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是農(nóng)業(yè)社會，歷代統(tǒng)治者基本都倡導育齡男女適時婚配，推行鼓勵人口生育的政策。《禮記》所謂“男有分，女有歸”，即認為正常社會秩序中，男人各有職分從事工作，女子皆能嫁給丈夫組建家庭，只有如此，人們才能安居樂業(yè)，國家才會健康穩(wěn)定的發(fā)展。這是古代文人理想社會的一個重要方面。因為丁壯勞力是一個國家運行發(fā)展的堅實基礎，國家的稅收賦役、從軍打仗等，都需要一定數(shù)量的成年男丁全力承擔。所以，婚姻家庭不只是個人和宗族的事情，也直接與國家富強息息相關。

史載，中國古代一些國君或皇帝曾直接頒布法律，懲戒超齡而不出嫁的女子和婚配的男丁。春秋末期的越王勾踐在被吳國擊敗后，臥薪嘗膽、積蓄力量時，即曾通令全國“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男子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如達到政府規(guī)定的婚齡線而男不娶女不嫁者，不僅自己犯罪，也要連累父母蹲大牢。西漢孝惠帝時，若誰家有女兒十五歲以上到三十歲還沒嫁人，要罰款600錢。據(jù)《晉書·武帝紀》載：晉代“女子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也就是說，女子到了17歲還不嫁人，朝廷命令官府要為此女子挑選另一半。北宋仁宗時期，國家制定法令，明確規(guī)定婚姻年齡界限，要求男子十五歲娶，女子十三歲嫁等等。

從古至今，一個家庭能夠早生貴子，人丁興旺，也是大多普通民眾最樸素和基本的想法。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文化中，亦多方鼓勵女子適齡而嫁，及時組建家庭。北宋司馬光的《書儀》曾指出正常男女婚齡：“男不過三十，女不過二十爾，過此則為失時矣。”

但是，據(jù)一些史料記載，兩宋時期的社會中上層家庭，則出現(xiàn)過一種另類現(xiàn)象，即當時一些達官貴人或士大夫官僚家中，常有一些婚姻“失時”女性，長期待字閣中，成為名副其實的“大齡剩女”。范仲淹在寫給宋仁宗《答手詔條陳十事》中，即曾描述此類社會怪象，說：“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

據(jù)范仲淹所說，當時的士人男女婚嫁失時現(xiàn)象并非少見，問題還比較嚴重。究竟什么原因呢？所謂“在天下物貴之后，而俸祿不繼，士人家鮮不窮窘”。一個字，窮。據(jù)宋史名家張邦煒先生考證，宋代以后，婚嫁之費猛增，人們的婚姻嫁娶風俗講論錢財，嫁女花費通常要比娶婦更大。當時人們就慨嘆：“傷生以送死，破產(chǎn)以嫁子。”連當時的皇弟揚王趙顥，“有女數(shù)人，婚嫁及期，私用不足”，也不得不向哥哥宋神宗開口，伸手預借薪俸，以作花銷費用。北宋名臣蔡襄在《端明集·福州五戒文》中，即對此種婚姻論財?shù)娘L氣予以激烈抨擊：“婚娶何謂？欲以傳嗣，豈為財也。觀今之俗，娶妻不顧門戶，直求資財，隨其貧富，未有婚姻之家不為怨怒。”司馬光則在《書儀》中更直白地說：“將娶婦，先問資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姑娘出嫁需大量陪嫁，士子取婦得看嫁妝多少，幾家歡樂幾家愁。社會風氣使然，讓一些原本家庭并不寬裕的士大夫，無法為女兒按時籌備豐厚陪嫁，又往往顧及臉面，所以只能讓姑娘長久地養(yǎng)在娘家了。

北宋中期名臣蔡襄說：“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谷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雖有武臣，蓋僅有也。故于文士，觀其所長，隨其才而任之。”南宋晚期即有人評價當朝這種政治現(xiàn)象：“國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無。”兩宋時代盛行科舉制選拔官吏，士人一旦通過科舉之路，無異鯉魚躍龍門，很可能會有一個高光靚麗的前程。北宋中后期的魏泰在《東軒筆錄》中說：“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宋廷提拔的大多數(shù)高級官吏，基本都需要有科舉進士出身。所以時人以詩感慨：“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在史學界，大家已基本形成共識，即兩宋王朝是一個士大夫主政的時代。宋人也把本朝稱為“官人世界”，說白了，也就是“尚官”的時代。宋真宗趙恒在《勸學詩》中，直接表達了讀書科舉與人生富貴的緊密關系：“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隨人，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jīng)勤向窗前讀。”在這種典型的文臣官僚政治社會下，“崇尚官爵”是民眾的集體心理。宋代有一首《寄鞋襪》詩，為署名“士人妻”的某位無名女性所作，詩云：“細襪宮鞋巧樣新，殷勤寄語讀書人。好將穩(wěn)步青云上，莫向平康漫惹塵。”由此可見，士人家屬對士子們科舉成功，前途平步青云、官運亨通的強烈期望。

可以說，在宋代中上層社會，女方最理想的婚姻，就是以時出嫁，成為“士人妻”。但是，適時婚嫁與為士人妻很難兩全其美。如果女子堅持非進士不嫁，或者定有更為苛刻的擇婿條件，如非才華出眾不可。那么，勢必造成一批女子錯失婚嫁時間，成為長期待在娘家的“老姑娘”。宋哲宗時，宰相章惇就把選取女婿的條件定得過高，以致“為息女擇配，久而未諧”。王安石的女婿蔡卞當時任官執(zhí)政，相當于副宰相，他曾好言相勸上級章惇：“相公擇婿如此其艱，豈不男女失時乎？”但章惇卻聽不進去，頗不耐煩地諷刺說：“待尋一個似蔡郎者。”他直白地說，正等著為閨女找一個類似你蔡卞這等層次的人。章惇的女兒不能適時而嫁，依史料所見，當與他的父親氣量狹小、“眼界”太高關系頗大。

從兩宋科舉規(guī)模來說，士人們苦心讀書，但能考中進士者必定數(shù)量很少。而且，中舉士子并非都年輕有為，單身待娶，相反，許多士人都經(jīng)過多年苦斗，龍腰蛇背，須發(fā)染霜，之后才科考成功。所以，對于一些少得可憐又在年齡與婚姻條件上正好合適婚配的中舉者，往往成為宋廷士大夫官僚給自家姑娘強力爭搶的目標。每逢放榜之日，許多士大夫官僚人家便瞄準新科進士，相互之間比拼撕掰。據(jù)北宋中期人彭乘《墨客揮犀》載，“今人于榜下?lián)裥觯柵L婿”，“臠”是將肉切割小塊，可謂比喻形象。放榜之時，中舉士人猶如眾多朝臣大官的獵物，被一些權勢人家如野獸般“撕扯”回家，介紹給自己的姑娘。王安石曾在《臨津》一詩中，興奮地描述這種令他印象深刻的畫面：“臨津艷艷花千樹，夾徑斜斜柳數(shù)行。卻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那些靚女們紛紛攘攘，爭相觀看，都想釣上新科進士這樣的“金龜婿”。正如南宋朱彧《萍州可談》所說：“本朝貴人家選婿于科場年，擇過省士人，不問陰陽吉兇及家世，謂之‘榜下捉婿’。”士子們一旦中舉，轉瞬之間，無論婚配或前途方面，皆會發(fā)生極大逆轉。宋代有關此類記載的文獻非常多見，無需贅言。在當時社會，女子們想要尋找到一位心儀合適的士人，與其結為伴侶終身依歸，并非人人都能如愿。這也是造成一些大家女子不能適時婚配的一個重要因素。

但是，還需說明另一種情況，即隨著宋代知識文化的不斷普及，特別是士大夫家庭的知識女性越來越多。文化素養(yǎng)的提升，使一些知識女性見識越來越遠廣，認識更趨深刻，所以擇婿也越來越看重對方的人品和才華。很多人普遍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文化教育是男性的權利，實際上我們所謂的“女子無才便是德”是直到明清以后才形成的社會觀念。在宋朝時期，即便是婦女觀較為保守的司馬光，也主張女性應當接受教育、學習知識文化，他在《家范》中就曾寫道：“古之賢女，無不好學，左圖右史，以自儆戒。”宋代文風大盛，有條件的家庭女孩子都可以讀書學習。

清代史學家趙翼談到宋代婚姻風俗時，曾經(jīng)指出：“當時風尚，婦人女子皆知愛才也。”一些士人家的女子抱著寧缺毋濫的原則，一直堅守等待，尋找心儀理想的人生伴侶。北宋儒家大師程頤的女兒終身未嫁，責任即全在她自己。據(jù)說，程頤的女兒“幼而莊靜，不妄言笑，風格瀟灑，趣向高潔”，實在是當時那個社會標準理想的好姑娘。她很想尋找一位自己心目中的完美男子出嫁，所謂“擇配欲得稱者”，程家為此于茫茫人海中“訪求七八年，未有可者”。不知不覺，程姑娘年齡就被耽擱大了，便成為大家的輿論焦點，親戚朋友看著也發(fā)愁，“既長矣，親族皆以為憂，舊交咸以為非，謂自古未聞以賢而不嫁者。”頂不住社會壓力，“不得已而下求，嘗有所議，不忍使之聞之，蓋度其不屑也。”但父母太過疼愛，看著這個“老姑娘”，干著急沒辦法，實在不忍心她受委屈，就這樣一直“未遇賢者”而養(yǎng)在娘家，直到最終未嫁而死。

作為一代大儒的程頤，并非像后人所誤解的那樣重男輕女，最起碼對于自己愛女來說，能充分尊重姑娘心愿，尊重她的選擇，乃不失一位好父親。據(jù)清代沈雄的《古今詞話》記載，惠州少女溫超超“年及笄（十六歲），不肯字人”，她下定決心，非當朝風流人物蘇東坡不嫁。宋哲宗時，蘇軾出任惠州知州，當時他已是個老頭子了，年過半百，兒孫滿堂。超超姑娘聽說蘇軾到來，馬上興奮地說：“此吾婿也。”并且“每夜聞坡諷詠，則徘徊窗外”，直至為其癡心而亡。后來，蘇軾得知此事，“因作《卜算子》詞”，以為紀念。“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詩詞格調高雅，故事非常凄美。若此事為事實，也是一個不切實際、想入非非的人間悲劇。

洪邁《夷堅志補·劉女白鵝》篇記載，汀州寧化縣攀龍鄉(xiāng)有富豪家劉安上的女兒，是位“性慧，喜文墨”“姿美而艷，其光可鑒”的好姑娘，但卻“以不嫁自誓”。《金壇縣志》記載：宋太常丞劉宰的續(xù)弦妻子梁氏，“世居處之麗水，父為吏部侍郎。笄而擇配，貴胄爭委禽焉。母吳問所愿，不對。屢問之，曰：‘吾視諸貴豪子，怙勢以凌物，殖貨以自豐，豈能有遠志？無寧歸寒士耳。’”原來，做姑娘時的她內心不俗，眼界甚高，很看不起那些富貴公子平日狗仗家勢、貪財愛錢的行徑。《紹興府志》載：“莫氏，胡宗伋妻，馀姚人。讀書通經(jīng)學，年踰三十，擇配未嫁。聞宗伋賢，許之。”胡宗伋的妻子莫氏，等到三十來歲，才終于找到自己中意的另一半。面對姑娘們的此類狀況，長輩們也不禁慨嘆：“豈有處子終不嫁人者乎！”總之，女子婚姻不時在宋代中上層已經(jīng)成為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程頤在《周易程氏傳》中，對此解釋說：“（女子）所以愆期者，由己而不由彼。賢女，人所原取，所以愆期者，乃其志有所待，待得佳配而后行也。”

宋代中上層家庭出現(xiàn)的女性婚姻不時現(xiàn)象，是與當時復雜的社會環(huán)境具有密切關系。對于一部分特殊人群內的常見現(xiàn)象，宋代一些文士應該是做了忠實的記錄，并將之視為社會異象。我們現(xiàn)代人追求的婚姻大多注重幸福感，更多關心個體本心的真實體驗，即是說今人更加尊重人性解放了。因此而言，相比于過去，我們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更文明了。但客觀地看，我們當今社會主流文化依然并不鼓勵“大齡剩女”現(xiàn)象，否則，怎么會制造出這樣一個特殊詞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