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流公寓位于上海市靜安區華山路699、731號，是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筑保護單位。公寓建于1930年，業主為李鴻章之子李經邁，由美商哈沙德洋行設計，華商馥記營造廠施工，建筑采用折中主義風格，時因設施高檔齊備、名人匯聚，有“海上名樓”之稱。

整個公寓項目占地7970平方米，其中花園面積2500平方米，建筑占地979平方米，地上7層，地下1層，初建成時共約40套住房。公寓平面由內部式、外廊式和躍層式等單元組成，一至五層每層6-7套，設二室戶約80平方米、三室戶約100平方米和四室戶約150平方米。六至七層為躍層，設有五室戶和七室戶，在當時上海公寓中頗為少見。

1949年以后這里空置的房間被分配給高級知識分子居住，知名住戶包括報人徐鑄成，導演朱端鈞，作家周而復、峻青、王慕蘭，文藝理論家葉以群，畫家沈柔堅，三棲明星周璇，影劇表演藝術家喬奇和孫景路夫婦、孫道臨、徐幸，越劇表演藝術家傅全香、范瑞娟、王文娟等。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聯合候車式文化工作室、上海市靜安區靜安寺街道共同推出“枕流之聲”系列稿件，以口述歷史呈現枕流公寓內十余個家庭跨越七十年的悲歡離合，并根據口述史料通過圖形建模還原1930年代枕流公寓的建筑特征，記錄人與建筑共同書寫的城市歷史。

張先慧1947年生于上海。原上海紡織工業新型紡紗技術開發中心副主任。1975年入住華山路699號，2000年搬出。2022年2月14日于靜安區中心醫院離世。

靜安之處是我家

訪問員：張先生，您是在哪里出生的呀？

張先慧：我出生在石門一路，那時候叫同孚路，一個蠻大的石庫門房子，（整棟樓都）是我們一家（住的）。樓下有一個大的客堂，二十幾個平方，左右有兩個廂房，每個廂房有前中后（三個部分），分別有五十個平方，這叫“三下”。樓上也是這樣，叫“三上”，上海人叫“三上三下”。我爺爺曾經在短時期內做過南洋公學（現上海交通大學）的校長。我爺爺家的字輩排行叫“世承先澤，家道欣榮”，我是先字輩，我兒子是澤字輩。我奶奶的父親是北洋的海軍總長，就是海軍司令員。（我）小時候沒有看到（過）他的照片，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紅衛兵把家里的東西都弄出來，我才看到我奶奶的父親的照片。他戴著頂帽子，肩膀上別著肩章。

說來巧了，我這一輩子搬了三個家，石門一路是靜安區的，但是再往北一點就到延安路了，和那時候的盧灣區只差一條馬路。后來搬到枕流公寓，枕流公寓其實也到靜安區的邊了，過了長樂路，就是長寧區。現在住在武寧南路，還是靜安區，再往北過長壽路，又不是（靜安區）了。（我）始終是在（老）靜安區里打轉。除了中間為了迎接我的小孫女出生，到美國待了大概5年多，其他的時間就在靜安區。

訪問員：你們是幾幾年搬到枕流公寓的呢？

張先慧：我是1975年搬到枕流公寓的。為什么會從石門一路搬到枕流公寓呢？說來話長了。解放前，（我們）是一大家子住在石門一路這個大房子里的。那個石庫門房子如果是一家人住的話是很舒服的，朝南朝北都有曬臺，冬暖夏涼的。從解放以后陸續到“文化大革命”，我們能住的面積越來越小，有很多戶人家搬進來，相互之間總歸有影響的。1975年的時候，我已經認識我的愛人了，兩個人相處了三年多。

訪問員：你們是怎么認識的啊？

張先慧：我們是父母之命，不是媒妁之言哦。因為我父親是上海香料研究所的所長，我太太的父親是一家大型香料廠的廠長（私方經理），叫鑑臣香料廠。那么他們在工作上面有交集，原來就是朋友。我愛人出生在南京西路泰興路口的泰興公寓，那時候頂層一層都是他們家的。

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們家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他們家也受到了沖擊，大家都灰頭土臉的。偶然一次，我的父親和我未來的岳父在路上相遇了，大家聊起了（各自的）經歷，順路講到了家里的情況。我父親說：“我家里還有一個小兒子，脾氣很不好。”因為我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他們在“文革”以前就是大學的研究生，“文革”以后就分配到外地去了。那么她的爸爸就說：“我家里有個小女兒，脾氣很好。”我愛人家里有六個孩子，她是最小的女兒。那么他們就商量著約個時間，我爸爸帶著我到他們家里去。當時他們也已經從泰興公寓里搬出來了，搬到巨鹿路的景華新村。一棟三層樓的新式里弄房子里也住了好幾家人家。

就這樣，經過兩個爸爸的介紹，我們開始交朋友。一直到1975年，準備談婚論嫁了，那時候我岳父看中了枕流公寓的房子。于是我拿了石門一路的一間房，他們家拿了景華新村的一部分房子，再加上一個遠親，三戶合起來換到了枕流公寓四樓的一個單位。那個單位當時是誰住的呢？是一個作家，叫峻青。和我們一起換過去的遠親又是誰呢？中國剛解放的時候有個組織叫中國華僑聯合會，簡稱僑聯，當時僑聯主席叫莊希泉，我們的遠親是他的外孫。莊家原本住在烏魯木齊路靜安區文化館對面一棟沿街的房子里，但是房子沒有枕流公寓大。那么他就把那邊的房子拿出來給峻青去住。他跟我岳父還有我，三戶一起換到了枕流公寓的四樓。

訪問員：四樓這個單位當時的格局是怎么樣的呀？

張先慧：那時候這套公寓蠻大的，可以講是五間房，也可以講是七間房。它是怎么個格局呢？枕流公寓的戶號編排很特別，我們現在說401，402什么的，枕流公寓就是41、42、43。有的樓層有五家人家，是“小套”。四樓跟五樓就只有三家人家，是“大套”。因為據說我們搬進去的這個單位，原來是房東自己住的，但不是李鴻章的兒子李經邁。單位大門打開以后，是一條比較長的走廊。走廊走到底就是兩個比較大的臥室，每個臥室都有二三十個平方，而且每個臥室都分別帶一個浴室。這兩間臥室出來是一個很大的客廳，大概三十來個平方。廳里面還有這種很漂亮的古銅色的吊燈什么的都裝著的。客廳的對面是一個很大的餐廳，餐廳（天花）上面那一圈，都是雕塑做好的燈。緊挨著餐廳就是廚房，廚房很考究，有備餐室，還有做好的櫥柜，很多很多白色的櫥柜從天花板做到地面，當中是一排操作臺。

沿著走廊再往大門口走，在餐室的對面，就是一個書房，大概有二十平方左右，后來就是我們結婚用的房子。（靠走廊）外面還有一個浴室。在廚房旁邊還有兩個大概六七平方左右的傭人間。我們搬進去的時候，就是這樣一套房子。因為那時候經過“文化大革命”，我們是拿不到那么大面積的，所以最里邊那兩間正規的臥室，是莊希泉的外孫拿的，他家保留了一間浴室，把另外一間浴室做成了廚房。我們拿了外面三間大房間、一個大廚房和傭人間。單位的內走廊上有一道腰門，可以把我們兩家隔開來。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他家的大門一開，進出都要經過我們家的走廊，旁邊都是我們的房間。

70年代的古董電梯和蠟板鋼窗

訪問員：你們1975年搬進枕流公寓的時候，整棟樓給您留下了什么印象呢？

張先慧：1975年搬過去的時候，這幢房子其實已經蠻破舊了。699號的大門外面有一個小的空間，不能停車的，已經很破敗了。現在的大門上面有一個弧形的棚，這是后來造的，以前是用鏈條一條一條斜拉的，有一個像門廊一樣的（構造）。進門以后，兩道通向電梯廳的小樓梯，有一邊是攔住的，全部停著自行車，電梯廳里邊也都是自行車。因為那個時候上海還是自行車王國。電梯是一個老式電梯，電梯門的下面是金屬的，上面是玻璃的，玻璃里面有金屬網，只能看見人影，看不清具體的人。玻璃門拉開以后，里面是一層像窗簾布一樣帶鉸鏈的折疊的門。這兩道門必須由開電梯的人從電梯里面拉才行。進到電梯里面就是一面落地的大鏡子，旁邊的面板都也比較考究，都是木制的。開電梯是用一個弧形的扳手，一個方向往下，一個方向往上，完全靠人（手動）開的。這個電梯可能很多年沒有修了，（開起來）聲音蠻響的，就是“轟轟轟”這種聲音。一直到我們搬出來以后，才換了自動電梯。

訪問員：你們搬進去的時候，離房子建造的年份已經過去了四十幾年了，所以70年代的時候，給你的觀感可能就比較破舊了。

張先慧：蠻舊的。

訪問員：那么進入你們單位之后，剛剛您有說到，內部裝修好像還是比較豪華的是吧？

張先慧：對，房子的格局是放在這里的。所有單位的入戶門全部統一的，都是那種暗紅色的，很厚的，木頭的門。然后門上面有個小窗，小窗還可以開開來，看看（外面）是什么人。門邊還有門鈴。但是墻已經斑斑駁駁的，因為門很重，“梆梆梆”地（開關），門旁邊（的墻）就容易裂開來。（單位）里邊的地板全部是柚木地板，除了廚房、浴室是用“磨石子”以外，（其他區域）全部是柚木地板。那個時候的房子都是交房租的，沒有自己買下來的，（所以）房管所來打蠟的，每一個季度來一次。下面的電梯間，有一個小黑板，（他們）會寫好：“幾月幾號打蠟”，那家里都要留個人。打蠟的那天，房管所的人一早就會來，你要把家里的東西都翻起來，盡量把地方空出來。他先用一個很重的鐵絲拖把拉一拉，把表面的東西弄掉，再掃一掃。然后另外上來兩個人，帶上一個大鐵桶，里面都是膠狀的地板蠟，拿一個大勺子舀一勺，“噗通”一下倒在地板上，每間房間一勺。再有個人來，拿拖把把蠟涂開。你要把所有窗都開著，讓它干一干。這是上午的工作，到了下午2、3點，又會有人帶著電拖把進來，每間房“嗞嗞”磨一下。打好以后，地板就亮了。如果當天你家里沒人，可以放一個容器在家門口，他們就給你舀兩勺地板蠟在里面。我們家里有鐵拖把，就自己磨一磨、拖一拖，保養地板。

訪問員：打蠟是70年代的事？

張先慧：對，我們剛搬進去時候是這樣的，一直到我們走還是這樣的。

訪問員：就是到2000年也是這樣的？

張先慧：對，也是這樣的。因為那時候枕流公寓都是房管所管的嘛。2000年以后，有些房子可以買賣了，賣了以后還是不是房管所（管理），還打蠟不打蠟我就不知道了。上海人叫“蠟板鋼窗”，打蠟的地板鋼的窗，打蠟的公寓還蠻少的。

訪問員：你們當時搬進去以后，有沒有重新再裝修？

張先慧：裝修的，是我的小舅子，太太的弟弟（幫忙弄的）。那時候大家還不知道乳膠漆，但他知道有這個東西，就把我們房間都自己（刷了一遍），完全都是他自己弄的。家具是我父母留給我的，我找石門路上老的家具店上清漆、打蠟，全部弄過一遍。

訪問員：那么除了刷一刷之外……

張先慧：地板沒弄，開關的芯子換了換，面板還是用老式的面板，插座還是用老式的插座，那個插座是在踢腳板下面的。另外自己再裝幾盞燈，還弄了個音響什么的。

訪問員：廚房、衛生間呢？

張先慧：沒有重新裝修，那個鑄鐵的浴缸很大很大沒有換。洗臉槽也沒有弄。廚房很大，水磨石地板，四面都是高柜，我岳父做了一點點改造，裝了個脫排，沒有大改動。

訪問員：70年代已經有脫排油煙機了？

張先慧：有了，搬進去的時候沒有，但是不多久就有了，我們就裝了。灶頭是太太家搬過來的，是最好的方形老式灶頭。下面是一個用煤氣的烤箱，上面是四個灶頭，當中還有兩個可以噴火，烤東西的。

訪問員：那時候是有煤氣的對吧？

張先慧：煤氣是一直用的。這個房子原來每家每戶都還有壁爐，磚石砌好的（煙道），一直通到樓頂，頂上面（有一個結構）大概有一兩個人高，四面有百葉窗，就是通氣的。頂樓一般是不能上去的，電梯到了七樓出來，再往上走的那扇門是鎖住的，就是有時候放煙花、看燈什么的，會帶著小孩到屋頂上頭走一走。

訪問員：什么時候能看到煙花？

張先慧：70年代，大多數國慶節還是放煙花的。

訪問員：是到頂樓上面看嗎？

張先慧：對啊，頂樓往人民廣場這個方向看，完全能看見。上海那時候其實有不少地方，比如徐家匯、外灘啊，都會放煙花的。每逢國慶節，在屋頂上能夠看到上海市幾個地方都在放煙花。因為上海那時候還沒有什么高房子，上海賓館什么都還沒有造，枕流公寓是附近最高的一棟。

25年的遇見與告別

訪問員：您和太太當時結婚的情景還記得嗎？

張先慧：當然記得咯，1976年我們原來準備在9月18號結婚的。9月9號毛主席逝世了，上海這種活動都停止了，不能舉行。隔了一個月，10月6號，“一舉粉碎四人幫”，我們是在10月18號結婚的。在哪里結婚呢？在南京路一條大弄堂里面的梅隴鎮酒家。那時候結婚辦酒水也很難很難，最多給你兩桌。我是托了一個朋友，最后大概辦了六七桌，但是其實也沒什么東西吃。

張先慧和太太戴婉君互為對方拍的結婚照，身后是為結婚準備的被子

結完婚以后，大家都跑到枕流公寓來鬧一鬧新房，燈開得很亮，整個走廊（的燈）都開著，這個記憶蠻深的。那時候這套房子算很好的了，上海乘電梯上上下下的房子是比較少的。轉眼第二年就是1977年，我兒子出生了。

訪問員：家里多了一個孩子，生活有什么變化嗎？

張先慧：兒子小的時候，你們是不知道那個時候上海人的辛苦啊。我和太太睡一張大床，房間里全套家什放滿，大櫥、大衣柜、五斗櫥、梳妝臺，還有一個縫紉機。縫紉機是規定要買的嘛，買到縫紉機也不容易的。那么兒子睡哪里呢？用個矮棕繃裝著，棕繃下面裝四個腳。白天推到我們床底下，晚上再拉出來。那時候在上海算是好得不得了了。等他長大一點，就睡到廚房旁邊那個六七個平方的小間里去了。

訪問員：1977年除了兒子出生，您還考了大學是嗎？

張先慧：是的，我是66屆高中畢業的，原來準備考中國醫科大學去讀醫的，但那年“文革”開始，正好不能考了。我的哥哥姐姐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研究生，都分到外地去了，所以我能夠進上海的工廠工作。1977年恢復高考可以考大學了，人生的路又重新改變了。

訪問員：那您對大樓里的鄰居有什么印象嗎？

張先慧：我們隔壁是一戶姓沈的人家，桐油大王。桐油是什么呢？你們可能不知道。我們小時候的浴盆都是用木頭做的，外頭都要涂桐油的，他們家就是做這個生意的。我跟沈家有點交往，因為我兒子小時候很（頑）皮，我們平時都上班去了，就交給家里的保姆看著。公寓房間的窗戶比較低，而且那時候房間里堆了各種東西。有一次，他大概從床上爬到縫紉機或者什么東西上，然后爬到了窗口。在窗口旁邊往外看，半個人已經在外面了。隔壁沈家姆媽看見了，叫起來了，不然（兒子）就要從樓上掉下去了。沈家姆媽還蠻喜歡我家兒子的，所以兩家稍微有點交往，但也是客來客去的。

1980年，張先慧與兒子張澤軒在枕流花園中

我搬進去的時候，喬奇還是住在一樓的，若干年以后就搬上去了。我跟喬奇其實也不認識，因為我們是普通老百姓嘛。就是有一次，我的一位舅舅過金婚，舉行了一個party，親朋好友一起來，喬奇也來了。開好party要回家的時候，我就打車把他一起帶回來，坐電梯送他到家里。那時候他的太太孫景路還在，女兒徐東丁和女婿崔杰，都出來打了一個招呼。喬奇就說：“哦，是這位張先生把我送回來的，四樓的。”因為我們平時也很少有交往的。

訪問員：嗯嗯，可能樓層離得也比較遠吧。對其他鄰居還有印象嗎？

張先慧：七樓王家有一個兒子叫王群，是戲劇學院的老師，王群的太太叫徐幸，是個演員，也是戲劇學院的。那時候電視劇里她有出現過的，我跟他們也沒有打過交道。但是王家姆媽的女兒從二軍大畢業，是我們紡織廠里的醫生。王醫生的先生，是我們紡織研究院的科研人員，我們在工作上有一些交集，所以這個世界有時候也很小的。

還有誰呢？余紅仙，唱評彈的。照理說，余紅仙應該跟我們也沒有交集的，對不對？“文化大革命”后期，我的姐姐到德國去了，我的姐夫到美國去了，他們的女兒讀小學，沒人照顧，就住在我家里了。我的這個外甥女和余紅仙的女兒是華二小學的同學，華二小學就在枕流公寓旁邊，長樂路的路口。那么放學之后，余紅仙的女兒就會跑到我們家里來做功課。但是我跟余紅仙也沒有什么直接的接觸。

訪問員：你們是2000年搬出來的吧？

張先慧：是的，2000年的時候，我兒子已經到美國讀書去了，太太的媽媽、哥哥、弟弟也都到美國去了，岳父早些年是在枕流公寓去世的，所以只剩下我和太太兩個人。當時買了這里的房子，等裝修好之后，我們就搬過來了。

訪問員：那我們進入最后一個問題了，枕流公寓建于1930年，現在已經90年了。你們有25年的人生時光是在那個房子里面度過的。這25年對您來講，或者對你的家庭來說是意味著什么？

張先慧：這25年呢，對我人生來講，是我從“文化大革命”開始的陰影里面走出來的，因為我跟我太太是在那里面結婚的，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轉折。對我兒子來講呢，他感覺很愉快，因為那時候小朋友住這樣的房子還是比較少的。從整個上海（來說），那時候是以舊式里弄、石庫門、新式里弄房子為主，新式里弄房子已經不錯了，apartment公寓更加少一點。我兒子跟我講他小的時候住在這樣的家里感覺蠻開心的，沒有受到什么委屈，物質條件也挺好的，因為只有一個孩子嘛。他的幾個表兄妹來了，他們就在樓下大花園里面玩。所以總的來說，我在枕流公寓結婚、生子、讀書，是這里改變了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