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系教授邁克爾·布洛維曾說，是否捍衛社會，是社會學與政治科學的主要區別。如今，社會日益受到市場和國家的影響，而學術界也彌漫著精英主義，這種精英主義彌散在象牙塔里的每一個角落，阻止社會學家們靠近社會的“真實問題”。學術界中迫使學者“奔向頂峰”的研究評估考核，就像懸在人人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扼殺了任何有意義的智力活動，讓許多年輕的學術研究者只能通過把自己變成論文制造機來獲得生存和提升的機會。知識視野已經消失，更不用說烏托邦的任何愿景了。

精英主義與市場、國家專制沆瀣一氣，而如今的學術研究更像是一種?？率降摹碍h形監獄”，被國家所監控。布洛維教授寫給米爾斯（C. Wright Mills）的公開信中說，社會學想象力就是政治想象力。社會學從來都不是精英社會學，它是對功利主義、市場理性及其局限，以及國家理性及其局限的批判。我們現在迫切需要布洛維教授所分享的靈感，因此，我們也迫不及待地想要聽聽他50年的公共社會學研究的史詩。

本文為邁克爾·布洛維在12月4日為慶祝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建系50周年的演講實錄。首發與公眾號土逗公社（tootopia.me），原文鏈接：http://tootopia.me/article/8983，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在那個時候，還沒有安東尼·吉登斯。吉登斯還裹著尿布呢，也不是尿布，當時他剛到劍橋，我想那是在1969年。在那個時候，布爾迪厄的書還沒有被譯成英文。伊曼紐爾·沃倫斯坦還沒有寫出他關于世界體系的大作，那是1974年才寫的。安德烈·貢特·弗蘭克那本關于發展的重要著作《欠發達的發展》也是1967年的前一年出版的。在美國，第二波女性主義才剛開始。貝蒂·弗里丹已經寫了《女性的奧秘》，我想那是1963年的事。但真正意義上的第二波女性主義當時才剛剛開始。

我想，在英國，社會學幾乎不存在。它更像是社會行政，與像艾貝爾·史密斯，布萊恩·艾貝爾·史密斯(Brian Abel Smith)、理查德·蒂繆斯(Richard Titmuss)、彼得·湯森(Peter Townsend)那樣的人物聯系在一起，與福利國家研究相關。所以，這是很久、很久以前了。實際上，昨天，我和李淑儀教授聊天的時候，她提醒我1967年香港也有一次非常重要的抗議。當時大陸正值“文革”，而這里也有了大規模反殖民的抗議，所以這件事情的意義很大。意義之一，你們可能知道，在于社會學來拯救香港了。社會學真的是在這之后開始的。社會學的入場，可能是為了搞清楚社會控制的新機制。無論如何，我真的很喜歡那幅圖景。

這是香港的情況，那么1967年，我在做什么呢？唉……當時我在一個殖民國家。我在英國。1967年，我是劍橋的本科生，我正在劍橋搞數學。那是我生命中最悲慘的時光。我痛恨在那里的每一分每一秒。在我看來，與世界發生的事件、尤其是在這里發生的反殖民斗爭相比，劍橋是那么地遙遠、那么地與世隔絕、那么地不重要。我真的覺得我要完了。

我還記得我去學院——當時我在劍橋的基督學院——坐在圖書館里，可能在找什么書，什么數學啊、數學分析什么的，反正我知道是我討厭的書。這時我看到我旁邊有這樣一本書，叫做《自殺論》，我想，這本書就是那本對的書了！于是我拿了這本書，它是一個奇怪的法國人，埃米爾·涂爾干寫的。不管怎么說，我覺得數學真是太無聊了，于是我就翻了翻那本書，我發現這本書真的很奇怪，它竟然說，個體的自殺竟然要怪到社會的因素頭上去。真想不到！我以為這本書是要教我怎樣干掉自己呢，可不受我控制的社會因素卻決定了我的生活。我覺得這真是個有趣的想法，你們可能也知道利己性自殺、利他性自殺、非常個體的失范性自殺和宿命性自殺什么的。真奇怪，我從沒見過這樣的想法。不管怎么說，就在那時，我有了這樣一種頓悟，這樣一個清醒的瞬間，我要當社會學家?；旧希@本書解放了我，從此以后再沒有回頭，也再沒想過自殺。

事實上，社會學的確，根據十九世紀的偉大的社會學之父的表達——個體的確為不受我們控制的社會因素所限制、控制——這當然會讓人感到無力，如果我們認為世界是由不受我們控制的力量塑造的，那么這當然也就意味著，在改變世界這件事情上，我們能做的真的非常有限。所以，對社會學家來說，這點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不僅要看到那些塑造我們日常生活的因素，也要看到改變這些因素的可能。所以，我相信——在這里我不會說得太細——但我對社會學的想法是，它搖擺在烏托邦和反烏托邦這兩股力量之間。一方面，我們有反烏托邦的想法——社會決定論；另一方面，我們也有烏托邦的想法，認為改變這些限制實際上是可能的，認為我們實際上是可以擴大限制中的可能性的。

如果你看偉大的社會學家的話，我相信，他們都有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時刻。比如說在涂爾干的著作中，就有真實的烏托邦的時刻，他相信行會g(Guild Socialism)形式的社會主義。我知道，許多人在閱讀涂爾干的時候略過了《社會分工論》的第三卷，那里談論的就是一種不同于原來的替代性秩序的可能性。不管怎么說，我們應該把社會學放到烏托邦和反烏托邦的時刻之間、作為二者之間的調解來思考。我今天要談的公共社會學，實際上就搖擺在這兩個時刻之間。一方面，此社會學承認可能的界限，但它同時也是一種公共參與，著眼于限制內的可能和對限制的改變。所以，今天我想做的，是帶你們——我還沒公開做過這個呢——回顧我自己的社會學的發展軌道。但我想這樣來回顧，我想從我自己關于社會學——特別是公共社會學——的看法發展出來的框架中去看。

一.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我相信，社會學應該回答——實際上，一切學院里的其他社會科學學科都應該回答——下面兩個問題。第一，知識是給誰的(knowledge for who)？我們做社會學是——這個問題我們一般不太提——為誰？誰是我們的受眾，是學院里的受眾呢，還是學院外的受眾。我的意思是，我所在的地方——美國，你只想得到一種受眾，對許多社會學家來說，只有一種受眾，那就是學院里的受眾。我們寫論文，在期刊上發表論文，這些論文會被一些人閱讀。如果我們幸運的話，會被一兩個人引用。非社會學出身的，有時往往看不懂這些論文。而往往驅動我們的是這樣一種不同尋常的激勵機制：為社會學家生產社會學。

說句題外話，我的一個同事，克洛德·S.費舍爾(Claude S. Fischer)，認為我們需要真正地把社會學傳遞到學院外，傳到廣泛的公眾那里去。所以他為美國社會學會創辦了一份叫做《語境期刊》(Context Magazine)的雜志。這個雜志做的很漂亮。其理念是讓一般讀者也可以理解社會學，讓廣泛的公眾也能讀懂ASR（《美國社會學評論》）上的論文。雜志做的很漂亮，上面的文章寫的也很漂亮，寫得很清楚。那么結果，誰來讀它呢？其他社會學家——那些想知道別的社會學家在干嘛的社會學家。這下他們可以方便地了解全國的同事們的想法了。重點就在這里。作為社會學家的我們，往往以其他社會學家為我們的第一受眾，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這也很重要。因為科學就是這樣發展的。但我認為，我們也應該顧及學院外的受眾。這就是第一個問題，知識是給誰的。

接下來，第二個問題是，知識用來干什么的(Knowledge for what)？我們生產這些知識是為了什么？我們生產這些知識——這里還有一個工具性知識(instrumental knowledge)和反思性知識(reflexive knowledge)的區分，當然這個區分也是有爭議的。工具性知識，是關注——試圖為一個既定的目標發展手段、解決問題或解開謎題的知識。所以，工具性知識把社會的目標、我們學科的目標視為既定的，它為既定的目標尋求手段。與之相對的是反思性知識，即關于社會的目標、目的、價值的討論、辯論、對話。所以，我們要做的，是要弄清楚特定問題、謎題的解決方案呢，還是弄清楚我們作為一個社會的方向、我們應該堅持什么價值。

所以，據此我們就畫出了每個社會學家都在夢想的東西，為立業，每個社會學家都要有一個2x2的表格。你要當社會學家，你也要有這樣的表格。下面這個就是我的表格。首先是職業社會學家，這種社會學的受眾是學院內的，是同行的社會學家，它關心的是工具性知識。這也就是說——這有時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我的一些朋友和同事未必會同意，但我認為，作為職業社會學家，作為科學家，我們做的事情，是解謎，是解出我們的研究計劃或者說庫恩所謂的范式內的謎題。在解謎的同時，想當然地接受我們研究框架的假設和主張，我們考察那個框架內的異常和矛盾。我稱之為工具性的，因為我們是想當然地接受我們的研究框架的科學家。

接下來是，公共社會學，這是一種以學院外受眾為目標的社會學，其目的是就社會的方向、價值和目標展開對話。公共社會學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有機的，其中，你和你要對話的人，你的街坊、你所屬的團體、你的宗教團體、你的勞工團體之間的關系是無中介的，社會學家和其所屬社群之間的對話是無中介的。與之相對的是傳統公共社會學，傳統的公共社會學是一種有中介的關系，其中社會學家寫論文、介入各種形式的社會媒體、與他不一定認識的公眾和廣泛的公眾對話，這樣的對話往往也不是他可以控制的。

再然后是政策社會學，這種社會學做的，實際上是解決客戶設定的特定類型的問題。比如世界各地的政體的問題，當然這些問題還會被細分為更小的問題。在政策社會學中，社會學家實際上試圖找出可以緩解問題——在這里也就是政體問題——的方式。

最后是批判社會學。批判社會和涉及關于價值和目標的討論，但它也在從事一種對我們的研究框架的目標和價值的批判。當然了，批判社會學家一般不為職業社會學家所喜，因為他們持續地質疑職業社會學家想當然接受的東西，持續地使這些東西成為問題。所以，批判社會學家做的事情是，試圖弄清楚，什么可能是、應該是我們學科的基礎。著名的批判社會學家包括像C.懷特·米爾斯那樣的人，像阿爾文·古德納(Alvin W.Gouldner)那樣的人，有時女性主義者也把自己定位為批判社會學家，馬克思主義者亦然?；旧?，批判社會學批判的是職業社會學的基礎。

那么接下來我要做的事情是，用我自己的職業軌跡、從研究計劃的角度來說明這四種類型的社會學。我還要說一下，我講了這么久的這個表格里分類，涉及我所謂的社會學勞動的分工。這四種社會學家——我要堅持這點——之間存在對抗和相互依賴的關系。實際上，個體社會學家會同時從事不止一種社會學，但長期來看，我們還是可以通過這個圖式來分辨他做的是什么。我的基本主張是，一個健康、繁榮的學科，是需要把這四種社會學結合起來的。

二.

讓我先來說說政策社會學家?；氐?967年，在我決定不自殺后，我決定去印度。我總想盡快逃離劍橋，越快越好。你們知道嗎，劍橋的好處是，我記得，一個學期也就八周。這是劍橋的特權之一，他們一年要上三個學期。這對我來說是好事，這樣我就有了四個月的假期。于是在1967年的夏天我在印度旅游了四個月。那個時候我們也不用交費。現在我說我們當時不用付學費，人們都會震驚、驚愕并表示不相信。我把國家獎學金省了下來去印度。

布洛維香港大學演講現場

當時我感興趣的是印度的語言、大學教育的適當用語問題。當然在這里這個問題也很重要，在這里，根據我的理解，你們有兩種語言，廣東話和英語。印度則更復雜，獨立后印度語言問題變得很重要。當時是1967年，獨立是在20年后?？偟膩碚f，印度有三種、三組同時存在、相互競爭的語言，首先，是殖民的語言，英語；其次，是印地語，印地語應該是印度的國語，三分之一的印度人都說印地語；再次，當時還有十四種地區語言，其中十種語言有五千多萬人在說。所以這的確是一幅復雜的圖景。

對坐在劍橋的我來說，一個問題是，哪種語言最好（哪種語言最有效）？最好的語言應該是英語、印地語還是區域語言？你會怎么辦？所以我花了很多時間來讀調查報告。然后我決定，應該做個實驗。順便說一句，當時我們都這么做，這是那個時候我們的做法，那個時候人們都喜歡做實驗。我做的實驗是，最好的語言是哪個。所以我做了什么呢，說起來令人尷尬。但我可以完全坦白地告訴你們，我決定要看印度的經濟學家，我拿了一個非常著名的經濟學家的一篇文章，我把它翻譯為區域語言，然后在經濟學課堂上，按區域，實際上是五個區域，把各區域的學生分兩組，給一組學生英語的文章，給另一組學生區域語言的文章，看會怎么樣。一個隨機實驗！哈，看來我領先了時代。所以我這么做了。我以為可以為這個真實的問題找出一個技術性的答案呢。看來我當時真是一名社會學家了。

我意識到，在印度，語言問題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這個語言問題，實際上是一場政治斗爭，關于誰——具體來說哪個階級——應該控制印度的命運。所以，當然了，有說英語的精英，他們當然要搞用英語教學的精英學校（這符合他們的利益），來維持他們的至上地位，也保持一種世界主義的，與世界的聯系。然后是印地語，說印地語的人，他們堅持印地語應該作為官方語言，他們充滿激情地在不說英語的印度南方推廣這門語言，事實上，印地語作為國語的潛能和可能性也促進了印度南部廣泛的抗議。然后是說地區語言的人，他們認為這有利于當地的人民，地方的政客也通過推動使地區語言成為大學教育用語，來獲取人民的支持。

因此，這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政治問題，涉及當時我還不理解的東西，也即，印度的不平等的再生產。當然了這里還涉及很多問題，比如說，如果你要用地區語言來教學，那你得有地區語言的書，你得發展出一整個地區語言的課程設置、資源的復合體來給說地區語言的學生，這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源，而且，較杰出的那部分教員也不愿意用地區語言來教學，而更希望用英語，加入到全球的學術共同體中去。所以，這里當然有許許多多的問題可以討論，既有教育性質的，也有政治性質的。但這里我想強調我的發現，我走出自己的天真的第一步，基本上就是，事實證明，技術問題，實際上是政治問題。而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我們不能把教育問題放到更寬泛的語境之外去看。就這樣，我成了社會學家。

讓我們繼續來說我的第二個研究計劃。仇恨英國、仇恨劍橋、不愿意留在這個殖民母國的我，決定去非洲。那個時候人們不用擔心在畢業后會找不到工作。所以我去南非待了六個月，發現那里很壓抑。然后我北上，去了贊比亞，那里我有些朋友，他們也是社會學家（這里說的主要是流亡到贊比亞，于贊比亞大學新設立的社會學與人類學系系任教的南非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杰克·西蒙斯(Jack Simons)——譯者注）。他們對我說，邁克爾，我們還不太了解贊比亞的跨國公司的情況呢，它們正在剝削贊比亞的銅礦產業。當時贊比亞的經濟依賴于銅礦，或者說贊比亞本身就被組織為一個出口銅礦的國家。贊比亞的銅礦產業主要由兩大跨國公司經營，羅德西亞精選信托公司(Rhodesia Selection Trust)和英美公司(Anglo American Corporation)，銅礦給贊比亞帶來了百分之九十的外匯收入。

我到贊比亞的時候是1968年，也就是它獨立的四年后。我的問題是：跨國公司如何應對新的贊比亞政府。這個問題不容易考察。我感興趣的是一個更敏感的問題，那就是獨立后贊比亞的種族秩序發生了什么變化。在殖民時期的贊比亞，存在這樣一種種族秩序，它被稱作“色帶(colar bar)”，其中白人高于黑人，黑人永遠不可能命令白人。所以，獨立后，色帶發生了什么變化，這是我的問題。但你不能到處去問這個事情，因為你不能問人這里有沒有種族主義啊。所以，我是這么做的，我混進了銅礦產業。你們可能還記得我有個數學學位，于是我成了組織工作評價系統——這個評價體系把白人和黑人的工資結構合并到一起——的技術人員。我會用一種數學系統，一種用來解決線性規劃問題的程序，這給我帶來了可能性，英國來的顧問也搞不懂這個，但我懂，所以我可以看到他們是怎樣談判的，以及當時正在發生的是什么事情。好玩的是，我實際上也是在再生產我本來應該悄咪咪地研究的那個東西——種族主義。

我沒有告訴任何人我在研究“色帶”的再生產，把這個說出來就不聰明了，我得保住那個工作?；旧希业陌l現是，的確后殖民時期的贊比亞依然在再生產“色帶”，盡管政府單位和統一國家獨立黨(United National Independence Party)聲稱統治的基礎是非種族主義，是要消除種族主義，但實際上，在這個國家最重要的產業中，人們卻還在以最初的方式——通過色帶——來再生產種族主義。

他們是怎么做的呢？贊比亞政府當然不蠢了，他們想展示事情變好了，種族主義消失了。他們搞了個報告說，你看，真的是越來越多贊比亞人進入管理層了。贊比亞管理人員的確是越來越多了，但色帶還在！所以，工頭，在上司晉升后也會晉升。原本當礦工頭的白人，在上司晉升后去了哪里呢？升職了，變成了新的井下主任。所以你就知道了，這是一種浮動的色帶。這些組織、安排、操縱為的都是維持色帶的再生產。

我做的，基本上就是階級分析，一種對種族主義的再生產階級的分析。我說明了，維持現狀——亦即不去喚醒黑人工人對自身利益的捍衛，畢竟他們帶來了很大利潤——和再生產種族秩序是符合國家和跨國企業的利益，它們的階級利益就在于再生產這個種族秩序。而工人階級也不那么在乎這個種族秩序，他們更感興趣的是工資。真正在乎改善、結束種族秩序的，是繼任白人的監工，他們處在一個不可能的處境之中。因為被晉升的白人帶走所有的資源，把所有的責任全留給了繼任的黑人。

無論如何，要點在于，我寫完、確定、精煉好了這個對后殖民時期贊比亞的階級分析。然后我去公司說，出版這個吧！他們問，什么？過去四年你一直在干這個？你誰也沒告訴啊？當然不說了，我為什么要告訴你們。他們說，你肯定不能出版這個。這是不可能出版的！我說，不可能是什么意思？這是你們的數據啊，我就是收集了下數據……他們又說，不！你肯定不能出版這個，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沒人會同意！不管怎么說，他們叫我去找政府的礦業部門——當時贊比亞正在搞礦業國有化——他們知道那邊也絕不可能允許我出版這個對后殖民時期贊比亞轉型的毀滅性的批判的?？墒聦嵑芷婷?，負責那個組織機構的人說，啊，這真有趣，我喜歡這個！我說，你真喜歡這個？這是在批判國家不作為??！他又說，哦不不，我們正試圖做點什么呢。當然，這是我的錯，國家當然不是一個同質的實體，事實上，其中的一些元素，真的有自上而下促進贊比亞化（也即本土化）的興趣。無論如何，他說馬上出版。那我就馬上出版了。有了國家的支持后，我也馬上出版了那部作品。

在這里我想跟你們說的是出版后發生的事情。當時出現了大量關于種族主義、后殖民時期贊比亞的種族秩序的討論，非常公民化(civilized)的討論——我成了一個實際的公共社會學家。但有趣的是，礦業部門、礦業部門的管理人員，利用這個對他們的批判，用這個階級分析，來反對他們的經理，用這個來保持他們的贊比亞之家的秩序。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說，在這里，我想說的是，你永遠不知道你生產的知識會遭遇什么——它可能會被各種各樣的利益占用、挪用，而且，在像跨國公司那樣的強大的實體面前，社會學家往往是弱小的。所以這就是我的研究。不過這也反映了傳統社會學的一個問題：你會像當時的我一樣想，把真理說出去，世界就會變成一個更好的地方。但如果那個真理真要讓世界變得更好，那它背后是得有社會的力量的。在我認識到這個難題后，我也是這么做的。

三.

有機社會學家。當我還是贊比亞大學——我從那里獲得了我的第一個社會學學位——的學生的時候，我和學生一起合作、組織學生、寫關于學生的文章——我有機地和他們聯系在一起。這聽起來有點難以理解，因為我是那個學校唯一的白人學生。但盡管如此，我還是參與到他們中去了，我們做的基本上進行反政府抗議——政府也一度因為學生的抗議關閉了學校——抗議的理由是當時的總統實際上在與本應是敵人的南非建立非正式的、秘密的同盟關系。

不管怎么說，在這里我想說的要點實際上是，有機的社會學，是對它的研究的人直接負責（accountable，可為之所問責），并與社會力量有所聯系。但我基本上也因為這個被趕出了學校。這當然也是公共社會學的風險之一。對，沒有什么是無風險的。這就是我作為公共社會學家的冒險，這是件很有風險的事情，它阻礙、削弱了我對以社會學家的身份帶來有效變革的可能性的看法。

所以我決定縮回學界去。所以我申請，試圖進入美國的社會學系，我在芝大謀了個位置，我相信他們不太想讓我進去，但最后還是讓我進了。芝加哥是個特別“有趣”的地方，因為它是源頭——它是新國家比較研究委員會(Committee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New Nations)所在的地方。該委員會是六十年代成立的社會科學機構，這個委員會主要關注的“新國家”即后殖民國家，第三世界國家。在這個機構任職的，包括一系列杰出的先生們，格爾茨、希爾斯、阿里斯蒂德·佐伯格(Aristide Zolberg)，他們以發展理論，現代化理論而著稱。這些理論，在今天，當然已經是臭名昭著，但在那時還是主流的理論，是從塔爾科特·帕森斯等人那里發展出來的。不管怎么說，這里是個好地方，要看這種建構了第三世界的“落后”——心理上的落后、不能適應現代化——的邪惡的社會理論的源頭。

當我在1972年來到芝加哥的時候，我發現這個新國家比較研究委員會已經解散了，新國家委員會不復存在了（官方資料顯示該委員會75年才解散的——譯者注）。于是我想，那我腳踏實地地看看美國的社會學吧。所以我決定做個民族志學家——實際上我在非洲接受的就是這方面的訓練，從學科來說，我屬于社會人類學家——決定去下工廠的人類學家。我來美國的時候已經是嚴格的馬克思主義者了，而我來的，恰好又是一個極其仇視馬克思主義的院系。于是我想，好吧好吧機會來了，就讓我來好好干一仗吧。

所以，在我到芝加哥，到工廠工作后，本質上說，我成了一名批判社會學家，批判當時的主流社會學。當然了，這樣的學者也不止我一個，當時整整一代人都正在成長為投入的馬克思主義者，導致這一結果的，可能是美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早期的社會運動。當時學界也正在進行一場反對塔爾科特·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的運動。帕森斯是很難讀的，結構-功能主義是很難讀的，但在一二十年前，他在美國社會學是絕對的主流，他的理論非常抽象，其假設就是被六七十年代的社會運動扔進歷史的故紙堆里的美國和價值共識的觀念。

我，和其他許多覺得這成問題的人一起，也在發展其他替代性的機制，這些機制援引了各種馬克思主義理論。我做的事情是，我在芝加哥南部的那家工廠工作，試圖思考(1)美國當時的工業社會學的問題，(2)思考我發現的東西，對馬克思主義來說所具有的意義。所以，自然，一方面是對現存的主流社會學組織理論、工業社會學的攻擊和批判，另一方面，我也意圖重構、重新表述馬克思主義，把它應用于美國。

我的想法是，階級意識沒有被生產出來，生產中被組織起來的是對資本，資本主義的同意。實際上，根據我作為當時美國機器操作員的經驗，生產的那個點(point of production)產生的不是階級意識——階級意識不是以常規的馬克思主義的方式生產出來的——相反，我認為，在工作的地方被組織起來的是同意，是對資本、對資本主義的同意，它是在生產的那個點上被組織起來的。我們不能認為生產的那個點外在于政治，不能認為政治僅限于對國家政權的同意，必須認識到，還存在一種生產的政治，而這，對理解工人階級的特征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成分。

布洛維《制造同意——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變遷》 圖片來源：Amazon

這個就是我后來的博士論文，也變成我未來事業的意識，我后來做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表述和闡發這些想法。這些想法最后形成了《制造同意》一書，它展示了在發達資本主義中，同意是如何——不僅在公民社會中，不僅在學校中——實際上也是在工作的那個點被組織起來的。我和其他人還進一步發展了對當代美國的馬克思主義分析，當時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談論的還是相當寬泛的問題，國家問題、階級斗爭問題，而我做的、關注的，是所謂的生產的微觀過程。后來，在這個研究的基礎上，我有幸找到了工作，去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系，那里雖然嚴格來說并沒有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教員，但許多學生都是馬克思主義者。這就是1979年，我在芝加哥的故事。

四.

現在讓我接著往下說。讓我告訴你后來發生了什么。一旦你發展出對主流社會學的批判，那么危險就來了：在這個過程中，你自己可能也會變成一個主流社會學家。我就是這樣的。當時，我受到了許多著名社會學家的批評，一位名叫羅伯特·默頓的學者就很看不慣我的分析，他說，你認為是資本主義特征的，事實上并非如此，你說的是工業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我說不不不我說的就是資本主義。他說不，是工業主義。于是我想，我最好去一個非資本主義國家看看情況會不會有什么不同。去哪呢？我決定去東歐。我之前從來沒去過東歐。

但在當時，那里充滿了張力，在1981年的時候，你們知道那時發生了什么嗎？當時波蘭正在進行團結工會運動。在十六個月里，波蘭的工人階級把自己組織為一個跨越全國的階級，一個有階級意識的階級，至少在我看來如此，其理念，是與他們抗議的國家社會主義相對的，民主社會主義。這激勵了當時的許多人。于是我想，哇，我得去，我得去波蘭看看。但你知道，學者都很慢，他們得走學院的流程什么的……所以，當我搞完這些，開始學習波蘭語的時候，雅魯澤爾斯基將軍做出了相反的決定，在1981年12月13日的時候，他開始反對、取締團結工會并頒布了戒嚴令。波蘭計劃就這么完蛋了。

在你經歷的歷史中做社會學是很難的，你得繼續前進。我的朋友，伊萬·賽萊尼說，我要回一趟匈牙利，這是我流亡六年后第一次獲準回國，我要回去一趟。于是我說，我和你一塊去吧。所以那個夏天，我發現了那個叫做匈牙利的奇妙地方，當時布達佩斯有東方巴黎之稱，而且，在那里，國家社會主義看起來真的行得通。這很奇妙。匈牙利以一種奇妙的方式結合了國家行政管理和市場經濟。這二者被結合到了一起。問題來了，我去哪里學習被稱為匈牙利語的“野人”語言呢。在場有說匈牙利語的嗎，這語言很難。我決定試一下。但問題在于去哪里找工作呢。沒人能去研究社會主義的工廠，因為工廠，在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里，正是工人階級解放的地方，他們不希望任何人接近工廠，更不用說外國人了。不過，當時剛好趕上了改革，所以，一開始，我在香檳廠找到了一個工作。這真是個好工作！然后國家農場，然后去了一家小紡織廠，最后終于找到了我理想中的工作，一個和我在芝加哥南部的工作類似的，在機器車間里的工作。我的想法是，弄清楚匈牙利的階級意識是什么情況，以及，匈牙利工人的組織方式是不是與其他地方不一樣。這就是我的計劃。

也正如我所說的，我找到了機器操作員的工作，后來我又找到了我真正的理想工作——我是唯一一個有這種夢想的人，我也想過這個問題，讓我奇怪的是，很少會有人夢想成為這個大工廠——列寧鋼鐵廠（聽起來有些好玩，但實際上，我最終是在那里的十月革命社會主義班[October Revolution Socialist Brigade]工作的）的鋼鐵工人。不管怎么說，我成了鋼鐵廠的鋼鐵工人，這對我來說，意味著我進入了當時匈牙利工人階級的核心，可以接觸到一系列復雜的從社會學角度來看非常迷人的工作競爭和策略。我成功地混了進去，開始研究工人組織的階級意識。

長話短說，我的論證是，在社會主義的工廠里，生產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車間里的工人，因為這種經濟是短缺經濟，工作過程的適應一直存在著短缺，所以不會有靈活的工作組織/安排，而管理層也在阻礙工作場所的自治的發展。但這是我的論證。而在我研究的機器車間里，車間里真有自治的勞動力——這是非凡的、不同尋常的——他們成功地適應了持續的短缺，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研究了階級意識。我認為，因為國家、工會、政黨，加上管理，在車間里是無法忽視的，國家就在那里，就在車間里，這和芝加哥南部的情況不一樣，在那里剝削本質上是不可見的，但在這里，剝削是可見的，它是通過工會和政黨的工具性來執行的——情況有點像合謀——你會非常明顯地意識到自己被剝削、被支配了。這就引起了階級意識。

我的論證是，工人的階級意識，本質是這樣的：他們按自己標準來評判國家、政黨。也就是說，我認為，國家社會主義秩序生成了階級意識。因此，我預期，在其崩潰后出現的，將是民主社會主義。這是我在研究團結工會運動后的直覺。

然而1989年出乎我們所有人的預料，實際上，當時我正在鋼鐵廠工作，并沒有注意到正在發生什么。當然，我徹底地錯了。錯了是好的。你會錯。你尋求解釋，然后你錯了。大部分社會學家從不犯錯，那多無聊。所以，我做了錯誤的預期，于是我花了很多時間來思考自己為什么會錯，那很重要。在這里，我想指出的是，首先，當時我成了職業社會學家，考察這樣一個假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一樣，而我得出的結論是二者不同，結果，我也得出了國家社會主義會引起民主社會主義（真是樂觀了）這樣一個錯誤的結論。事實并非如此，實際上引起了一種激進的資本主義，一種對市場的浪漫主義的、欣快的憧憬。那情況就好像是，因為前者不行，所以市場一定行。這樣的發展趨勢實際上是很成問題的。無論如何，我是真沒興趣去見證從國家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的轉變。

所以我去了俄國，當時還是蘇聯。那是1991年的事，我是一、二月份的時候去的。當時，也許是歷史上第一次，像我這樣的人要混進去，變得非?？尚辛?，于是我通過賄賂混進了一兩個工廠——人們已經適應經濟上的激勵了。這可真是令人沮喪的經驗。我是91年2、3、4月到的。我在工廠里工作、觀察。那個工廠實際上成為了一場內戰核心，內戰的雙方，是堅持原來的蘇聯計劃經濟的人，和決定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少壯派。我還從沒見過工廠淪為內戰的場所呢。真是件不同尋常的事情。

然后我去了更北的地方，波蘭圈、北極圈內的一家家具廠。在那里我看到了蘇聯式的生產的運作方式及隨之而來的各種局限。但這里我想強調的是，我在那里也沒待多久，到七月的時候，和往常一樣，我到一個地方，然后在災難發生前離開。在這里，兩個月后，災難就發生了。我不知道你們還有沒有人記得，你們可能不記得，1991年，葉利欽在莫斯科站在坦克上反對軍方發動的政變。他獲勝了。到1991年底的時候，蘇聯不復存在了，只有俄羅斯，和各種各樣的共和國。蘇聯就這樣完了。朋友說，因為我應該為所有地方的所有災難負責，我應該受到處罰，應該把我送進俄國勞動營：你哪里也不準去。

邁克爾·布洛維慶祝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建系50周年的演講海報

實際上，我從1991到2002一直在跟蹤關注后蘇聯時期俄國經濟經歷的相當痛苦的衰落，同時，就像我剛才說的那樣，中國正以相同的速度擴張。俄國的策略，是破壞破壞破壞，破壞了黨，市場就自發地來了。中國則采取了更加謹慎道路，認為必須在內部培育市場。而事實證明，至少就今天而言，中國的策略更成功。所以，我在那里待了十年，跟蹤研究工友們從1991年開始是如何在這場我稱作“大退化”(the great involution，也有人譯為“內卷化”——譯者注)——基本上就是市場的擴張。也正是市場的擴張，摧毀了后蘇聯時期的俄國經濟，這個過程，我稱之為“原始不積累(dis- accumulation)”。因為我看到生產的消失，我沒法理解蘇聯，后蘇聯的辯護，因為所有的精力都被花在了市場上——于是我改變了整個的框架，從馬克思的生產導向的框架，轉向一位名叫卡爾·波蘭尼的同事在其《大轉型》談到的那種給予生產相對的市場、商品化以優先性的框架。而我后來的工作也變成了對波蘭尼、對那種馬克思主義框架的介入。

我在這里要強調的是，如果說匈牙利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闡釋了我在芝加哥南部發展起來的那種框架的話，那么，俄國的經驗則變成了對那種馬克思主義框架的駁斥，要求對那種框架進行重構。這就是職業社會學的兩個維度，闡釋，和駁斥。

五.

現在，我想說的是，當我準備這次談話的時候，它聽起來實在是太個人主義了。當然，有許多人，在從事這許多種研究。特別是反殖民主義的斗爭，后殖民的轉型，馬克思主義的興起，對生產的關注，對社會主義和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的轉變的興趣。有各種各樣的思想流派，相關的討論也有各種各樣的部分和謎題。

但無論如何，在九十年代初，我受邀回南非。我一直沒回南非，因為制裁的存在，從1979年我就一直沒回去了。于是我應邀去了那里。在那里，我發現了一種全新的社會學，一種與我所習慣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那種社會學——也是美國式的社會學，正如我一開始提到的那樣，美國的社會學是如此地專業化，這種社會學激勵你在《美國社會學評論》或其他專業期刊上發表文章，而毫不關心有多少人會讀它們，只要發表了就好，并不在乎實際的影響——迥然不同的社會學。

我在南非看到的，卻是一種在反種族隔離運動中，深刻內嵌于社會的社會學，這種工業社會學——我也曾是工業社會學家——實際上是生成性的，而且實際上生成了一種全新的、有趣的思考工業社會學（具體而言，即工會，以及工會與社會運動的關系）的新方式。我想，哇，這些都是更好的做法呢。所以我回到了伯克利，罪惡地當上了系主任，我決定，我們應該是公共社會學系。我的同事們覺得我瘋了，但沒關系這也沒什么壞處。我說，幾十年來，伯克利的社會學系一直是全美最“介入”的，所以我覺得，推動這個理念是合適的。我也的確這么做了。當我成為美國社會學學會會長（再一次地，這是我生命中又一個預料之外的事件）的時候，接著，在我介入、參與國際社會學學會的時候，我也試圖在全球范圍內推動這個理念。

我想說的是，這里的這個想法，這四種類型的社會學，實際上在不同的國家，看起來都不一樣。我們必須把它放到全球秩序的語境中來看。而我們，作為社會學家，無論喜不喜歡，無論我們是扎根于大學，還是這種或那種學術機構，又或是立足于全球（存在一個全球高等教育的場域），我們在看待社會學在國與國之間，在我們自己的異質性（情況很復雜）的社會里的各種變種之間的關系的時候，都必須把這一切考慮在內。

我想強調的是，我依然認為，第一，社會學依然有很大作用，考慮到我發現的，市場的核心性。市場在世界各地帶來了各種災難性的破壞。而社會學，則有著批判市場的過度擴張、及政權的過度擴張的悠久傳統。在我們談論馬克思、涂爾干、韋伯、哈貝馬斯、布爾迪厄、塔爾科特·帕森斯、女性主義的時候都如此，所有這一切社會學的共同之處，是對功利主義、市場理性及其局限，以及同樣，國家理性及其局限的批判。社會學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地方，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放任市場擴張之外的其他選項。這是我要說的第一點。

我要說的第二點，是這四種社會學必須攜手并進。這四種社會學相互依賴也互相對抗。這么做是很難，但我們必須同時思考這四種社會學。我們自己不大可能同時專注于這四種社會學，但我們應該認出并承認做其他類型的社會學的人。我要強調的第三點是，從事公共社會學不是一個個體的、個人的計劃，它必須是一個集體的計劃。單憑一個人是很難做公共社會學，甚至社會學。因為在學界之外的世界里，還有許多其他的學科，其中許多的地位與社會學相比，都要高很多，而且我們還得與媒體，不僅是社會媒體更是公司媒體競爭，說實話，社會學家得斗爭，才能在這世界上爭取一席之地。只有作為集體一起努力，我們才能做到這點。今天能來這里講話，是我的特權也是我的榮譽。我來這里才大約24小時，但我已經發現，這里，是一個公共社會學勃發之地。

非常謝謝。

講座視頻鏈接：

https://lecturecapture.hku.hk/Panopto/Pages/Viewer.aspx?id=96333071-ed23-4041-b793-734a9f533d9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