心系底層的左翼文學家，比如《悲慘世界》的作者維克多·雨果、《霧都孤兒》的作者查爾斯·狄更斯等，翻開他們的照片一看，都證實了這個推論。俄國的列夫·托爾斯泰，他的胡子長度至少是頭發的三倍。

放在今天，似乎也有點適用。篤信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們，從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 1910—2013）到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再到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1943—），都是清一色的光下巴，典型的商業精英風范。而帶有左翼思想的學者，留胡子的不在少數，最著名的是斯洛文尼亞文藝理論家齊澤克（Slavoj ?i?ek，1949—）。

三、當代西方：大胡子流行背后

這個理論假設，一個帶有普世色彩的社會，如果商業發達，提供了充分的就業崗位，那么男人的打扮一般都應該是精致的、親切的、干凈的、討人喜歡的。因為社會遵循的規則是市場經濟，更需要共識與規范，男人給自己打造一個親切形象有助于提升社會競爭力。類似比爾·蓋茨那樣面帶微笑的形象，才是中產職場男人的標準打扮。

但是如果出現大面積的經濟停滯、社會不公，抗爭意識形態抬頭，那么男性就會暴露出粗獷的一面。首先，失業導致發展機遇失去，無數普通個人將不需要再以形象取悅他人，而對社會的情緒也投射到各自的容貌上。在底層抗爭的研究中，留著大胡子的不在少數。從清末太平天國運動中的“長毛”，到巴黎公社運動的戰士們，無一例外都留著大胡子；而在現代，從拉美游擊戰中的菲德爾·卡斯特羅（1926—2016）、切·格瓦拉（1928—1967）等革命英雄，到塔利班、基地組織的“圣戰者”，也都是胡子拉碴的形象。

一個常態社會，只會有少部分人刻意標新立異，大部分人都會跟隨潮流。如果一個社會留胡子的人數突然增多，很可能意味著社會中的不滿度升級，抗爭欲望升級。同時，也可能意味著失業率的提升、經濟的不景氣。這個社會或許已經處在變革的邊緣。

現在西方留胡子的人越來越多。當然，這包括了部分穆斯林，但這只占極少一部分，大部分是本地居民，尤其是年輕人。一些年輕人留起了又長又亂的大胡子。有人說，這是一種時尚潮流，是一種“復古”，但這背后有令人更加不安的東西。

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全球化浪潮停止。當蛋糕不能繼續做大，分蛋糕就成為了難題。從2011年開始，歐美社會展開了一波波的反資本主義的左翼運動，從占領華爾街到占領倫敦，包括英國的工人罷工及脫歐公投、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Indignados Movement）以及希臘債務危機等，都意味著歐美社會開始走入工人運動的節奏。位于底層的產業工人在占領華爾街的時候打出的標語“我們是99%”，已經帶有強烈的抗爭色彩。就連最樂觀的學者都認為，全球化的動力在衰退，蛋糕恐怕無法作大。那種帶有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逐漸顯現，正以某種方式體現出來，或者大胡子是其中之一。

一些大胡子青年成群結隊活動，他們的形象被視為“把旗幟掛在臉上”，反映了一定的政治立場，代表了某種激進主義。美國有些學校也注意到了這一點，甚至下令限制學生留大胡子。米姆曾經撰文稱，進入“后冷戰時代”之后，那種大胡子已成歷史。但現在的局面恐怕是他預料不到的。

一個案例可以印證：2017年11月的意大利國家隊新一期名單中，入選的23人，只有5個人沒有留胡須。其余留胡須的達到了18人，占了78%。在同月舉行的2018年俄羅斯世界杯足球賽歐洲區預選賽附加賽第二回合對瑞典隊的比賽中，意大利對首發的11人中，更是有10人留有胡須，只有邊后衛達米安（Matteo Darmian）是光下巴。而翻看2006年世界杯奪冠的意大利隊的照片（當時因為帥氣而被稱為男模隊），首發隊員中只有加圖索（Gennaro Ivan Gattuso）和贊布羅塔（Gianluca Zambrotta）兩人留有胡子?，F在兩個數據是差不多調轉了過來。

意大利當下的經濟狀況，與2006年時也不可同日而語。在歐債危機的打擊下，意大利已經淪為了“歐豬五國”之一。當然你可以將其解釋為流行時尚，因為代表國家隊出場的球員不存在失業問題，但是，按照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演化生物學教授羅伯特·布魯克斯（Robert Clinton Brooks）在一個電視節目的解釋，“胡子是微妙的、依賴于背景的信號，它包含各種信息”。意大利球員的形象，也受到社會潮流影響。換言之，他們是社會中不斷增加的胡子青年中的幾個代表而已。你也可以看到，看臺上的意大利青年當中，留胡子的不在少數。

如果你認為，個人是否蓄胡子，這具有一定偶然性，那么政客在競選時秀出的照片，就很能說明問題。因為在大選中，他們非常在意自己的媒介形象，知道胡子也是一個“符號”，可以釋放某種信號。歐洲最有名的四位民粹主義激進政客——法國“國民陣線”主席瑪琳·勒龐（Marine Le Pen）、西班牙“我們能”黨（Podemos）總書記巴勃羅·伊萊格西亞斯（Pablo Iglesias）、意大利“五星運動”（Movimento 5 Stelle）黨魁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英國工黨黨魁杰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看他們的圖片你會發現，這四個人中有三個都留著胡子，只有勒龐沒有，因為她是女的。

曾幾何時，歐洲也有很多親切耐心的銷售精英，就像玩具反斗城那位賣蠟筆的大叔一樣。但到了今天，他們可能變成了留著胡子的醉漢。一個社會如果進入了調整期，就意味著反體制的力量開始蘇醒?；蛘呶覀円呀浻X察到了，歐洲的局面不太樂觀，變革可能就在拐角處。

四、男人“少了陽剛之氣”或許不全是壞事

胡子是抗爭的“符號”。因為它代表著侵略性和強力，帶有尚武色彩。它是反資本主義的，是反體制的，帶有強大反叛情緒。在商業文明中，留大胡子的人容易被認為是社會的邊緣人。胡子的普及程度，可反映一定程度的社會現實。

當然，上述量化研究其實還存在不少疑問。首先，做調查存在種種困難，畢竟胡子長得快，也很容易剃掉。你今天你收集的數據，說不定過兩天又會發生變化。樣本本身就無法保持一個恒定的數量，這造成了最后結果的誤差。其次，留不留胡子，是很個人的事。一些與政治無關的內容，可能也會促使某些人留胡子，比如說，失戀、考砸、親人逝世，可能成為蓄須的理由。總之，對這種研究，要找出一些反例來駁倒并不難。而且，還必須考慮到一些具體的文化背景，比如伊斯蘭社會普遍都會留須；而東亞社會的審美不提倡男性留須。同時，氣候條件也必須納入考慮，緯度的高低、沿海或不沿海，都會影響這一數據。

最后，這一研究有什么意義呢？或許沒有多大的意義。因為當留著大胡子的抗爭者進入公眾視野時，政府已經錯過了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這項研究只是指出了一種可能存在的關聯性。它成為一個社會學的話題：關于一個男人的狀態，也關于轉型期的社會之痛。

對一個社會而言，如果男人被普遍認為“少了陽剛之氣”，或許并不完全是壞事。這至少說明，這個社會還是趨于穩定的。那位在玩具反斗城的朋友，他就很滿意當下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