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統計了一下，本年購買和師友所贈，大概有190多種書。讀完的書，接近240種——去年是108種。

之所以突飛猛進，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讀書環境有所改善——女兒上了幼兒園，讓我重新感受到了大把的時間。二是讀書目標有所改變。此前還是在六朝史里打轉，有點兒意興闌珊。今年有意識地開始看唐代的材料，挨著刷完了《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全唐詩》、《唐代墓志匯編》及續集、《全唐文補遺》、《全唐文補編》?！度莆摹愤€在進行中。這些對我而言都是新鮮的東西，所以看得津津有味，摘錄了好幾本筆記，感覺特別充實。

除此以外，大概都要算是課外書了。課外書大都殺了書頭，看完的只是少數。有的是不好看，丟下就再提不起興趣。有的是太好看，需要暫停消化一下，但最終也就不求甚解了。

在讀書之余，我時常會想：是什么吸引自己關注六朝史？自己幻想中最理想的六朝史研究應該是怎樣的？換句話說，六朝史的魅力何在？什么樣的研究才最能夠展示出這種魅力？

再或者，套用雷蒙德?卡佛的句式：當我們談論六朝史時，我們應該談論些什么？

卡佛的小說《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么》（譯林出版社，2010年），我沒有看完。不過，我記住了其中的名句：“我們在談論愛情時，說起來就像知道自己在談論什么一樣。”

我覺得，當我們談論“某某制”、“某某集團”、“某某變革”之類的東西時，說起來就像我們知道自己在談論六朝史一樣。其實，這些抽象名詞在研究里好像是長了腿的活物，被賦予了生命，自我生長、發展、衰落。它們脫離了歷史本身也能存在。

我覺得，弄懂一百個這樣的抽象名詞，也不能真正地感受到歷史。就像研究了壘墻的磚，弄清了間架結構，背熟了建筑學名詞，其實不等于了解了一所建筑。你唯有走入其中，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它。就比如我想了解宋代的官制，可能讀完了《宋代官制辭典》，其實還是不甚了了。所以，這方面我很高興讀到了賴瑞和的《唐代文官》三部曲（《唐代基層文官》，中華書局，2008年；《唐代中層文官》，中華書局，2011年；《唐代高層文官》，中華書局，2017年）——我并不需要知道某個官職的細節規定，這個官職在當時意味著什么對我來說更為重要。

這當然是外行人的感受。行內人可能覺得，等你讀完了基礎史料，你自然就會感受到時代氛圍。其實未必。在一段歷史或者一種生活中淫浸太久，得到的往往只是無力而庸俗的概念，喪失的卻是敏銳的感受力。所以，我很有興趣地看完了何偉的“中國三部曲”：《江城》（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尋路中國》（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甲骨文》（八旗文化，2011年）。自己經歷過的一些時代場景，通過他的轉述，帶出了自己并未感受到的意義。

研究歷史大概也是如此，只有變換視角，或者努力感受，才能真正接近歷史。在視角變換方面，關于方法的書，王明珂的《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運用方面，我覺得胡鴻的《能夏則大與漸慕華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特別值得推薦。但在感受歷史方面，我們所要做的可能還要更多。

什么是感受歷史？最近翻了《風景與記憶》（譯林出版社，2013年）、《帝國之眼：旅行書寫與文化互化》（譯林出版社，2017年）等幾部圖文并茂的外國書，覺得很有感觸。同時，我也讀了羅新先生的《從大都到上都》（新星出版社，2017年）。比起考證性的文章，這本徒步游記所描述的沿路景觀和作者的身體感受，帶給我的是更為直接的歷史氛圍。在這方面，可能文學家的感受和描述更有張力?；蛟S考證清楚了唐代兩京的所有坊市，還不如王小波的一篇《紅拂夜奔》給人留下的印象更為鮮明：

李靖他們住在洛陽城里時，這里到處是泥水。人們從城外運來黃土，摻上麻絮，放在模版里筑，就蓋成了房子。等到房子不夠住時，就蓋起樓房，把小巷投進深深的陰影里。洛陽的大街都是泥的河流。那時候的雨水多，包鐵的木車輪子碾起地來又厲害，所以街上就沒有干的時候。泥巴在大街上被碾得東倒西歪，形成一道又一道的小山脊，頂上在陽光下干裂了，底下還是一堆爛泥，足以陷到你的膝蓋。那些泥巴就這樣在大街上陳列著，好像鱷魚的脊梁。

羅新先生在《從大都到上都》的后記里寫到他在地鐵里與一名滿身臟污的打工者擠在一起，有一瞬間彼此注視——“我和他貼得那么近，我卻分明感到我們之間有不可逾越的界溝”，“我忽然意識到，對于他，我是一個旅行者。對于許許多多層面的現實中國和中國社會來說，我們這些象牙塔里的研究者很大程度上只是旅游者（tourist），只是觀光客”。

很大程度上，我們現在研究歷史的人，只是上車睡覺下車拍照，然后發朋友圈求贊的觀光客。甚至只是二手、三手轉發這些照片的人。而不是真心想去感受它的旅人（traveller）。

所以，勒高夫在《試談另一個中世紀》（商務印書館，2014年）的前言里的這段話讓我很受觸動：

我希望歷史在變得更加學術化的同時，仍舊能夠保持為一門藝術。它滋養人們的記憶，它對品味、風格、激情的要求與它對嚴格和方法的要求同樣多。

他同時也直言不諱地指出，現在“已經到了對史學的無知、對想象與文筆的蔑視能夠造就優秀歷史學家的時代”。

這本書我只讀完了前言和第一篇《米什萊的幾個中世紀》。作為19世紀浪漫主義歷史學家，米什萊的研究充滿了肆意的想象和文學筆法，而為后來的實證主義研究者所排斥和鄙夷。但勒高夫指出，米什萊所描繪的中世紀，“驚人地適合，我并不是說適合我們的潮流——那是可笑的——而是適合歷史學家特別是中世紀研究者的那些最站得住腳的傾向，適合他們最深層的需要”。考據家通過實證研究想要得出的結論，米什萊已經透過自己的感受力得到了。

勒高夫說，“米什萊是第一位書寫歷史沉默之處的歷史學家”，是“耐心找到一種方法來讓歷史的沉默與默默無聞者說出話來的人”。

應該從歷史的沉默之處感受歷史。歷史中最沉默的是沒留下聲音的普通人，是天地不言的山與川，是白紙黑字里的“言外之意”。布羅代爾的《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商務印書館，2017年）和《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同前）今年重印了，我沒有看完，卻記得彼得?伯克《法國史學革命：年鑒學派，1929-2014》（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里提到，有人批評他是“沒有人的歷史”。對此我沒法評判。但我看了李伯重先生的《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三聯書店，2017年），在佩服之外，確實是不太能感受到“人”，多是一些物品和名詞在宏大的布景中縱橫捭闔。不過，同樣是年鑒學派寫法的安東尼?瑞德的《東南亞的貿易時代：1450-1680年》（商務印書館，2010年）卻讓我讀得津津有味，仿佛身臨其境，感受到了“季風吹拂下”的土地和人。我不清楚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觀感差異。

今年在濟南的舊書市上淘到了張金光先生（1936-2013）舊藏的詹姆斯?C?斯科特《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譯林出版社，2001年）。張先生會讀這本書讓我很驚訝。因為在他生前與他不多的幾次接觸中，他都是很有泥土的氣息。這不僅是從他的出身和外表來說的——他從不諱言此點，而且他在各種場合，無論是學術會議還是私下閑談，都常義正言辭且堅定地大聲說明：“我就是個農民！”說實話，學生時代的我，對此并不理解，覺得這是跟不上“學界潮流”的過氣表現。

但我翻開張先生這本滿是茶漬、油漬，用各種筆跡寫滿批注的“洋書”的時候，我有些理解了他。這是一部站在農民的立場研究農民的生存和反抗的社會學著作。農民的各種忍耐、掙扎和反抗，各種難以被理解的“短視”和“劣根性”，只是為了保住生存，因為他們“就像一個人長久的站在齊脖深河水中，只要涌來一陣細浪，就會陷入滅頂之災”。張金光先生在書的邊角里批注了他對先秦秦漢農民問題的思考以及預備撰寫的題目，并寫下大量諸如“近代農民最為痛苦，壓力日加而又無路”之類的感悟。讀了這些批注，我才理解為什么他要在《戰國秦漢社會經濟形態新探》（商務印書館，2013年）一書里寫下那些不太合乎“學術規范”的章節：“實踐歷史學”、“生存權利第一：一個根本的道德律令”、“官逼民反：中國古代官民博弈的收盤結局”。因為他對歷史研究的追求早已超越了“考據”。他在人生的最后階段，用他最后一本歷史著作，述說了他的人生境遇，同時也是那些沉默而痛苦地生存著的近代農民的境遇。

勒高夫引述了米什萊的一段自省，讓人感佩：“我在人民中出生，我心中懷有人民……但是它的語言卻非我所能及。我沒能做到讓人們開口說話?！蔽矣X得張金光先生也是如此。努力用人民的語言談論人民，讓沉默者發聲。歷史研究應該投入感情。哪里存在什么“客觀”的、“定論”的“歷史研究”？為什么只有用矯揉造作的詞匯堆砌出的一堆死氣沉沉的流水線產品才能被稱作歷史研究？

至少對我來說，現在我覺得感受歷史氛圍要比發現歷史“規律”更為本質。就六朝史而言，官制、政治、戰爭、家族、民族，肯定都是六朝史的面目。但我覺得大多數研究并沒能讓我感受到六朝史的魅力，或者說“美感”。斗來斗去、殺來殺去，這制度、那制度，誠然精彩刺激，但最起碼這不是六朝史吸引我的地方。六朝史吸引我的是此間美麗的風景、普通的民眾、平凡的生活、含蓄的風度、細膩的情感……所以，我一直很喜歡魏斌老師關于六朝山岳的研究。今年發表的《山中的六朝史》（《文史哲》2017年第4期）是他近年研究的總論。如果要用一個地方來代表南朝建康，我不會選政治史上的臺城或者軍事史上的石頭戍，同魏老師的研究一樣，我也會選擇建康的東郊。同樣，如果要選取一個場景來代表南朝的特質，我不會選擇宮斗、戰爭，我也會選擇南朝的山岳。對我來說，在用考證和概念構建歷史脈絡和框架之外，去感受六朝史的氛圍和美感，同樣很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就像有朋友問我，道經斷代應該如何進行？我真誠地告訴他：我第一步是靠直覺。

（本文原載于豆瓣，經作者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