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百合也有春天

——評王昕朋《北京旮旯》

溫德朝

王昕朋是一位頗有憂患意識的作家，一貫重視對普通大眾生存現實的揭示、叩問和反思。比如他的《北京戶口》《漂二代》等作品，通常并不關注家國政治的宏大敘事，而是從北漂族的日常生活寫起，以小見大地窺探社會轉型和時代變遷。讀王昕朋中篇小說新作《北京旮旯》，首先讓我想到了羅大佑那句膾炙人口的歌詞，“別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這篇小說延續了以往創作的日常生活敘事筆調，詳細描繪了農民工鞋匠張四在北京旮旯里曲折艱辛的扎根生存、創業成長故事，及其自身的勤勞與善良、追求與夢想、疼痛與歡快、失望與希望。

“旮旯”源于北京方言，意為“角落”或“狹窄偏僻的地方”。小說中的旮旯是一個極富象征意味的空間語匯，與主流的、政治的、光明的北京城市建筑形象相比，旮旯無疑是非主流的、民間的，隱喻了那些寄身于此的無北京戶口、無穩定職業、無固定住所，飄浮于北京城的外地打工者的命運。對張四等進城尋夢的外地打工者來說，最初北京城璀璨繁華的燈火似乎與他們毫無關系，他們是屬于“野百合”一樣的孤獨者。特別是當年北京嚴格管控外來人口，被稱為“盲流”的外地打工者，一到重要節假日就被驅趕離京。他們從一開始的被排斥，到夾縫中倔強生長，再到逐漸被接納、被認可，這一過程既是農民工身份被認同的過程也是他們自我身份確認的過程。

從空間敘事理論來看，旮旯不但是小說故事發生的背景，還是小說故事發展的內在動力。主人公張四出生于大別山區窮苦農村，高中畢業跟隨叔叔到北京建筑工地當小工，省吃儉用供妹妹上大學。一個偶然機會，張四與修鞋結緣，認識了韓大媽、韓剛、老馬等新華一社區居民。在他們的熱心幫助下，張四安營扎寨一社區和二社區兩棟大樓之間的過道旮旯，正式開啟了修鞋生涯，經歷了一連串喜怒哀樂、酸甜苦辣的故事。在社區居委會書記孫京生眼里，旮旯是個影響社區容貌的麻煩之地，他一次次驅趕張四，一次次受挫遇阻。在多數社區居民眼里，旮旯是他們的便利和歡樂之所，鞋子破洞了，隨時拿來修一修；小孩子頭發長長了，隨時拉過來理一理；韓大媽、劉大媽等每天買菜回來在此歇腳休息、聊天嘮嗑，張四借機把新奇的農村故事講給他們聽，帶來了歡聲笑語。小說有一個細節，劉大媽對張四說，“中了他的流毒”，原因是天天聽張四講，他老家方言說行叫“管”、說不行叫“不管”，聽著聽著劉大媽不自覺就學會了。結果劉大媽在十字路口執勤疏導交通時，對行人“管”“不管”的方言指示語，差點鬧出笑話。由此可見，旮旯不僅充當了小說故事的背景空間，更參與了小說敘事進程，推動小說故事走向了高潮。

一座城市的現代化水平，不僅取決于高樓大廈、車水馬龍的物質文明，更取決于海納百川、包容開放的精神文明。在小說文本中，旮旯見證了北京城市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北京不僅是北京人的北京，更是全國人民的北京，無論是誰，只要有夢想，都一樣能在北京創造出屬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比如小說主人公張四，這粒委身旮旯的種子，這棵生長于偏狹陰暗處的野百合，最終在新時代開放包容的北京城生根、發芽、開花，被表彰為全區“優秀外來務工人員”。故事最后，張四始終如一堅守在旮旯里，修鞋、修車、開鎖、配鑰匙、洗頭、理發、通下水道……為社區居民提供生活方便。王昕朋無疑是一個高明的講故事的人，小故事中蘊含著大道理，小情懷中洋溢著大感動，小人物中彰顯著大境界。

轉自《文藝報》

導讀

街頭巷尾的溫情，構成了這座城市的底色，也讓寄身“旮旯”的外地打工者，找到了屬于他一個人的北京。

北 京 旮 旯

王昕朋

一

新華一社區居委會在街道年終總結大會上受了區領導點名批評，安書記的臉當時像燒紅的鍋底，連整個會場都覺得發燙！這消息像長了腿跑步進了一社區，不到半天工夫很多居民就知道了。

為啥批評咱一社區？一社區哪項工作落后二社區？傳達室的老馬憤憤不平，咱的院子比二社區小一半，車輛停得比他們整潔整齊。

得了吧，怎么不說一社區窮人多，買不起車；人家二社區富人多，車多，而且好車多？韓剛不滿地說，安書記也算老居委會干部，領導老是大會點名批評他，一點面子也不留，換我早把挑子撂給街道，愛找誰干找誰去！

老馬習慣地用手搓揉著光溜溜的頭皮，嘲諷地說，活干得不少，錢掙得不多；力出得不小，功勞卻不大。安書記哪天撂挑子，肯定沒人愿意接……這時，安書記的前任老孫倒背著手，邁著悠閑的小方步走過來，老馬大聲招呼道，老孫，孫書記，請教您個問題。

老孫叫孫京生，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他自己號稱在整個北京西城找不到比他家進北京時間再早的。一社區還是一片低矮破舊的平房時，叫尾巴溝居委會，他就是居委會主任，前幾年因年齡大退下來了。他個子瘦小，站在老馬面前矮了半頭，站穩以后又挺了挺腰板，輕輕咳嗽一聲，一本正經地問：啥事？

安書記要再把居委會書記讓給您，您還愿意干嗎？老馬調皮地說，兩眼卻盯著他臉，觀察著他的神情變化。

孫京生嘿嘿一笑，老了，干不動了。他伸出五個手指比畫了一下，又說，小安比我小十歲，正年輕力壯。再說，他干得挺好，比我好。怎么啦老馬，您今兒個怎么說這話？

老馬、韓剛都沒說話。孫京生瞇著眼想了想，扭頭看了一眼兩棟樓之間旮旯處正在低頭修鞋的鞋匠張四，搖搖頭，嘆息一聲，小安是個好人。我勸過他好多次，干居委會的只要耳朵靈就行，上邊怎么說就怎么干。他指了指旮旯處，像這種事，讓區領導撞上了，能不批評他？說完，他又倒背著手，邁著方步一邊朝家走一邊嘟噥，不聽老子言，吃虧在眼前……

噢，原來因為這呀！老馬搓揉著頭皮，然后把手放在嘴邊吹一口風，韓剛朝后退了一步，不滿地說，夠亮的了，別再搓了，再搓得亮得可以當燈泡了！

老馬感嘆地說，我去，原來因為這？老安那確實不值！

孫京生沒走遠，又走回來，指著門外低聲說，國慶節期間，區里一位領導帶隊檢查地下室，發現咱一社區地下室有外地來京人員坐月子；元旦期間，這個領導經過一社區，又親眼看見一社區兩棟大樓旮旯處有外地人擺攤修鞋釘鞋掌……說完，又轉身走了。

老馬說，我見張四元旦三天里都出攤了！

剛進院的童子心接上說，這張四也膽大包天！他還放錄音喇叭喊著修鞋配鎖匙。那喇叭蹦出來的是他老家土話，一聽就清楚是個外地人。他老是惹麻煩，還不如讓他快點滾蛋！

韓剛瞪著眼嚴厲地說，你要讓他滾蛋，立馬就有一大幫人跟你急信不？說不定把你家門給用磚頭堵起來。

老馬點著頭說，我信。你別說，這小子人緣不差。

三個人的目光不約而同地投向那個旮旯處。說旮旯一點也不為過。一社區與二社區的兩棟大樓之間有一過道，大約四米多寬，因為兩棟大樓都是南北向，西面是一條主街道，所以大門都朝東開，車輛和行人要經過這個狹窄的過道。張四挨著一社區那棟樓的西北角，占了大約兩平方米的地方擺了個鞋攤。準確地說還不能叫攤。早上，他騎著自行車過來，車上馱著一只大木箱，打開大木箱，先取出一塊不知從哪兒撿來的破舊的毛毯，把修鞋用的工具朝上一擺就開工。晚上走時，把工具往木箱里一裝，那一席之地又恢復了原狀。白天開工的時候，他還會擺上幾把折疊凳子給修鞋的客人坐，韓剛他媽和幾個上了年歲的老頭老太太沒事就在那兒坐著聊天。尤其是到了夏天，大樓的西北角旮旯處幾乎見不到陽光，而過道又如同風箱一樣拉風，坐在那里感到涼爽。如果不熟悉，或者說不留意，還以為他們是在那兒乘涼。

此刻，韓剛八十歲高齡的老母親韓大媽正坐在張四攤前的折疊椅上與張四熱火朝天地聊著。韓媽身板兒硬朗，平時喜歡散步，堅持到超市買菜購物。每次散步或從超市購物回來，都會在張四那歇歇腳，喘口氣，這已經成了習慣，也成了張四的規矩，有時來了客人，想坐韓媽常坐的折疊椅，張四看看快到她來歇腳的時間，就會婉轉地對客人說，這是我家老太太的備用椅。邊說，邊抬起屁股抽出自己坐的小板凳，對客人賠著笑臉說，您請坐。他自己蹲著幫客人修鞋。

韓媽逢人就夸張四是個懂事的孩子。

二

張四是高中畢業后跟著叔叔從大別山老家來的北京。叔叔在一建筑工地當泥瓦工，在包工頭面前幾次幫他求情，還給包工頭送了幾包煙，包工頭同意他留在工地當小工。那個工地上的老鄉多，都是家庭比較貧困、日子過得湊合的，吃的是大鍋菜，住的是大窩棚，一分錢恨不得掰成幾瓣花。有一天中午大家圍在一起吃飯，端著碗低著頭正往嘴里扒飯的張四突然笑著背轉過身，周圍的人讓他這一舉動弄得莫名其妙。叔叔側身看了他一眼，見他又換了一副悲傷的樣子，米粒大的眼淚吧嗒吧嗒往碗里滴。事后，叔叔問他是不是病了，他實話實說，叔啊，我看那一圈人的鞋子前邊都露出個小腦袋……叔叔的眼圈紅了，拍拍他的肩膀，嘆息一聲，好大會兒才從牙縫里蹦出一個字：窮！

那天晚上，張四把離家時母親給他帶的針線包翻了出來，趁叔叔睡熟之際，偷偷把他的鞋子挾在胳肢窩里，一個人跑到離工地不遠的大街邊，找了個沒人的路燈下，打算把鞋子前邊的洞補上。可是，那幾根針都是縫補衣服用的，扎不透叔叔鞋子前邊的那層膠皮。他三根手指緊緊捏著針頭，手指麻了、疼了，勒出了血口子，最后用牙咬著使勁發力，咔吧一聲，針斷了，他趕緊把留在嘴里的半截針頭吐出來，嗓子還是被扎出了血。他又換了一根針，還是半途而廢。他氣急敗壞地把鞋子朝地上一扔，雙手抱著頭，失望得一聲接一聲嘆息。那是北京一個秋后的晚上，風很頑皮地繞著他轉來轉去，想著法兒往他脖子里鉆，不一會就感到了寒意。他彎腰撿鞋子時，眼睛突然一亮，仔細一看地上有一根鐵釘。他找了塊石頭，把鞋子放在地上，用鐵釘先鑿出一個細小的洞，然后再把針插進去。這一招果然管用，沒費多大工夫，竟然把鞋子前邊的洞給補上了。他情不自禁地跳了起來，一路小跑地回到了工棚。工棚里很簡陋，上廁所要到幾百米外的公共廁所去。張四的叔叔去廁所時沒找到鞋子，提著褲子光著腳丫板一路上罵罵咧咧跑了個來回，發現鞋子像長了腿一樣不知從哪又跑回來了，還以為自己在夢游。第二天，別人提醒他，你鞋子上有塊白油漆。他低頭一看，原來露著洞的地方補了塊白布。他問張四，張四如實作了回答。他叔上上下下看了他一眼，哈哈大笑，我的個乖乖，你還會這手藝，啥時學的？張四不好意思地笑了，昨兒個晚上才學的。

叔叔那雙鞋子前邊包的是一塊月牙形膠皮，張四到處找不到膠皮，就用一塊白布硬是“拉郎配”給補上的。強扭的瓜不甜，叔叔才穿兩天就破了，而且連拉加扯洞更大了，之前只有大拇腳指頭賊頭賊腦地露面，這回一下子露出三根腳指頭。張四很不好意思，對叔叔說，叔，咱倆的腳一般大，您穿我的鞋子吧！叔叔從包里掏出一把帶把兒的錐子、一包大小不同的針，又把他的手拉過來，給他戴上一枚比戒指粗大的圈圈。他趕忙摘下來往叔叔手里塞，叔，這不成，我哪能要您的戒指！叔叔笑了，重新給他戴上，拍拍他的肩膀，這叫“頂針”，專門戴在手指上，頂著針穿洞用的。張四一拍腦殼，噢，想起來了，我奶奶納鞋底就用這個。叔叔說，四，你喜歡干修鞋？叔叔的話并非難題，但把張四問住了，好大會兒沒回答上來。

一個人在人生起步時，不可能按照自己喜歡不喜歡選擇干什么、不干什么。張四雖然出生在偏遠的鄉村，上小學戴著紅領巾時寫下的“我的理想”與大都市的孩子差異并不大。他記得自己寫的是長大想當科學家，同桌女同學崔雯的理想是長大當一名醫生……老師在課堂上把大家的“理想”都公開了。張四清楚記得，老師一手舉著一只白面饅頭，一手舉著黑窩頭，循循善誘，形象生動，同學們，孩子們，學習好了，考上大學，找個好工作……老師咬了一口白饅頭，津津有味地咂咂嘴，頓頓吃這個，還有大碗紅燒肉。如果學習不好，回家來種地……老師咬了一口黑窩頭，一臉痛苦的樣子，吃力地咽下去，天天吃這個，就著咸菜和稀粥。你們愿意吃哪個？

張四和同學們一樣，都指著那個白饅頭。可是，初中畢業那年，張四的父親得了一場大病，撇下他和兩個妹妹離開了人世。第二年，母親帶著最小的妹妹改嫁走了。他的學習成績一路下降，高考時落了榜。如果不是叔叔動員他跟著來北京打工，他此刻還在撅著屁股面朝黃土背朝天在土里刨食呢。

叔叔見他不說話，拍了拍他的肩膀，好了，你就練習練習修鞋補鞋吧。咱這工地幾百號人，哪個不穿鞋呀？你失不了業！

后來張四才知道，叔叔為了買這些不起眼的工具，幾乎跑了半個北京城，最后還是在小攤上買到的。再后來，張四不但會給鞋子補洞，還學會了釘鞋掌、換鞋底。的確像叔叔說的那樣，工地上找他修鞋補鞋的人絡繹不絕，他床頭的筐子里每天都堆得冒尖，工棚里也每天飄蕩著熏人的腳臭氣。那些工地上打工的人不到萬不得已誰舍得花錢買一雙新鞋？鞋子破了，花錢又到哪兒去修補？再說即使找到修鞋補鞋的，補一個洞也得花五毛錢。張四是盡義務，所以他成了工地上最受歡迎的人。會抽煙的工友找他修鞋，成包送煙給他的不多，但你一支我一支地給他，一天就積一大把。

張四每天還得上工，只有早上早起一會兒晚上晚睡一會兒，擠出時間給大伙修鞋補鞋。沒過多久，包工頭不干了，找到張四的叔叔，嚴肅地說，你侄子，就那個張四，干活老是沒精打采的。我看，就別讓他上工地上班了！叔叔擺著手，頭兒，那咋行？他又不是干修鞋這行的。不上班他哪來錢吃飯？再說，他還有個妹妹在上大學，全靠他供應。包工頭嘿嘿一笑，你呀！讓我怎么說你？跑半個北京城你都難找到一個修鞋攤修鞋匠。你就讓他專職修鞋。誰來修鞋誰付錢。現在是市場經濟懂嗎？啥叫市場經濟，就是干啥都要錢，都講價！

后來，張四就不再干扛沙包、馱水泥袋、和泥、搬磚頭那些又累又臟的活了，而是專門在工棚里為大伙修鞋補鞋。當然，他不再是盡義務，象征性地收一點成本費用，有些經濟條件不好的工友，付錢他也不收。幾個月下來，叔叔跟他一算賬，他的實際收入比干小工差得不是一星半點。叔叔皺著眉頭，嘆息一聲，四，這不是辦法，你得明碼標價了。你妹明年的學費得交，你自己好歹也得攢點錢娶媳婦……

怎樣標價？叔叔想了好大會兒，一拍大腿，對了，我去年春節回老家前，找了大半天找到一個鞋攤，補了塊補丁，要了我兩元錢！

啊？！張四一臉驚嘆號，一個補丁兩元錢，也太、太坑人了吧？然后頭搖得像貨郎鼓，叔，咱不能坑人。

叔叔說，就兩元錢也得能找到地方，也得有人愿意給你補。那這樣吧，收一元。

張四想不到反駁叔叔的話，只好點了點頭。

既然明碼標價，那就得讓人家物有所值。眼看春節快要到了，修鞋補鞋的人多起來。那些年，每逢重要節假日，“盲流”也就是外地來京人員要“清理”出京，工地也要臨時停工給外來務工人員放假。街道會組織起一批老頭老太太，戴上紅袖章，挨家挨戶登記、檢查、清理。回家過年的務工人員領了工錢，沒有多少人給自己買套新衣服新鞋子。張四借了工地上一輛三輪車，撅著屁股吭哧吭哧騎了半天，累得腰酸腿疼，不停地抹一把額頭上的汗珠子往地上甩，工地周邊的大街小巷跑了個遍，也沒能找到賣修鞋工具的。他正失望之時，一位茶葉店的老先生給他指了條路。老先生指著馬路對面的胡同說，小伙子，你到胡同里就大聲喊高價回收修鞋補鞋的舊工具，說不定有的人家里還真有。張四愁眉苦臉，嘟噥道：我、我沒錢，出不了高價……老先生有點不高興了，咋的，你以為那修鞋的工具多值錢？高價能高到哪兒去？這就一吆喝。

張四硬著頭皮拐到胡同里。胡同里的居民好像在忙著過節，不少人家門口堆著紙箱等亂七八糟的東西，幾個收破爛的忙著過秤、裝車。他猶豫了好大會兒，連嘴巴也沒張開。沒想到天上掉下個林妹妹，竟讓他給碰上了。一個頭發花白的老太太端著個紙箱從一扇紅漆大門里出來，興高采烈地把他攔住了。小伙子收破爛是吧？這箱子東西都給你了，不要錢。老太太說罷轉身進了院子。張四隨便翻了一下紙箱，“唏”地叫出了聲。原來紙箱里有一臺修鞋機，還有幾把禿了尖的錐子、釘鞋掌用的小鐵錘。張四這個高興勁兒，幾乎忘記是在北京大街上，也忘記了折騰半天的勞累，拼命蹬著三輪車往工地上跑。到了工地不遠處的一個垃圾桶邊上，他想著老太太說的紙箱里裝的是垃圾，打算先把有用的東西挑出來，垃圾扔了，省得帶到工棚里讓大伙煩。他雙手把紙箱子底朝上抱起來，用勁一提，里邊的東西稀里嘩啦全都滾落在地上。他蹲在地上，一件一件地仔細分揀。突然，眼前冒出一道金光。他小心地拿起來，對著路燈看了一眼，不像是叔叔說的“頂針”，而是一枚貨真價實的金戒指。他一下愣了，垃圾箱里怎么會有這么貴重的東西？一定是老太太眼花沒看清丟進去的……他把挑揀過的垃圾和有用的東西分了分類，垃圾扔進垃圾桶里，有用的東西送回工棚，接著又騎上三輪車上了路。

張四從到北京，時間和精力都花在了工地上，幾乎沒有逛過街，對北京城里縱橫交錯、密如蛛網的道路幾乎沒有認知，此刻再次上路，已經找不到下午去過的那個胡同。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胡同鉆進去，看上去與傍晚到過的胡同相似，紅漆大門就好幾扇。他在胡同里轉悠了好大會兒，急得額頭上直冒汗，也沒想到個辦法。無奈，只好自己安慰自己：明天白天再來吧！轉念一想，自己和叔叔等一群老鄉明天一大早的火車就要回老家了。于是，又開始轉悠起來，在這家敞開的大門口探頭瞅瞅，那家緊閉的大門外站上一會兒。他的穿著、舉止很快就引起了警覺很高的胡同里市民的注意。兩個臂上佩戴著紅袖章的老太太走上前，一前一后把他堵住了。

哎，干嗎呢？

我、我找人。

找人？找什么人？

一個老、老媽媽。

老媽媽？姓啥？門牌號碼多少？

張四壓根不懂啥叫門牌號碼，一下子張口結舌。

……

精彩全文請見《當代》2022年4期

王昕朋，男，江蘇徐州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出版過長篇小說《紅月亮》《漂二代》《天下蒼生》《花開歲月》《非常囚徒》《天理難容》《團支部書記》，以及中短篇小說集、散文集多部。

插圖來自網絡

原標題：《王昕朋：北京旮旯丨《當代》新刊預覽+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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