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城市設計挑戰賽中得了獎，雖然只有第二名。

我把這個消息在“新華區域街坊群”里公布了，并說下次活動和大家分享我們的比賽成果。已經冷寂了一陣兒的群里又熱鬧起來，紛紛表示祝賀，但更多的人關心的是：之后呢？會按照你們設計的實施么？

如果是以往的我，一定會瞇起眼睛面帶嘲諷地說 “怎么可能！”但經過了這一年的東奔西跑，以及借著這個競賽所做的一系列事情，我反倒樂觀了不少：公眾的力量是很強大的。而更重要的是，這股力量正在越來越多的被“上面”所重視，并慢慢為它清理出一道出口。

在城市規劃和設計上，給真正生活在這里的居民賦權，讓他們有話可以說，有力可以出——這是我們借著這次競賽真正想嘗試去做的事情。

緣起

2016年的冬天，女兒剛剛3、4個月。我推著嬰兒車出門，想著帶她去離家直線距離500米外的華山綠地散步曬太陽。出門左拐，我在狹窄的人行道上艱難的走了15米，一邊還在小心不要把車撞到樹上，一邊就發現人行道戛然而止了，連個下坡也沒有留。只好狼狽地把車搬下來，戰戰兢兢地走在4米左右的單行車道上。馱著各種貨物的電瓶車從我身邊飛來飛去，冷不丁的在身后響起喇叭。

30米后，人行道回來了。可惜還來不及高興，左手邊三排垃圾桶就橫在面前，地上流淌著黃色的液體。右手邊，餃子鋪的桌子已經搬出來，送外賣的電瓶車停得七橫八豎，勞動人民也得解決溫飽不是？

硬著頭皮繼續走在狹窄的機動車道上，還要時不時繞過路邊堆出來的建筑垃圾，它們從沿路的花池里滿溢而出，實實在在地變成了人行道和機動車道的分割墻。越過這道墻，人行道花池里的綠化上晾滿了毛巾，不知道誰好心設計的紫藤花架和遮陰涼亭現在被各種臉盆，自行車，晾衣架，堆得滿滿當當。路邊小店的業態也算是煙火氣十足，熱鬧的雜貨店門口掛滿了掃帚拖把毛巾，肉鋪門口支出了一個染血的大菜板，菜店門口摞著幾筐毛豆小青菜，美發店門口則是成排的毛巾架……只有房產中介門口稍微空一點，悄悄從前面繞個道，里面的小哥便探頭出來：“看看房不？又要漲價了！”

這種小弄堂，逛逛倒也有趣，只可惜，根本沒有給人逛的地兒。

別提逛了，下腳都困難。

這么著一來二回，每每神經緊張地走在這條臟亂差人車混行的馬路上，我就對門口的弄堂產生了極大地怨念。心里不服的是：做了這么久的城市設計，我難道連家門口的小弄堂都設計不了嗎？

摸索

還在做建筑師的時候，我曾經很喜歡舊房改造這類課題，在美國的大農村又參與過好幾個community housing（社區住宅）和公共綠地改建的項目，過程中有很多次和村民們進行charette（一種對于建筑師帶著圖紙在馬車上邊討論邊畫圖的傳統叫法）。

我想從這個角度出發，邀請在這里生活的居民一起，做一些自下而上的更新設計。這包括道路斷面的梳理，功能的重新布局，街道家具的設計，以及沿街商鋪的改造等。

理想中的模式是我可以接觸每個商鋪的店家，了解他們的生活，從而設計一些可以改善他們根本生活的半公共-半私人空間，在保留街道商業活力的情況下，提升這條小道路的交通屬性，方便居民的出行。

我受到很多日本和臺灣社區營造的案例影響，幻想著可以和居民們一起為共同的利益努力，用設計改變人們對公共空間的理解，對場所的心理歸屬感和基本的生活習慣。

可是現實中最大的問題是：在土地公有制的中國，這樣的提案，管理和實施主體是誰？

我開始關心自己家門口的規劃，去規劃局網站上看各種公示，第一次在政府門戶網站上留言反映問題，并且查詢和我們社區有關的各種新聞和歷史。在13487條信息里，有3條關于牛橋浜路，也就是番禺路222弄-定西路710弄的留言和回復，跨度從2008年到2016年，都是針對臟亂差亂停車的問題。政府均回復將大力整治。

而我的提問卻遲遲沒有收到任何回復。

我想知道的是，這條不到5m寬的小弄堂，道路等級是怎樣的？是否有道路紅線，以及市政管理？如果沒有，那它的管理主體應該是誰？兩邊商業的物業又由誰管理？

我家距離新華街道的辦公樓只有3分鐘步程，然而看著街道辦公樓每天緊鎖的大廳和偏門內常年站著的保安，我只能望而卻步。退而求其次，我拐到家旁邊去問“居委會大媽”。

可接待我的居委書記并不是大媽，她看上去40左右，留著短發，一邊招呼我坐一邊說“來來，我來和你說明一下這邊的情況”，看上去嚴肅又親切。

弄堂的確只是弄堂，由街道管理，但短短幾百米卻涉及到三家居委會。書記也很無奈，“這些小門面都是外地人來租的，除了門口是做生意，后面還住著一大家子老小呢，東西擺不過來呀。”看得出來，書記對這些自己轄區里的非戶口居民們也是又憐又恨，據說他們為了侵占公共用地堆放雜物，把剛剛種植好的綠化用開水澆死，城管和市容都只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我聽得匪夷所思。

說話的間隙，不斷有大爺大媽爺爺奶奶們進出，書記忙著給合唱團的老阿姨找白紙抄譜子，給剛剛摔了腿的奶奶拿輪椅，又給記錯了免費就診時間的爺爺量血壓。

短短的半個小時，我見識了居委會日常工作的縮影。

兩天后，我試探地拿著我的提案去找書記，想得到她的支持，是否可以聯系到其他居民和店家，也希望能得到更上面街道的支持。書記認真看了，卻立馬勸阻了我要去和店家聯系的想法，原因很簡單:

“他們都是租戶，不會理你的，只能把你趕出來。”

而且因為最近要整治“破墻開店”的商業，這些租戶們岌岌可危，擔心哪天就要被趕走，對來詢問的人都充滿警惕和敵意。別提什么改造意愿了。

說到要找街道，書記又支吾著說沒辦法幫我傳遞到上面去，“你明白吧，讓我去介紹不合適。”

但書記還是幫了忙，她說有一個小區圍墻要改造，讓我給她提點想法，然后把我做的方案轉到了街道里的負責人。就這么著，我誤打誤撞地開始為街道和居委會做一些小小的改造設計。

真正的公眾參與？

書記所說的這個“圍墻改造”的項目，在一個70年代修建的老舊小區里。它貌似不起眼，但卻因為緊鄰著上生所——萬科的哥倫比亞圈項目，受到了街道的重視。于是街道，居委，我，兩個居民代表和萬科的項目負責人，一起坐下來開會討論這堵分隔了商業開發項目和老齡化住宅小區的圍墻如何處理。我借機做了大篇幅的ppt講“社區營造”的概念，把政府，居民，開發商的角色職責都講了一遍，然后順帶著講了222弄的問題。

后來，圍墻設計演變成了小區綠地設計，又演變成了整個小區的改造規劃設計。接著又時而有“美麗樓道”或者居委會門頭改造這樣的事情，我變成了社區的“志愿者”。設計費？當然是沒有的。

街道的主任說“小武啊，辛苦你一下，幫幫忙。等以后有了別的項目，設計費我們可以爭取。”

但我心里想的是，還是別了吧。

不為錢，雖然錢也是因素之一，但主要項目太難做。

設計的時候的確是從居民的日常生活出發的，驅蟲的綠化，保留的大香樟樹和柚子樹，圍繞大樹的環形木椅，還有人們希望的健身器材。考慮到一樓居民的窗戶，特地留了2米的距離種植了一排緩沖綠植。整個設計并不花哨，簡簡單單，就是希望老人們可以坐坐，孩子們可以爬上爬下，清晨下午鍛煉身體，太陽大的時候曬曬被子。

居民代表參加了兩次方案設計的討論匯報，幾個上海大媽都笑瞇瞇地夸贊說“好靈哦”。可事實上一開始施工就出現了矛盾。

看到施工隊進場，本來完全沒人在意的一小片荒蕪雜亂的綠地，突然熱鬧起來，路過的居民們紛紛聚集起來七嘴八舌開始討論。有的說要把樹全拔掉，鋪瓷磚，鍛煉身體；有的說要讓出地方專門晾衣服；還有的說小區里根本沒人要鍛煉，都是外面的人，吵都吵死了……

“百姓百姓，百條心。”居委書記曾經這么說過。

作為一個第一次下基層的社區設計師，我充分地展現了自己缺乏經驗的一面：我耐心地和居民們一個一個解釋，有什么考慮的因素，解決問題的方法，設計的理念……直到最后兩撥人開始用上海話對罵。我一臉茫然，不知道他們在吵什么，身經百戰的包工頭師傅給我使眼色，讓我不要再理會居民的質疑。

但施工的壓力與日俱增，前一天還舉雙手贊成的大媽，第二天就拿著尺子出來了。她把卷尺拉出4米，往地上一擲，稱自己代表住在前面樓的居民，強烈要求活動區域要離開他們這棟樓4米以外。同時，不能在自己的窗外種植任何植物，怕招蟲子；而且要把晾衣架按照原位保留。

我束手無策，居委會的工作人員在一邊安撫群眾，包工頭師傅在另一邊叮囑工人們千萬不要和居民起沖突。一來二去，原本的設計只好在吵吵嚷嚷的“公眾參與”下完全變了樣子。

有了幾次經驗之后，我漸漸意識到這種所謂即興“公眾參與”的弊端：居民們對未來的公共空間缺乏想象，卻對自己既有的個人利益緊緊抓著不放。前期的居民參與其實非常有限，也不可能顧及到所有人的利益（畢竟是公共空間）。

也有做過很多社區項目的朋友建議我們在施工的時候要把工地用圍擋圍起來，不要讓居民看到，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而在另一些項目里，居委和街道也有其他的考慮。比如提前預見到一樓居民會有意見而把設計的公共座椅取消；或者某些項目的政治訴求遠遠大于其實際功能訴求。

有趣的鄰居們

222弄的改造終于也開始推動了。和我的設想一樣，施工隊把阻隔人行道和機動車道的綠化池打掉，釋放出了很多交通空間。于此同時，軟性治理被強有力地執行了。

但和我所幻想的商戶們自發進行店鋪改造并整理公共空間的畫面截然不同；治理主要靠的是十幾個身穿市容制服的管理人員從早到晚的現場管理。他們責令商鋪店主把個人生活物品收回，嚴禁商品亂堆亂放，控制上下貨的時間和垃圾傾倒的場所。小弄堂的路面終于變得像樣多了，習慣了門口的清爽整潔之后，商戶們的臉色似乎也沒有那么難看了。

我一邊感嘆“自下而上”更新計劃的流產，一邊也慢慢理解了居委書記和規土局的朋友對我的勸退：在這種產權流動，政策不明的公共空間，人們對哪怕很少的資源的需求都大大壓過了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這時，長寧區規土局的某老師轉而給我提供了另一個渠道：城市設計挑戰賽。

自己家所在的番禺路社區被設為比賽基地，的確是一個好機會。我們終于得以系統地梳理一下這一片的空間和功能，而對于現在東一榔頭西一棒槌的小改造，以后也能夠有一個提綱掣領的指導方向。

我的參賽伙伴，IVC（“在看得見的城市”研究小組）的Roy提議，與其分析具有可預見性的冷冰冰的大數據，不如讓我們從自己的生活出發，收集“有溫度的小數據”。我們把每天的生活（場所，路徑，時間，事件）落位到空間里，試圖分析出基地里的功能組團，街道的性格，需要改造的節點等等。

可我自覺我們一家的數據總是不足以說明問題。機緣巧合，我在愚園路的社區營造項目中認識了交大的博士后孫哲，又在寫作課上認識了互聯網新媒體“三明治”的創始人李梓新老師，而他們都是住在和我們同一社區的鄰居。就這么著，我們順藤摸瓜，竟然迅速地結識了幾十個在地居民，組建了一個微信群“新華區域街坊群”。數據收集的方式也從一開始的個人采訪，變成了街坊們線下聚會的社區營造工作坊。

也可能是相互拉入群的都是差不多圈子的人，第一次來參加活動的街坊都是從事各種創新創意產業的人士：從互聯網創業者，作家，攝影工作室老板，IP產業法律顧問，醫療金融工程師，曾在紅坊工作的藝術家，在法華鎮路開自行車俱樂部的店長，互聯網媒體記者，到建筑/室內設計師。還有幾個交大社會學系的年輕教師/博士后。

如果不是這次活動，很難想象在這樣貌似老齡化的社區里住著這么多有活力、有意思的年輕人。大家的年齡差不多，介于15-40歲之間，半數都有家庭和小孩。而且和我們一樣，不是上海人，卻被這里梧桐樹蔭下的街道，近人的尺度，便利的生活設施和小資的情調所吸引，選擇在這里安家置業。

講起各自和社區的故事，每個人都是一肚子的話。從自己最初來這里的原因，到生活中遇到的各種痛點，還有各種有趣的故事和發現。這其中也不乏一些為了爭取更好生活環境而與物業和居委做斗爭的寶貴經驗。

原來，和上海的爺叔大媽們一樣，這些年輕的新上海人也同樣熱愛并關注自己生活的社區，也同樣有著每個人不同的痛點和訴求。除了對社區營造的熱情，他們也展現了豐富的背景資源和很高的行動力。

第一次工作坊順利結束，我們以游戲形式收集了大家的生活故事，又把它落位在空間地圖里，以協助我們的基地分析和節點設計。在熱火朝天的討論氛圍里，我意識到大家最迫切需要的，其實是一個出口，一個平臺，能讓我們的意見發表出來。

工作坊

工作坊

一個非正規的平臺

一個月之后，我們組織了第二場工作坊。這一次，我們想要嘗試的，是如何讓對話發生在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

在這半年的社區改造工作中，我結識了幾種不同的人群：1.基層工作者（居委會）2.社區管理者（街道）3.規劃單位（上海市/長寧區規土局）4.開發商（萬科）5.物業/業委會 6.在地居民。

這6種人群其實在社區的空間營造上密切相關，可實際上，他們之間卻似乎隔著一堵高墻，我看到他們在各自的墻里忙忙碌碌，卻對墻對面的人視而不見。

我一邊聽著居民們對缺少活動場地各種抱怨，一邊聽街道的團工委書記為他們的資源沒有人來用而發愁；而街道“一片好心”做的一些沿街面的改造，既沒有規土局的參與，也讓開發商很無奈。

第二次的工作坊，我們特地去問街道和居委要了場地資源，又聯系了萬科在哥倫比亞圈項目的設計師，最終把地點定在了尚未對外開放的鄔達克歷史保護建筑——孫科別墅里。我們邀請了街道，居委會，上規院的朋友，萬科的負責人，小區業委會成員，以及街坊群里的居民們，想辦一場每個人都可以輕松暢談的茶話會。

因為活動舉辦的地點很特別，居民們都很驚奇原來家旁邊還有這種地方。緊接著又好奇起來這一片新開發的到底是什么，能為自己的生活帶來什么改變？原本因為對規劃看不懂，不了解而只能事后看熱鬧的心態，也因為和開發商，規劃院的當面接觸，變成了積極的對未來的暢想。

雖然街道和居委會書記在最后時刻沒能成行，但他們加入了“街坊群”，讓群里的對話有了不同的聲音。

競賽設計成果

在城市設計挑戰賽的設計成果里，我們做了很多的設計，很多的提案，但最重要的其實是一個概念，那就是“共創·共享”。

共創，是所有人都作為設計的出發點，共同提供設計的基礎。而共享，則是在空間，功能，和時間的維度上，我們都可以共享這個社區的資源。

這次的設計提案其實更像是作為一個范本，來試驗這樣的一種社區營造的模式。

首先是我們基于在街坊見面會收集到的信息，把社區的每條街道，每個功能組團，或是空間節點賦予了具有人情味的屬性。比如對法華鎮路上豐富的小商店的喜愛，夾雜著人行道過窄的困擾；對上海影城的熱愛，夾雜著室內室外陳設老舊的尷尬，等等。

有了這些帶有溫度的“小數據”，再輔以抓取的“大數據”，幫助我們更有信心地對社區里的公共空間做出了規劃，同時對社區現有的功能進行了梳理和整合。而對之后提案的設想，也是經過了街坊工作營的頭腦風暴而細化完善的。

以上是設計的基礎，也是共創的部分；而我們把共享貫穿到了設計的每一個方面。

有的是街道空間上：

在既是生活服務類商業密集，又是區域內自行車通行頻次最高的法華鎮路，我們的設計將人行道、機動車道、建筑外地坪統一高度，變成一個完整的空間，只是通過鋪裝和停車線來界定人行道；同時在人行道過窄（由于圍墻、樹木等不可更改因素）的地方，我們將鋪裝向外擴展1至1.5米，增加了彈性的步行空間；而在早晚高峰時期，自行車則是可以和行人共享“慢行通道”。

這樣，在這條交通和生活都很繁忙的街道，人們通過對路權的“分時共享”，來解決原先的問題，保留其好的品質。

有的是功能節點上：

例如上海影城的前廣場，本來就有很復雜的高差，因為停滿了車，人車也無法分流，更不能很好的利用這個滿滿歷史感的“文化IP”；而室內的大廳，則是空曠卻雜亂，功能散落在各處，只有門口杵著萬年不變的功夫熊貓。我們大膽地設想了建筑改造的方案：將原本高出道路的廣場變成一個坡向影城的大草坪，它可以在不同時段有著不同的功能，例如白天的雕塑公園，和晚上的露天電影院；同時將影院的一層也開放給公眾共享，作為室外公共草坪的延伸，成為人們看展覽喝咖啡的休閑場所；而真正的電影院售票大廳功能被移至地下一層，被抬起的草坡廣場正好在街角創造了一個和人行道齊平的歡迎入口，幾個層高不同的平臺也可以是舉辦活動、講座、放映會或展覽的共享空間。

上海影城前廣場設計效果

有了這些分時共享空間，我們又設計了一種線上交互式的合作共享平臺。暫且叫它“xinhua cloud”。在這里，每一個居民/商家/物業，都可以上傳信息，包括場地、空間、資源、和活動，而每一個人也都可以去探索，查詢和預定這些場地資源和活動。我們也希望社區的行政機構乃至城市規劃部門都可以參與其中，更好地理解居民的訴求和期望。

“社區規劃師”

針灸式的空間改造項目，小小的微信群平臺，以及兩次的街坊工作營，都還只是些粗淺的嘗試。在社區自下而上的更新過程中，我們作為設計師，能起到的作用其實微乎其微。如果說靠設計拯救生活，在這樣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下，未免太不自量力。

但一樓的張大媽已經不再反對窗外的公共座椅，還要拉著我們把她家門口也鋪上草坪磚方便她出來活動。鄰居大哥也不再憂愁他永遠無處停放的汽車，因為隔壁的開發商已經承諾了300個停車位。而大家盼望已久的菜市場終于又以新面貌開張了，居委和街道的人自豪地在群里發了新菜場的照片。

新街區一角

新街區一角

新街區一角

這些嘗試的結果，能讓人們對自己的社區有所期待，有所建言，有所行動；也讓政府機關和專業人士關注到在地居民的真實生活和需求。它的意義是切實和溫暖的。

而我，不知為何現在總被人稱作“社區規劃師”，實在當之有愧。如果說社區規劃師作為一種專屬職業，是社區調研和規劃的專家，那我充其量是個懂點專業知識的熱心居民罷了。可這不正是每個社區真正需要的么？一個生活在這里，對這片地方有愛又有恨，想通過自己的努力去使它變得更好的居民。

（作者系建筑設計師/城市設計師/自由寫作者/半全職媽媽，現經營工作室workshopX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