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周必大《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所載題跋多達12卷400余篇，其中有數卷單列為對“家藏御書”和“家藏法帖書畫碑刻”的題跋；周另有《跋歐陽修自書詩文稿》和《跋閻立本歷代帝王圖》兩件“家藏”題跋的墨跡存世。

本文擬將文獻記載與作品實物相結合，以周必大對“家藏”作品的題跋為核心，探討其中所體現的收藏取向和鑒藏理念，作者認為周必大收藏書畫更看重其中的文獻價值，而非藝術造詣，由此可進一步探討士人官員的書畫收藏及鑒藏家身份的界定問題。

周必大（1126－1204），字子充，又字洪道，號省齋居士、青原野夫，晚號平原老叟，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1151）進士，紹興二十七年舉博學宏詞科。歷仕高、孝、光、寧四朝，官至左丞相，封益國公，謚“文忠”。有《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以下簡稱《文忠集》）二百卷傳世。他極為重視典籍，致仕后主持編校《歐陽文忠公集》《文苑英華》兩部巨著，二書因收羅詳備、校勘精審而備受稱譽。

在周必大的著述中，有400余篇題跋，于多作跋語的南宋文人中堪稱首屈一指。明末毛晉輯集宋人題跋刊于《津逮秘書》，其中就有周必大的《益公題跋》。除卻《文忠集》所載題跋，周必大還有數件墨跡題跋存世。依筆者管見，計有《跋歐陽修自書詩文稿》（遼寧省博物館藏）、《跋閻立本歷代帝王圖》（波士頓美術館藏）、《跋李結西塞漁社圖》（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和一件偽作《跋盧鴻草堂十志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從這些內容豐富、涉獵廣泛的題跋中，可窺知周必大的書畫鑒藏概況。以往學界對周必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作為和學術成就，對其書畫鑒藏還未有專門討論。本文擬從周必大對家藏作品的題跋入手，探討其收藏取向與鑒藏理念。

一?從題跋看周必大家藏作品的構成

周必大沒有專門的書畫著錄，他主要以題跋的形式對家藏及寓目作品進行品評和記錄。《文忠集》所錄題跋多達12卷400余篇，其中，明確標為“家藏”的題跋見于《省齋文稿》卷一四“家藏御書”、卷一五“家藏法帖書畫碑刻”及《平園續稿》卷六“家藏御書”“家藏法帖書畫碑刻”。合計85篇。但《家塾所刻六一先生墨跡跋十首》包含10件作品，《題聳寒圖》和《再題劉子澄聳寒圖二絕句》所跋為同一件畫作，因此以上題跋所涉及的家藏作品實際為93件。單從這93件作品的構成，便可發現周必大在個人收藏中鮮明的價值取向。

首先，在通常的名人書畫、法帖碑刻之外，周必大專列一項“家藏御書”，共錄御書33件，占收藏總數的三分之一強。收藏御書如此之多，并皆作題跋，這在書畫鑒藏史上并不多見。毛晉針對這種現象評論道：“諸家題跋多載法書名畫，或評詩文得失，或辨碑銘異同，間及山水幽勝處，未有臚列御批、札子者。周益公乃開奏紛紛，無怪乎后村病其洗滌詞科習氣不盡也。”可謂道出了后世研究者的心聲。兩宋帝王雅好宸翰書寫，賜御書之事屢見史載。周必大收藏并題跋御書的行為并非出于藝術雅好，而是與其本人的仕宦經歷密切相關。

周必大在南宋朝廷任職多年，且身居高位，與高、孝、光諸帝關系親密，因而所得御書頗多，正如他本人所說：“凡御制御書或面賜，或簽名封送，真行粲然，寶藏多矣。”與題跋書畫名跡不同，周必大在為御書作跋時，除了用語尤為恭敬謹慎外，內容也是經過深思熟慮。他往往會以親歷者的身份詳細記錄御書所涉及的歷史事件，在敘述獲藏御書經過的同時，彰顯自己在朝廷政務中的功績。對他來講，與其說御書是文物，毋寧說是數十年參政輔政歷程的歷史記錄，更是受知于帝王的情感見證。如在《皇太子領臨安尹御筆并御批詔草跋》中，周必大詳盡記載了自己參與起草“皇太子領臨安尹”詔書的全過程，并深感自豪地寫道：“惟此盛典，號為稀闊，而臣適以史官備討論，詞臣參潤色，復得宸翰寶藏于家，非儒生之榮遇乎！”此類表述在周必大御書題跋中比比皆是。

他不僅寶藏并題跋御書墨跡，還將其刻石傳世，“比敬裒高宗、孝宗御書一二大者刻石，附以光宗翰墨，各為之跋??敬書以示子孫，使知被遇三朝本末如此”。可以說，周必大意圖借由一則則御書題跋為自己的一樁樁政治活動樹碑立傳，也正因如此，他在其中展現了自覺的政治意識。如《紹興淳熙兩朝內禪詔跋》記錄了對南宋歷史產生深遠影響的內禪事件中不為人知的小插曲：“先是高宗以壬午五月甲子降旨立儲，丞相陳康伯折簡，禮部侍郎呂廣問密議典禮。時上正祀黃帝，廣問為初獻官，臣以御史監察，因語臣皇太子改名從火從華。臣謂：‘與唐昭宗曄字同音，可乎？’廣問亟告丞相，取旨別擬定，乃用今名宣布，而初札不復改矣。當時朝士尚未及知，況于后世疑以傳疑，將何所取正。敢并列之，備他日史官之采，亦以見臣今得寶藏是書者，非偶然也。”周必大認為皇太子改名為“燁”不妥，此觀點后被內廷采納，周必大在作跋時詳述原委，并且明言“備他日史官之采”。

第二，周必大家藏法帖碑刻中歐陽修書跡最多，計有20件。正如毛晉在《益公題跋》中所稱，“集中凡稱述歐陽文忠公者居十之三”。

周必大與歐陽修為廬陵同鄉，二人皆幼年喪父而受教于母親。周必大“自謂所慕者惟陸宣公、歐陽文忠公”，他在文學、政事上皆欲追配歐陽修。最終周必大得以與歐陽修一樣身居高位，且在文學上成為一代文宗。甚至周必大死后謚號也與歐陽修同為“文忠”。當時人稱周必大“生廬陵，繼六一公”，又“發揮文忠之學”。歐陽修是周必大最為傾慕的鄉賢，周氏致仕后，組織士友重新校勘、刻印《歐陽修文忠公集》，而這勢必需要廣泛收集流散各處的歐陽修手跡。周必大自云：“歐陽公道德文章，百世之師表也，而翰墨不傳于故鄉，非闕典與？某不佞，好公之書而無聚之之力，聞有藏其尺牘斷稿者，輒假而摹之石。多寡既未可計，則先后莫得而次也。”周必大為搜求歐陽修書跡無所不用其極，聽聞他人有尺牘斷稿，也借來摹刻上石。有趣的是，周必大雖然在《文忠集》中多次提及購買書畫，甚至標明具體金額，但其所題跋的家藏歐陽修書帖，則多為友人或歐陽修后人因得知周必大重刊《歐陽修文忠公集》而慷慨相贈，如《丁憂居穎帖》《與王深甫帖》《五代·梁史》斷稿九頁和詩文稿二副等。

周必大收藏歐陽修書跡尤多的另一原因或與其收藏理念有關。他曾云：“予不識書，特以人之賢而寶藏之耳。”可見周必大收藏書跡時所關注的并非藝術價值，而是書寫者的道德品性。在其家藏法帖碑刻中，以書藝著稱的宋四家蘇軾、黃庭堅、米芾和蔡襄，書跡分別只有四件、三件、一件和一件，數量較歐陽修遠遜。再結合他在《又跋歐蘇及諸貴公帖》所說：“尺牘傳世者三：德、爵、藝也，而兼之實難。若歐、蘇二先生，所謂毫發無遺恨者，自當行于百世。”因此不難理解為何他收藏書帖中，歐陽修最多，蘇軾次之。周必大認為，書藝與書者的關系是“字如其人”“書為心畫”，如“范忠宣公心正氣和，道醇德備。三復尺牘，如見其人”，再如“唐柳公書，當時自九重至外夷無不愛重。史稱其結體勁媚，蓋筆諫之意先形心畫，所以為貴，亦猶魏元成忠直而嫵媚耶！”但他也并非全然不顧書法的藝術水準，在題跋中也偶有對書法風格的品評，如評米芾《參星賦》：“收斂豪逸，秀杰痛快，尤可愛重。”

第三，周必大收藏中，書法數量遠遠多于繪畫。93件作品中只有《閻立本列帝圖》《劉子澄聳寒圖》《寫真》《孫氏四皓圖》4件繪畫，可以說畫作在其藏品中占比極低。很多鑒藏家收藏宏富，但往往有所偏愛，所嗜凡書法、繪畫、碑帖、古籍、文玩等不一而足。但周必大收藏書畫比例嚴重失衡，并非因獨愛書法，而是書跡承載了更多的文字信息，因此更具文獻價值。與其說周必大收藏書法，不如說他所重視的是歷史文獻。

周必大多利用書跡進行歷史考據、版本校對和文字校勘，此類內容在其題跋中占有相當篇幅。如周必大根據人物的仕途經歷，考證出歐陽修《丁憂居穎帖》的前帖和另一書稿分別是寫與蘇子容和富弼的。周必大對歐陽修書跡的考證看似是出于編校《歐陽修文忠公集》的需要，但除了歐書以外，考證在周必大的題跋中隨處可見。正如四庫館臣評周必大：“學問博洽，又熟于掌故，故所論多主于考證。”周必大考《孫氏四皓圖》上的蘇文忠贊：“元祐三年二月楊次公書，東坡諸集皆無之。因記乾道庚寅閏十二月過京口，游金山妙高臺，壁間有東坡族侄成都中和院僧表祥繪公像，公自贊云：‘目若新生之犢，心如不系之舟。要問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崖州。’其為暮年所作無疑，諸集亦不收，乃知平生游戲翰墨，散落何限。如去黃日戲贈李琪詩，偶見于何薳《春渚紀聞》之類是也。”根據蘇軾的生平經歷，考證贊文的創作時期，并借由此贊不見于蘇軾諸集，探討名家文章的散落與收集問題。再如《題樂毅論》：“右夏侯泰初《樂毅論》，以世傳兩石本校正，與《史記》本注時時異同。歐陽文忠公引《文選》所載，今無之，不可曉也。”周必大關注的并非作品的藝術性，而是兩石本與文獻所錄本的校對。更為典型的是《題蘇子美帖臨本》：“歐陽公銘蘇子美，謂喜行押草書，今玉山汪季路所藏頗備此體。其間峽束巖排之詩既用杜工部句，又錄《漫興》《惜花》二絕，其愛杜至矣。俱字子美，得非司馬相如慕藺之意乎？衢本《滄浪集》改‘蕭然’作‘飄然’，‘梁寺’作‘蕭寺’，‘能驅’作‘聊驅’，‘向城市’易‘松門路’，‘還自羞’易‘卻自羞’，蓋加潤色，比舊為勝，世以前輩真跡證別本，未必盡然也。”周必大詳細羅列墨跡與衢本《滄浪集》字詞的不同，文字校勘之功與他編校《文苑英華》《歐陽文忠公集》堪稱一脈相承。

《題蘇子美帖臨本》署款“淳熙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命小子綸臨而載之”，可知此帖并非蘇舜欽原跡，而是周必大命其子周綸臨寫的。周必大家藏司馬光與劉恕手書亦是周綸臨本。而《五代應順年堂檢》則為周必大從洪邁處借來后親自臨寫。《文忠集》中數次記載周必大將書跡刻石傳世，如果說刻石還尚可見原帖面貌，臨寫則幾乎將書跡的藝術性磨滅殆盡。《題蘇子美帖臨本》中周必大用臨本校勘文字；《題五代應順年堂檢臨本》中，他以臨本考證璽印相關史實。可見書帖原跡對周必大來說并不足為重，哪怕是臨本，只要包含有價值的文字信息，亦可為其收藏并題跋。

也正是基于對歷史文獻的重視，周必大在題跋中會刻意記載相關信息，并明言以備后人查考。例見《跋山谷草書太白詩》：“南豐諶氏收山谷草書太白《歌行》一卷，殆中年筆也。予家藏數卷亦太白詩，蓋非謫仙妙語不足發龍蛇飛動之勢耳。今江西豫章、廬陵、宜春皆刻山谷真草，惟蜀中劉氏十卷中草圣尤奇，實暮年筆也。始潁昌劉昱，字晦叔，與山谷友善，暨其子瓌、孫伯虎三世相繼持節于蜀，日裒月聚，固宜得之之富。其間二說，學者不可不知，乃命小吏錄于左。”

以上是對《文忠集》中明確標注為“家藏”作品之構成的分析，但實際上周必大的收藏遠不止于此。周必大在為他人收藏作跋時，間或提及自己也有類似藏品，計有石延年書《籌筆驛詩》、蘇軾書《秧馬歌》、孝宗御書《白居易七德舞》和黃庭堅書李白詩數卷。而“家藏”作品所闕最多的當屬歐陽修書跡。周必大《跋焦伯強與潘簡夫帖》有云：“余裒匯文忠公集，于書簡門得公與伯強帙凡十有六，意愛之厚，期待之遠，情見乎辭。”此歐陽修與焦千之的十六帙未見于“家藏”之列，可見失之記載。另，曾宏父《石刻鋪敘》記：“《集古錄》舊千卷，皆先以古帖而系以題跋，縫用名印。?之南來，悉棄帖而留跋，四失其三，可考者二百六十有八。內一百五十一跋??五十五跋在周益公書樓。”可知周必大還有《集古錄跋尾》55篇，遠超《文忠集》中所載歐陽修書跡數量。盡管如此，如若增補以上作品，亦符合本節對周必大家藏作品構成的分析研究。

二?從存世作品看周必大對家藏作品的鑒藏

周必大家藏作品現仍傳世者有歐陽修《自書詩文稿》卷和閻立本《歷代帝王圖》卷。二者皆有周必大墨跡題跋，且題跋收錄于《文忠集》中。相較于文獻記載，作品實物往往更為直觀地展現周必大的鑒藏方式，即他是如何對藏品進行鑒賞和保存的。

歐陽修《自書詩文稿》卷，現藏遼寧省博物館。此卷為三段手跡拼接裝裱而成，前兩段為歐陽修所書《歐陽氏譜圖序稿》和《夜宿中書東閣詩》，第三段是中書省所錄指揮小條。每段書跡后皆有周必大題語〔圖一〕：

〔圖一〕 宋 歐陽修 《自書詩文稿》卷及周必大題跋三段 遼寧省博物館藏

右《歐陽氏譜圖序稿》。

右歐陽公嘉祐八年冬末詩。按昭陵以是年春晏駕，十月復土，時厚陵再屬疾，兩宮情意未通，故有“攀髯路斷”“憂國心危”之句云。

右兩行元在歐陽公詩稿之陰，殆中書所錄旨揮，蓋神宗以是年九月封淮陽郡王，改賜今名。十二月乙亥出閣，正當時事也。淳熙乙巳春，必大謹記。

后兩跋載于《文忠集》卷十五，題為《題六一先生夜宿中書東閣詩》《題錄神宗出閣指揮》（以下簡稱“指揮”），墨跡與文獻記載只有個別文字略有出入。另，《題六一先生夜宿中書東閣詩》記有年款“淳熙乙巳春”，以此補墨跡之缺，可知周必大后二跋皆作于1185年。此二跋主要是考證相關歷史背景。歐陽修作《夜宿中書東閣詩》時，仁宗去世，英宗即位后身體有疾，遂由曹太后垂簾聽政。因小人離間，兩宮嫌隙間生，矛盾越發尖銳，宮中形勢危急，因而歐陽修有“攀髯路斷”“憂國心危”之語。中書省“指揮”對應的史實是神宗在嘉祐八年（1063）九月受封淮陽郡王，并改名“趙頊”，十二月出閣。且從周跋可知，此兩行“指揮”原在歐陽修《夜宿中書東閣詩》紙背。

歐陽修《歐陽氏譜圖序稿》和《夜宿中書東閣詩》皆著錄于周必大刊刻的《歐陽文忠公集》。《歐陽氏譜圖序稿》墨跡為殘卷，前面明顯被裁去，且紙張下部破損，亦有多處文字殘缺。《歐陽文忠公集》所載不僅內容完整，并附有譜圖。且周必大為求完備，更著錄有“集本”“石本”兩個版本，并附異文。與此兩本對照，可知墨跡本時間最早，且多有涂抹修改，當為最初寫就的草稿。《夜宿中書東閣詩》墨跡與《歐陽文忠公集》所載總體一致，明顯的區別是多了最后一行“攻字同韻否”。這應是歐陽修對“攻”字韻腳存疑，因此隨筆寫下待查。《歐陽文忠公集》中“白首歸田徒有約”句“徒”字后有小字“墨跡作‘空’”，即集中“徒”字在墨跡中為“空”，墨跡當是指本卷。此一稿一詩墨跡與周必大刊刻的《歐陽文忠公集》并存于世，可謂剖析周必大校勘方法的絕佳例證。因圖書校勘并非本文研究內容，僅列于此以備相關研究者參考。

〔圖二〕 “中書省印”

《自書詩文稿》卷后有數十位元明諸賢題跋，其中，張雨、歐陽玄和宋濂都提到周必大以官印鈐蓋私藏，尤以宋濂所述最詳。結合墨跡現狀及諸家題跋可知，周必大將歐陽修一稿一詩，連同歐詩背面的“指揮”裝裱為一卷，在卷首鈐有“益國之章”，三段書跡的騎縫處分別鈐蓋“中書省印”〔圖二〕。惜“益國之章”現已不存。宋濂提到：“蓋宋世雖得以官印識私藏，若非親蒞其官，則亦不敢僭用之也。”考周必大的任職歷程，他淳熙十四年（1187）二月十五日，進位右丞相，此時才有權借用“中書省印”。淳熙十六年三月初一，周必大進封益國公。結合題跋時間，可知周必大對此卷的品鑒不是一蹴而就的。他先將三紙合裝為一卷，1185年題跋，再于1187年2月后鈐蓋三次“中書省印”，1189年3月后再蓋“益國之章”。數年間不斷展卷，足見對此作的寶愛。值得注意的是，周必大所鈐并非通常的姓名字號或收藏印鑒，而是代表其政治地位的“中書省印”“益國之章”。前文已經論及周必大對歐陽修的追慕，這種隨著官職的晉升，不斷在前賢墨跡上加蓋政治意味濃厚的印鑒的舉動，或許可以看作是周必大在表達對鄉賢的愛重的同時，刻意展現自身作為擁有者的崇高政治身份。

〔圖三〕 宋 周必大跋 《閻立本歷代帝王圖》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采自《先秦漢唐畫全集》第一卷第一冊， 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91頁

（傳）閻立本《歷代帝王圖》卷，現藏美國波士頓美術館。周必大題跋墨跡〔圖三〕釋文如下：

右閻立本畫《列帝圖》，凡十三人。嘉祐名勝揚之美褒藏之，后入吳幵內翰家。吳氏子孫今寓贛，貧質諸市，過期不能贖。予兄子中為守，用錢五十萬鬻以相示。初展視，而斷爛不可觸，亟以四萬錢付工李謹葺治，乃可觀。十三人中，惟陳宣帝侍臣兩人，從者并執扇各兩人，挈輿者四人。筆勢尤奇，絹亦特敝，是閻真跡無疑。□□□□傳，故稍完好。自富韓公而下皆有題識，往往缺落破碎。弟一跋文雖具，而年月姓名俱漫滅。賴紹圣間張勱引六一先生戲楊直講詩兩句，而印縫有“之美”及“四世三公之家”兩印，然后知其為褒也。古帝王多矣，繪事必不止此，無乃后人欲獻宮禁而削其偏方不令之主，故間得流傳于世，如晉人吊喪問疾帖耶。然漢文、光武儼然卷首，何也？文帝而曰昭文，殊不可曉，豈題者誤耶？林叔豹謂孝文廟樂曰昭德，頗似遷就。或云載記李壽在蜀，嘗以漢王僭位，改元漢興，其死也，謚昭文帝，廟曰中宗，豈其然乎？必有能辨之者。東里周必大書。是日延和奏事退，皇太子初決庶務于議事堂，蓋淳熙十五年正月二日也。

米元章《畫史》

王球有兩漢而下至隋古帝王像，云形狀有恠甚者，恨未見之，此可訪為秘閣物也。

王球夔玉家古帝王像，后一年余從畢相孫仲荀處見，白麻紙不裝像，云楊褒嘗模去，乃夔玉所購，上有“之美”印記。

嘉祐間三人收畫，楊褒、邵必、石揚休，皆酷好，竭力收。余閱三家畫，石氏差優，楊以“四世五公”印號之，無一軸佳者。邵印多仍篆字其傍，大略標位高，略似江南畫即題徐熙，蜀畫星宿便題閻立本、王維、韓滉，皆可絕倒。

周必大墨跡題跋分為兩段，第一段署款作于淳熙十五年（1188）。對照《文忠集》中的《題閻立本列帝圖》，除個別字詞有異外，內容幾乎完全一致，明顯的不同在于墨跡中“用錢五十萬”，文集寫作“二十萬”。墨跡不清處，根據《文忠集》補充應是“余似經摹傳”。觀周必大兩跋，雖年代久遠，但筆墨清晰，唯有“余似經摹傳”幾字磨損不清，或是后世收藏者為掩人耳目而蓄意破壞。周必大在題跋中詳細記述了其兄周必正輾轉得到此圖的過程。其中提到的楊褒“之美”和“四世三公之家”兩印現已佚失。值得注意的是，此卷為周必正所購，但不僅見于周必大《文忠集》“家藏”之列，從其后的題跋和印鑒來看，周必大確將其視為自家藏品。因此，“家藏”或并非局限于周必大個人收藏，而是指周氏家族所藏。第二段沒有署款，在《文忠集》中無載。但與前段題跋書于一紙，觀其筆性，應亦是周必大所書。此段錄米芾《畫史》三則，是為補充《歷代帝王圖》此前的流傳經過。

〔圖四〕 （傳） 唐閻立本 《歷代帝王圖》 卷 陳宣帝及前后侍者部分 采自前揭《先秦漢唐畫全集》第一卷第一冊，第88頁

周必大在題跋中鮮少涉及書畫鑒定，偶有提及，也通常力有不逮，如“右顏魯公帖凡四行計二十六字，或真或臨不能辨也”，再如談到蔡襄《飛草帖》，周必大云：“余干徐君??攜此相示，謂是君謨真跡。參以后帖，又似它人作，不能定也。”但周必大在《歷代帝王圖》卷題跋中卻明確給出了鑒定意見：“十三人中，惟陳宣帝侍臣兩人，從者并執扇各兩人，挈輿者四人。筆勢尤奇，絹亦特敝，是閻真跡無疑。余似經摹傳，故稍完好。”他根據筆勢特點和絹帛的破損情況，判斷陳宣帝及前后侍者〔圖四〕為閻立本真跡，其余皆為摹傳。此評或與周必正有關。周必大在書畫方面對周必正頗為服膺，他在《跋吳說千字文》中曾說：“予于書懵甚，而季兄子中筆法絕高，常問道焉。共評此字雖未至顛張醉素之雄放，而圓美流麗，亦書家之韻勝者也。”可見二人是有共同賞評一件作品的先例的。

《歷代帝王圖》未署名款，因富弼在跋語中將其歸為閻立本，此說遂流傳至今。關于《歷代帝王圖》的研究現已成為美術史界的公案，特別是作者和繪制年代尚存爭議。但學界基本認同此圖最為接近閻立本的繪畫風格，特別是與前半部分相比，從陳宣帝起的后半部分更為古雅生動，藝術價值明顯高于傳為閻立本所繪的其他數件作品。周必大言及陳宣帝部分“是閻真跡無疑”有待商榷，但這部分所繪尤精確是無疑，可見周必大所言非虛。

《歷代帝王圖》在流傳過程中經過多次裝裱，現存畫卷由六段絹帛拼接而成，十三位帝王未按時代排列，先后次序較為混亂。周必大云：“初展視，而斷爛不可觸，亟以四萬錢付工李謹葺治，乃可觀。”可知此卷在周家時亦被重新裝池修補。周必大還在卷后題跋部分鈐有五處“中書省印”，個別印記經過歷代裝裱剪裁只剩部分邊角。

三?結論

通過對周必大“家藏”作品的題跋進行系統的梳理和研究，可以發現周必大與通常的書畫鑒藏家迥然不同，其鑒藏行為與自身的仕宦經歷和熱衷校勘圖書的喜好密切相關，因此無論是收藏取向還是鑒藏理念都展現出鮮明的個人特色。比起將周必大視為書畫鑒藏家，更準確的應該是將其定義為把書畫，特別是書帖作為文獻史料，進行考證校勘的學者。當然，從存世的兩件墨跡題跋來看，周必大對家藏作品亦是十分珍視的，重裱、題跋、鈐印，數次展卷玩賞不倦。但與其看重的文獻價值相比，藝術技藝終歸只是“余事”。

值得注意的是，從對周必大的研究可知，題跋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后世理解的書畫鑒藏行為。古人對題跋的認識與現在的美術史論研究者存在明顯差異。因此，將題跋頗夥的古代官員學者歸入書畫鑒藏家之列是相關研究者先入為主的誤判。希望本文的研究可以為學界對士人官員的書畫鑒藏研究以及鑒藏家身份的認識與界定提供另一個可供參考的研究視角。

（本文作者單位為故宮博物院研究室，原文標題為《周必大書畫鑒藏考述——以“家藏”作品的題跋為核心》，全文原刊于《故宮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7期，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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