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貓傳》：到底是好還是壞？

在馮小剛《芳華》后，陳凱歌《妖貓傳》再次引發口碑兩極化的巨大爭議。在為電影中幻境般繁華而開闊的盛唐氣象震撼的同時，也有評論認為如此繁盛、開放、自由的盛唐想象不過是導演一廂“情懷”的投射。有趣的是，似乎不論《芳華》還是《妖貓傳》，觀眾褒或貶的態度大多離不開對“情懷”二字的感受與評判：是對那鮮艷，朝氣的紅色文藝與集體主義友愛感到懷念和觸動，還是抱以拒絕、隔閡，并為“芳華”之下被掩蓋的迫害、分化和虛幻而嘆恨？是為文人心象中白鶴齊飛、君民同樂、自由放達的浪漫盛世而傾倒，還是遺憾這部打著盛唐旗號的作品恰恰錯失了中國文化的精髓，最終淪為一出狗血的愛情故事？

公眾號“不是白魚”發表的一篇《為什么人們決裂成捧殺妖貓傳的兩個陣營？》便指出，“捧”或“殺”《妖貓傳》的人其實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心靈結構：喜歡這部電影的人往往抱有一種逝去感，或許整個故事難以成立，但在片段式的展現下，我們能窺見許多內在深刻需要的價值，它們滲透在怪力亂神、前朝往事、忠義與背叛、亂世與知己的繁復情節中，是對正義、愛、人的價值或超越性精神的信念，這套價值在今天恰恰難以重建了。而反感“妖貓傳”的人在精神氣質上或許更近于高度異化的現代人，他們天生對神話、承諾、愛與未來抱有距離，更難真正對電影中極力展現的盛唐精神核心表示認同——在此意義上，這兩種“不同的心靈結構”的距離正是古典與現代“無法溝通”的距離。而導演陳凱歌呢？他的“情懷”，他的“執”和“癡”盡顯在這種試圖以古典刺穿現代的努力下，他盡力呈現一個幻境般美輪美奐的世界，又以沖擊性極強的撕裂（諸如花萼相輝樓在宴會和破敗下的巨大對比）來突顯逝去感和悲劇性。

事實上，情緒與感受上大相徑庭的觀眾至少在這一點上達成了共識：陳凱歌確實在《妖貓傳》中不遺余力地傾注了心力、真誠與執著。而從里程碑式的《霸王別姬》，到口誅筆伐的《無極》，再到如今捧殺兩分的《妖貓傳》，陳凱歌的電影始終呈現著一種個體與時代極大碰撞下瘋魔、偏執與悲劇。這種“執念”引導我們從陳凱歌看向整個“第五代”導演：不僅是陳凱歌，張藝謀、馮小剛與姜文等人似乎都有某種跳脫不出的主題或情懷。

影評人“梅雪風”便在《陳凱歌為什么容易招黑》中這樣比較：張藝謀關注的是“活著”，他關注人應該怎樣活、怎樣有尊嚴地活，我們在《紅高梁》《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和標志性的《活著》等作品中看到了“活著”下一種委曲求全的慘烈，也看到了張藝謀對生存作為最基本人權與人欲的伸張；姜文的作品則始終不離“革命的幻滅”，《陽光燦爛的日子》《太陽照常升起》和《鬼子來了》無不表現一種對宏大敘事的解構，他讓觀眾看到了“正統”背后的一地雞毛；而陳凱歌呢？陳凱歌比張藝謀更剛毅，因為他的作品始終呈現個體與時代一種“硬碰硬”的直接對抗，又比姜文更偏執，因為他反而在這注定幻滅的對抗中看到一種純粹，壯烈和向死而生的慷慨。無論是《霸王別姬》中的程蝶衣，《荊軻刺秦王》中的秦王還是《妖貓傳》中的李白，他們都在志向與欲望，現實與幻境，光明與黑暗的極端撕裂中迸發出一種徹底的理想主義。“陳凱歌本質上是個現世的反對者。”

觀眾看到了這樣的執著，但觀眾會認可這樣的執著嗎？我們看到，對認為陳凱歌的盛唐“不是真正的唐文化”，或者認為“難以被陳凱歌的情懷感動”是批評的一部分，另一些批評者則展開了對這種“執著”本身的質問。在《<妖貓傳>是陳凱歌的電影幻術？》一文中，影評人“李小飛”認為，陳凱歌對“個人與命運抗爭過程”的關注在其影片中構成了“權力”和“大愛”兩條交纏的主線——權力壓迫著個體的意志和自由，并在個體的失敗反抗之上不斷整合與集中；愛情則成為個體抵御權力強大閹割的唯一弱者話語，他們唯有借助“大愛”完成權力的復仇。這兩條主線之下包含著不可避免的分裂：陳凱歌一方面試圖呈現個體在時代中遭遇歷史暴力和權力壓制的灼心之痛，另一方面又以試圖以“大愛”諒解施行暴力者（如唐玄宗）在權力風暴中的苦澀，乃至以“大愛”在弱者與權力間達成和解，問題恰恰在于，這種在權力與個體間達成和解的大愛到底是什么？它包含著哪些內容？在這里，我們遭遇了曖昧的空洞——楊貴妃的死，白龍的殉情，白居易的避世是他們“真情”和“放下執念”的體現，卻也是對權力邏輯暴力性的服膺和掩飾。然而，僅僅依靠“大愛”，我們真的能抹消權力邏輯下真實存在的壓迫和痛苦嗎？

在這里，對《妖貓傳》的批判和對《芳華》的批判聲音奇妙地匯合了。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楊俊蕾在《<芳華>：民間立場分化時代的偽救贖》中指出，《芳華》企圖以“戰友情”來解決劉峰、何小萍與前戰友之間的矛盾，以劉峰和何小萍的“理想愛情”來補償他們曾經遭受的苦難，這實際上是一種“偽救贖”，導演以劉峰、何小萍的愛情和他們與前戰友的和解掩蓋了他們完全失去參與社會并改變自身能力的底層境遇，以及他們與曾經的加害者之間無可逾越的鴻溝。馮小剛緬懷一種超越出身和階層友愛，卻缺乏對這種理想化情感的內部反思與批評，正如李小飛眼中的陳凱歌——他追尋一種“大愛”“無上密”，而最終難逃一場空洞的和解與回贖之路。

影評人白魚指出，第五代導演始終抱持著一些根植內心且難以背離的價值觀，這些價值源于他們革命年代的特殊經驗與不可割舍的文人情懷。在新時代來臨之時，他們見證了信念的坍塌，也身陷新舊價值的碰撞和資本的裹挾，卻更執著于不斷回望。當然，無論對這種回望和固守抱以共鳴還是隔閡，贊同還是質疑，我們至少還能從《妖貓傳》中看到陳凱歌“掏心掏肺”的真誠。

淡豹：我想做一個不被打斷的人

圍繞《妖貓傳》與陳凱歌的情懷展開的爭論反映了人們對逝去時代的態度，而近日“正午故事”記者淡豹一則名為《我想做一個不被打斷的人》的演講則呈現了80與90年代生人當下的困境和未來的迷茫。值得注意的是，與這些困境和迷茫相伴隨的，同樣是演講人對過往圖景或歷史承諾衰敗的嘆息，“我沒有活在 90 年代初的中國承諾我將生活在其中的那個未來世界”，淡豹如此談到。那么在她看來，我們究竟喪失了什么，身陷于什么，又應該向往一個怎樣的未來？

在演講開篇，淡豹反思了當下我們面臨“結構性困境”：

其一是性別差異帶來的困境。淡豹指出，大多數女性往往因為社會和家庭的共識，在某一階段必須主動或被動地在職業和家庭中做出選擇。一個事實是，在同樣面對異性戀婚姻狀態的情形下，愛情和婚姻客觀上就更多地牽絆女性，也使得女性相比男性更容易面對結構性的制約。當然，個別女性可以依靠“擺脫渣男”“尋找更好男性”來改善處境，但從根本上，這種結構性的困境無法在個人生活空間之內得到根本解決。

其二是階層差異帶來的困境。淡豹分享了一名高校保安討薪的案例：在該校既定的保安工作制度下，工人既沒有五險一金，更時常被扣除加班費和全勤費，而討薪之路的巨大成本更是令人退卻。淡豹認為，很多勞動形態和職業狀態本身不僅沒有前途，還會磨損從業者的身體和精神。而大多數人對工作抱有一種“忍忍過去”的心態：為什么那些從東北去日本的勞工移民能忍受枯燥的生活？為什么那些聚集在打工村落的打工者能忍受糟糕的生活環境？因為對他們來說，去工作就像跳進一個“工作洞”，舍棄享樂并咬牙堅持，在期待著過幾年后歇口氣過過清閑的日子。在淡豹看來，這是底層勞動人們與下崗工人的生活常態，也在某種程度上適用于中產階層的生活。

愛情與勞動本該是最能帶來幸福并定義生命價值的兩種因素，為何卻成為一種制約和牽絆，一件必須忍受的麻煩事？淡豹指出，這正是我們當下“困局”的體現：無論是作為一個女性進入中國絕大多數的感情關系或者婚姻，還是作為一個體力勞動者去從事中國絕大多數的工作類型，人們都會發現他們所愛和所欲望的對象只帶來無盡的痛苦——他們對這些事物的追求不會滋養自身的生命，而只會阻礙生命。

這種殘酷的困境讓淡豹開始懷念自己90年代的見聞和信念：在當時，中國剛剛走入世界，新事物不斷涌入，而以吳儀為代表的女性在政壇上大放異彩。那不是一個消費主義的時代，也不是一個基于性別區分討論人的愛好、生活特殊性的時代。淡豹感嘆，“我發現我沒有活在 90 年代初幼小的那個自己相信或者希冀自己將會生活在其中的時代。”

那么對她而言，究竟什么是一個好的社會和一個好的世界？淡豹提出了兩點設想：

一方面，一個好的社會應該是人們有足夠空間踐行美德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們對利益的追求同樣是一種對這種特定實踐內“善”的追求：人們踢足球，下象棋，或者進行寫作，下田野，所獲得是對這些實踐本身價值的肯定。它意味著人們和自己的勞動、工作將不再是一種偶然的關系——這份工作不再是一種可替代的，僅僅為了我們獲得金錢、名譽或未來的閑暇而忍受的勞動，我們從事它，是為了它獨一無二的、不可能從其它勞動中獲得價值，而我們的實踐本身又將推進這種工作。淡豹指出，追求這種實踐本身的“善”將使我們以知識和好奇心去更好地理解其它的生活方式，幫助我們讓社會更平等、公平，并獲得更豐富和嶄新的認知路徑。人們的實踐和人們對善的追求間是否有直接的聯系，決定了這是不是一個好的社會。

另一方面，一個好的世界應該是人們的人生敘事可以不被打斷的世界。淡豹引用麥金太爾指出，人們是通過敘事來理解自己的生活和歷史，來理解他人的行為和實踐的。而我們生命的整全性與統一性，依賴于我們能否將人生講述為一個完整的，可以被理解的故事。這也是報道和小說的意義：通過故事，我們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的生活。淡豹指出，“一個更好的世界，就是我們的人生敘事可以整全、不被打斷的世界，也是我們對愛和勞動的追求不必讓我們陷于困局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