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北京師范大學首屆京師中哲名家論壇暨“道家與中國思想文化國際研究中心”籌備啟動儀式在北師大京師學堂舉行。來自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十四位學者，以“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與趨向：內地與海外視角的對照與呼應”為主題，就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哲學發展的現狀展開討論。

本次論壇由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特聘教授劉笑敢主持，分為主旨演講和主題討論兩部分。擔任主旨演講的嘉賓是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和北京大學哲學系人文講席教授安樂哲（Roger T.Ames）。

首先，杜維明教授發表了題為“精神人文主義：一個正在涌現的全球性論域”的演講。他認為“精神人文主義”作為一種綜合而整全的人文主義，結合了人類經驗所共有的自我、社群、自然、天道四個維度，以界定人類繁榮昌盛的最高體現：第一，個人的身體、心知、靈覺和神明的融會貫通；第二，個人與社群之間健康的互動，社群包括家庭、鄰里、村鎮、城市、省份、國家、世界以及更廣；第三，人類與自然之間持久的和諧，自然包括動物、植物、樹木、巖石、山脈、河流、空氣等等；第四，人心與天道的相輔相成。

他指出自2013年以來，國內逐漸就國民生產總值（GDP）這一項有著很大局限性的發展指標達成一種共識，認為除經濟因素之外，政治、社會、文化、生態因素也必須納入整體發展戰略之中。這一寬廣的視野有利于我們思考、創新，并促使我們思考中國能夠傳達什么樣的文化信息？這一文化信息是否是開放的、多元的、自省的？

杜維明認為中國正處于十字路口，必須追求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但這一道路不可以是中國專屬的。中國即使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也無法承受國族主義帶來的后果。與時俱進，從善如流，中國應當踐行世界主義與精神人文主義的文化理想。

接下來，由安樂哲教授發表主旨演講——“變化中的世界文化秩序的不對稱：當代漢學面臨的挑戰”。他認為在中西文化之間存在曠日持久的不對稱關系。他舉例說，走進任意一家中國的書店或圖書館，總能找到代表西方文化的典籍，不管是老的還是新的，而且翻譯質量都很高，正是年輕活躍、求知若渴的中國讀者群持久推動了這類書籍的出版；相反，走進一家西方書店或圖書館，卻很難找到中國最杰出思想家的書，即使有，《易經》、《論語》、《道德經》這些中國哲學著作也多半擺放在獵奇的“東方宗教”一類書架上而非令人肅然起敬的“哲學”類書架上。并且面對這種不對稱現象，沒有多少人要求改變。

安樂哲認為介紹中國文化的書在西方沒有市場，原因之一是中國傳統經典的英文翻譯早年主要由傳教士們完成，這些經典文本經他們之手往往容易轉化為一種基督教禱文似的內容。另外，十九世紀中期之后，歐美教育體制——大學、學院及其課程等——都被引進中國、日本、韓國和越南等亞洲地區，現代性話語經翻譯進入本土話語，促使亞洲文化對自身的傳統進行理論化，但這種理論化主要是以西方的概念框架進行的。于是無論在西方還是中國，“現代化”被簡化為“西方化”，像儒家這樣的傳統文化被視為陳舊、僵化和保守的而拒之門外。

但在過去十來年，隨著亞洲尤其是中國的崛起，世界的經濟和政治秩序發生了巨變，世界文化秩序是否也會隨之改變呢？中國的經典又能否為變動的世界文化秩序貢獻一些價值呢？安樂哲尤其強調了儒家文明的這些特性：以包容的模式實現文化轉換，把焦灼的競爭變成融和的熔爐，例如曾把佛教內化為儒家式的佛教；以人為中心而非以神為中心的宗教性，不會持續引發戰爭與沖突；一種基于禮的家族和社群觀念，其中蘊含的角色、關系等倫理維度與法治互補，共同維護社會和政治秩序；一種要求執政者必須具備良好教育和修身素養的治理觀念，等等。

之后先由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特聘教授倪培民進行點評。他鮮明指出，本次論壇作為“道家與中國思想文化國際研究中心”籌備啟動儀式，邀請的主講者不是道家而是兩位儒家學者，這預示了一種開放性，說明該道家研究中心將不止限于研究道家文化，也將涉及道家與其他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儒家、佛家，乃至和國際上各種思想、流派、傳統之間進行對話。

他認為兩位學者的主旨演講有三點共同之處：第一，都把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傳統放到世界歷史和全球的時空坐標上來看；第二，都把重點放在了中國哲學尤其是儒家哲學能夠為世界做出什么貢獻這一方面；第三，這種貢獻不只局限于哲學領域，而是面向整個人文、精神文明，乃至世界未來的方向。

倪培民認同當今中國哲學應該考慮如何成為世界哲學立法的參與者、為世界做貢獻。他強調不僅要以西釋中，還要以中釋中，以中釋西，即以中國傳統文化的資源來面對這個世界面臨的問題、西方學術面臨的問題，進而幫助西方哲學、西方文化克服其局限性。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自身的傳統文化和哲學也將獲得新的生命。

劉笑敢教授在點評時，回憶了杜維明在過往三十多年中曾兩次發出空谷足音。在1980年代，激烈批判儒家的歷史記憶仍留有余溫，彼時即使一名中學生也可以對中國哲學的專業學者大加批判，杜維明卻率先提出“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可能性；而在當今時代，儒學大熱，杜維明反而強調儒家應該有自省的、自我批判精神。劉笑敢認為這些空谷足音既彌足珍貴，又應者寥寥，值得我們深思。他還提請大家思考：今日以儒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熱潮，究竟是一個高潮還是會成為一種常態？如果是高潮的話，就會有消退期，那么高潮過后會怎么樣？

杜維明回應點評時表示，當前中國哲學發展的一個非常好的條件就是現在的大潮流。但同時，他認為不能因為儒學在中國扎根了很長時間，不能因為它曾影響中國幾千年，不能因為它在中國人的生活世界歷經批判仍然還活著，就必須讓大家都接受，對哲學的問題必須經過自我反思，不經過反思、不經過批判、不經過詮釋，它就沒有生命力。安樂哲也贊同儒學的自我批判意識，認為我們需要一個批評性的、進步性的、進化的儒學，我們不要昨天的儒學。儒學應成為一個現代的、活的儒學。

在第二部分，主題討論環節，十位嘉賓基于主旨演講的內容，從各自關心的角度熱烈參與討論。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梁濤首先發聲。他認為儒學的反思可以通過儒道之間的對話實現，他舉例中國軸心時代就開始于孔子問學老子，儒道相偕而生發出中國文化的參天大樹，現在有必要重新回到這一原點而再出發。儒家的核心是仁義，道家的核心是自然，仁義需要自然來補充，自然也需要仁義來豐富。他還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一思想在實踐過程中可能造成的獨斷和強加于人提出批評，尤其是有些動輒引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四句教自任的群體，可能包含某種危險的元素，值得反思警惕。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陳霞對兩位演講者共同關注的精神性問題印象深刻，她認為可以從道家之“自然”與“道”的角度做一點回應。對道的認定本身就帶有一個信仰的維度，道沒有意志，不主宰萬物的命運，反而下降自己的高度，來跟隨萬物，因此在宗教層面上提供了一種獨特的造物者與被造物之間的關系，這個關系不是指引、主宰、安排、指揮，而是來順應萬物。她認為這一點是對人文主義的補充。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羅傳芳認為，杜維明提出的“精神人文主義”是對世界范圍內幾百年來理性主義尤其是工具理性、物質主義的一種反撥和修正。我們今天對軸心文明的回望，應該是回歸終極關懷和超越價值，比如儒家的“仁愛”、道家的“自然”等，而不是回歸一些具體主張，因為具體主張有時代性。她還強調，作為一個后發現代化國家，今天的中國交織著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各種矛盾，因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和自覺，不能把西方后現代的問題當做我們的根本性問題而遮蔽自身，該完成的任務不能跨越。我們要堅定地完成自己的啟蒙任務和古今之變，否則積累的問題會越來越多，社會矛盾也會更加復雜。

曲阜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楊春梅指出，安樂哲所說的“不對稱”現象確實存在，但是否同時存在另一種更值得關注的不對稱？即西方文化知識在中國貌似很普及很受重視，與中國人實際上對西方價值和精神茫然無知甚至自大排拒之間的不對稱。還有學術研究、學科教育和圖書出版受行政指令影響過多，和學術思想自主原則之間的不對稱。在這樣一些不對稱之下，我們表面看到的某些繁榮、熱潮，無論是所謂“儒學熱”、“國學熱”還是“西學熱”，究竟有多少實際意義和價值，是令人懷疑的。

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副研究員趙法生提出，儒學既要做一點減法，即儒家要有自我反省精神，保持一種理性的態度；同時還要做一點加法，即與儒釋道三家合并成為中國人的安身立命之道，儒學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倫理學。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干春松提出三個問題：第一，在“儒學第三期發展”中，儒學首先要應對的是中國自身的問題還是世界性的問題？哪個更優先？第二，在杜維明眼中誰更能代表對儒家真精神的理解？第三，在安樂哲看來，他所說的“不對稱”問題是因為經濟發展、文化水平、社會整體發展的程度所帶來的不對稱，還是因為大陸自身乃至整個中文世界，缺乏有世界性影響力的學者而導致的？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韓星就“精神人文主義”的提法發表評論，他認為中國文化幾千年來的主體精神是人文精神，這種人文精神一方面可以把世俗的事情處理得很好，同時也可以始終保持一種中道和合。現在我們更需要的是在中間層次上把社會的維度提出來。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李景林認為，談到中國哲學的方法和趨向，其中的趨向應該從兩個方面去理解，一個是現在已有的趨向，另一個是應有的趨向。這兩個方面經常是不同步的，由此可以給我們帶來很多思考的空間。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李祥俊對杜維明提出的“精神人文主義”的四個層面提問：“精神人文主義”的第一和第四部分講精神性較多，中間部分主要講世俗社會的人文主義，這兩個部分怎么結合？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張曙光則從杜維明講的“自我、社群、自然和天道”入手，提出這樣的設想：能不能把精神的人文理解成一個更深更廣的自然主義？他認為精神的人文并不是一味向上的一種超越，同時也包含了一種形而下的方面，這樣既批判了現代化的世俗化，也批判了西方的外在超越。

在最后的主講人回應環節，杜維明指出，中國的問題和世界的問題在很多地方是重疊的，但中國也有中國特殊的問題。他強調中國的文化和世界的文化必須配合在一起討論，但先應該了解中國現在碰到的特殊“燃眉之急”，因為這里面很多不是理念問題，而是政治實踐問題。他認為評判真正的儒家基于兩個條件：一是自我認同，二是在公共領域里大家的互相評論。在精神世界的領域里，儒家有著非常豐富的資源，精神人文主義可能可以成為全人類的一個共法，不過這個共法是需要實踐的，并不是完全靠理想，而這個實踐的主體首先應該是中國人。

安樂哲則從自己在中美兩國任教的經歷出發，繼續強調中西方需要融合和相互借鑒，人類的生命是很復雜的，有的時候需要進行彼此批評。他期待一種批判性的、與時俱進的、適應時代的儒學，是認為儒學可為應對當今時代緊迫問題提供思想資源，儒學可以和其他文明價值一起成為桌上的選項之一。他還認為儒道之間有不同的想法也是必然的、有益的，我們既需要莊子的幽默，也需要孔子的嚴肅。

三個小時的論壇在兩位主講人的精彩總結中落下帷幕，會場中座無虛席，過道也站滿聽眾。本場活動由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主辦，學院黨委書記韋蔚出席了論壇。之后，北師大哲學學院和“道家與中國思想文化國際研究中心”將繼續舉辦不同規模和主題的論壇以及國際會議。該研究中心由劉笑敢教授擔綱，章偉文、蔣麗梅、Thomas Michael等教師參與組織工作，旨在推動道家哲學與思想的研究與交流，以及道家與儒家、佛教乃至西方文化的對話和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