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技發展與中國案例

科學社會學的開創者、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Robert K. Merton，1910—2003）于1938年發表了《科學與社會秩序》（Science and the Social Order）一文，闡述了科學發展與政治體制的關系。

在默頓看來，科學制度屬于社會結構的一部分，但不一定會融洽地整合在社會結構中，因為科學精神與社會規范未必一致。默頓指出:“要保持科學的連續性，就需要那些對科學研究事業有興趣和能力的人的積極參與。但是對科學的這種支持只能靠適宜的文化條件的保證。……制度結構的變遷可以削弱、改變或者可能阻礙科學事業的發展，這一點將變得日益明顯?！彼又岢鲆粋€問題：“自然，科學會在不同的社會結構中發展，但是，哪些結構為它最充分的發展提供了制度環境呢?”

在考察了20世紀上半葉和之前的政體形態后，默頓的答案是民主社會，因為它將普遍主義作為主導價值。與此對照，“……從意識形態的方面說，集權主義導致了與現代西方科學的傳統假設的沖突”。集權體制傾向于將一種激進的意識形態施加給全社會，并滲透到各個機構當中，這會對科學發展產生不利影響。民主體制比集權體制更有利于包括科技創新在內的經濟發展，這一命題也一再被后來的西方學者強調。然而，近年來中國的科技發展，無論就規模還是速度而言，都對這一命題構成了挑戰。

盡管學術界對中國現行政治制度特征尚存爭議，一般都強調其權力集中的主導性結構，以及產生國家領導人的非直選制度。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就曾對比說:“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焙芏辔鞣綄W者因此將中國視為非民主的集權體制。然而，在不同國家的官方話語中，“民主”一詞的含義差異甚大。有鑒于此，本文將西方國家的選舉制度稱為“西方民主”，而將中國的政治制度稱為“中國模式”。

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等機構發布的“2015年全球創新指數”（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5）榜單上，中國位居第29位，這一排名似乎不算很高。然而，根據同年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旗下經濟學人智庫（EIU）發布的“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報告，居于創新指數排行榜前29位的國家均屬于“充分民主政體”（Full Democracy）或“有缺陷的民主政體”（Flawed Democracy），只有中國是例外。（在“2017年全球創新指數”榜單中，中國排名第22位?！幾ⅲ?/p>

科技部下屬的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也編制了類似的“國家創新指數”。根據2016至2017年度的報告，中國在40個國家中排名第17位。除俄羅斯（第33位）和中國外，所有40個國家均被《經濟學人》視為“民主政體”。

2015年全球創新指數與民主指數兩份榜單排名的相關系數高達0. 68（觀察量為139個國家或者經濟體），創新分值與民主分值的相關系數也有0. 69，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默頓的命題。中國顯得像個例外，根據其“民主化程度”，它本應具有較低的創新表現?？稍诿裰髦笖捣种底畹偷?2個國家中，只有中國的創新指數排名進人了全球前30位。在創新指數排名靠前的40個國家中，也只有中國的民主指數位于130名之后。也就是說，在所有非西方民主國家，中國的科技創新表現最佳;而在所有創新能力較強的國家中，中國是唯一不具有西方民主體制的。

在民主指數排名靠后的一些國家中，除中國外只有沙特阿拉伯（43位）、阿拉伯聯合酋長國（48位）、俄羅斯（49位）和卡塔爾（50位）進人了前50名創新國家。其中三個中東國家雇傭了大量技術移民，這些外國人才為其創新表現貢獻良多，而俄羅斯則繼承了冷戰時期蘇聯的科學技術遺產。中國的創新表現不僅因其當前的位置令人費解，更是因其近年增速驚人。根據歷年“國家創新指數”，中國的排名從2000年的38位上升到了2005年的25位，又升至2016年的17位。

本文探討中國作為非西方民主國家，為何具有較高的創新能力，而且還在不斷提升。第二節根據各項科技指標，簡述中國近年取得的創新成績。第三節分析中國科技發展中的經費和人力因素。第四節評析影響科技創新的制度因素，及其與默頓命題的關系。第五節列舉其他因素，并指出中國模式的弊端。最后一節總結并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二、中國的科技“大躍進”

一些西方學者沿用了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1883—1950）的“創新”概念，即一種“創造性毀滅”的過程，包括“新商品、新技術、新供應來源和新組織形式”。例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榮休教授、演化經濟學家理查德·納爾遜（Richard R. Nelson，1930—）研究創新體系的經典著作就將創新界定為企業的新產品設計和制造流程。本文采用更為寬泛的創新概念，既包括技術領域的突破，也涵蓋科學研究的發現。以各種相關指標衡量，中國近年來在這兩個方面都取得了飛速增長，以至于有學者稱其為“科技大躍進”。

2015年美國“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SCI）收錄了29. 68萬篇源自中國的科技論文。以數量而論，中國已經連續7年排在世界第2位，占據全球發表總量的16. 31 %，僅次于美國（26. 9 %），高于英國、德國和日本。從2002年到2009年的短短幾年時間，中國被SCI收錄的論文數就從世界第6位上升到了第2位（見表1），部分原因在于許多中國學者轉向英文刊物投稿。即使考慮這一因素，其增速仍很驚人。

根據另一覆蓋更廣泛的數據庫“斯高帕斯”（Scopus）, 2013年中國和美國的科技文獻已經具有相近份額，分別占到全球總數的18. 2%和18. 8%。中國的份額在2003年后的十年間幾乎增長了兩倍，是前15個論文大國中增速最快的。

與此同時，中國國際論文的引用次數也顯著上升。從2006年至2016年，中國科技人員共發表國際論文174. 29萬篇，總共被引用1489. 85萬次，居于世界第4位，比2005年的第14位提升了10位。然而，中國單篇論文平均被引用8. 55次，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11. 51次/篇）。按照論文平均引用率排序，中國僅居于全球第15位，遠低于瑞士、荷蘭和美國等發達國家，也遜于日本。而且，中國科技論文的國際引用比例還在下降：從1996年的51. 5%降至 2012年的38. 6%，呈現出“自產自銷”的趨勢。

較低的平均引用率并不意味著中國發表的國際論文質量都很差。相反，2006年至2016年間，中國發表了1. 69萬篇引用率居于世界前1%的高被引論文，位于全球第3位，僅次于美國和英國。此外，中國作者還發表了495篇引用率占本學科前1‰的“國際熱點論文”，占世界總數的18. 0%，排名也居于第3位。基于斯高帕斯數據庫的統計也表明，中國的高被引論文與論文總量同步迅速增長，雖然前者在全球的占比仍低于后者。

科學研究之外，中國在技術創新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高速增長，雖然不如科學成果那樣可觀。技術創新最常用的測量指標是專利數量，雖然它并不能完整地體現一國的全部發明創造。按照各國專利局批準的專利數量統計，中國在2013年已經排名世界第一了。

由于各國專利體系存在較大差別，各國專利局批準的專利數量并沒有多少可比性。相較而言，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使用的“三方專利”可以反映一國獲得國際認可的專利數量，它是指向美國、日本和歐洲專利局都提出申請，并且至少已在美國獲得專利權的同一發明。2013年，中國發明人擁有1897項三方專利，占全球總數的3. 51 %，排在世界第6位。根據美國專利局授權國外專利的數據，2015年中國的專利數量為8116件，尚落后于日本、韓國、德國和中國臺灣。

此外，根據中國科技部發布的“國家創新指數”，2012年中國高端技術產業創造的附加值占據全球產值的24. 5%，在世界各國中排名第2位，與美國的差距在日益縮小。中國本土制造業中高端技術產業的附加值也從2000年的9. 6%升至2012年15%。中國高技術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該類出口貿易額從2005年的2183億美元上升到了2015年的6553億美元（見表1）。

中國在最近二十年的創新表現非?？捎^，各項科技指標的增速不僅超過了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也超出了發達國家。同時也應注意到，中國雖取得了一些重大科技成果，平均質量還落后于不少先進國家，具有相當大的提升空間。

科技創新一般由經濟發展和教育進步所推動，下一節就來分析中國的科研經費和人力投人狀況。

三、科研經費與人力資源

2015年，中國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總計為1. 42萬億元，比2001年的2589. 4億元增長了四倍多（見表2）。按研發人員全時工作量計算的人均經費支出為37. 7萬元，也比2001年的7. 4萬元增長了4倍。按照匯率計算，2013年中國的研發經費已經位居世界第3位，僅在美國和日本之后。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當年美國的研發經費占據全球總額的27 %，而中國則高達20 % ，穩居第2位。在2003年到2013年的10年間，中國在全球研發經費的增量中占到三分之一，美國則為五分之一。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要求各級財政預算中科技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達到5%，科技經費增速高于財政收人的增速。中國研發經費的投人強度，即研發經費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經從1995年的0. 57%上升到了2015年的2. 07 %。當前中國的經費投人強度不僅超過印度和俄羅斯（1. 2%），也高于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盡管還低于美國、日本和德國。逐年遞增的科研支出不僅增加了科技成果的數量，也提高了它們的質量。例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年度經費在2015年升至258. 4億元，當年中國在最具影響力的國際期刊上發表8286篇論文，其中54. 6%的論文受到了該基金的資助。

就研發經費的部門分布而言，中國也體現出發達國家的特征。早在2002年，中國各類企業的研發經費支出就占到總支出的60.4%，已經成為創新活動的穩定投資主體。2013年，美國企業的研發支出占到全國總支出的71%。與這一比例近似，2015年中國企業的科研支出已經占據全國總支出的76.8%，政府所屬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的支出分別為15. 1%和7. 0%。也就是說，四分之三的研發經費已經由企業使用，這對科技創新的市場競爭和成果轉化具有很大促進作用。

在非西方民主國家，公民的教育程度一般較低。中國以前也只是普及了義務教育，最近二十年則經歷了大規模的高校擴招，選擇扶持一批重點大學，同時送出大批優秀學子到世界各國深造。根據2000年和2015年的全國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中國大陸具有大學程度的人口從4571萬上升到了17093萬人，十五年間增長了四倍多。

2010年，44%的本科畢業生就讀于理科或工科，致使當年中國的理工類畢業生高達110萬，是同期美國畢業生的四倍多。1990年，中國畢業的理工科博士只占美國的5% -7%，到2010年數量就很接近了。

大量理工類專業的本土畢業生為中國的創新活動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資本，海外歸國人員則拉近了中國與世界科技前沿的距離。這一時期很多留學生紛紛回流，使20世紀90年代的流失局面大為改觀。截至2016年底，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達到458. 66萬人，共有265.11 萬留學人員回國發展。雖然這一數字不到全體留學人員的六成，但是考慮當時尚有136. 25萬人正在國外學習，回國人員占到已畢業人員的八成。

由于教育部門不斷輸送人才，2015年中國科技人員的總數達到7915萬人，其中3421萬具有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研發人員總數為548. 3萬人，按全時當量統計為375. 9萬人年，人力資源規模居于世界首位（表2）。然而，每萬名就業人員中的研發人員僅為48. 5人，人力投人強度與英國（133. 1人）和日本（133. 6）等發達國家還存在相當距離。2012年以后，中國研發人員增速顯著下降，從2009年的16. 6%降至2015年的1. 3%，很可能意味著中國科技人才的高速增長時期已近尾聲，盡管中國政府仍計劃在2020年將全時當量提高到430萬人年。

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最近二十年出臺了一系列人才項目，也吸引了大批人才歸國就職，可至少在2008年以前，這些項目并沒有引進很多高端人才。筆者本人的研究發現，2006年之前回到中國的海外人才更有可能畢業于三四流大學和美國以外的國家，本土培養并有過海外訪學經歷的學者才是推動中國科技產出的主力。另一項基于全國科技工作者調查的研究也發現，相對于本土科學家，擁有國外博士學位的海歸科學家并沒有表現出學術和創新上的優異之處。這些研究表明中國的人才政策在“送出去”上比“引進來”更為成功。

中國模式的特征之一在于國家汲取和調動資源的能力，這種能力可以服務于特定的政策目標，高速增長的科技產出也得益于此。不過，要素投人并不能充分解釋中國的“科技大躍進”。全球創新指數包括兩大類數據:投人指標和產出指標，前者包括研發人員和科技經費，后者包括各類科技成果。以產出指標除以投人指標，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國創新效能的比率（Innovation Efficiency Ratio）。用這一比率衡量，2015年中國排在全球第6位，遠高于其第29位的創新排名。可見，中國不僅為創新活動投人了大量資源，也有效地利用了這些資源。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謝宇等研究者也發現，即使考慮到中國的經濟增長水平，其科技成果生產率的增長也很顯著。因此我們需要進一步探尋制度和其他因素的解釋。

四、中國的創新體制

政府主導是中國模式下創新體制的重要特征，這表現在很多方面。

20世紀50年代，中國效法蘇聯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科研機構，政府部門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科研和教育經費的分配與使用。改革開放后，中國將緊缺的資源集中在一些重大的研發項目上，如863計劃和天宮計劃。中國政府還制訂了一系列創新規劃，如20世紀70年代末制訂的《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世紀80年代的《技術政策藍皮書》和2006年出臺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

與美國多頭并舉的創新體系相比較，這種政府主導的創新模式似乎易于走向僵化和封閉，然而它在近年來卻顯示出相當的活力和彈性，并為科技創新留出很大競爭空間。

默頓認為集權國家不利于科技創新，乃是出于以下原因：“……集權國家與科學家之間的沖突，在一定程度上是來自于科學倫理與新的政治準則之間的不一致性，這種政治準則強加在一切之上，根本不考慮職業信義。”他還對比了民主國家的狀況：“無論在把普遍主義付諸實踐時可能會出現怎樣不恰當的情況，民主精神的確是把它當作一個主導性的指導原則的。民主化意味著逐步消除對得到社會重視的能力發揮和發展的限制。成就評價的非個人標準和地位的非固定化是開放的民主社會的特征?！?/p>

默頓的文章寫于20世紀30年代末，主要基于他對納粹德國的觀察。中國在文革時期過分強調階級成分，使科技事業受到很大沖擊。改革開放后，科技領域的政治意識逐漸淡化，鄧小平在1980年接受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1929—2006）采訪時說:“我們學習先進的技術、先進的科學、先進的管理來為社會主義服務，而這些東西本身并沒有階級性?！?/p>

在國內當前的創新體系中，除了在社會科學領域，政治準則并沒有受到特別強調。相反，從單位到個人，基于科研成果的統一標準被廣泛用于考評業績和分配獎金。即使由于社會關系等非正規因素，資源集中于一些重點單位和級別較高的學者，至少在形式上仍然以學術地位為依據。中國的創新體系強調能力標準，這恰恰體現了默頓所說的“普遍主義”原則。

中國在創新體系中也引人了競爭機制，這并非西方民主國家所獨有。20世紀80年代，科研單位就開始試點技術成果的有償轉讓和課題組的自由組合等舉措，通過簡政放權和所長負責制賦予機構自主性，并放松了人員流動限制。科研經費的分配采取基金評審制度，提高了資金利用效率。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科學院等科研院所開始采取合同聘用制，進一步促進了內部人員競爭?？蒲袡C構一方面遵循競爭機制承擔研發任務，一方面也為滿足市場需求推動了成果的商品化，甚至成為生產經營實體。同時，知識產權保護體制的建立和改善也調動了科技人員的創造性。這些競爭機制的產生部分是由于受到外部世界的刺激。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在1994年為《現代科學技術基礎知識（干部選讀）》一書寫作的序言中即指出：“現代國際間的競爭，說到底是綜合國力的競爭，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競爭?！?/p>

非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體制不利于科技創新，很大程度上由于這些國家缺乏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妨礙了思想和信息的產生與交流。中國政府對輿論和媒介的規范和限制的確比一些發達國家嚴格，但限于特定內容，科學技術領域的自由交流基本得到了保證。例如，在1983年的“反對精神污染”時期，國家科委出臺的一條政策規定：“對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術思想，要提倡自由討論，科研工作中要允許有一部分自由選題，管理工作中要進行人才流動和自由組合等試驗。”

學術自由也體現在國際交流方面。據《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參與國際會議的學者從2005年的10476人增長到了2015年的56407人。具有國際影響的科研成果尤其受到褒獎，這促進了國內學者融人國際學術界并謀求合作。源自中國的國際論文約有四分之一屬于國際合作論文，美國學者的國際合作論文也有六分之一是與中國同行合作的。與此同時，許多國外學者也受邀到中國短期訪問或長期工作，這些外籍人才進一步推動了中國創新體系的國際化?？梢?，只要一個國家能夠保障基于普遍主義的競爭機制和學術自由，它是否采取西方意義的民主制度對科技發展并沒有決定性的影響。

在默頓寫作《科學與社會秩序》一文時，全世界只有少數西方民主國家，而且只有這些國家才具有較高水平的公民自由，可今天的情況并非如此。一些采取西方民主的發展中國家并不能夠保障公民自由，而新加坡等“民主化程度”不高的地區，卻具有很高的自由程度。就民主指數中的單項指標“選舉過程和多元性”（Electoral Process and Pluralism）而言，香港和新加坡的得分均為4. 33（滿分10分）;而在“公民自由”一項中，香港的分值高達9. 41，新加坡也達到7. 06。在2015年經濟學人智庫的“民主指數”榜單上，香港和新加坡分別排在第67位和第74位，可它們在當年的“全球創新指數”榜單上都名列前茅（第11位和第7位）。可見，相較于選舉制度，一個社會的自由程度與科技創新的關系更為密切，默頓的命題應當相應加以修正。

對比中國和印度的創新表現，這一點就更加分明。印度的創新體系不像中國那樣由政府主導，一些學者認為它理應更具活力，可事實上中國的創新表現明顯勝出印度。印度在建國后就實行西方民主制度，但長期以來沒有采取市場導向的政策;中國屬于非西方民主國家，市場化改革卻較為成功。2015年，中國在全球創新指數上的排名將印度（第81位）甩出了五十多位，雖然兩國的歷史和國情都具有可比性。2013年，源自印度的科技論文占全球總量的4. 2%，也遜于中國18. 2%的份額，這點成績還是在印度推行市場化改革之后取得的。一位著名的印度經濟學家雖然認為西方民主體制比集權體制更能推動科技創新，可他也承認只有在開放和競爭的市場條件下才會如此。

五、其他因素和中國模式的弊端

除了大規模的要素投人和競爭性的制度助力，其他幾項因素也有利于中國現階段的科技發展。

一是規模經濟。在內部語言和技術相近的條件下，一個國家的人口規模越大，創新活動也越頻繁，創新傳播的速率也越高。中國的大一統狀態曾被認為造成了明清兩代的停滯局面，它在今天又為創新活動提供了巨大的舞臺。規模龐大的人口和市場意味著維持一個創新體系的某些必要成本相對較低，一項創新會惠及更多消費者，創新活動的需求更有可能在體系內部得到滿足。規模經濟有助于解釋為何中國的創新效能排在全球第6位。相比之下，小國就不太可能出現規模經濟，與外部世界的交流存在較大障礙，內部資源配置的流動性也較低。

其二是后發優勢。過去二三十年，美國等發達國家推動著全球科技前沿發展，中國的決策者本著“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通過征求專家意見，便能跟蹤全球科技的前進方向，并在這些領域集中分配資源。在科技計劃的實施過程中，中國政府大體能夠適時調整計劃，因此不會導致體制下的低效和僵化。較差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甚至成為中國創新的優勢—科研人員可以通過仿效國外成果掌握大量技術，而不必“重新發明輪子”。例如，通過引進和學習節能技術，中國的重工業成功地減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其三是公眾支持。一個創新體系若想得到良好發展，需要社會公眾的理解和尊重，至少他們的情感和價值與科學觀念并不抵觸。中國公民的科學素養不算很高，可75%的公民贊成政府支持基礎科學，盡管它不能很快產生效益。科學家在美國的薪酬低于醫生和律師，而在中國則高于這兩種職業，這有利于學術界吸引人才。相比于美國等國家，干細胞和全球變暖等研究課題在中國存在較少的公共爭議，這為研發人員提供了寬松的社會環境。

資源、制度和中國的特殊優勢，共同造就了過去二十年的“科技大躍進”。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模式下的創新體系近乎完美，它其實面對著不小的問題：中國主要以工具理性的態度對待創新，科學作為目的而非手段的定位依然缺乏堅實基礎。這種功利性的價值導向和制度安排很可能會影響到未來中國能否成為創新型大國。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將科學技術視為“第一生產力”，強調“科學技術工作必須面向經濟建設，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這一論斷一方面大大提高了科技工作者的社會地位，另一位方面也將科技當作發展經濟的手段——盡管是最重要的手段。后來的領導人承接了這一觀念，如時任總書記江澤民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報告中曾強調:“振興經濟首先要振興科技。只有堅定地推進科技進步，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取得主動。”這些論述無疑是正確的，只是在政策實踐中易于強調其經濟效用，而非科學精神。

例如，雖然經費和人員數量逐年增長，中國對基礎科學的重視仍然不足。2015年，基礎科學研究經費在中國研發開支中的比重僅有5. 1 %，而發達國家一般達到15%以上。這一比例多年未變，2001年基礎科學經費的占比也是5%。從事基礎科學的研究人員在全部研發人員中的比例甚至逐年下降，到2015年才有所改觀。當年基礎研究人員有25. 3萬人年，占全國研發人員6. 7 %，人均經費明顯少于應用研究人員。從1997年到2015年，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曾多次出現空缺，也說明中國在基礎科學領域的突出成果較少。

盡管強調學術標準和競爭機制，缺乏科學精神的“量化考核”趨于變成形式上的數字游戲，也助長了功利主義的科學觀。由于在科研獎勵和職稱評定中強調論文數量和期刊級別，許多中國學者已經放棄鉆研更基本但周期長、產出慢的科學問題。許多科研領域的腐敗現象，包括抄襲他人、購買論文和偽造數據，也由此而來。在中國科技落后于發達國家的情況下，這尚不構成嚴重危機，因為總有前沿可以效仿。當中國與外部世界的創新差距日益縮小，工具理性就不足以支撐中國進一步的科技發展了。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近年來中國的高速科技發展，引出了一個科學社會學的問題：為何一個非西方民主國家能夠在短時期內提升其創新能力?在所有非西方民主國家中，中國的科技創新表現最佳;而在所有創新能力較強的國家中，中國是唯一不具有西方民主體制的。

本文從要素投人、制度安排和特殊享賦等角度初步解釋了這一例外現象。中國的經濟增長為研究機構和企業提供了大量研發資金，依此產生的科技成果轉而又推動了經濟發展。中國的大學擴招和留學潮為國內科技發展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資源，不僅使有研究能力的人才進人合適的崗位，也帶回了發達國家先進的科技知識。中國整體的經濟社會環境保證了科技創新所需要的投人要素。

中國的科技進步并非僅僅依靠要素驅動，其創新效能也居于全球領先地位。中國的創新體系重視能力標準，建立了相應的激勵手段，并引人了競爭機制，這些做法體現了默頓所說的“普遍主義”。改革開放后的政治綱領重申了普遍主義原則，它在多個領域均有體現，也包括科研系統。學術自由也便利了創新成果的引進、學習、產生和傳播，幫助中國逐漸與國際學術界接軌，并成為其中的重要成員。

總體來看，這一時期中國的社會規范有利于推動創新，我們也可以依據中國案例，以及香港、新加坡和印度等地的經驗，對默頓的命題提出修正:保障開放和競爭的公民自由社會，而非采取西方民主社會，更有利于科技創新。此外，規模經濟、后發優勢和公眾支持也為中國的創新活動提供了有利的社會經濟條件，后續研究可以進一步揭示這些因素的影響程度。

與此同時，中國依然從工具理性視角看待科技發展，這種功利性的價值導向不重視基礎科學，助長了學術腐敗。有鑒于此，在向創新型大國轉變的過程中，中國應當強調創新中的科學精神，突顯科學自身的價值，主要從學術意義而非經濟或政策意義上分配科研資源。與此同時，中國應堅持對外進行密切的合作，對內促進公平的競爭，為學者們創造便利而又緊張的研究環境。學術評價的重點應從數量轉向質量，從形式轉向內容。在國際化的進程告一段落后，中國也應對海外人才和本土人才一視同仁，將外文期刊和中文期刊平等對待，進一步貫徹普遍主義的原則。

在新一輪的全球創新格局中，中國如能繼往開來，再接再厲，有可能趕超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科技強國。

（本文原刊于《公共行政評論》2017年第6期，原題：“中國模式與創新績效:科技‘大躍進’的多重成因”。略去參考文獻，正文略加重新編輯并由作者審定。經授權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