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婭

建筑或物形所喚起的感性經驗，用語言很難描述，它是抽象的，同時也是直接的。走在沙溪古鎮的四方街上，光線、氣味、樹影、風化的石墻和行人步履的輕音，相混合、聯結生成的情境，很容易讓人想象一個遠逝的古代市集。

沙溪古鎮寺登街古戲臺。本文圖均為 蘇婭 圖

這是我第三次去沙溪。汽車穿行在橫斷山丘陵間的公路上，密集而低矮的松樹、高大的鉆天楊，沿著緩坡展開，天光流溢，低處平地上的稻田收割完了，田地里留下的稻茬，勻凈地頂著一點點光亮，銀白色，漂浮在黃色和淺褐色的塵土上，蠶豆苗長高了，薄薄的灰綠色點綴著田野。

一些具體的地理形象，讓意識放松下來。

穿過一個個村莊，一棵又一棵開花的樹探出院墻，偶爾經過的村舍上懸掛著酒作坊的小招牌——一個極小的經濟體。本地人的日常生活、日常勞作就這樣在漫漫流轉的田野和村舍之上，有序地展開。

如果僅從現象看，這種基于本地的資源稟賦，自然生長的有活力的生產活動，以及由此向現代延伸的生活方式，應該是建筑師黃印武和他帶領的團隊所訴諸鄉村建設實踐的愿望。

這一愿望，從對那些曾經破敗凋敝的建筑空間的修復中生發出來，延伸為更寬泛的與本地人的生活密切相聯的行動。

沙溪古鎮外的黑惠江

寺登街的小廣場上，古戲臺和寺廟隔街相望。在白族人的信仰體系里，塵世的游藝與宗教的救贖從不悖離，安頓這兩種生活需求的建筑空間，相去不遠。這是“茶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的建筑核心區域。

上世紀90年代，這個偏僻的古鎮，以其完備的建筑遺存和傳統村落形態進入瑞士聯邦理工大學學者的研究視野。2003年， 瑞士聯合理工學院(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劍川縣政府共同組成了沙溪古鎮保護項目組，剛從瑞士聯邦理工學院讀書回來的黃印武，加入了這個項目組，來到沙溪，主持這里的古建筑修復工作。

黃印武說：“一個人在旅行中收獲了什么，大概源于他希望在世界中尋求什么。作為集體記憶的空間形式，不同的人面對同一個古建筑時，所做出的解讀可能有很大的差異。”

寺登街廣場旁的寺廟，很容易讓人浮想起在荒山野嶺里行走的馬幫，需要祈禱神明護佑。馬隊從廣場東邊的寨門和小巷依次通過，卸下貴重貨物，馬鍋頭隨身攜帶，住進廣場旁的馬店。趕馬的人在廣場周邊分散的小店落腳，這里還有商鋪和戲臺，是他們交易的場所，也是途中休息的生活場所。不遠處還有寨門，你就知道馬幫行路，隨時會遇上土匪打劫。

這些事物組合起來，呈現了千年以前馬幫生活的一個場景，在其他的地方看不到這么全的面貌。

對于村民而言，這些場景又有不同的印象，喚起不同的情感。“事物之間，有太多不經意地聯系，這些事物帶來很多回想，往往在你以為自己什么都沒想的時候，卻有更多的東西浮上來。”

黑惠江上的古石橋――玉津橋

黃印武經常想到一件舊事。2004年，到沙溪工作的第二年，六月有一個慶典。當時四方街上非常雜亂，所有項目都在進行，街上有兩棵槐樹，其中一棵已經很長時間不長葉子了，雖然知道它死了，但仍然不想那么快地移走，覺得即使樹已經枯死了，但枝椏還是很好看，很有氣氛，至少等慶典過了再移走。不過，那年六月，這棵死了的樹，忽然就倒了。在那個雜亂的現場，很多人在樹下走來走去，干活。倒下的樹，卻沒有砸倒任何人。

他經常想到這個事，那棵樹，當年的現場。

當時，鎮上的老建筑幾乎都破損了，這是一個殘敗的古建筑群落，被隨意地荒置在偏遠之境，仿佛被時間遺忘了。這些建筑的主人，有條件的都搬到鎮子外面，蓋了光鮮寬敞的房子，街上幾乎沒有游客，行人也很少，一兩個旅行的人偶然地來到這里，在四方街上坐一下午，見不到一個人。

“這里太荒涼了，我太喜歡了。”人們把喧囂的城市生活旋即拋在腦后，最初搬來這里的人，為它空寂古舊的氛圍，留了下來。

剛來的時候，黃印武的工作很具體，負責修復和規劃方案的具體實施。那時候，他的工作方法延續了城市建筑師所特有的遵循“具體分工”的原則，只關注具體的事情。是到后來，在項目臨近尾聲的時候，他開始意識到自己對這個項目的未來走向，充滿好奇。

“如果一個古建筑的修復一經完成，我們做的事就結束了，這是一個很悲哀的事情。古建筑有現實的延續性，建筑是拿來用的，但要看怎么使用。”

這些看起來越過建筑師職業范疇和工作任務的問題，讓黃印武充滿好奇。他關心的事情，顯然已經遠離建筑本身，他更好奇在這些古代建筑中生活的人的當下狀態，還有建筑空間本身的未來走向。

依循老柏樹林長勢建造的環形建筑

最開始，做建筑修復的工作，很具體，很多歷史信息需要梳理。為了搞清楚這些建筑的建造是如何實現的，黃印武需要去了解當地的技術、工具和材料，“我們想看看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使用當地的技藝。”

這里有一些有利條件：白族木匠的技藝普遍精湛，有深厚的傳承，他們中的很多人被雇傭，在全國各地從事相關工作。 工匠的技術水平在這些建筑遺產中得以體現：他們用最少材料、最簡單的技術，實現建筑的功能，結構很合理，沒有過多的修飾，這樣的建筑很好用，又很節省。

修復寺登街古建筑的過程中，工匠參與人數最多的時候，場地上有八十多位，整個工程，前后有兩百多工匠參與。

國外資金支持的項目一直做到2010年， 但工程臨近結束的時候，黃印武決定留下來，再看看。“ 這是沒有任何預見性的，”他說， “事情似乎還沒完。你不知道它后面會被怎么利用，不知道大家怎么來看待和發展它，慢慢從一個建筑問題，延伸出村落建設問題，到對整個環境、區域發展的關注。”

如果單純從生活的角度看，黃印武覺得這個地方不錯，氣候很好，“我沒有必須要回去哪里，一定要在哪里。于是就在沙溪待下來了。”

斷斷續續地，黃印武在沙溪生活了十四個年頭。 2003年剛來的時候，從沙溪到外面，要先坐三個半小時的汽車到麗江機場，從麗江飛昆明，轉機。僅僅這番路程的周折，就可能成為我們去沙溪的阻礙。現在交通更便捷，提前三小時出發去麗江機場，行程和心理上放松得多。

寺登街古戲臺

沿著沙溪鎮外面的公路，一路南行，我們到了一所廢棄的小學校址。現在這里是黃印武和他帶領的鄉建團隊的辦公地。茂密的樹冠投下綿密光斑，讓這個院落顯得像一張等待曝光的舊照片。太安靜了，沉寂久了，感覺四圍會發出聲音。

黃印武并不喜歡用“外地人”這個身份，去定義鄉村建設者。他說，住久了，外地人也成了本地人。

在辦公室門外，我們碰到下班的年輕人，他在團隊中負責畫圖，學的是建筑。年輕人發動電單車準備回家，臨了說了句：這里的人都叫他（黃印武）“黃先生”，大家很尊重他，我叫他“黃老師”，因為跟著他學習。

他指指不遠處的房子，說，我的家就在那里。

想起幾年前拜訪黃印武時，他曾感嘆，很多人無法在這里找到工作的機會，去外面打工。如果鄉村能創造一些工作機會，人們就不必背井離鄉。

那一次我們圍繞建筑本身的問題進行采訪，但黃印武無意流露的對建筑之外的問題的感嘆，讓人印象深刻。

黃印武從城市來農村，自身經驗也在慢慢發生變化。從一開始總是問“你們為什么不按我的設計做”的后生，轉變為懂得等待，等待更恰當的時機表達自己。工作方式也在改變，在城市里做建筑師，越來越專門化，行業分工會越來越細，往往只需要做一類事，針對一件事，把這個事做到最好，這是分工合作最大的優勢。在農村就完全不同了，得像個農民，有時候需要下地干活，有時候要干木工活，五花八門都得去做——不管會不會，生活狀態是不一樣的，“城市總能找到專門的服務。”他說。

城隍廟一側，一度被用作老糧倉的建筑，修復后將成為鄉村社區中心

在農村工作，對黃印武觸動最大的是，人的觀念。“怎么樣使用建筑，要看人對自己的生活怎么認識。”很多類似馬坪關這樣的小村子，分散地隱沒在沙溪壩子里，生活在這里的人，對于外部世界和現實社會的認識，停頓于原始的農村生活所塑造的單一封閉的狀態，他們與外界的交流是隔絕的。

村民不是沒有掙錢的機會，而是不知道怎么花錢，黃印武沉默片刻，說：“其實不會花錢的人也不會掙錢。”

說話間，他帶我們來到辦公室里面，我們立刻被這個小型建筑迷住了。屋頂用玻璃和廢棄的塑料瓶覆蓋著，冬日正午的陽光，穿過透明屋頂灑下來，暖暖的光線，墻面的一部分打成落地窗，雙層結構的木門保暖性能很好，早上推門進屋，也是熱乎的感覺。

一個簡樸周到的小房子，存在于一個偏遠古鎮的一隅，這個具備智慧的建筑形式，本身就讓人心生溫暖。

辦公室的西邊，是一個正在修復的城隍廟大工地，十多位工匠忙碌著。路過臺階時，黃印武請來其中的一位，讓他把最周正的一塊條石，換到臺階的正中。又路過一堆正在攪拌的沙泥，黃印武俯身撿起一塊，在手中攆一攆，辨識泥的粘性與粗細 。很多很具體的事務，在時間的流程中，慢慢生成可見可觸的空間形式。

修葺后的老糧倉空間

城隍廟的修繕項目，是黃印武下一階段工作的重要部分。按照構想，這個曾經一度被用作糧倉的地方，經過改造后，將成為沙溪古鎮眾多的社區中心之一——最核心的一個，周邊十三個村莊都將加入這個社區網絡，給當地居民發展手工產業的機會，創造收益。他說，“ 建筑遺產是可以利用的。但是不能隨心所欲地用，是有限制的，因為它不是一個全新的、為使用功能度身定制的，在里面做什么需要一種適應性。”

城隍廟的外圍，成片地生長著高大的柏樹，環形陣列形式的林木，自然地形成一個強烈的空間意象，沙沙沙的樹葉聲，好像來自一個極為深遠的時空， 空闊又神秘。

黃印武的想象力被打開了，他想在這塊空地上建造一個空的空間，一個廣場，

空的意象。黃印武依循這片林地的長勢，設計了一個環形建筑。土木結構，墻體用本地的黏土夯筑而成，黃、褐和灰藍色的墻面呈流線形環繞展開，中空部分，用榫卯結構的木頭梁柱聯結。

“這個建筑本身是什么，不重要，我想實現的是這個空間整體的感覺。”其重點大概永遠指向沒有建筑實相的更大的空無。

建筑師黃印武

澎湃新聞：修復沙溪古建筑，所遵循的價值的核心是什么？

黃印武： 建筑和我們的集體記憶有密切的關系。從文化層面看，這是“茶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市集”，修復過程中，我們需要考慮如何去保存這一建筑群落的歷史信息，建筑又如何呈現當年的場景和氛圍。

對于個體的人來說， 這是一個重要的記憶空間。一個人，來到這里，看到一個老建筑，會好奇跟它相關的故事，這些事是有溫度的，是你的歷史和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把老的換成新的，新建一個，這種記憶這種溫度就沒有了。

我們往往喜歡新的東西。人們常常追求自己沒有的東西，而自己已經擁有的東西，人們又會因為習以為常而不太重視。

我們盡可能地去保留古建筑原來的狀態，你能夠看到盡可能豐富的歷史信息，也許它看起來有點破，不是很標準很完整，甚至你都不太清楚它代表了什么，但你感覺得到這里面一定有故事，當然，不同的人會看到不同的側面。

這里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價值：對工藝的保存，它的建造是怎么實現的。我們做修復，需要去了解這些技術，通過這么一個過程，去發掘、整理一些比較好的技藝，讓它們有更好的傳播和傳承，對于本地的工匠而言，也是有意義的。

澎湃新聞：你從建筑修復的具體工作進入，為什么會慢慢延展出鄉村建設的內容？

黃印武： 我把它作為一個特別的實驗來看。我們開始做維修的時候，在國內來講很特殊，基本上找不到一個案例相似，用這么大的投入、這么長時間的修造，來對待一個村子。直到現在，很多人來了很驚訝，居然還有一個村子是被這樣保護下來的，人們所見更多的是，建筑修復完成以后，空間帶給人的體會很單薄，空間之中，所承載的歷史和現實信息很少，而寺登街帶給人的體會是完全不同的。

它很特殊，我很好奇它后面會怎樣發展——因為它最開始的起點和別的古村落建筑修復的情況太不一樣了。

傳統榫卯結構的梁柱

澎湃新聞：以馬坪關的鄉村建設為例，鄉村建設的目標是什么？

黃印武： 說到底，這是一個主體性的問題：以誰為主體，來發展鄉村的問題。如果我們以村民作為發展鄉村的主體，那么鄉村的內生性，以及外部資源跟本地人的內在關系，就是一個核心。我們希望培養村民的內生動力，實現村民主導的可持續發展。

從理想構架來講，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完善，再到村民自己的活力激發，到本身的文化傳承，再到產業布局，這些都需要。鄉村建設肯定不是一個單向度的。我們需要做的是建立一套完善的基礎設施和基本的公共服務、持續的村民教育體系和村民引以為豪的文化傳承；架構一個健康的經濟模式：不是竭澤而漁的暴富，而是細水長流的發展；同時，探索一種適應于可持續發展的基層治理模式，真正實現村民的主體性，自我服務。

所以，我們非常關注村民是如何通過自己的力量發展起來的。如果通過一個外來的力量，資本或是其他，村莊的發展也許會更快一些。對于村民來說，在一定程度也會受益，但是如果沒有建立直接的聯結、更深入的關系，這種受益一定是被動的、有限度的，從本質上說，村民與外來資源的關系，擺脫不了依附的關系。

我們現在希望找到一個方法，讓村民在外部力量的支持下自己往前走。我們依然需要外來的資源進入，只是進入的方式，可能不再是慣常見到的單純的資本的方式。

澎湃新聞：馬坪關的現有條件是怎樣的？村建項目，目前進展到什么程度？

黃印武： 馬坪關很小，戶籍人口187人，常住人口140人左右。 明清時期，這里是茶馬古道的重要鹽卡，現在還有一座風雨橋、一處本主廟、古戲臺、一處智慧庵和一座魁閣。

最早的時候，去馬坪關沒有車可以走的路，得徒步或騎馬上山，小朋友下來上學，家長得在鎮上租間房子，陪讀，讀書的成本很高。2014年的時候，我和我的同學吳楠去了一趟馬坪關，決定發起一個支持村民發展的項目，并得到了縣長的大力支持，那時村里還不通公路，我們走了4個小時山路去村里開現場會。

那一次就確定恢復村小，小學的低年級，給他們配備一個老師，一師一校。

2015年挖了一條土路，車可以通上去。以前全部的生活物資要靠馬馱，非常不方便，我們同時改造了貫穿整個村子的溪水，修復了包括本主廟、戲臺、智慧庵、魁閣和風雨橋等歷史建筑。

馬坪關保持了很傳統的鄉村結構形式。他們有“媽媽會”（一種白族民間組織）、戲班，每年的本主會，以五戶人為單位，輪流承辦本主會的祭祀儀式，村里保存著明清年代傳下來的戲服，用五把鎖鎖在箱子里，只有五家人都到齊了，才能打開。可以看出，他們有一種結構嚴密的村落組織形式，傳承自己的文化傳統。

古鎮外，黑惠江上的石橋

澎湃新聞：你曾說，鄉村建設中最難的是人的認識和觀念上的改變。改變人的思想意識，怎么開始？

黃印武： 需要慢慢建立一個村民教育體系。一方面，讓他們有更多的機會看看外面的世界，去親身地體驗外部世界，而不是通過看電視或別人的轉述，來想象外部世界。我們給村民提供機會，讓他們真實地接觸和體驗外部的世界，只有擁有足夠的經歷之后，他們才能客觀地認識和評價這個世界、這個社會。

對于在封閉的環境生活的人來說，他們甚至還沒有建立起正常的消費觀念，他們不是沒有機會掙到錢，而是不知道怎么花錢。現在有一些針對鄉村的推銷方式或者說騙術，很多是利用村民在消費上缺乏判斷力。

借助民生銀行的公益資金，我們做了“走出馬坪關”這個項目，目的很明確，選擇一些有想法的村民，幫助他們到外面去看看，激發他們潛在的興趣和能力。

另一方面，要回到本地的社區教育。村民有一個“愛娃娃”親子閱讀的自組織。小朋友喜歡聽故事，大家于是帶著小朋友到一起來搞活動，互通有無。這個活動的效果相當顯著，家長們能夠看到小朋友的變化，以前小朋友見到生人，可能就躲起來了，現在慢慢變得開朗，經常地交流。

看到村民的行動，我們聯絡了大理的貓貓果，通過走出去、請進來的方式向村民傳遞科學化、人性化的教育理念，在現有的條件下，為小朋友們營造最好的成長環境。

與過去完全封閉的狀態不同了，有了觀察和體驗的機會之后，村民的面前多了一扇窗戶，美好的事情正在發生。

我們的眾籌團隊里，有幾位熱心公益的企業家，他們想做一些事，于是我們發起了一個“卡卡果果助學金”，所有馬坪關的小朋友外出讀書都能拿到這個助學金。現在給到最高的是本科生，6000元的，小學是600元的。要求對學生的要求是，拿了這個助學金，需要相應地回報社會，他們需要滿足一定的社會服務時間。比如每個星期天，你會看到一群小朋友在村里撿垃圾，大概會有一個小時。參與社會服務的過程，或多或少會對小朋友產生一些潛移默化的影響。

澎湃新聞：做這些事的時候，你內心的支撐點是什么？

黃印武：如果做一件事，我是希望這件事的結果能夠超越這件事本身。我做過一個項目，在沙溪壩子里另一處戲臺的修復，雖然從建筑層面講這個項目做得很好，包括里面彩畫的修復都做得很好，但我始終認為這個項目是失敗的。當時，我們以幫助村民的名義申請的錢，以恢復一個公共建筑的社區服務功能為目的做了這件事，甚至在當年的修復過程中，老百姓還以義工的形式投入很多勞動力，但最后，這個建筑修復之后，租給了一個私人來經營，反而跟老百姓沒有多少關系了。——這個結果讓我覺得自己是在浪費時間。

一件事做完之后，我希望它不只對我個人有利。從建筑師的角度講，這個戲臺的修復做得很好，但我希望它能對更多人有意義，能夠實現一個超越單純建筑修復的價值。可以這么講吧，這是我內心的支撐點，但有時候我又會變，覺得自己做得太累了，又會想：自己找個地方看看書不也挺好嗎？人總是需要這種放空期，即使什么都不干，也是很不錯的。

更多前沿旅行內容和互動，請關注本欄目微信公眾號Travelplus_China，或者搜索“私家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