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非（章靜繪）

上海政法學院的青年學者鄭非長期致力于比較政治和族群研究，在最近出版的《帝國三部曲》前兩卷《帝國的技藝》和《帝國的失敗》中，他對古代和近代的帝國做了探討。在接受《上海書評》的專訪時，他從帝國如何應對內外壓力這個角度，剖析了“帝國的統治之道”這一問題。

《帝國的技藝》，鄭非著， 一頁folio |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480頁，79.00元

《帝國的失敗》，鄭非著， 一頁folio |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392頁，69.00元

先從您的學術興趣聊起。您為什么對“帝國”這個話題感興趣？

鄭非：我談帝國，主要還是把帝國當成一個歷史教訓。我們過去一般都把帝國當成“強國”的同義詞，而西方學者多數將帝國當成一種“延伸政體”（extended polity）來討論。換句話說，如果不局限于將帝國看作強國、王朝或者皇帝的別稱，而是將之視為一種延伸政體的話，顯然，帝國的治理方式對今天的我們來說是具有借鑒意義的。因為帝國控制的土地足夠廣闊，管轄的民眾也足夠多樣。不過，在我個人看來，帝國其實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極端案例，從政治治理角度而言，我甚至覺得，帝國相當于某種疑難病癥。

我們不妨來看看歷史上的各個帝國。無論英帝國、法蘭西帝國、俄羅斯帝國還是哈布斯堡王朝，它們都是幅員遼闊甚至涵蓋全球的大帝國，治理的人民常常過于億萬。當一個帝國涵蓋的土地如此之廣、治理的人口如此之多時，治理方法絕對不會如同許多人所想象的那樣，靠拳頭來恐嚇民眾合作。原因很簡單，這樣做效率極低，成本極高。從帝國統治者的角度來看，他總是在尋找各種方式來獲得民眾的配合，而這種配合，無論對皇帝、帝國還是余下的人而言都是有利的。在古代，這種配合其實比較容易獲得，對地方上的頭面人物，皇帝只要愿意封官許愿、締結姻親，再賞賜一點地方自治權，一般都能拉攏。到了近代，隨著大眾政治的出現，這種配合不可避免地就要以某種政治契約、政治安排的方式出現。

為什么呢？因為一個近代國家往往可以通過大眾政治聚集充足的國力，隨后在國際競爭中占據優勢，在這種刺激之下，其他國家都要相應地向大眾政治轉變。也就是說，只要有一個國家完成了這種轉變，其他國家都要相應地隨之轉變。比如，近代歷史上英國之所以能夠不斷打敗法國，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率先向大眾政治轉變的英國在舉債上具有極大優勢，能夠以足夠低的利率，從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汲取充裕的資金，打起仗來無往而不利。既然法國被英國擊敗，自然就要隨著英國轉變。法國大革命的導火索之一，不就是法國要推行金融改革嗎？

當一個國家不可避免地向著大眾政治轉變的時候，拉攏幾個地方上的頭面人物就不管用了。拿選舉來說，過去只要賄選幾個關鍵選舉人即可，現在面對這么多選民，再靠利益收買顯然不可行，只能以政治制度、政治安排的方式來尋求民眾的配合。對帝國而言，這尤其必要。比如，俄羅斯是一個傳統的大陸帝國，俄羅斯帝國在兼并芬蘭之后，不僅允許芬蘭人擁有自己的議會、軍隊、郵局和財政，保有自治的權力，實際上還允許他們推動比俄羅斯本土更為先進的政治改革。各個帝國發展到了一定階段，都會發現這種政治安排是必須的。實際上，也有很多政治家在事情走到這一步之前早有預料，預先做了很多安排，這就是帝國的政治改革運動。無論是在英國、法國、俄國還是奧地利，都發生過這類帝國改革運動，而且不止一次。正是面對不斷變換的形勢，帝國需要不斷地隨之變形。

近代帝國與大眾政治這個話題，后面再請您詳談。想先問您的是，您在書中重點關注羅馬帝國，將它與各種帝國做對比，這是出于什么考量？

鄭非：因為羅馬帝國太重要了。現在西方人對帝國的觀點基本上來自羅馬人，羅馬是西方意義上的第一個大帝國，很多制度設置被后來的政治思想家所繼承，進而成為衡量帝國的標準。

比如，羅馬帝國的一大特點是政治上的開放性。我在《帝國的技藝》中將羅馬與秦漢做了對比。我們都知道，秦國一統天下，書同文，車同軌，設郡縣，是一個大一統的帝國，而羅馬帝國不是。秦人征服六國之后推行郡縣制，由中央派出官吏，編戶齊民，將被征服的地方的民眾組織起來進行管理。而羅馬人攻占某個地方之后，則會將當地的上層人物吸納為羅馬公民，不會強求當地的社會習俗、政治文化羅馬化，保留地方自治。所以，英國政治學家芬納形容羅馬帝國是個股份公司，子公司是各個自治市，羅馬帝國只不過是眾多子公司之上的一個組織協調機構。中國歷史上一旦王朝崩潰或者發生內亂，地方上會出現各種裂土為王的情況，而羅馬帝國的地方分裂主義情緒則相對較弱。秦漢時期的人口高峰大概有六千萬人，約有一萬個中央政府的官員來管理這六千萬人，而羅馬帝國中央政府的官員也就兩百人左右，總人口卻有一億之多，基本上靠地方自治。秦帝國的地方單位是郡縣，而羅馬帝國的地方單位是城市，這是有它的意義的。

為什么羅馬帝國會認可城邦自治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羅馬去古不遠，當時的人們都認可城邦的合法性，羅馬本身就是從一個小的城邦逐漸擴張壯大的，不得不在制度設置時將權力下放給城邦自治。秦相對于六國自然是少數，可是它本身作為一個國家稱得上是廣土眾民，它在建立自身的政治系統的時候，用不著爭取被征服的民眾的配合。這點羅馬是做不到的。所以，羅馬帝國最終成為一種具有開放性的政治協調機構，地方上能夠自治，保留了大量特權。以后西方的政治人物、政治思想家回看羅馬的時候，都能觀察到這些層面，這也形成了西方的一種帝國范式。就像中國在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大一統一樣，西方人也在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羅馬化。

您在書中談到，其實羅馬人并不熱衷于擴張。能請您展開談談嗎？

鄭非：我個人認為，在帝國的擴張過程中間，不可避免地要帶來某種困難，我稱之為“帝國壓力”。我在書中也講了，羅馬人的擴張是具有自毀性的，摧毀了最開始使它能夠擴張的這些東西。羅馬人的軍事實力實際上建立在公民兵的基礎之上，羅馬人強調法律義務，羅馬的政治體制也帶有很強的共和制色彩。而在羅馬持續擴張的過程中，造就了一個寡頭集團，這個寡頭集團不斷對羅馬既有的法律、既有的社會形成沖擊，從而破壞了羅馬規模內部的穩定和平衡。最后，我們都知道，在愷撒、屋大維身上，實現了羅馬共和國向羅馬帝國的轉變。

從這個角度來講，羅馬的對外擴張實際上摧毀了羅馬社會，這就是“帝國壓力”的一部分——帝國對外擴張，不斷從外部汲取資源的時候，會不可避免地對國內經濟和社會生態產生沖擊。舉個例子，西班牙人征服美洲，將大量的金銀帶回西班牙國內，反而對整個社會的生產能力造成巨大破壞。經濟學上說這是“資源的詛咒”，可是，這些資源不就是帝國掠奪而來的嗎？我更愿意稱之為“帝國的詛咒”。

“帝國壓力”的另一部分，就是帝國向外擴張所付出的成本。擴張并不是沒有代價的，誰來承擔這些代價呢？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上常會提到一句唐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一個王朝的開疆拓土、建功立業，代價是“春閨夢里人”的淚水，歷代帝國無不如此。我在書中講到俄羅斯帝國時也說了，俄羅斯民族作為俄羅斯帝國的主體民族，在帝國向外擴張的時候，付出的血淚最多，而得到的收獲最少。所以，一個帝國的形成對最初構建帝國的那個核心群體而言到底是好還是壞，真的很難說。

用您前面提到的那個公司的比方，就相當于這個公司的原始股東沒有從中得到好處。

鄭非：他們的股份被攤薄了，而且要承擔很多改革代價。英國人對這個問題是看得最清楚的。當英國在十五、十六世紀開始從一個孤島走向大海的時候，不少英國思想家引述羅馬人和西班牙的例子，討論對外擴張對英國人的利弊得失。他們也知道，隨著國家的發展壯大，成為帝國恐怕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要成為一個什么樣的帝國，就是一件需要鄭重考慮的事情。他們有一個很大的顧慮：不斷對外擴張會造就一支龐大的軍隊、一個強大的官僚統治集團和一個強勢的國王，最終會不會給我們自己帶來損害？

所以，在英國人看來，英國一定不可以是領土擴張式的帝國，就像羅馬帝國和歷史上其他所有帝國那樣，這些都是“片”狀的帝國，英帝國應該以“點”狀的方式存在。具體而言，英帝國要在海外成立基地，基地要以商業為主導，依靠海軍來維持本土與這些基地之間的來往。對英國人來說，他們并不樂意征服大片土地，只希望通過對“點”的控制，保證對“片”的影響，從而在擴張與自由之間達到平衡。英國人一開始就考慮到了帝國擴張之后可能造成怎樣的損失，想要通過制度設計來加以規避。就帝國起源這個問題而言，英國政治思想家的思考之深入，可以說是無人能及。

“帝國壓力”除了擴張對自身的破壞、擴張的成本代價，還有哪些壓力？

鄭非：還有就是帝國在管理上的困難。尤其到了近代，這種管理上的困難就更大了。比如，一個帝國想要對地方——尤其是邊緣地區——進行經濟上的整合，應該怎么辦呢？一般來說，我們會覺得，地方發展不起來，主要是因為中央給的撥款不夠多，只要中央將足夠多的錢撥給地方，讓地方融入帝國的統一市場，把地方上的經濟發展起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就能越來越好。這是一種邊發展邊融合的思路，不過，從實際情況來看，這種加大對邊緣地區的財政支持，鼓勵邊緣地區加入帝國統一市場的方式，常常是行不通的。原因很簡單，地方上的那些頭面人物很可能利用自己的中間人地位去扭曲帝國的各種思路，為自己牟取特殊利益。英國史學家邁克爾·赫克托在他那本名著《內部殖民主義》中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愛爾蘭人不愿意成為英國人？他說，我們英國人往愛爾蘭砸了那么多錢，而且也統治了那么久，為什么愛爾蘭還與我們英國人離心離德呢？就是因為這種“中間人效應”的存在。

《內部殖民主義》，邁克爾·赫克托著

這就回到我前面講的近代帝國與大眾政治這個問題了。在古代，拉攏一個地方的上層精英，就能對地方上進行整合，可是到了近代，拉攏一個地方的上層精英，會造就當地的社會分裂。帝國為自己制造擁護者的同時，也為自己制造了反對者——就是那個地方新興的中上階層。也就是說，僧多粥少，帝國把這碗粥給了其中一方，就會遭到另一方的激烈反對。他們之間產生激烈沖突，帝國就會受到波及。所以，通過古代那種人事關系的方式來整合整個帝國，到了近代，實際上是越來越困難了。這時就需要一種制度設計，對地方上通過政治制度來整合：或者對地方上的精英特殊對待，賦予他們某種特權，或者保證地方上的精英能夠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央政權，成為國家精英的一分子。但是，無論選擇哪種制度設計，都會遇到這樣那樣的難題。成為一個帝國，往往就會面臨一種內外交困的情況。

您前面也談到了，帝國會審時度勢地不斷變形，能否請您具體舉例來談談，帝國怎樣根據形勢變化來舒緩壓力？

鄭非：就以哈布斯堡王朝為例。哈布斯堡王朝到了末期，采取了一種非常特殊的手段——以隔離求和平。具體而言，就是通過分離達成和解。這種分離并不是地域上的，實際上今天的聯邦制就是從地域上將各個民族分離，讓每個民族在各自的領土上實現自治。可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口組成比較特別，十幾個省中，除了少數幾個省的人口是單一、均質的，其他所有的省的人口幾乎都說三種或四種語言，處于一種混居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地域分離的方式就不可行了。哈布斯堡王朝對此的設想是，通過制度來加以分離，具體而言，就是在奧地利帝國內部執行某種民族認定程序，無論國家政策的制定還是財政與社會資源的分配都以民族因素為考量，從而將各個民族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生活區別開來。這與聯邦制下的地方自治是截然不同的，形象一點來說就是，在一個大家長的監管之下，帝國分別向下轄的各個民族提供政治與社會服務，將它們隔離以求社會穩定。

這套過去無人想到的統治方法，其實相當精妙，我們今天仍然能夠看到它的延續，這就是所謂的“文化自治”。這種以隔離求和平的方式并不是某個或幾個皇帝的一時心血來潮，也不是暫行的臨時舉措，基本上是當時奧地利社會內部所有人的共識。

為什么會凝聚成這樣的共識呢？當時奧地利下屬的各個民族興起了很多民族主義運動。當然，其中原因比較復雜，這里就不多說了，可以明確的是，民族主義運動興起是奧地利帝國末期的一個典型特征。不過，這些新興的民族主義者通常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具有革命性，不是一心想著要獨立出來、另起爐灶，他們基本上都能認識到，也都承認，哈布斯堡王朝統治對自己民族的利處。他們的訴求是，通過某種方式對帝國進行改革，讓各個民族能夠共同生活在一個大家庭中。不妨這么說，當時奧地利下屬各民族對哈布斯堡王朝的預期，其實就是今天歐盟的雛形。要想同時滿足大家共同生活的愿望和民族主義的訴求，最終的出路就只能是分離了：在同一片領土上，同時存在好幾種不同的政府機構、社會機構，大家日常的經濟生活在一起，而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分開。換而言之，就是一片領土上同時存在幾個國家。

這套方法其實是眾多政治思想家的思想的結晶。比如，“文化自治”這個說法就是當時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倫納提出的，在他看來，如果各個民族都堅持領土自治，要求在這片領土之上必須有一個主導民族，所有人的政治生活都必須聽從主導民族的安排，只會導致民族關系的惡化，而文化自治能避免這個問題。

卡爾·倫納

不過，這種方法也不是沒有缺陷的。要想推行文化自治，先要進行民族認定，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分門別類地提供服務。可是，民族認定這個程序本身就帶有強烈的分裂作用。比如捷克，有很多人同時講德語和捷克語，是把他們認定為德意志人好呢，還是認定為捷克人好呢？實際上出現過這種情況：很多講捷克語的人聲稱自己是德意志人，因為德意志人的學校更好——這其實與中國的情況有些類似，人人都想住在好學區。這樣一來，捷克人社區的領袖非常不滿，認為德意志人故意與他們搶奪生源，德意志人也不開心，認為這么多捷克人涌進德意志人的學校，拉低了教學質量。這套認定程序沒有出臺之前，大家還可以裝裝糊涂，出臺之后，這個糊涂就裝不下去了。

所以，我們不得不承認以下事實：旨在管控族群、語言、宗教和經濟分歧的各種機構、政策和做法，往往也將這些分歧固化甚至強化了。無論前面提到的文化自治還是地域自治，都是通過在制度上凍結各個帶有自治傾向的民族之間的分歧，來確保和平，而這種凍結反過來也加強、鞏固了這些分歧，筑成了進一步分離的基礎。這里存在一個悖論：你把大家區分開來，確實能夠帶來和平，可是也導致了大家從此區分開來這個后果。當然，當時的人們也看到了這種可能，那么，從政治上來講，要妥善處置這些分歧，就需要一個強大的協調機構，由哈布斯堡王朝這個強有力的大家長予以安排，可是，在一戰當中哈布斯堡王朝崩潰了，這套政治安排的主體不復存在，這個悖論的分裂主義傾向也就體現出來了。

曾經看到有的網友問，哈布斯堡王朝倘若沒有在一戰中消失，中歐會變成什么樣？說老實話，我有時也在遐想，如果哈布斯堡王朝通過某種改革繼續存在下去，成為各民族之上的一個大家長，隨后通過一個人數較少而純度更高的多數民族——也就是德意志人——來發揮穩定的作用，中歐會不會變成一個小歐盟？如果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一個皇帝不是那位約瑟夫的話，結果會不會不一樣？不過，這些都只是如果而已。

這種假想還挺有趣的，當時的民族主義席卷整個歐洲，哈布斯堡王朝作為一個靠“裱糊”度日的老大帝國，撐得過一波又一波的沖擊嗎？或者，我換個問法，哈布斯堡王朝需要滿足哪些條件，才能夠規避這些風險？

鄭非：要問哈布斯堡王朝能不能夠應對一波又一波的沖擊，既有正面的例子，也有反面的例子。

正面的例子就是捷克人。捷克的獨立領袖就是馬薩里克，他堅決主張要為捷克民族在哈布斯堡王朝下尋找獨立性，可是一直到一戰之前，馬薩里克在捷克獨立這個問題上一直都是猶豫、搖擺的，有時他會指責哈布斯堡王朝在道德上是墮落的，宣揚反對這個王朝是自己的使命所在，有時他又會聲稱捷克人的理想是維持這個帝國的存在，大家還是想要生活在這個帝國的統治之下的。馬薩里克本人在奧地利的國民議會里當了好幾任議員，應該說，帝國對他不薄。我們現在一般將捷克人視為哈布斯堡王朝的頭號反對者，如果連捷克人的領袖都這么想的話，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到底是算穩固還是不穩固呢？

托馬斯·加里格·馬薩里克

反面的例子是匈牙利。如果說捷克人是最大的反對者，而匈牙利人就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匈牙利人實際上是擁有政治獨立的，他們迫使哈布斯堡王朝接受了雙重統治。而從政府內部來看，我個人覺得，匈牙利人擁有相當大的特權，相較于其他民族，他們的財政負擔更少，得到的帝國財政撥款更多，而獨立愿望卻是最強的。 

所以，看了一正一反兩個例子，我認為，哈布斯堡王朝的解體既有結構上的困難，也有策略上的失敗。結構上的困難是，它本身的政治框架限縮了改革的可能；策略上的失敗則是，它在許多關鍵歷史時刻做出了錯誤的決定。這就使得我們很難去判斷，它的解體到底是歷史的偶然還是歷史的必然。我很想說是偶然，但是我又能看到結構上的缺陷；我很想說是必然，但是這個結構缺陷并不一定會導致它的解體。

前面您以哈布斯堡王朝為例，談到了帝國通過“文化自治”的方式來緩解壓力，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方式嗎？

鄭非：為了方便起見，我們假想存在一個皇帝，讓他作為主人公，來思考自己會用什么樣的策略來應對帝國壓力。首先，在政治層面上，這位皇帝可能會有兩種思路。

一種思路是，在這位皇帝看來，帝國壓力的成因可能在于帝國的中心地區和邊緣地區的關系太緊密了，最好予以分散處置。就像我們之前談到的英國那樣，英帝國采取的是對“點”的統治，之所以如此，無非就是擔心帝國向“片”擴張的過程中，會極大地提升成本，使得帝國本身失衡。皇帝本人可能也會故意讓帝國的制度松弛下來，統治關系不要那么明確，指令性、計劃性不要那么強。整個帝國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治理機構，對屬地的治理看上去也模模糊糊的，治理權交給地方人士，皇帝主要通過非法理的渠道來對屬地施加影響，也就是說，這種施加影響的方式不是強調我對你擁有主權，而是著重于關注彼此之間的文化親緣關系、經濟合作關系、政治協商關系，目的就是為了在帝國治理之中制造足夠多的彈性。皇帝可以讓整個帝國非正式化：我的帝國只是一個影響的帝國，而不是管理的帝國、控制的帝國、命令的帝國；我是通過影響你的方式來實現治理，至于怎么影響，就是通過潛規則。這是一種非正式的思路。

與這種思路截然相反的另一種思路是，這位皇帝盡可能地使帝國正式化。中央和地方的關系要足夠明確，中央政府要足夠強大，可以一竿子捅到底，對屬地的管理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派遣官員。如果中央政府愿意付出相應的成本，也可以這么做。這是一種正式的思路。

前面的兩種思路都是政治層面的。在社會層面，也是兩種思路。

一種思路是，盡量讓民眾內外有別，把帝國中心地區的民眾跟邊緣地區的民眾區分開來，不把大家看成同一種人。這位皇帝可能會想：我不要求你們有同樣的文化，不要求你們說同樣的語言，也不要求你們有同樣的習俗，你們就是不一樣的人，只不過是共同生活在一個大家庭里。這是一種隔離的思路。

而另外一種思路是，盡量將民眾吸納過來。這位皇帝會要求民眾都成為同一類人，大家要有同樣的文化，說同樣的語言，一旦你擁有某種文化資質，你就成為與其他帝國國民一樣的人，可以從事帝國的任何一種事業，實現向上的階級流動。這是一種同化的思路。

一個帝國可以在政治制度上采取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設計，在社會層面上采取隔離或者同化的設計。如果我們把這兩種思路組合形成交叉的話，會發現三種比較穩定的實踐和一種不太穩定的實踐。換句話說，帝國可以打一套組合拳。

這套組合拳中的第一種做法叫“非正式隔離”。這個形態下的帝國，組織是比較松散的，某種程度上缺少正式制度與統一的國民身份所帶來的向心力，但也正是因為它的松散性，避免了政治制度中因為名實相副所導致的矛盾沖突，帝國內部的聯系可以比較有彈性。我讓英國人來當典型。

第二種做法叫“正式同化”。這種形態下的帝國有點類似于在建狀態中的民族國家，擁有強大的中央政府，同時也對帝國的所有民眾一視同仁。這個典型是法國人。

第三種做法叫“正式隔離”。這種形態下的帝國通過一個強大的、明晰的中央政府將民眾區分開來，不強求帝國社會內部的整齊劃一。這個典型是哈布斯堡王朝。

第四種做法叫“非正式同化”。這種形態下的帝國，政治組織本身是比較松散的，沒有成文法規來約束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但又同時在社會方面推行一套一體化的政策，追求社會內部的統一。我讓俄國人來當典型。

有一件事情很有趣，上面提到的四個帝國在崩潰之后，都有人表示懷念。可是，其中英國人可能是被人懷念得最多的，法國人和奧地利人也有人懷念，而人們通常不會對俄羅斯帝國表示懷念。在我看來，一個最大的問題是，俄羅斯帝國的治理模式是不穩定的，一方面它的帝國組織比較松散，另一方面，它又追求在一個競爭性的環境下推行社會一體化的政策，這兩個目標如果同時進行的話，就會帶來巨大的問題。這是歷史發展已經證明了的。